沈传河

(山东理工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 淄博 255000)

笔者发现，在文学作品中，尤其是那些侧重于虚构与表现的文学作品中，存在着大量的隐性价值判断，值得关注与探究。这里所谓的隐性价值判断，大致是指那些蕴含于文本之中但并没有明确地形之于语言的价值判断。今拟就明清小说中的部分例证作初步探讨，尝试为之，还望专家学者多多批评指正。

一、从《聊斋志异·黄英》说起

在《聊斋志异》500余篇①小说中，其重要性是不均等的，有一些篇目非常重要，其中即包括《黄英》一篇。“《聊斋志异》虽为志怪传奇体小说，但在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这一点上，特别是在反映现实生活的广度和深度上，都无可比拟地超出了它以前和同时代一切同类作品”[1]589。这种评论是中肯的。其中的《黄英》即是如此。

(一)《黄英》值得多加研究

《黄英》虽系短篇，但却具有丰富而厚重的思想意蕴，全篇贯穿着一种广泛而深刻的现实主义精神，表现出鲜明的时代性，很是值得多加研究与阐释。《黄英》深刻而广泛的现实主义精神，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指向并反映了一定的历史现实：传统文人或曰士人生活困窘。黄英姐弟姓陶，陶生醉酒死后化作了一种菊花叫“醉陶”，其实都是一种暗示，暗指历史上的陶渊明。黄英曾说：“妾非贪鄙；但不少致丰盈，遂令千载下人，谓渊明贫贱骨，百世不能发迹，故聊为我家彭泽解嘲耳。”[2]1449已把问题说得十分明白。在中国历史上，像陶渊明一样经济上不无困窘的文人或曰士人，无疑是很多的。(2)反映了作者所处的明清近世一种新的社会发展潮流，即士商融构。明中叶以降，商业日趋兴盛，商人地位不断提升，出现了士商通婚、士人经商、士为商言等士商融构的现象。《黄英》对这一社会现象、时代潮流显然是有所反映的，如其中写到书生马子才与花商黄英结合、陶氏(暗指陶渊明)卖花赚钱等。(3)反映了作者对于士商融构等问题的一些认识和态度。《黄英》不仅反映了一定的历史现实、当下现实，还反映了作者一定的思想现实。《黄英》文本中包含着两种思想意态，一种是传统的“士”的思想意态，一种是新兴的“商”的思想意态。细读文本会发现，两者之中，作者最终是选择了前者，放弃了后者。

值得欣慰的是，近些年学界对《黄英》的研究呈现出日趋增多和深入的良好态势。今检索中国知网(CNKI)，“主题”检索“聊斋”，再于结果中“主题”检索“黄英”，共得143条结果，其中有4篇博士学位论文，19篇硕士学位论文。再于中国知网(CNKI)“期刊”类作同上的检索，共得92条结果，其中北大核心期刊15篇，CSSCI期刊12篇，其中著名的CSSCI期刊有《文艺争鸣》(1篇)、《山东社会科学》(1篇)、《齐鲁学刊》(1篇)、《安徽大学学报》(2篇)等。②

(二)《黄英》中的隐性价值判断

读硕士时，曾写过一篇课程结课小论文《〈黄英〉思想意态分析》，多年后对其进行了修改与补充，后于《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发表，题目为《〈聊斋志异·黄英〉思想意态分析及启示》。笔者认为，该文通过对《黄英》两类话语(传统的士人话语与新兴的商人话语)的梳理，两种思想意态(传统的“士”的思想意态与新兴的“商”的思想意态)的辩证分析，最后得出的结论是：“《黄英》文本思想肖像的真实构成是传统的士人思想，缺少真正的商人思想。”[3]45

“隐性价值判断”一语，在《〈聊斋志异·黄英〉思想意态分析及启示》中并没有被使用。该文发表后，笔者基于对该文的反思，才逐渐想到这一术语并把它与该文相关联的。笔者认识到，所谓的《黄英》“思想肖像的真实构成”，亦即该小说的思想实质，其实就是隐藏在文本或曰文字背后的一些隐性价值判断而已，这些判断大致可以被揭示和表述为：两种思想意识相比，“我”真正想要的还是传统的“士”的思想意识；“我”若是经济上处于困窘的状态，新兴的“商”的思想意识是可以被拥有和利用的；若是“我”已摆脱了经济上的困窘状态，新兴的“商”的思想意识是可以被放弃的。换言之，作者蒲松龄基于传统的士人思想，对新兴的商人思想的工具价值给予了肯定，而对其目的价值却没有给予应有的肯定。笔者认为，所谓的目的价值，就是某物对于其自身而言所具有的价值。人类近世的历史发展告诉我们，对于商业或曰工商业，只是肯定其工具价值是不够的，还必须同时肯定其所具有的目的价值。

文学作品中的隐性价值判断，虽然它没有形之于语言(包括口语)，变成言语表述，但是它确实实现了价值判断，而并非一种思想的虚无。那么现在的问题是，《黄英》中的上述隐性价值判断是如何实现的呢？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是通过形象来说话的，从而表达着一定的思想意识。《黄英》中，经由语言作者塑造了两类人物形象，一类是传统的士人形象，以书生马子才为代表；一类是新兴的商人形象，以花商黄英姐弟为代表。与之相对应，文本中传达着两类不同的话语，一类是传统的士人话语，一类是新兴的商人话语。与此相对应，文本中也就明显地表达着两种不同的思想意识，一种是传统士人的思想意识，一种是新兴商人的思想意识。这样小说文本中即形成了两条线索，一条是“士”的线索：士人的形象——士人的话语——士人的思想意识；一条是“商”的线索：商人的形象——商人的话语——商人的思想意识。问题的关键在于，小说作者对于这两条线索之命运的安排是截然不同的。菊花精卖菊而大富，府第高起，马子才亦颇受其惠利。后黄英嫁给了马子才，“然遵马教，闭门不复业菊，而享用过于世家”[2]1449。后来在马子才的强烈要求下，陶生也放弃了卖菊的职业，与马一起回家过起了世家子弟的生活，后醉酒而亡。这样，小说中商人的形象就被完全消解了，商人的话语也随之“失语”了，也就意味着商人的思想意识被放弃了。一句话，作者最终完全颠覆、消解了文本中“商”的线索。这样，相关的隐性价值判断也就完成了，实现了：“我”若是经济上处于困窘的状态，新兴的“商”的思想意识是可以被拥有和利用的；若是“我”已摆脱了经济上的困窘状态，新兴的“商”的思想意识是可以被放弃的。相比之下，文本中“士”的线索却命运奇好，它不断地被突显和强化，最终以“胜利者的姿态”留存于文本之中。马子才作为传统士人的代表，其形象一直比较稳定而强势，是他执拗的意志消解了黄英姐弟商人的身份。值得注意的还有，小说中传统士人的形象是后续有人的，陶生有一女，“后女长成，嫁于世家”[2]1451。是“世家”，而不是“商家”，才是传统士人的理想之所在。因而很明显，《黄英》这个文本，它要突显的是传统士人的话语，它要肯定和遵从的是传统士人的思想意识。至此，我们可以看到，小说《黄英》确实完成并实现了一个具有核心意义的隐性价值判断：两种思想意识相比，“我”真正想要的还是传统的“士”的思想意识，而不是新兴的“商”的思想意识。无疑，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作者的思想取向。

二、明清小说中的隐性价值判断例说

明清小说不仅在反映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上记录下了远比它的前代其他作品更为多彩多姿、丰富翔实的社会资料；而且它直接推动了明清之际以哲学为主导的启蒙思想潮流，并成为这股潮流中最为活跃的一部分，从而使我国古代文学在思想上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4]1-2。这种评价是合乎历史发展的实际状况的，是值得肯定和关注的。当然，明清小说中还有另一种现实状况亦不容忽视：明清小说中往往还包含着不少保守、落后甚至是愚昧的东西。我们拟从隐性价值判断的角度来解读评析明清小说，以发现并阐扬其中创新、进步、开明的一面，同时揭示并批评其中保守、落后、愚昧的一面。略举数例，试作说论。

(一)与贞节有关的隐性价值判断

在封建社会，贞节一般是指女子守贞或夫死而不改嫁的节操。围绕妇女贞节的问题，人们形成了自己的贞节观。由于受理学的影响，明清两代成为“中国历史上贞节观念最为严苛的时期”[5]62；同时由于受当时启蒙思想的影响，人们的贞节观又出现了某些新变与超越。这两种情状在明清小说中均有所反映。兹略举两例。

1.《好了歌》中对妻妾贞节的期求

《红楼梦》第一回中，作者借跛足道人的名义创作了一首《好了歌》：

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

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

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娇妻忘不了。

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

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子孙谁见了？

[6]8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说“娇妻”的那四句，即全诗第九至十二句。表面上看，这四句感伤的是，人生在世，生前娇妻相伴，恩恩爱爱，死后娇妻却又另嫁他人了。文字深处，作者实际上是在表达一种期望，期望妻妾在自己死后能为自己守节，不要另嫁他人。这种期望，很容易具体化为一些隐藏于文本背后的隐性价值判断。期望一般时，这种隐性价值判断可能是：她应当为“我”守节，不要另嫁他人；期望强烈时，这种隐性价值判断可能是：她可以为“我”殉节，随“我”而去；期望偏执至极时，这种隐性价值判断甚至可能是：可能的话，可以拿她来为“我”殉葬。这样揭示一下，形之于具体的语言表述，原诗“娇妻”四句中存在的问题就比较明显了。不管期望如何，想法如何，根本的问题是，他(诗中主人公)完全没有婚恋自由的观念，根本不认为妇女在守节与否的问题上应当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如果说守节是一种美德的话，这种美德的践行必应基于一种完全的自由，而任何对妇女守节的期求，都是对这种自由的一种干扰、冒犯乃至践踏。《好了歌》“娇妻”四句所蕴藏的贞节观，在封建社会实际上是比较常见的，它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者曹雪芹的贞节观，因而可以说，对于曹雪芹的贞节观，我们同样需要注意加以具体的分析与批评。

2.《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的新观念

《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以下简称《珍珠衫》)是《喻世明言》中的第一篇小说。该篇写的是一场市民婚变的爱情故事。蒋兴哥与王三巧是一对年轻的恩爱夫妻，蒋兴哥外出经商，无奈留下王三巧独守空房。粮商陈大郎与蔡婆设计圈套，引诱王三巧失贞，于是王三巧与陈大郎有了一段时间的婚外私情。蒋兴哥回来知道了此事，怨愤恼怒之下休弃了王三巧。后来蒋兴哥与王三巧又因事巧遇，重续爱情，蒋兴哥原谅了曾经失节的妻子，二人终于破镜重圆。《珍珠衫》这篇小说，其关键处在于，于文本深处内蕴了一种新的贞节观，一种隐性价值判断：一时或曾经失贞的妻子是可以被原谅的，是可以被接受的。这种隐性价值判断蕴含于小说之中，经由形象的塑造和情节的安排，在小说中得以完成和存在。《珍珠衫》中的隐性价值判断集中体现在男主人公蒋兴哥身上，主要是通过他自主的行为选择来实现的。说蒋兴哥是这一隐性价值判断的代言人，未为确切，确切地说应当是“代而未言”。

“蒋兴哥能对妻子的不贞行为表示理解和同情，这是十分可贵的，也是一种进步的民主主义思想的表现。在明代，封建伦理道德对人们的束缚是非常厉害的，像三巧儿这样的行为，在常人来看是不容赦免的，在夫权思想严重的封建社会，女子犯了这样的过失，轻则辱骂，重则毒打”[7]397。甚至可能会被沉猪笼的。《珍珠衫》富有进步的思想主旨，它试图突破传统落后而严苛的贞节观，而去建立一种新兴的进步而宽容的贞节观。上述隐性价值判断——一时或曾经失贞的妻子是可以被原谅的，是可以被接受的——不正集中体现着这种新兴的进步而宽容的贞节观吗？也就是说，我们所揭示的上述隐性价值判断，对于理解和把握《珍珠衫》的思想主旨是大有益处和帮助的。同时，把上述隐性价值判断明确地揭示出来，表述出来，能够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什么是落后的贞节观，什么是进步的贞节观，还有，我们与这种进步的贞节观距离如何？无疑，显性而具体的东西更容易引起我们的关注与思考。

(二)与孝道有关的隐性价值判断

讲究孝道，本来是人之常情，无可厚非，但古人有时讲究过度，甚至出现了极端化、愚昧化的倾向，对此则是需要加以分析与批判的。明清小说中，有些孝行即是如此。今略举两例。

1.《夏侯惇拔矢啖睛》中的愚孝

《夏侯惇拔矢啖睛》(以下简称《拔矢啖睛》)的故事，发生在《三国演义》第十八回。夏侯惇奉曹操命令先行攻打吕布，与吕布部将高顺遇战。战斗中，曹性暗箭射中夏侯惇的左眼。“惇大叫一声，急用手拔箭，不想连眼珠拔出，乃大呼曰：‘父精母血，不可弃也！’遂纳于口内啖之，仍复提枪纵马，直取曹性。性不及提防，早被一枪搠透面门，死于马下”[8]106。联系小说上下文可知，对于夏侯惇这一离奇的举动，作者是给予了充分的正面肯定的。也就是说，在作者看来，夏侯惇拔矢啖睛的行为，是一种符合儒家伦理道德的孝行，值得予以突显和褒扬。若按作者这一思路去分析和推论，我们很容易发现文本之后隐匿着这样一个价值判断：当身体遭遇伤残时，人子当把脱离自己身体的血肉或器官，吃下去或吞进肚中，方显其一片孝心。这同样是一个隐性价值判断。

对于上述隐性价值判断，我们把它揭示出来，形之于文字，心智正常的读者一看就会发现其不妥，这是一个违背常情常理的价值判断，甚至不乏荒谬之处。最后对其评判的结果，只能是“愚孝”。如果夏侯惇拔矢啖睛的愚孝性质还不够明显，我们可以“放大以归谬”。如果夏侯惇当时是被敌人砍掉了一只胳膊，难道他就应当抱着这只被砍掉的胳膊啃起来，吞下去，直至最终全部吃完吗？答案不言而喻，荒谬不言自明。《拔矢啖睛》中作者对夏侯惇“孝行”的肯定与彰显，其理论依据应当是《孝经》所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9]5问题是，《孝经》虽然强调不要毁伤自己的“身体发肤”，但它并没有说要把自己遭遇伤残而离开身体的血肉或器官吃掉或吞进肚子中去啊！可见，作者于此相关的理解应当是一种曲解或误解。

2.《水浒传》中雷横之孝的失度

雷横在《水浒传》中是个不太引人注意的人物，作者对其着墨亦不多，梁山排座次被排到第二十五位。但小说对于雷横之孝的描写却极具特色，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事情发生在小说第五十一回。雷横当时是郓城县的一小吏，因小事得罪了知县的相好歌妓白秀英，被上了枷锁带到勾栏门首示众。这事被雷横母亲撞见，与白秀英发生冲突，雷母被白秀英一番打骂。“这雷横是个大孝的人，见了母亲吃打，一时怒从心发，扯起枷来，望着白秀英脑盖上打将下来。那一枷梢打个正着，劈开了脑盖，扑地倒了。众人看时，那白秀英打得脑浆迸流，眼珠突出，动弹不得，情知死了”[10]472。这就是《插翅虎枷打白秀英》(以下简称《枷打白秀英》)的故事。

联系该故事具体语境及《水浒传》题旨等，可以看出，作者对于雷横之孝在很大程度上是肯定的、欣赏的，乃至褒扬的。例如，小说中点明强调雷横是个“大孝”之人，来为其罪责作有力的开脱；对雷横暴打并打死白秀英的过程，描述之中，作者有一种“欣赏”之意寓于字里行间；《水浒传》强调传统“孝道”，对相关故事多有讲述，对相关人物多有展现与褒扬。因而，在《枷打白秀英》“大孝”故事的背后，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个隐性价值判断：为了行孝，乃至“大孝”，可以纵情而为，即使是杀掉相关的人也在所不惜。显然，这是一种非理性的行孝方式，很容易走向失度，甚至走向极端，因而是需要分析、批评甚至批判的。雷横的孝行，固然有其合理的成分，但其出于非理性的过度与走向极端也是显而易见的，需要对其作具体的辨析与评判。雷横之孝的故事，与“二十四孝”中郭巨埋子的故事，虽然内容有异，但其精神实质存有一致之处：偏执、失度而走向极端，不无愚孝的成分蕴含其中。

(三)与工商业有关的隐性价值判断

宋元以来，中国的工商业不断发展兴盛，新的社会阶层——市民阶层也在不断发展壮大。与此相应，一些新的思想观念也在不断地产生和传播，这在明清小说中就有不少体现。兹略举两例。

1.《施润泽滩阙遇友》中的正常展现

《施润泽滩阙遇友》(以下简称《滩阙遇友》)，是《醒世恒言》中的一篇。故事发生在明中叶嘉靖年间，地点在苏州盛泽镇。故事中的两位主人公施复和朱恩，皆是养蚕织绸的小手工业者，施复拾金不昧，归还给了失主朱恩，后来施复生意困难时，朱恩主动卖桑叶给施复，以回报旧恩，并且二人结为了兄弟，突显了小说的友情主题。由于二人友情相善，互相帮助，加之施复运气奇好，夫妻勤劳节俭，“不上十年，就长有数千金家事。又买了左近一所大房居住，开起三四十张绸机，又讨几房家人小厮，把个家业收拾得十分完美”[11]220。施复俨然成了当地一个较大的工场主。

工商业在中国其实是源远流长的，但基于农业经济的中国古代文化对其并不友好。商业向来被视为“末业”(农业才是“本业”)，经商被视为贱业或贱流，“四民”之中，“商”在最后，商人往往被贴上“无商不奸”的标签。“工”(古代指手工工业或其工人)的地位与状况虽然好一点，但其实也好不到哪里去。“四民”之中，“工”在其三，有时同样被视为贱流，其技艺被斥为奇技淫巧。受此影响，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往往缺少对工商业正面形象的展示，这种状况到了明清时期渐有改变。《滩阙遇友》便是一个十分典型的例证。小说中，与工商业有关的，其业、其人、其事、其情等，皆以一种基于现实的正常形态来进行展现，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如姚奠中先生曾评论说：“通过施润泽拾金还金和朱恩的受恩图报，不但肯定了施润泽，而且连朱恩，连施的妻子，朱的妻子都予以肯定，这种把市民阶级、小手工业者作为中心人物，正面地予以描写和赞扬，在文学发展史上是了不起的事情。”[12]537

既然如此，透过文字，细心寻觅，我们就能发现《滩阙遇友》中一些蕴藏于文字背后的隐性价值判断，择其主要者，可简略表述为：工商业是社会经济中一个现实的组成部分，一个正常的组成部分；办厂经商是人生发展一种现实的途径，一种正常的途径；商人并非一定远离美德，商人身上同样可以有美德存在；商人之间，同样可以有真挚的友情存在。显然，这些价值取向是具有重要的价值意义的，不管对于理解历史上相关的文学作品，还是为当今的文化建构提供借鉴与参考。

2.《聊斋志异·阿宝》中的婚恋选择

《阿宝》是《聊斋志异》中的爱情名篇之一。该篇男女主人公分别是书生孙子楚和富商的女儿阿宝。孙子楚是一位“痴男”，他爱上了漂亮的阿宝，为了追求阿宝，他甚至亲手砍掉了自己的歧指。后来，孙子楚灵魂出窍，随阿宝而去，历尽波折，痴情不改，后来终于感动了阿宝，阿宝嫁给了孙子楚，二人喜结连理。后来孙子楚又中了进士，进了翰林院。小说的主旨，是肯定和褒扬书生孙子楚的痴情。不过，我们这里所关注的是其中的婚恋选择。

在中国古代社会，尤其是明清之前，门当户对一直是人们婚恋选择的主流形式，士商通婚者自然较少。但到了明清，随着工商经济的日益发展兴盛，市民文化日益传播，人们的婚恋观念也在悄然改变，士商通婚的情况逐渐增多了，这在小说中亦有所体现。在明代，“在‘三言’‘二拍’的艺术世界里，还有些开明的父母已不再受门当户对的约束，主动地支持士商通婚了”[13]123-124。到了清代，《聊斋志异》等小说中亦有这种情况，如本文所举的《黄英》《阿宝》即是。《阿宝》虽然作者主观上是在强调爱情追求中的痴情与真情，但客观上也同时肯定了这种士商通婚的婚恋选择方式，这一点在当时于思想观念方面具有重要的创新意义。推理下去，我们很容易发现小说文本背后的一些隐性价值判断，例如：书生可以娶商人的女儿为妻，商人的女儿亦可以嫁给书生；书生与商人的女儿结婚，是正常的，没有什么；所谓的门当户对是人为设定的，是可以被突破与超越的。把这些隐性价值判断揭示并表述出来，显然效果更好，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去理解《阿宝》的思想底蕴，更好地去理解中国近世人们婚恋观念、婚恋方式的新变化。同时，对于当今的新文化建构，亦不无一定的借鉴意义。所谓的士商通婚，其实类似于今天有人所说的“知识”与“经济”结婚。

三、研究隐性价值判断的作用与意义

研究隐性价值判断，可作两种理解，一是指研究“隐性价值判断”这种说法或曰理论本身，以期达成一种理论上的阐释或建树；二是指秉持“隐性价值判断”这种理论视角，来研究阐释文学作品以期能够获得新的发现。这里讲的是后者。这里拟就上文所举例证，来简要说明研究文学作品中的隐性价值判断有何作用与意义，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由隐而显，挖掘并揭示文学作品中的思想意蕴。隐性的与显性的不同，形式上相反，实际效果往往也相差很大，就价值判断而言亦然。这是我们研究揭示文学作品中隐性价值判断的根本理由。文学是通过形象来说话的，是谓形象思维。既然是一种“思维”，其形象背后就应当蕴藏着一系列无言的价值判断(即隐性价值判断)，这些隐性价值判断往往会构成一个有机的体系，服务于文学作品思想意蕴的建构。因而，这些隐性价值判断非常值得我们去研究、去揭示，从而服务于我们对文学作品思想意蕴的挖掘与阐发。

《滩阙遇友》中，作者主观上是要表现两位主人公之间真挚的友情，但实际上远不止于此。如果仅仅从友情的角度来看这篇小说，真是“亏待”了这篇“大作”。如张稔穰先生就将这篇小说界定为“一篇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小说”，认为“这篇小说，相当具体形象地反映了当时城镇的繁荣状况及手工业者的思想、感情，透露出资本主义萌芽的信息，艺术上也有特点，因而在小说史、经济史上都具有较重要的意义”[14]21。这不是有意的拔高，这篇小说客观上确实具有丰富的意蕴和颇高的认识价值。如上文所示，通过相关的研究与揭示，我们可以更多地去挖掘揭示这篇小说的思想意蕴，使我们对这篇小说的认识与评价更趋明确而全面。当然，上文所示仅是个人尝试，理论上说人们可以对这篇小说有更多的隐性价值判断方面的探究与揭示。

其二，有助于抓住并揭示文学作品思想意识中的要点和难点。每一文学作品，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意态体系。其中包含着诸多事实判断、价值判断、情感判断等，这些判断或显或隐，或轻或重，有机关联，合成一体。价值判断是作品思想意识的基本构成单位之一，因而，我们要想理解把握作品的思想意识，就必须善于分析揭示作品中的价值判断，尤其是其中的隐性价值判断。发现并揭示那些重要的或关键的隐性价值判断，能够帮助我们抓住并揭示文学作品思想意识中的要点和难点。这里所谓的难点，是指那些不易被发现和把握的意识、观念、思想等。

《好了歌》“娇妻”四句，读来很顺口，感觉情理皆通，似乎没什么问题。但深究下来才发现，其实不然。见上所示，此处不再赘述。基于上文所述，进一步考察分析会发现，“娇妻”四句在思想意识层面值得注意的要点有：(1)主人公私心很重，占有欲很强，死而不已，“我死后最好她还是我的人”。(2)至少守节，不设上限，只要条件许可，“让她为我殉节乃至殉葬也是可以的，没有什么”。(3)缺少自由与权利的观念，根本未意识到妇女在守节与否的问题上应当具有自由选择的权利。这些是要点，其实也是一般阅读状态下难以被发现和把握的难点。

《黄英》是一篇思想意蕴非常丰富而深刻的小说，值得多加研究。如上文所示，对《黄英》进行相关解读与揭示，我们会多有发现与领悟。有了这些发现与领悟，我们就能够更好地去揭示把握作品的思想意识。基于上文已有的相关论析，进一步考察思索，不难发现《黄英》思想意识中一些值得关注的要点：(1)困窘时，可以考虑经商致富，但不能恒久为之，因为“我要做的是士人而不是商人”。(2)与其“士商融构”，不如“士商分构”，“我马子才宁愿选择后者”。(3)商业经营嘛，仅具有工具价值而已，并不具有目的价值。这些要点，对于理解把握《黄英》的思想意识十分重要，其中后两点在一般阅读中更是不容易把握，可谓是其中的难点了。

其三，揭示隐秘，服务于文化启蒙的推进与发展。言不尽意，不尽之处，便有隐秘。说话有说话的隐秘，文学有文学的隐秘，文化有文化的隐秘。这里所谓隐性价值判断的问题，实际上就涉及揭示文学隐秘的事。而文学又是文化的一重要组成部分，研究隐性价值判断，揭示文学隐秘，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服务于文化启蒙，帮助我们不断地走向开明。受启蒙运动的影响，有人可能会认为，启蒙运动之前没有启蒙，启蒙运动之后已没有必要再谈启蒙，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启蒙总是存在的，不管哪个历史时期，它总是和人类相生相伴的。原因很简单，世上没有已经完全摆脱蒙蔽的人，人类总是要走在启蒙的路上，启蒙永远都不是完成时。当然，启蒙不一定非要以运动的形式进行不可，换用个体日常生活的形式进行也是很好的。早在先秦，荀子即讲“解蔽”，其实就是在讲启蒙。荀子说：“故(胡)为蔽：欲为蔽，恶为蔽，始为蔽，终为蔽，远为蔽，近为蔽，博为蔽，浅为蔽，古为蔽，今为蔽。凡万物异则莫不相为蔽，此心术之公患也。”[15]387-388也就是说，荀子认为，“蒙蔽”普遍存在，欲使心智开明，“解蔽”总是必需的。

文学中的隐性价值判断会对我们产生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往往是在一种无形无声的状态中进行的，我们一般是觉察不到的，而这也正是文学的高明之处，但有时这种高明是可怕的。就其性质而言，上述影响，有的是积极的、进步的、利于个体启蒙的正面影响；而有的则是消极的、落后的、不利于个体启蒙的负面影响。上文所说“有时这种高明是可怕的”，其实就是针对后一种负面影响而言的。上文所揭示的隐性价值判断，有的主要倾向于产生正面影响，而有的则主要倾向于产生负面影响。但不管上述哪种情况，笔者认为，揭示文本中的隐性价值判断，并明确地加以表述和评价，这样做都是有必要的，有价值意义的。坚持正面取向，抑除负面影响，不管是对于个体启蒙还是对于整体文化的推进，都是十分重要的。

注释：

①据三会本统计，《聊斋志异》共有正文494篇(计入又则与附则)，另有附录9篇(包括2篇附则)，共计503篇。

②检索时间为2021年5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