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君琪

(中国传媒大学 人文学院，北京 100024)

郑光祖是元曲四大家之一，明代何良俊在《曲论》中更将其推为元曲四大家之首[1]6。他的杂剧创作在元中叶以后占有重要地位，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智勇定齐》是郑光祖创作的一部历史剧，有着突出的文学价值及思想内蕴。然目前学界对郑光祖杂剧的研究，多集中在爱情剧《倩女离魂》与文人事迹剧《王粲登楼》上，对历史剧《智勇定齐》的研究则黯然失色，多是片段的论述，少有专门研究，关于剧作对本事的改编亦少有人关注。本文旨在探讨《智勇定齐》对刘向《列女传》中钟离春本事的改编、改编后钟离春形象的特点，进而分析作家改编这一本事的动因，以窥见元代社会的文化思潮与文人复杂的心理状态。

一、《智勇定齐》对本事的改编

钟离春是中国古代四大丑女之一，又名钟无盐。她的事迹最早载于刘向《列女传》，因貌丑无比，年四十有余而未有婚配，但她极有才华，善观国事，有治国之能，遂自请见齐宣王，陈述致齐国危在旦夕的四个问题，被齐宣王采纳，并因此册封为国后。刘向《列女传》对钟离春事迹的记载，主要围绕她劝谏齐宣王一事上，故事简短，情节单一。郑光祖的历史剧《智勇定齐》则在故事背景、故事主题、故事情节等方面对钟离春事迹进行了大幅度改写。

(一)故事背景的重构

在刘向《列女传》中，钟离春事迹发生在齐宣王时期，齐国国内外形势严峻，危在旦夕。钟离春审时度势，以貌丑、年四十余未嫁之由请见齐宣王，成功劝诫齐宣王“拆渐台，罢女乐，退谄谀，去雕琢，选兵马，实府库，四辟公门，招进直言，延及侧陋。卜择吉日，立太子”[2]261。齐宣王听其谏言，并册封钟离春为后，齐国大为安定。

不同于刘向《列女传》钟离春事迹的发生背景，郑光祖历史剧《智勇定齐》对故事背景进行了重构。首先，将钟离春放置在齐国强盛时期。第一折中分别通过齐公子、晏婴、田能、徐弘吉四人的口吻对齐国“封疆宽阔，桑麻遍地，积粟如山，黎民乐业，雨顺风调”[3]438的社会状况进行陈述；其次，将钟离春由四十余岁的中年妇女改写为年方二十，待字闺中的青年女性，她与齐王的会面，不再是因齐国危在旦夕的紧张局面而主动请见于朝中，变为齐公子“晚间作一梦，见一轮皓月，出离海角，恰丽中天，忽被云雾遮蔽。撒然惊觉，正当夜半子时”[3]438。齐公子求晏婴解梦，晏婴道：“今公子无有夫人，未治其内，岂治其外？得此梦境，到来日采猎于桑间，必遇贤哉淑女，可配君子。”[3]439齐公子听从晏婴的意见，采猎于郊野，与正在桑院采桑的钟离春相遇。因钟离春谈吐不凡、有识见，被齐公子聘为正室夫人；再次，剧中设置了秦、燕二国与齐国的矛盾冲突，将齐国与邻国之间的交往、争斗作为展开钟离春传奇事迹的线索。

(二)故事主题的变异

郑光祖《智勇定齐》对刘向《列女传》钟离春事迹的改编，在主题上具有变异性。刘向编撰《列女传》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主要目的在于讽谏时政、规劝君主、安定后宫。班固《汉书·刘向传》记载道：“向睹俗弥奢淫，而赵、卫之属起微贱，逾礼制。向以为王教由内及外，自近者始。故采取诗书所载贤妃贞妇，兴国显家可法则，及孽嬖乱亡者序次为《列女传》，凡八篇，以戒天子。”[4]3291刘向目睹世风奢侈淫乱，赵氏姐妹出身卑贱却被当朝君王宠幸，因而为所欲为，违背礼治，混乱后宫。他认为国家教化由内及外，遂引经据典，列举古时贤后贞妇保家安国的事迹以及宠妾亡国之事，编撰《列女传》，期盼君王能够醒悟。《列女传》对钟离春事迹的记载，亦是围绕劝说君主勇于纳谏、规范妇女道德行为的鲜明主题展开。

郑光祖《智勇定齐》旨在歌颂像钟离春一样，智勇双全、德才兼备的女性。钟离春第一次出场便言“妾身生来懒攻针指，好习诗书，颇谙武事”[3]441。当父亲质问她习学武艺、写字读书何用，并劝说她做针黹农妇活儿时，她便说出自己的志向：

【油葫芦】你着我针黹匆匆居草堂，又着我攀绣床，不如我抚瑶琴学舞剑诵文章，争如我暗嗟吁豪气冲天上。我则待施逞韬略驱兵将。[3]442

钟离春虽为女子，却未将自己局限在操针黹、绣褥床的狭小生活范围内，反而像男子一样，操琴舞剑诵文章，并立志要成为运筹帷幄的将才。面对父母“学成那武艺，量你到的那里也”“学成那兵书战策，敢与谁人拒敌也”[3]442的质问时，她异常坚定的回答道：

【天下乐】有一日出众超群独占强，我则待昭彰，把名姓扬。凭着我机谋运筹才智广……任交锋将阵势排，会理伏把兵艺扬，我与皇家定边疆除恶党。[3]442

钟离春期待有朝一日能够凭自己的才略，为皇家安边除恶，以便建立功业、名扬四海。虽为女儿身，但她的气度与眼界均非一般男儿所能企及，可见作者对此类女性的欣赏与歌颂，也是此剧所要表达的主题之一。《智勇定齐》在塑造钟离春这一人物形象时，还将传统儒家伦理纲常融入其中，企图重新恢复失落已久的儒家礼教，这是其要表达的另一个主题。如剧中钟离春一开场的唱词便道：“却正是幸值繁华歌稔岁，喜逢美景乐风光。端的是人和美行谦让，为人要心存义理，秉受纲常。”[3]442为全剧所要表现的恢复儒家伦理纲常的主题作了铺垫。

(三)故事情节的延展

《智勇定齐》对钟离春事迹的发生背景与创作主题的变动、扩充，势必引起故事内容的拓展与情节的延伸。刘向《列女传》记载钟离春事迹的文字仅700余字，元杂剧体制下的《智勇定齐》，润色扩充至1.5万余字，极大地丰富了原故事的内容与情节。

刘向《列女传》中有关钟离春事迹的描写，情节简单，即钟离春主动请见齐宣王并陈述齐国四个危机，随后被册封为后。《智勇定齐》是旦本戏，包含四折一楔子，主要采用虚构的艺术手法，敷衍了钟离春与齐公子结合，随后安邦定齐的一系列事件。第一折写齐公子梦浮云蔽月，晏婴解梦，建议齐公子出城围猎，寻淑女贤人，以便娶为正室。无盐邑钟离信之女钟离春有大才，每日攻读诗书、舞剑弄枪，志在定国安邦、四海扬名，家人对其行为、志向不以为然，催促她到桑园采桑。第二折写齐公子出城围猎，追赶白兔，与钟离春相遇于桑园，晏婴观此女相貌非俗，劝齐公子娶其为正室，二人交换信物，结为夫妻。过场楔子写秦国将一个玉连环送往齐国，道若能解开玉连环，免齐国进贡，解不开便统兵征伐；燕国将一张蒲琴送往齐国，道若能弹响蒲琴，齐为上国，弹不响则为下国。钟离春毫不费力地解决秦、燕两国的刁难，并羞辱二国使者，致使秦、燕两国联合魏国，协商征讨齐国。第三折写钟离春领兵战败秦、燕、魏三国事。第四折写秦国会同10国公子至临淄，尊齐为上国，钟离春全家封赏事。元杂剧因其体制特点，折与折之间的情节既自成一体，又紧密相连，决定了《智勇定齐》在《列女传》的情节上要有大胆的突破与延展。

二、《智勇定齐》中钟离春形象的塑造

郑光祖《智勇定齐》对刘向《列女传》钟离春事迹的改编，不仅突破了故事原有的背景、主题、情节，使其充满戏剧性，朝着可演可读的方向发展，同时运用巧设悬念、大胆虚构、移花接木、对比衬托等艺术手法，塑造了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巾帼英雄形象，使钟离春的形象由平面单一走向立体生动，其才学、谋略、气度、胸襟在观众(读者)面前展露无遗，体现了历史剧人物塑造的典型化特征。

(一)巧设悬念

《智勇定齐》通过巧设悬念的艺术手法展现钟离春形象。第一折中，钟离春的出场在众多角色之后，作者如此安排人物出场，旨在通过他人之口，间接刻画故事主角钟离春的形象，生成系列悬念，为后面剧情的发展做铺垫。剧中齐公子梦浮云蔽月，晏婴为其解梦，指出齐公子必于桑间遇“淑女贤人”[3]440，此时观众(读者)便对这一位“淑女贤人”充满期待。想知道这一位“淑女贤人”究竟芳龄几许？相貌如何？有何才能？以何方式与齐公子相遇？相遇后会发生何事？一系列疑问扑面而来，成功设置了悬念，勾起人们继续欣赏此剧的欲望。然而，在接下来的情节发展中，作者并未让钟离春上场，而是安排钟离春的父母、嫂嫂上场，对钟离春作了一番介绍。典型的如外扮孛老儿，即钟离春父亲所言：

女孩儿钟离春，年长二十岁，心性明慧，胸襟磊落，则是有些儿颜陋。昼诵诗书，夜观天象，十八般武艺皆通，九经三史尽晓。非因学而成就，实乃天赋其能。文武兼备，韬略精深，有安江山社稷之才，齐家治国之策。争奈未曾许聘他人。[3]441

钟离春父亲对钟离春的介绍比较全面，包括年龄、气度、样貌、才能、婚姻状况等，将上述的疑问解答了大半，留有疑问的同时，又给观众抛来新疑问，设置新悬念——钟离春的文武兼备将从何处体现？安江山社稷之才、齐家治国之策如何表现？在设置如此多的悬念之后，作者才安排故事主角钟离春上场，顺着悬念设置的顺序，一一解决观众(读者)的疑问，满足了观众(读者)的好奇心，使钟离春的形象更具传奇性。

过场楔子中，作者为齐国设置了两个难题：第一个是解开秦国派使者送来的玉连环，第二个是弹响燕国派使者送来的蒲琴。面对这两个难题，齐公子一筹莫展，晏婴则云：“公子放心，请夫人出来，他自有妙法，商量此事。”[3]452此处作者亦采用了设置悬念的艺术手法——钟离春出来将如何解决这两个难题呢？给观众(读者)留下了丰富的想象空间，刻画了钟离春足智多谋的形象。

(二)大胆虚构

元杂剧历史剧具有鲜明的虚构意识，《智勇定齐》亦不例外。戏剧作家采用历史材料进行创作，最根本的目的是为了表现所处时代的社会现实，还有一部分原因是要迎合大众审美，故在创作时会对历史事实进行虚构，服务于创作的需要。郑光祖《智勇定齐》在人物设置与人物形象塑造上体现了鲜明的虚构性，他将刘向《列女传》中貌丑无比、年四十有余尚未婚配的钟离春，虚构成一位芳龄二十，智勇双全，文武兼备，心怀大志，有些颜陋的女子。同时虚构了她的三位家人，父亲、母亲、嫂嫂，这三人的设置，为塑造钟离春形象服务，通过此三人的说白，推动了剧情的发展，使钟离春天赋秉异、韬略精深、气度非凡的形象深入人心。郑光祖还虚构了钟离春对答晏婴、领兵抗击秦、燕、魏三国的情节，将其文武双全的形象落到实处。

郑光祖《智勇定齐》虚构艺术手法的使用，虽然使剧情距离历史真实越来越远，但却敷衍了一部具有强烈现实感的剧作。作者通过虚构钟离春的某些事迹，设置现实中并不存在的人物，使钟离春这一人物形象生动、立体、丰满起来，符合观众的审美期待。

(三)移花接木

郑光祖对钟离春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还运用了移花接木的艺术手法。这一手法常见于小说、戏曲创作中，即指将与某人相关的事或情节转接到另一个人身上，对人物形象的塑造及故事情节的发展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如剧中齐公子与钟离春在桑园中相遇的情节，借用了《列女传》中《齐宿瘤女》的事迹：写齐闵王出游东郭，声势浩大，百姓无论长幼都驻足观看，宿瘤女采桑于道旁，不为所动。齐闵王感到奇怪，问宿瘤女缘由，欣赏其贤德，往聘宫中。钟离春与齐公子在桑园中相遇，并交换信物定亲，是对《齐宿瘤女》相关情节的承袭。再如，郑光祖设置钟离春解玉连环的情节，是借用《战国策·齐策》齐襄王之妻君王后解玉连环之事。这两处移花接木手法的运用，增添了戏剧的传奇色彩，也凸显了钟离春的智谋与胆识。

(四)广泛对比

《智勇定齐》中，钟离春这一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与作者广泛采用人物对比的艺术手法分不开。首先是钟离春与其他女子的对比，通过搽旦与钟离春的对话便可窥见一二：

(搽旦云)你看这姑姑，采桑处还拿着一本书，便有什么好处？(正旦唱)这书中曾下功夫，我待要治家邦播扬名誉。(搽旦云)姑姑，你曾不曾出来？你看这邻近的人家女孩儿，还不似你都来采桑喂蚕？[3]445

钟离春陪同嫂嫂到桑园采桑，她一心都在诗书上，渴望通过读书建立功业、扬名四海，对采桑事毫无兴趣可言，正如众多女子对诗书事毫无兴趣一般，凸显了钟离春志向高远的形象。其次，钟离春与齐公子的对比。面对秦、燕二国设计刁难，齐公子感叹“(蒲琴)可怎生操的响？”“(玉环)可怎生解得开？”并求问“晏婴，似此怎生计较？”[3]452钟离春面对这两个难题，能够从容不迫地应对解决，体现了她的智慧与应变能力。钟离春将秦、燕二国使者分别黥面刺背遣还时，齐公子懊悔道：“听之的孙操、秦姬辇，好生英雄，倘惹起刀兵来，怎了？”钟离春回应：“公子，不如是，着他小量齐邦。不妨事，有妾身哩。”[3]453通过钟离春与齐公子的对比，将钟离春的胆识、刚毅展现得淋漓尽致。再次，钟离春与秦、燕、魏三国将军的对比。秦、燕、魏三国举兵讨伐齐国，钟离春领兵迎战，战败秦姬辇、吴起、孙操，通过三男将领与一女子的争战过程及结果的描述，刻画了钟离春英勇无畏、武艺高强的形象。

三、《智勇定齐》创作动因探赜

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言：“彼元剧作家但摹写其胸中之感想与时代之情状……又以其自然故，故能写当时政治及社会之情状，足以供史家论世之资者不少。”[5]116元杂剧历史剧作家创作剧本时，不着意于恪守历史与再现历史真实，而是按主观表达的需要对历史进行虚构，旨在通过敷衍历史故事，反映某种社会现实，传达内心复杂的情感意绪。《智勇定齐》对钟离春本事的改编，是社会现实影响下，郑光祖心理意绪的投射，体现着他最原始的创作动因。

(一)重审女性地位

《礼记·郊特性》曰：“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6]323男权话语为中心的中国古代社会，女性的身份、地位难以与男性比肩，始终依附于男性，受此影响，女性角色在文学作品中，多以弱者的姿态呈现出来。正如班昭《女诫·敬顺》言：“阴阳殊性，男女异行。阳以刚为德，阴以柔为用，男以强为贵，女以弱为美。”[7]13强调女性以弱为美，并将其作为行为准则，制约着女性的独立发展，形成男强女弱的审美倾向。直至元代，杂剧创作中塑造了众多个性鲜明的女性形象，相较于剧中文弱、怯懦、犹疑的男性，她们勇敢、睿智、坚定，一反“男强女弱”的传统审美倾向，在中国文学女性形象人物画廊中，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智勇定齐》中的钟离春形象便是元杂剧中“女强男弱”的典型，她好读诗书、十八般武艺皆通，胆识过人，非一般男性可比。那么，郑光祖为什么会塑造这样一位女性形象呢？什么因素影响着他的创作呢？

郑光祖生活在蒙古族一统中原的元朝，蒙古族的社会发展程度，相较于高度文明的中原地区，是落后的，然而这样“才能使一个在垂死的文明中挣扎的世界年轻起来”[8]153。蒙古族入主中原，使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进一步融合，为古老的中原文化注入了新鲜血液，焕发了古老中原文化的活力。地域条件、生产生活方式的巨大差异，决定了蒙古族女性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的角色与中原传统女性迥异，“年轻姑娘们和妇女们骑马并在马背上飞跑，同男人们一样敏捷……她们从事所有这些工作，是非常迅速和精力充沛的。所有的妇女都穿裤子，有些妇女也能和男人一样射箭”[9]19。蒙古族的风俗习惯在民族融合的大背景下，渗透到社会环境的方方面面，使儒家传统文人能够重新审视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反映到文学作品中，便涌现出众多具有独立人格与反抗精神的女性形象。不论是敢于控诉社会黑暗的窦娥，蔑视封建礼教的莺莺，还是为自己正名的李千金，这些女性形象的成功塑造，都与蒙古族风俗习惯的浸染关系密切。郑光祖笔下智勇双全、文武兼备、叱咤战场的钟离春形象，亦与作者对女性社会地位的思索相关。

(二)渴望建功立业

元代是传统文人地位最低的一个朝代，蒙古族入主中原，为巩固统治，对汉人采取敌对态度，“虽得汉人亦无用，不若尽去之”[10]2140。甚至将人分为十等：“一官二吏，先之者贵之也，贵之者谓有益于国也。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后之者贱之也，贱之者谓无益于国也。”[11]21由此可知，元代传统儒家文人的地位在娼家之下，仅高于乞丐。且因元代统治的最初80余年废除科举，儒家文人无进身之阶，只能沦落社会底层，转向戏曲创作，迎合市民审美文化的需求，以便求得生存。仁宗延祐二年(1315)恢复科举制度，但统治者制定的科考规则严重倾向于蒙古、色目人，科考徒有其名，传统文人的社会地位并未得到实质改变。

郑光祖是元代中后期的著名剧作家，“其青少年时期正处于理学北渐并逐步取得官学地位的至元年间，加上金元故地儒家文化的根基甚深，他自幼接受的自然是以伦理纲常为核心、以修齐治平为终极目标的孔门用世之学的教养和熏陶”[12]102。然其一生仅“以儒补杭州路吏”[13]119，想要实现建立功业的愿望简直是无稽之谈。作者宦途失意，壮志沉埋，现实的困顿与失落，对理想的执着追求，只能通过一部部剧作传达出来。《智勇定齐》便是郑光祖直白抒发其渴望建功立业理想的剧作之一，他借钟离春之口言：“我从来志意坚，心性刚，我这胸中素有江湖量。争知我待时运，且潜藏。”[3]442这岂不是作者自我心声的表白，空有一身才华、抱负，无奈时运不济，只能被潜藏。然而，剧中钟离春的时运是可以等来的，她最终实现了“有一日保全宗社定齐邦”[3]443的理想，处于具有明显“夷华之防”的元代社会的作者，终究等不来被起用的时机，这不得不说是元代文人的时代悲剧。作者深知处于黑暗的元代社会，只能在剧中借人物之口大声呼喊“我待要治家邦播扬名誉”[3]445来弥补现实生活中的巨大落差。钟离春的形象是作者理想的完美寄托，修齐治平的终极目标，剧中的钟离春一一为其实现。

(三)迎合市井趣味

郑光祖是元代中后期的重要剧作家，在剧坛上产生了深远影响。钟嗣成《录鬼簿》记载：“公之所作不待备述，名香天下，声震闺阁，伶伦辈称‘郑老先生’，皆知其为德辉也。惜乎所作，贪于俳谐，未免多于斧凿，此又别论也。”[13]119此条记载，可概括为三：一是郑光祖创作的剧目众多，社会影响较大，妇孺皆知；二是郑光祖与元代戏曲演员等关系密切，深受伶人尊重；三是郑光祖所作的杂剧过于诙谐戏谑，有矫揉造作之嫌。因元代统治者不合理的用人制度，满腹才华的传统文人沦落到社会底层，使他们有更多机会与市井平民相处。城市经济的高度繁荣，市民队伍的壮大，对俗文学的需求增长迅猛，失落文人借此契机，迎合市井审美趣味，参与到俗文学的创作中，郑光祖便是参与俗文学创作的失落文人之一。以上有关郑光祖的三方面内容的记载，均说明郑光祖与市井生活联系紧密，“惜乎所作，贪于俳谐”虽被指为其剧作的不足之处，从另一角度看，则是他为迎合市井趣味有意为之的高明手段。

郑光祖历史剧《智勇定齐》改编自刘向《列女传》钟离春故事，这一改编使钟离春由严肃、刻板的书面形象变为鲜活、生动的舞台形象，由史书的第三人称书面记载变为代言体的伶人说唱，并注入了北方民族特有的质朴刚健、强悍勇敢的新的性格特质，使钟离春的形象灵动起来，符合市井平民的审美需求。除此之外，《智勇定齐》语言通俗、自然、酣畅，抒情直率明快。如：

【醉春风】你看那邻里俊娇娃，更和这乡闾小幼女，家园万卉叶蓁蓁，要把这成行儿数，数。走不彻榆林，观不尽枣棘，数不尽桑树。[3]445

【调笑令】这厮不识咱运机，将人来紧追袭。呀！你如今船到江心补漏迟，抵多少临崖勒马才收骑。尚兀自追赶着争持，不睹事撞入咱阵里，你正是有路无归。[3]458

这两段唱词通俗自然，明白易晓，体现了鲜明的市井趣味。

结语

历史剧是元杂剧家创作的重要类型之一，其创作目的不在于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而是借史影来表现一个时代或某种心理意绪，因此与史实多少有些差距。郑光祖的历史剧《智勇定齐》是时代影响下的产物，剧作本身对本事的改写，剧中主要人物形象丰满，并有着作家明确的创作动机，这些都体现了作家对社会现实的认识与内心的向往、追求，有利于我们了解元代的社会风尚与文人心态，值得学界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