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苏 亚

(陇东学院 外国语学院，甘肃 庆阳 745000)

近些年，我国高度重视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文化“走出去”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十九大指出要加强国际文化交流，讲好中国故事，对外展示真实、全面的中国，提高文化软实力。对外传播中华民族的文化理念和文化形态是文化“走出去”的一个重要方面，而译介中国文学是一个重要途径[1]。但目前来看，在文化传播和文学译介中，学界关注较多的主要是精英文化和经典文学作品，对以民间说唱文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和民俗文化普遍关注不够[2]。而民歌的跨文化传播尤其处于劣势地位，至今译出作品很少，相应的研究也比较滞后[3-4]。以陇东红色歌谣为例梳理文献发现，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一些学者注重陇东红色歌谣的搜集整理如梁中元(1991)，吕律(1995)，高文、巩世锋(1982)，郭含殿(2007)，高文、巩世锋(2011)，巩世锋(2017)等，相关资料的整理、汇编已初具规模。对陇东红色歌谣的研究也受到了部分国内学者关注，如白学锋(2010)梳理了陇东红色歌谣的发展历程；张文诺(2012，2016，2017)，王贵禄(2015)从文化学、政治美学和文学等视角研究了陇东红色歌谣；赵远兴(2019)从党的群众工作视角，探究了红色歌谣兴起的政治背景、体现的人民性等；罗凯(2017)梳理了陇东红色歌谣研究取得的成果。但学者们关注的重点主要集中于歌谣本身，对其的英译及译介研究自2019年《陇东红色歌谣选译》一书出版后才开始涉及，大量研究尚未展开。基于此，本文从拉斯韦尔传播模式出发，着重研究陇东红色歌谣译者认知对译介内容的制约作用，以期为系统探讨陇东红色歌谣译介模式提供启示，以此助力民歌的跨文化传播。

一、哈罗德·拉斯韦尔传播模式

翻译是文学跨文化传播的一个重要环节，是为实现不同语言群体之间相互交流的必需途径，其目的是为了传播[5]。元翻译研究认为翻译就是为了传播和交流信息，本质上是跨文化交际与传播，翻译的基本原理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等同于传播学的基本原理[6]。

在《社会传播结构及功能》一书中，美国政治学家哈罗德·拉斯韦尔指出传播过程包含五个要素，这五个要素构成了5w传播模式[7]。这一模式系统回答了涉及传播过程各个环节的问题，如谁传播(who)、传播什么(what)、怎么传播(in what channel)、传播给谁(to whom)、传播的如何(with what effect)等。拉斯韦尔传播模式对于实现信息的有效传播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8]。

将拉斯韦尔传播模式应用到译介，即为包含“译介主体”“译介内容”“译介途径”“译介受众”和“译介效果”五个基本要素的译介模式。而译介的传播特性决定中国文学走出去恰恰需要这样一个由点到面的模式，包含译前文本的选择、译中翻译策略、译本的接受与传播等多个维度[9]。对译介模式的五个要素进行深入研究有助于探索最佳译介模式[10]。陇东红色歌谣英译本并未在海外出版，暂时缺乏探讨“译介途径”“译介受众”等问题的基础，因此，本文只着重研究“译介主体”和“译介内容”两个要素。

二、译者认知对译介内容的制约

译介内容主要指“翻译什么”和“如何翻译”。在译介过程中，译介主体选择译介内容、确定使用何种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不仅仅受历史条件、时事政治、社会思潮和政府趋向等因素的影响，更是一个自身对文学作品进行甄别、挑选、接受和加工的过程[11]。

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提出，任何意义的产生是主客体互动体验的结果，必然要涉及人的主观态度和看法[12]。翻译认知学派认为翻译的过程从本质上看是心理的、认知的，它反映了译者语际转换的内在心理机制和言语信息加工的认知过程[13]。认知主义翻译观认为翻译是以现实世界为背景、主客体互动为基础、多重互动作用下的结果[14]。翻译的互动主要表现在作者、源语译者、译语和读者之间，互动中不可避免地体现译者的识解和主观性，反映译者背后的认知机制。文本翻译中译者与文本相互作用，在“本中有人”中最终实现翻译的目的。

陇东红色歌谣译介同样离不开译者自身认知的影响，译者认知对民歌译介内容的制约作用主要表现在对译介内容的选择、对归化、异化翻译策略的使用、对直译和意译、增词等翻译方法的挑选上。

(一)对译介内容选择的制约

莫言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葛浩文翻译也随之受到学界的空前热议和关注。一些学者对以葛浩文为参照蓝本的译者主体模式经过深入研究之后认为，汉学家译者选择文学作品受个人认知作用的影响。葛浩文在众多文学作品中选择莫言作品译介深受其中国经历、中文天赋、中学底蕴以及中国情谊等个人认知作用的影响[15]。民歌译介也受个人认知的影响，选择哪些民歌译介、如何译介受译者教育经历、成长环境和个人喜好的制约。在民歌译介过程中，若译者译介民歌的初衷是传承和对外传播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挑选的译介内容多为中国传统文化底蕴深厚的经典歌谣。若译者以反映新生活和讴歌新时期中国人民的劳动和生活热情为出发点，则多选择20世纪以来在各个地区涌现出的现代歌谣。

陇东红色歌谣素材内容独特，蕴含丰富地方文化内涵，乡土气息浓厚，这一译介内容缺乏普适性。译者选择陇东红色歌谣译介凸显了个人认知对于译介内容的制约作用，主要体现在时代诉求对译者认知的影响、译者优势与情感对译介内容的制约上。

1.时代诉求对译者认知的影响。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高度重视中国话语体系的建构，强调中国特色文化的国际传播，要求讲好中国故事，给世界展现一个真实，全面的中国。十九大报告再次提出，要对外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进入新时代，党中央尤其重视红色基因的传承与弘扬。甘肃是红色资源大省，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时指出：“一定要把红色基因传承好”。甘肃省委明确提出要传承好红色基因，传播好红色文化，讲好党的故事。陇东红色歌谣是甘肃民间文化的重要部分地域文化的载体，承载着浓厚的红色文化和革命精神，反映了陇东人民的革命意识和革命豪情。故此译介陇东红色歌谣，有助于传播地方红色文化，对外讲好甘肃红色故事。译者选择以《咱们的领袖毛泽东》《绣金匾》《军民大生产》为代表的广为流传的一百余首陇东红色歌谣翻译，因为这些歌谣契合时代韵律，符合时代诉求，在地方政府对外宣传和文化交流中容易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对译文有实际的需求。同时，主流媒体的宣传、出版社的认可及赞助机构的支持也是这一译介内容顺应时代要求的佐证。

2.译者优势及情感对译介内容的制约。陇东红色歌谣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素材内容独特，唱词大多以方言土语为主。这种具有强烈的地方性的小众作品难以引起缺少陇东生活经历、未曾从事陇东地域文化研究的本土译者的兴趣，更不受汉学家的青睐。陇东红色歌谣译者出生、生活在陇东地区，对陇东革命精神与地方文化氛围耳熟能详，对陇东特色历史、乡土文化和方言土语及陇东红色歌谣的产生及发展思路清晰、理解到位，对原作准确的理解是译者忠实地译介的前提。此外，还选用在甘肃生活工作数年的美国学者担任辅译，帮助理顺、润色语言，增强译文语言的规范性、地道性，拥有本土生活直接经验的外国人对陇东红色歌谣的译介大有裨益。译者选择陇东红色歌谣译介内容，除了自身具备的天然优势之外，也充分体现出对这一译介内容的深厚情感，译者因为浓厚的“乡土情结”才希望通过译介让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深入理解南梁红色文化，使其在世界上得到传承和发展。译者优势与情感使得译者在选择译介内容时独树一帜。

(二)对翻译策略的制约

译者认知对译介内容的制约除了表现在对译介内容的选择之外，还与采用何种翻译策略和方法有关。在翻译过程中，原作的文化意象以何种方式传递、中西文化异同如何平衡、受众的文化习惯和阅读趋向如何兼顾等问题都需要译者综合考量后做出决定，决定以归化还是异化的形式呈现，决定是否需要对作品进行调整、删除、增译或者减译等[16]。

陇东红色歌谣承载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和浓郁的地方特色，反映中国特有的社会生活实际和精神风貌，在翻译文化意象和中国传统特色负载词时如何处理，是删除还是保留，是忠实于原文，最大限度地保持民歌的完整性和真实度，使用异化的翻译策略把中国文化不折不扣地展现和传播出去，还是以受众的接受能力为中心，迁就读者的阅读习惯和目的语国家风俗，采取归化的翻译策略最大限度地满足读者阅读期待都是译者需要考虑的问题：

留住游击队，Ask the guerrillas,

住在咱庄上。To garrison our village.

亲人在，When they are here,

有爹又有娘。Good guards we have.

亲人走了，When they are away,

来虎又来狼。wolves and tigers, instead[17]

《留住游击队》歌谣主要表现陕甘宁边区群众与游击队员的军民鱼水情，歌谣以“爹”“娘”表达游击队保护群众、爱护群众，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感情，以“虎”“狼”表达没有游击队时劳苦大众受剥削、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情形。译者保留这一译介内容，将“爹”和“娘”没有翻译为“father and mother”而译作“good guards”，这一译法体现译者认知的选择，译者以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最大限度地传播中国文化为出发点，但兼顾译入语读者的文化习惯和阅读习惯，追求译入语读者的理解。“父母-子女”隐喻是汉语亲属关系概念隐喻的最基本来源，以这一关系为源域，投射出“衍生关系”“支配、保护和照顾关系”及“包含和包孕关系”的目标域[18]。译者考虑到中西方不同的文化习惯和家庭观念，若译为“father and mother”容易被读者理解为生物学关系的父母，所以以“good guards”直接表现“保护、照顾”关系，使用归化的翻译策略，避免读者误读和费解，更好地为译文读者所接受，同时不违反中国文化习惯和汉语使用规律。而“虎”“狼”和“wolves and tigers”的译法则是基于“虎”和“狼”在中西方文化中有共同的认知基础，都代表凶残的动物，异化的翻译策略足以表现出失去保护之后人民群众遭受欺压与迫害的情形。

可叹咱们妇女家，Alas! Alack! Women heaved sighs deep and long,

从小就要守家法，When young,we obeyed but the family rules strong;

长大成家不由自己，Grown up,we had no liberty to choose the bridegroom,

父母卖咱当牛马。Parents simply sold us as slaves in full bloom.

《封建制度是祸根》这一歌谣主要展现封建制度对旧社会人们，尤其是妇女的毒害，她们没有社会地位，没有自主选择的权利，只能任人宰割。《礼记·曲礼》中有“朝言不及犬马”和“犬马不上于堂”等表述，F.赖安认为生物具有“人类—动物—植物”的等级结构。人类处于生物圈顶端的观念在中西方有普遍的认同，“人比作动物”这一概念隐喻也有共同的认知模式，即大部分隐喻表达是否定的、贬义的[19]。在中西方认知大致相同的情况下，译者不直译“牛”“马”，而译作“slaves”，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体现着译者认知的作用。因“牛”“马”在中西方有不同的联想意义，中国文化通常认为“牛”和“马”是温顺的、勤劳的，以最大限度地传达原文含义并使目标语读者以准确理解该含义为主要目标，译者认为用“slaves”翻译“牛”和“马”更为贴切。

陇东红色歌谣英译采用异化为主、归化为辅的翻译策略，是为了突出展现歌谣所负载的中国传统文化。但如果英译版考虑在异国上演的可能性，译者则要考虑的因素更多，除了语言和文化层面的翻译外，还要关注押韵、唱腔等问题，要达到“以歌译歌”，词汇选择的难度就会增加，需要选择既要语义表达准确、贴切，又要忠实原文，同时还要顾及译文是否通顺，是否符合译入语的文化和阅读习惯。

(三)对翻译方法的制约

在直译与意译翻译方法之间，是为了忠实于原文采用直译的方式，将具有浓重传统文化和中国国情的符号及其意象完整地呈现出来，还是迁就译入语阅读习惯和阅读趋向采用意译使译文易于被读者接受，译文中是否需要使用增词、减词等这些选择也受译者认知影响。

晴天响起一声雷，A thunder rolls loud across the clear sky,

组织起妇女联合会，Women’s Unions have been formed far and night,

齐心推翻三座山，The Chinese women can not win libration,

妇女们才能把身翻。Unless we topple the Three Mountains with resolution.

《封建制度是祸根》歌谣的这一部分主要表现旧社会广大妇女对封建制度的憎恶之情，并立志推翻它的决心。译文主要采用直译的方法翻译，这是译者对原文认知作用的结果，直译更利于展现根据地妇女推翻封建制度的坚强意志和饱满情感。“三座大山”一词源于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论述，起初指中国革命的三大敌人，即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大敌人犹如三座大山，沉重地压在旧中国人民的头上；后来意义发生了演化，三座大山这样的表述成了汉语常用表达，用来指生活中的常见难题，如“看病、住房和上学是当今社会人们的三座大山”。译者对“三座大山”这样的汉语常用表达，没有加工处理，而是原汁原味地呈现出来，完整地保存了原文的文化特色。

盼星星，盼月亮，Day long,night long,

穷人盼的共产党。Long for the Communist Party dear.

歌谣《盼救星》中使用了汉语常用的两个文化意象“星星”和“月亮”。在汉语中，“星星”“月亮”“日出”“日落”等类似文化意象常喻指盼望的心情非常急切。由于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同一事物在汉语和英语中呈现出不同的隐喻意和联想意，英语中有关“moon”的隐喻很多情况下带有一种贬义色彩[20]。“moon”用作动词时，表达虚度光阴的意思，英语成语中“moon”一般喻指“遥不可及的食物”，如“once in a blue moon(千载难逢)”。并且“盼星星，盼月亮”属于汉语俗语，较多地使用于日常表达中，而中西方国家在口头语的使用上有很大不同，在部分语境中，一些特定的口语表达比正式的书面语包含更多、更微妙的含义，这种表述如果不加区分地完全采用直译的翻译方法，容易造成中式英语的问题，导致词不达意甚至产生歧义，因此译者使用意译的翻译方法，译为“day long,night long”能更准确地传达歌谣的深层意义。

山数南梁的青，No hills are greener than those in Nanliang,

水数南梁的甜。No waters are sweeter than those in Nanliang.

南梁连着井冈山，Nanling is linked in spirit to Jianggangshan,

华池浪涌延河川。Huachi has surged its waves into Yanhechuan.

《南梁颂》这一歌谣反映的是在南梁革命根据地轰轰烈烈的军民大生产中，人们与根据地产生的深厚情谊。该歌谣原文使用了夸张的修辞手法，展现因军民团结一心的深厚情感影响了人们的主观判断，使群众认为根据地山最青，水最甜。译文主要采用了直译的翻译方法，便于目的语读者了解特殊时期产生的特殊情感。但对“南梁连着井冈山”一句，译文增加“in spirit”，译者使用增词的翻译方法一是为了准确传递语言意义，让读者理解“南梁”与“井冈山”的连接不是地理上的连接，而是精神上的共鸣，同时保存原文意境和神韵完整；二是为了保持歌谣的“音韵美”和“外形美”，保持大致相同的字数和节律，以便于在国外上演时能更好地发挥字幕作用。这一译法体现出翻译方法受译者对翻译目的认知的影响。

三、结语

陇东红色歌谣的译介体现了译者认知对译介内容的制约作用，主要表现在时代诉求对译者认知的影响和译者优势及情感对译介内容的制约。译者选择符合时代诉求的歌谣译介，因其在地方政府宣传和文化交流时更有可能面对国外观众上演，译文有更高的实际需求。译者在歌谣产出区域的直接生活经历，对大量方言知识的熟练掌握，给译者充分理解译介内容提供了先天优势，同时，希望通过译介推广地方文化，反映出译者对地方优秀传统文化和特色文化的特殊情感。译文中翻译策略及翻译方法的选择也受译者认知的制约。译者如果把最大限度地保存陇东红色歌谣的文化底蕴，保持民歌的完整度和真实性作为翻译目的，则较多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以直译的翻译方法呈现。而对于部分文化意境负载词、方言知识词语以及一些特定的口语表达等，因中西方文化差异，词汇的隐喻义及联想义的区别需要做归化处理，以意译的形式呈现，甚至为了保存原文意境和神韵完整，保持歌谣“形美”必要时需采用增词的翻译方法。

陇东红色歌谣“走出去”具有较高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从传播学的角度看，文学外译的关键环节不仅是语言层面的转换，还包括译作的接受和传播，多个要素互相作用，共同制约译介效果。本研究着重研究了译者认知对译介内容的制约作用，研究内容亟须其他视角和更多的资料支撑，未来研究还有很大的发展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