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薇

(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 扬州 25007)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1]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高度重视扶贫脱贫事业，根据每个时期的具体情况提出了一系列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的具体举措。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将打赢脱贫攻坚战作为头等大事，取得了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探索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扶贫发展道路。

一、中国共产党践行初心和使命取得新成就

中国共产党人一直秉持着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人民幸福的要义是人民的物质、文化等多方面需要不断得到满足，民族复兴就是要把中华民族的发展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水平和先进的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基础之上，使中华民族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再次屹立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前列。中国共产党成立时中国已经衰弱到了民族命运的最低点，因此，这样的初心和使命的目标远远高出提出时中国极其落后的状况，蕴涵着惊心动魄的雄心壮志和不断前行的持久动力。

为了实现这样的目标，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经历了28年浴血奋战后，最终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国人民从此实现了当家作主的愿望。这既是中国共产党践行初心和使命的具体表现，又是争取更大成就的前提和条件。从社会主义改造完成至改革开放前，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消除贫困进行了艰辛探索，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土地革命，确立了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要求。但是，由于新中国初期过于贫穷落后，以至于尽管改革开放前我们也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在改革开放之初我国仍然非常落后，人民的生活水平十分低下，绝大多数人处于极端的贫困状态，扶贫减贫迫在眉睫，改变落后面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任重道远。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要打破平均主义，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断提高扶贫标准，曾实施过“1978年标准”“2008年标准”“2010年标准”，“2010年标准”是按当年价格每人每年2300元的现行农村贫困标准。从世界角度看，世界银行有世界最穷国家1.25美元的最低标准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1.9美元的贫困标准。按照世界银行方法换算，我国现行农村贫困标准约等于每天1.6美元，介于两个国际贫困标准之间。

然而，仅仅以收入作为衡量贫困的标准有着明显的缺陷，因为并未考虑到住房、安全用水等其他因素。因此，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推出了“多维贫穷指数”的新概念，从不同层面反映贫困的性质和程度，包括有享有良好的烹饪材料、学校教育、电力、营养和卫生系统等。正因为此，如果说以上所说是我国现行农村贫困的量化标准，那么，我国还有一个质的标准，即“两不愁三保障”。它与“多维贫穷指数”不同，但意义是一致的。“两不愁三保障”意味着达到不愁吃穿、安稳度日的比较宽裕的生活状态。这与世界银行每天1.9美元的国际贫困标准所代表的生活水平是基本一致的，因而略高于量化标准。相比较而言，尽管同属贫困国家或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物价水平等仍然存在差异，这一质的标准更能体现扶贫的基本要求，更能显示扶贫成效，因而在扶贫标准中处于更重要的地位。因此，从量与质两方面综合起来看，我国现行农村贫困标准已经达到甚至略微超过国际贫困1.9美元的标准，是一个相对较高的贫困标准。按照这样的标准，2021年我国将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这是党对全国人民作出的庄严承诺，是党践行初心和使命取得的彪炳史册的新的巨大成就。

二、有力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彰显社会主义本质要求

列宁根据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得出，经济文化落后的一国或几国可以首先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科学结论，从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并抓住俄国当时的有利条件，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进行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提出了新经济政策这样的有益成果。在列宁看来，经济文化落后国家首先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既符合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又符合俄国当时的具体国情。

由于有着落后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在建设探索过程中经历了不同程度的坎坷曲折。在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问世之时，资本主义已经发展了几百年，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又获得了比较快速的发展，“资”强“社”弱一直是现实社会主义产生后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制关系总特征。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本来处于弱势的社会主义在发展进程中又出现了苏东剧变的历史悲剧，国际意识形态话语权又被拥有强大硬、软实力的资本主义所掌控。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少人对社会主义产生了很大的质疑，甚至宣称社会主义已经失败、资本主义已经胜利，“历史终结论”曾一度甚嚣尘上。我国在改革开放后尽管生产力快速发展，但是由于原来的基础太薄弱，人民生活水平太低下，在人们的收入有所提高的情况下又出现了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现象，这种情况在20世纪90年代最为严重。因此，当时贫穷、落后、收入低下、差距过大等似乎成为社会主义的代名词。对于这种错误的观点，20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2]“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3]但是，由于实践与理论、现实与理想差距过大，这种观点当时很多人难以接受。笔者认为，要认同和接受邓小平同志的社会主义本质理论，必须通过建设社会主义取得巨大成就，为提升社会主义话语权奠定实力基础。话语权以实力为基础，没有实力就没有话语权。实力是由硬实力和软实力组成的综合实力。只有硬实力没有软实力或软实力比较弱，综合实力也不强；软实力以硬实力为基础，依附于硬实力，没有硬实力就谈不上软实力，也谈不上综合实力。因此，社会主义建设如果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综合国力不断加强，社会主义话语权必然会得到有效提升，社会主义必然会得到支持和拥护。

脱贫攻坚并非共同富裕，与共同富裕还有很大差距。现行农村贫困标准只是脱贫标准，远没有达到富裕水平。但是，共同富裕绝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动态过程。脱贫攻坚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经阶段，没有今天的脱贫攻坚就没有未来的共同富裕，有了今天的脱贫攻坚就为未来的共同富裕打下了承上启下的基础。党的十九大报告在对从二〇二〇年到本世纪中叶两个阶段的战略安排中都提到了共同富裕。虽然我们已经取得了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但是在已经脱贫的部分地区中，基础依旧十分薄弱，存在返贫的风险。同时，加之新冠疫情的影响，部分脱贫项目和计划无法如期推进，带来了新的挑战。由是观之，今天的脱贫攻坚就是为了未来的共同富裕。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必然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坚信今天能够实现脱贫攻坚，未来一定能够实现共同富裕。

三、自古以来中国人民追求理想社会的当代实践

生活小康、天下大同，自古以来就是古代中国人民的孜孜以求的社会理想。早在《礼记·礼运》篇中就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谓大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是谓小康。”[4]大同社会实际上就是被美化了的夏代以前的原始共产制社会；小康社会实际上就是夏、商、西周时期的奴隶社会。在天下大乱、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孔子以强烈的社会参与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构建出心目中“天下大同”的理想社会。在儒家看来，大同社会高于、优于小康社会，但究其本意，并非指人民生活水平的高低、生活质量的优劣。当时还处于远古的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绝不可能有高水平和高质量的人民生活。而且从时间先后看，大同社会在前，小康社会在后，那么，小康社会的生产力水平还应高于大同社会，这似乎与人们的一般理解相悖。其实，大同社会和小康社会的美好与令人向往之处主要在于“礼”和“道”。所谓“礼”既指礼节，也指礼运、礼治。所谓“道”即人们共同遵守伦常礼节形成良好秩序的一种社会状态。“礼”和“道”的关系是通过礼运或礼治达到一种“道”的状态。由此可见，大同社会在于“大道之行”，小康社会是由于“大道既隐”。但是，《礼运》中还说道：小康社会“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5]也就是说，“大道既隐”并非“大道既无”。因此，小康社会“礼”与“道”仍然存在。正因为此，大同与小康都是在《礼记·礼运》篇同时阐述的，只是提出者认为，小康之“礼”与“道”逊于“大同”之“礼”与“道”。当时孔子追求和向往的是这种有着“礼”和“道”的社会，最高目标是大同社会。

中国古代的社会理想至今仍然显示出时代意义。1979年，邓小平同志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面对大平正芳“中国的现代化是什么样的现代化”的提问，邓小平同志对此则引用了古人“小康”的概念，“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是‘小康之家’。”[6]邓小平同志对“小康社会”和“中国式现代化”关系的精彩论述，不仅将古人的“小康”思想融入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大局中，更进一步将中华民族的千年“小康”梦想改造为中国式的现代化目标，真正赋予了“小康”从梦想走向现实的可能性，也赋予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深厚的中华文化底蕴和中国风格。此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对“小康社会”思想进行验证、完善和丰富，形成了一套切实可行的战略方针政策。

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7]这即意味着经过几十年全国人民的艰苦奋斗，我国“小康社会”的目标实现了阶段性的胜利，我们基本实现了“总体小康”的时代目标。但是，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没有改变，生产力的整体性不够发达也是客观现实，因此我们实现的小康还有着低水平、不全面、不平衡的三个显著不足。为此，十六大报告进一步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战略，指出：“我们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8]“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提出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一个新里程碑，表明我们党已经开始从系统的、全局的高度来考虑小康问题。

党的十八大正式提出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党的十九大则进一步提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确保目标按时保质完成。从“建设”转向“建成”，虽仅一字之差，但却把全面小康社会的美好图景更为具体生动地呈现在全国人民面前，体现了我们能够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胜信心，而这其中的底气，正是我国经济基本面长期向好、制度优势明显、社会大局稳定等多方面的优势和条件。

从“小康之间”到“总体小康”，再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瞭望“小康”这一概念迄今40余年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这是一部对“小康”概念话语的重构史，更准确地说，这是一部20世纪末21世纪初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发展史。

现实的小康社会与中国古代的小康社会有相似之义但高于古代理想社会。中国古代的小康社会拥有“礼”和“道”，但逊于“大同社会”。当然，现实的“小康社会”仍然拥有“礼”和“道”，崇尚“礼之用、和为贵”。但是，需要明确的是，这里的“礼”是扬弃了中国古代社会存在历史糟粕的礼教之后的、属于中国传统文化优秀成分的礼仪。这里的“道”也不是古代社会人们被迫接受当时的伦常礼节之后形成的个人缺乏主体性的稳定但僵化的有序社会，而是以马克思主义指导的、社会主义性质的人的主体性得到彰显的稳定且充满活力的和谐社会。现实的小康社会与和谐社会相辅相成，无小康则无和谐，无和谐也无小康，现实的小康社会内涵着深厚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底蕴。可见，现实的小康社会与中国古代的小康社会有相似之处，但很显然高于古代的小康社会。

现实的小康社会注入了古代小康社会所没有的新内涵。如果说现实的小康社会与和谐社会相辅相成，那么，现实的小康社会还将逐渐摆脱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更以全面脱贫为前提，是人们的生活水平都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已经消除了贫困的社会，这是高于古代小康社会的重要标志，也是注入小康社会的新内涵。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贫困人口脱贫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和标志性指标，在全国范围全面打响了脱贫攻坚战。脱贫攻坚力度之大、规模之广、影响之深，前所未有。”[9]正如上文指出，古代的小康社会强调的是“礼”和“道”，对生产力发展和人民的生活水平并未涉及。事实上，所谓中国古代的大同社会和小康社会的时期生产力水平和人民的生活水平都十分低下，是不可能达到当下全面脱贫水平的。因此，脱贫攻坚也就是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最坚实的基础，是自古以来中国人民追求理想社会的当代实践，是中华民族奋斗精神的延续，为全面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发挥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四、对世界减贫事业作出巨大贡献

贫困是一种历史现象，自古有之，而且由今向古愈加严重。贫困是世界现象，哪怕人类社会发展已经进入21世纪的今天，贫困也不仅只存在于发展中国家，即使在有些工业化国家，也有成千成万的人长期陷入贫困苦境，甚至在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中，也有3000万儿童家境贫穷。[10]尽管全球贫困率自2000年以来下降了一半以上，但是到2015年世界仍然有7.83亿人生活在每天1.9美元的国际贫困线以下。[11]建立和平、繁荣和公正的世界是人类追求的共同目标，因此扶贫减贫不仅是各个国家的重要职责，也是联合国的一项重要任务。正因为此，2000年9月，在有189个国家参与的有史以来人数最多的国家首脑峰会上通过的《联合国千年宣言》，提出了“千年发展目标”。其中关于世界消除贫困的目标指出：“我们将不遗余力地帮助我们十亿多男女老少同胞摆脱目前凄苦可怜和毫无尊严的极端贫困状况。我们决心使每一个人实现发展权，并使全人类免于匮乏。”“在 2015 年年底前使世界上每日收入低于一美元的人口比例和挨饿人口比例降低一半并在同一日期之前使无法得到或负担不起安全饮用水的人口比例降低一半。”[12]这些目标以及富裕国家与贫穷国家实现目标的承诺，在“蒙特雷共识”(在2002年3月召开的联合国为发展融资会议上提出，世界各国首脑把蒙特雷会议描绘为贫富各国为实现共同的发展目标所作承诺的标志)、2002年9月的“可持续发展世界峰会”以及国际贸易谈判多哈回合启动中得到了重申。[13]在“千年发展目标”的基础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还制定了实现这一目标的行动计划——“千年发展公约”。它要求各国不论富国还是穷国，要采取有效措施竭尽全力消除贫困，促进人类尊严和平等。2015年9月，联合国发展峰会通过的《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确立了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第一个就是“在全世界消除一切形式的贫困”，提出“到 2030 年，在全球所有人口中消除极端贫困，极端贫困目前的衡量标准是每人每日生活费不足1.25美元。”[14]由此可见，消除贫困是一项世界性事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目标。

上文分析指出，全球贫困率自2000年到2015年下降了一半以上，到2015年世界仍然有7.83亿人生活在每天1.9美元的国际贫困线以下。那么，2000年至2015年世界减贫人口数量就大约7.83亿。而我国现行农村贫困标准相当于世界银行提出的人均每天1.9美元的标准，按照这一标准，我国贫困人口1978年是7.7039亿，贫困发生率为97.5%；2000年贫困人口是4.6224亿，贫困发生率为49.8%；2015年下降至0.5575亿，贫困发生率为5.7%[15]，可见，2015年比2000年减少4.0649亿人，占世界减贫人数的一半以上。

按现行农村贫困标准今年我国将全部脱贫，而联合国确立的世界全面脱贫时间是2030年，而且脱贫标准是人均每天1.25美元，低于我国现行农村贫困标准。可见，我国以更高的脱贫标准比联合国确立的脱贫时间提前十年，是最早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减贫目标的发展中国家，从而为世界减贫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在这一基础上，中国还将为世界减贫提供中国经验，积极开展国际减贫合作，从而为世界减贫事业作出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