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 君 肖又莲

（1.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广西南宁530006；2.广西民族大学 图书馆，广西 南宁530006）

作为中国当代文坛最重要的作家之一，30年来迟子建以卷帙浩繁的文字，建构起大兴安岭的边地世界，传递出她对故乡极其分明的情感取向和特有的价值判断。迟子建对林区乡镇社会的温情观照以及独特的边地景观呈现，已然成为一种鲜明的文学标识，无疑是“文学东北”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谈及故乡与写作的关系，她说：“没有故乡，就不会有我的写作。”[1]迟子建的写作是典型的“有故乡的写作”。然而，对于一个职业作家而言，故乡之外同样有故事。对于朝夕相处三十余年的哈尔滨，从强烈排拒到逐渐喜欢、融入，迟子建坦言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一旦融入，便有了从《起舞》《黄鸡白酒》《白雪乌鸦》《晚安玫瑰》，直至晚近的《烟火漫卷》等一系列描写哈尔滨的中长篇小说问世。如此一路写来，在大兴安岭边地叙事之外，迟子建同样建构起一个富有特色的都市文学景观，具体说来，就是关于哈尔滨的历史与现实的想象与再现。值得注意的是，城与乡的缠绕纠结对于中国当代诸多写作者来说，几乎是无法规避的现象，然而，这一点在作为60后的迟子建身上似乎并不明显。这或许与她原本就没有切实的农村经验，亦即根源上就并非“农裔”有关。中篇小说《晚安玫瑰》（2013）和长篇小说《烟火漫卷》（2020）是两部关于哈尔滨当下生活图景的叙事作品，明显存在一些大体相近的取向，通过对读或许可以把捉到作家想象哈尔滨的方法。

一、都市背景与命运故事

迟子建自述《晚安玫瑰》是她用时和篇幅都最长的中篇小说，[2]仔细读来，这确是一部具有长篇架构的中篇小说。小说描写了年轻租客赵小娥和年迈房东吉莲娜之间的日常生活与精神交流。简言之，小说描写了一座有故事的城市和两个有故事的女人。吉莲娜是犹太后裔，关联着哈尔滨的历史与现实。赵小娥和吉莲娜都是哈尔滨的外来者，后者在这座城市里找到了安宁与皈依，成了活在当下的老灵魂。

某种意义上，《晚安玫瑰》描写了年轻人赵小娥在哈尔滨寻找灵魂落定的全过程。有论者认为，她是“时代孤儿”症候的具象化，[3]自有其合理性。她是母亲在中元节上坟时遭强暴而怀上的孩子，身世秘密在一次意外事件中因输血而显露，从此遭到父亲、姑姑、继母无尽的羞辱与打骂，还有周围人无处不在的歧视，仅从哥哥和妈妈那里得到些许温暖。母亲去世让她事实上成为孤儿，身份“非法”让她痛感被整个世界抛弃。离开克山乡下，带着身世秘密，赵小娥流浪到哈尔滨，渴望找到一个落定，包括情感和居所。只是事与愿违，她不时被房东赶出来。因长相普通以及别的原因，她一次次经历恋爱失败的打击。她的前两任男友要么嫌弃她身体条件太一般，要么在意她不是处女，第三任男友齐德铭让她感受到爱情的浪漫与美好，但她发现齐外出始终带着两样东西：避孕套和寿衣。这肉欲与死亡的象征物，表征当下年轻人对身体和生命的态度——即时满足的欲望与不可预料的死亡，完全没有可以把捉的安稳。

长相普通、情路坎坷、身世秘密的重压，让赵小娥在哈尔滨卑微求生，其意志得到磨砺，内心变得强大、坚韧。她认为自己眼下所经历的一切，都拜那个在坟地强暴母亲的男人所赐，找到他，并亲手杀死他，才能消释所承受的不公平，在复仇的快意中求得安宁。可能限于中篇小说的篇幅，赵小娥的“寻找与弑父”并不复杂。她与生父戏剧性地相逢于齐德铭父亲开办的印刷厂里。刑满释放人员穆师傅因她神似自己已故的女儿燕燕而失声叫出声来。对一些信息进行简单了解之后，赵小娥意识到自己所找寻的人已然出现。她费尽心机接近穆师傅，借帮其理发之机故意刺破他的皮肤获得血液样本，通过DNA 比对证实了她的猜想与怀疑。其后，赵小娥制定了周密的弑父计划。将穆师傅骗至松花江上，在江心说出真相，逼迫对方投水自杀，即便生父满怀罪感与强烈的求生欲望，她亦丝毫不为所动。江心一幕，呈现给读者的赵小娥是一个冷血的“复仇者”形象。一个极少感受到温暖与爱的人，自然无法想象除了仇恨之外，人性还有其他可能，更无从意识到自己“不幸的根源，更多源自社会，而不是她的出身”[2]。只是，如愿弑父的赵小娥不仅没有得到她此前所预料的一切，反而从此堕入深渊，每日茶饭不思，难以安眠，就因为那个强奸犯父亲，在临死前用发自内心的父爱，挫败了她的报复。在赵小娥面前，命运更残酷的一面得以展现：找到报复对象的同时，也找到了始终缺席的深沉父爱，但她亲手毁掉了它；找到了无比渴望的真爱，男友齐德铭却意外死亡，那时刻准备着的寿衣派上了用场；找到了灵魂的归宿，吉莲娜却在她面前意外离世。疯癫之后的赵小娥在吉莲娜留给自己的百年老屋里，以文字记述过往，得享安宁，她害怕回到正常状态。在赵小娥身上，找寻与得到竟是如此悖反：找寻之后是如愿得到，但得到即失去。由此看来，《晚安玫瑰》是一部以哈尔滨为背景的“命运之书”。

一番苦寻之后发现最终被命运捉弄，迟子建常常如此结撰都市背景下的命运故事，以建构其哈尔滨想象。在晚出《晚安玫瑰》数年的长篇《烟火漫卷》里，这一点可谓更为自觉、充分。《烟火漫卷》多头并进的故事讲述，同样集中统摄于一个“找寻”的架构。当年被偷的那个孩子到底在哪里？悬念让叙事有了紧张感，所有寻找故事的前传自然是遗失，但土生土长的哈尔滨人刘建国丢失的可是孩子。年轻时受好友于大卫、谢楚薇夫妇委托，将孩子铜锤从知青点带回哈尔滨，到站时不幸被人偷走。铜锤的丢失改变了刘建国和于大卫夫妇的人生走向。三个人此后的生活都笼罩在丢孩子和找孩子的阴影里。刘建国始终没有放弃，漫长的岁月都消耗在无尽的找寻中，直到步入苍凉晚景。虽是无心之过，却不得不承担命运的无边责罚，一个男人的一生就这样被消耗殆尽，不安、自责、愧疚始终萦绕心怀无有已时。在漫长的自我责罚过程中，见过太多苦难的刘建国，内心变得更加柔软、慈悲，晚年受雇开“爱心救护车”接病人去医院就医，或者送出院病人或病逝者返乡。选择这份工作的原因，还是为了方便接触更多的人，冀望能发现铜锤的信息。数年从业经历让刘建国见过形形色色的人，体会了各各不同的悲苦。他友善、贴心、仁慈，在业界美名传扬。从作者的匠心来看，“爱心救护车”显然是观察人世悲喜的窗口，叙事逻辑上为了便于“寻找”；而从功能上看，正如有论者所说，这是作者有意安放的“叙事装置”[4]——由这辆往返于哈尔滨和外县，每天上演着悲喜故事的救护车，自然而合理地引出了更多人物和故事，便于呈现人世间丰富的烟气与火色。这一装置的设定，加之处处设伏笔，时见草蛇灰线，足见迟子建对此篇故事讲述的极其用心。

耗费刘建国大半生所寻找的铜锤，其实在小说开篇不久就坐上了“爱心救护车”，即经常要求刘建国在凌晨四点去医院接其出院的翁子安，只是真相的最终揭开却延宕至小说结尾。翁子安显然早就知道自己的身世，这也是他故意接近刘建国的原因所在。被刻意延宕的身世真相，成就了《烟火漫卷》的叙事过程，引出其他诸多人物。身世故事最易凸显命运，这也是迟子建最乐于讲述的故事类型之一，或者说利用身世秘密来结撰故事是其偏好之一。《晚安玫瑰》如此，《烟火漫卷》亦然。在后者，不独翁子安有身世故事，寻找者刘建国也有。在对铜锤的不懈找寻中，先于解开翁子安身世之谜的，是他不期然地发现了自己的身世秘密。其兄刘光复不忍见弟弟的生活被几十年前的无心之过所毁，不久于人世之际期望他有一个稍稍安宁的晚年，于是找于大卫说情希望能原谅刘建国，从而让刘建国放弃寻找。在这一过程中，刘光复说出了刘建国是日本遗孤的身世真相。至此，故事的命运感毕现：“刘建国大半生的努力是让铜锤和他的亲生父母获得血缘上清晰的接驳，到后来，当铜锤这只漂流已久的孤帆重新在人海茫茫中被辨认出来时，刘建国却发现，自己才是那只无法停靠在血缘之岸的不系之舟。”[4]对刘建国而言，这是命运所开的一个更残酷的玩笑。熟悉迟子建的读者，自然了解“犯错的好人”是其笔下最常见的人设之一。刘建国便是典型，他身上纠结着历史的伤痛、无以排遣的愧疚、无法消释的煎熬、无心的过失，然而也有不可原谅的过犯。除了寻找铜锤，他还在寻找那个数十年前在兴凯湖边的一只木船里，遭其酒后猥亵的男孩。施暴之后，他理性恢复，销毁了住宿记录赶紧逃离，那孩子后来如何，同样是他无法打开的心结。余生无多，他自感寻找铜锤无望，便想寻到当年那个受害人。在密山的一个小村子，他得偿所愿，只是当年的孩子已成为一个行为怪癖、只知道打鱼的单身汉。无心与有意，刘建国意识到自己改变了两个孩子的命运，当然也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当人生故事变得不可解之时，命运便是最好的解释——一切都是上帝之手的排定。

《烟火漫卷》里，找寻主题、都市背景与命运故事还远不止于此。乡下女人黄娥带着儿子杂拌儿来到哈尔滨，表面上是为了寻找“失踪”的丈夫卢木头，实则是听闻刘建国的故事之后而要为儿子寻找一个理想的父亲。《晚安玫瑰》里的“弑父”，到了《烟火漫卷》变为“寻父”。刘骄华眼见心慈面软的哥哥被一个乡下女人缠磨，便将黄娥母子安顿在榆樱院的老房子里。黄娥母子在榆樱院安定下来，喻指杂拌儿“寻父之旅”暂告一段落。关于杂拌儿理想的父亲，小说里有诸多暗示，刘建国、翁子安、于大卫都是潜在人选，由谁来承担似乎已不重要，关键是哈尔滨早已接纳了这对母子。不难看出，在迟子建找寻架构的故事讲述里，除了走向顺应故事逻辑的结果外，还有令人意想不到的反转。反转之下，浓浓的命运感弥漫开来，然而，面对命运的威凛，如何让那些存在过错的好人应对命运，迟子建同样有着自己的方式。

二、温情救赎与都市老灵魂

关于“温情与救赎”，早在1998年的一次访谈里，迟子建就明确回应道：“如果说我没有感受到生活中的‘恶’是绝不可能的……可我更信奉温情的力量同时也就是批判的力量，法律永远战胜不了一个人内心道德的约束力，所以我特别喜欢让‘恶人’能够‘心灵发现’，我想世界上没有彻头彻尾的‘恶人’，他总有善良的一面会在不经意当中被挖掘出来，杀一个人肯定比‘拯救’一个人要容易得多。”[5]毋庸置疑，温情（温暖）似乎始终是迟子建作品的关键词，已然成为一种个性化标识。正因为有如此自觉的创作理念并受其规约，迟子建笔下最常出现的人物类型，除了“有过错的好人”，再有就是“心灵发现的恶人”。迟子建始终以自己的方式书写人性的复杂，因特别强调道德自律和个人自省对个人纠错具有更持久内在的力量，迟子建笔下的救赎往往在温情中达致，如吉莲娜和赵小娥的故事。

早年同样有弑父经历的吉莲娜在岁月漫漫的忏悔中归于平静，以那灵光乍现的爱情之光照亮余生，在一套百年老房子里，怀着对哈尔滨的热爱，过着一份精致的生活，优雅地老去。正如作者所说：“我相信如果有上帝，上帝也饶恕了她，因为她的弑父是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的。”[2]信仰给了吉莲娜温情亦即批判力量，让她以一双智慧而温和的眼睛打量人世间，并以宽容接纳、温暖进入自己世界的他者。这是一颗由威凛的命运、坚定的信仰、漫长的岁月而锻就的有力量的老灵魂。迟子建笔下不时出现这样的老女人，她本人也难掩对这类形象的喜爱，希望自己也能活到那般年纪，“宠辱不惊，宁静如水，朴素地活到人生的夕阳时分”[6]。当赵小娥进入吉莲娜的生活，两个弑父者，一老一少，各自内心所怀有的深沉悲悯与痛切仇恨，让两者不时爆发冲突。这与其说源于生活方式、生活习惯，不如说源于对自我和他人态度上的差异。周围世界的敌意加重了赵小娥内心的恨意，这一切吉莲娜都看在眼里，她以极大的耐心去温暖对方。当两人闹翻，赵小娥以为自己又得另觅住处，雪夜晚归，没想到吉莲娜的留言竟是：“小娥，雪天寒气大，把姜汤喝了吧。天短了，外面乱，早点回家。”[7]26一碗姜汤还有“回家”二字又将她留了下来。两人之间最严重的冲突发生在赵小娥弑父之后，赵小娥挥霍着生父留给自己的钱，享受着复仇的快意而不知忏悔之时，吉莲娜对赵小娥说出了自己弑父的秘密，现身说法引导后者忏悔，在她看来忏悔是新生的前提：“一个人不懂得忏悔就看不到另一世界的曙光。”[7]143而在赵小娥的认知里，地狱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因为自己已经在地狱中，不怕再下一次。赵小娥始终认为自己无罪，并自我定位为“魔鬼的化身”。面对跟自己有着相近经历的年轻女子的坚执与迷狂，吉莲娜的那记耳光企图将其打醒，让她懂得慈悲，因为“慈悲会给人带来安宁和喜悦”[7]144。冲突过后，吉莲娜在一次意外中安然辞世，遗嘱里将百年老房子留给了赵小娥，为自己对一个年轻弑父者的温情救赎做了最后的努力。

如果说吉莲娜是“有过错的好人”——对曾经的罪过愿意用漫长的忏悔去清洗──的话，那么，穆师傅就是典型的“良心发现的坏人”。受性饥渴的折磨，他在坟地试图强暴赵小娥的母亲，对方挣扎不从，他诉说内心的苦焦，女人可怜其处境顺从了他。只是赵母这怀着巨大悲悯的顺从之举改变了她自己的命运，也前定了女儿的命运。赵小娥和穆师傅初识之时，两人都意识到他们之间存在另外的可能。当赵小娥确认真相，计划周密地进行报复时，穆师傅亦返回乡村对赵小娥的身份进行了确认。曾经的过错不能改变，他只是静等结果。江心的那个黑夜，他没有抵赖，没有为自己辩护，只是平静说出真相。面对亲生女儿的死亡逼迫，他到底有生的留恋，请求一条生路，愿意为当年的犯罪自首，接受法律的惩罚，甘愿坐牢到死。当赵小娥说出如果他去自首，自己那强奸犯女儿的身份就会大白于天下，穆师傅只以“我明白了”相回应，然后平静地投江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赴死前将一张五万多元的存折留给了女儿，希望她在结婚的时候买点什么，并叮嘱“回去时慢慢划，上岸后打车回去，别一个人走夜路”[7]129。性饥渴的煎熬让穆师傅当年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但心怀悲悯的赵母在当时就原谅了他。事实上，这是一个乡村女人对一个男人的温情救赎。女人的坟场顺从或许是穆师傅日后良心发现的前因。平静赴死，或许表明他早已达成自我救赎。忏悔在其内心，只是没有机会说出而已，这一点正如吉莲娜。生父的死完全消解了赵小娥那复仇的快意，她感受到了人性别的可能。经历了弑父、拯救者吉莲娜的辞世，还有男友的猝死，赵小娥发了疯。然而，温情到底起了作用，小说结尾暗示救赎的达成。整体来看，针对赵小娥的这场温情救赎如同一场接力赛，周围人都在做着相同的努力。这温情与其说是由个体发散而出，倒不如说是为哈尔滨这座城市所秉有。

从温情个人到温情城市，在《烟火漫卷》里体现得更为分明。小说里那各自表现善意与温情的一众人物组成了“善的共同体”[4]。除了刘建国以大半生的努力来对自己无心造成的，或一时失控而犯下的罪过进行补救，以求内心安宁、达致自我救赎外，翁子安的舅舅就是当年偷铜锤的那个男人，在生命晚期一样表达了深沉的悔意，尽力对刘建国进行物质补偿，而他偷孩子的原因却是为了安慰无法从孩子夭折的苦痛中走出的妹妹。于大卫夫妇也原谅了刘建国，于大卫表示只要不是因为孩子的犹太血统而被故意遗弃，他就完全放下了。黄娥进城只想把孩子交给哈尔滨就回到七码头以死赎罪，为自己无意中气死丈夫卢木头赎罪。但是，哈尔滨对她和儿子的友好接纳让她爱上了这座城，放下了偿命的念头。她的真率、美丽引起了男人们的关注，亦收获了真挚的爱情。凡此种种，小说中的这些人物，并没有把造成过错的责任推给他人或者自我开脱，而是勇敢地承担该承担的一切，在一种温情的氛围里，以忏悔、补偿、或者善待周围人达成自我救赎，他们都试图以自身的温热温暖他人。对生者如此，对死者亦然。刘光复死后，为了弥补逝者未能在松花江里游泳的遗憾，黄娥从江里打来了一桶水为其净身，怕江水太凉，她一直用双手捂着桶壁，用体温来温暖那桶水。除了刘建国、黄娥、翁子安、翁子安舅舅这些“有故事”的人，小说中的刘光复、刘骄华、于大卫、谢楚薇等人都对他人表现出极大的善意，确实组成了一个“善的共同体”，而不同的命运也造就了刘建国、翁子安、于大卫等一众老灵魂。

值得注意的是，小说题为《烟火漫卷》，只是面对这样一个由一众老灵魂组成的几乎至善的群体，人们不禁想问：烟火如何漫卷？在这个“善的共同体”里，更有黄娥这从边地进入哈尔滨的自然之子。她有摄人魂魄的魅力，且不回避自己的情欲，单独送男人过河的时候，遇到心仪的男子会与其激情野合。对于城里人认为的“出轨”行为，她丝毫都不掩饰地告诉丈夫卢木头，因为在她看来撒谎更不可原谅。卢木头之死完全是一个误会，她只是去看望了刘文生，并没有如卢木头所坚信的那样跟对方发生了关系。很显然，刘建国、于大卫、黄娥、翁子安等人身上所发生的，恰是非同寻常的故事。诚然，小说里还有一个生活在榆樱院里的群体，诸如大秦、小米、老郭、陈秀、小刘、胖丫等，跟前者比起来，他们之间的小恩小怨，小得小失，构成了哈尔滨那烟火气十足的一面。悖谬的是，这些人几乎都是外来者。透过爱心救护车，小说也让读者见识了人间的悲苦与荒诞。如从孙吴载一个昏迷老者回哈尔滨的路上，病人意外苏醒，陪护的两兄弟所关心的不是父亲的病，而是家里房产证、现金、存折在哪里。世道在变，对比之下那些“老灵魂”身上的温情故事更像传说，读它如同堕入一个乌托邦的梦里。“温情”之于迟子建的写作，多年来时有批评之声。但是，二十多年前她就明确表示永远不会放弃对辛酸生活的温情表达，至于温情过多而造成的某种局限，主要原因不在温情本身，而是其表达力量过弱。[5]作家某种意义上都是乌托邦的制造者，只是“温情的救赎”似乎不免空泛乏力，如此应对当下城市生活，让人自然质疑其真实性。或许，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在边地乡镇和都市叙事之间，有论者反复强调迟子建“城市书写背后仍然有着浓郁的乡土文化背景”，“离开乡村，转向城市，对迟子建来说是有些‘隔’的，归根结底，迟子建在精神上是乡土的，因而，即便写城市，其底色仍然是乡土”。[8]对照老灵魂与温情救赎，此说可谓搔到了痒处。

三、想象哈尔滨的方法

如果说《晚安玫瑰》是迟子建写给哈尔滨的情书，[9]那么《烟火漫卷》更像是一部“哈尔滨传”。小说关涉哈尔滨世俗社会与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充分彰显作者要写一部“哈尔滨之书”的冲动。哈尔滨也可以说是一座文学之城，倒不是说有众多作家生活其间，而是这座城市以其特有的魅力让太多中外作家对其葆有动人的情感和书写的热忱，成为文学想象与再现的对象。在这一点上，她几乎不输上海、南京。百年来，那些从哈尔滨文学起步之后离开，以及一直生活在哈尔滨的本土作家，书写了太多以之为背景的故事。远的不说，仅就当下，阿成、孙且、老长等小说家一直在倾力书写哈尔滨。相对来说，迟子建的哈尔滨叙事似乎起步稍晚，第一篇《起舞》发表于《收获》2007年第5 期，此后《黄鸡白酒》《白雪乌鸦》《晚安玫瑰》紧跟其后。限于容量，这些中篇小说大多以哈尔滨的历史或现实的某个侧面作为表现对象，及至长篇小说《烟火漫卷》，迟子建对哈尔滨的书写则明显带有全景性。

《起舞》叙述的是哈尔滨一处俄侨老街区老八杂里的人和事，聚焦于俄侨后裔；《晚安玫瑰》里的吉莲娜是犹太后裔；《烟火漫卷》里的于大卫同样是犹太后裔，刘建国则是日本遗孤。稍加留意会发现，这些混血身份的人物经常出现在迟子建笔下，牵引出其个人或家族与哈尔滨的深长渊源，亦勾连着这座城的前世今生。20 世纪20年代，哈尔滨是与上海相当的开放性国际大都市，大量外国人聚集、生活于此，凸显其包容、开放的气度。俄侨、犹太移民、日本入侵者战败后的遗孤，这些人物无疑是书写哈尔滨前世的最佳切入点。这些人物的风度、作派、价值取向、生活方式，影响到生活在当下的老派哈尔滨人的样子，透过这些老灵魂让人得以窥见哈尔滨的过去，而他们亦点缀这座城的灵魂。作为一个当代作家的哈尔滨叙事，某种意义上写出了诸如吉莲娜这般有信仰的高贵女性，似乎让人感觉哈尔滨有了灵魂，同时透过吉莲娜可以想象哈尔滨当年的样子。此外，混血的人物身份，不仅牵连着哈尔滨的前世与今生，让人想象她曾经华洋杂处的繁华与包容，而且这种特殊身份也很容易成为一种故事发生装置。刘建国的遗孤身份，是勾连历史记忆的方式，将个人苦难与民族、国家的历史关联在一起。《烟火漫卷》里的身份之谜，成了故事讲述最原始的驱动力，且处处带有哈尔滨印记，这便成了想象哈尔滨的最佳角度之一，包括迟子建在内一批哈尔滨当代作家，经常以此作为故事编撰的起点与观照对象。这一特点其实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萧红、萧军、舒群、白朗、罗锋等作家笔下就已然出现，更不用说伪满时期的文学创作。

想象哈尔滨，与吉莲娜这样的老灵魂相匹配的自然是老建筑。哈尔滨的异域情调与独特风貌很大程度上源于那些作为历史遗存的辉煌建筑。迟子建对此格外垂青，倾注大量热情，将它们放置在小说里。《晚安玫瑰》不厌其详地介绍吉莲娜邻近中央大街的那套百年老屋，对露台、坡屋顶、狭长的高窗一一加以描写。在访谈中，迟子建赞赏哈尔滨那些历尽沧桑的老建筑风格各异，是露天艺术长廊，“能够活在这样的屋檐下，比活在一个模式化建造的钢筋水泥混凝土的楼群中，要曼妙得多！”[6]关于那些老房子，迟子建在《烟火漫卷》里感慨说，如同一部巨大的艺术著作散落的册页出生。而与灵魂紧密关联的老房子自然是教堂，对此，作者特地设置了黄娥带着杂拌儿走访一座座教堂的情节。这也是她托孤之举的重要内容之一，换言之，她把儿子托付给了这座有信仰的城市。小说以此种方式将哈尔滨最具灵魂的老房子如数家珍般呈现在读者面前。某种意义上，吉莲娜的住所也是其“一个人的教堂”。《烟火漫卷》对教堂的大篇幅介绍，貌似与小说情节没有必然关联，实则不然，作者潜在要说明的是，正因哈尔滨以前是一座信仰之城，才会有那些老灵魂的孑遗，才会有温煦的人际关系，才会有温情的救赎。

与老灵魂、老房子相对应的是哈尔滨的世俗生活。这自然也是想象哈尔滨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迟子建说自己也写到哈尔滨的狭窗陋巷，如《黄鸡白酒》里的小酒馆，《起舞》里的老八杂，这些充满世俗烟火气的地方一样有动人的风景。[6]《烟火漫卷》的主体故事由“看上去像是时光的弃儿”[10]58的榆樱院来担当，它是哈尔滨道外区一处中华巴洛克建筑的老院子。老旧、破败如同被弃的孩子，却是瞭望哈尔滨底层生活的绝佳窗口。院子里除了退休锅炉厂工人老郭，其余都是租客，亦即哈尔滨的外来者。大秦与小米、老郭与陈秀、小刘与胖丫等几组人物上演着当下都市底层的悲喜剧。华洋混搭风的老房子已然破败不堪，与之相应，这群人里哈尔滨的老灵魂早已消逝得无影无踪。物欲膨胀、人心不古、文化粗鄙，这或许是当下社会的痼疾与普遍症候，不独哈尔滨这处老宅院为然。迟子建不是没有想象过哈尔滨的底层，只是《烟火漫卷》似乎与《起舞》《黄鸡白酒》有所不同。榆樱院固然是一个有意设定的想象哈尔滨的视窗，但似乎并没有完全担当起对哈尔滨世俗烟火生活的描绘。关于哈尔滨世俗生活的想象，笔者认为更体现在作者开头以上帝的视角，对凌晨哈达屯菜市场的细腻呈现上，如果没有切身的观察自然无法做到那般真切。或许哪个城市的菜市场情景都差不多，但凌晨的哈达屯确乎“很哈尔滨”。除了老灵魂、老房子，四时风物、景致，以及不同季节之下的街区风景，还有哈尔滨（东北）的风俗，如小说中出现的二月二“龙抬头”要理发、吃猪头肉等情节，均是对哈尔滨的极为真切的想象。

四、结语

受命运锻造之后的老灵魂、被岁月侵蚀的老房子，以及四时风物，成了迟子建想象哈尔滨的方法。在她的作品里，哈尔滨的过往与当下关联在一起，体现了作家关照身边城市的匠心。迟子建关于哈尔滨的书写虽然数量不多，但值得期待，因为她把捉住了哈尔滨的灵魂，同时对这座城市有无限的热情与爱恋，写出人物的命运感，还有迟子建那始终坚持的温情救赎，亦是其哈尔滨书写的灵魂所在。某种意义上，迟子建的都市叙事刚刚开始，但这刚刚开始的书写就表现出如此之高的品质，相信不久的将来，哈尔滨同样也会成为其笔下继大兴安岭、北极村之后又一个带有标识性的文学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