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洁

（白城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吉林白城137000）

“中国”认同意识内涵丰富，在中国古代“中国”一词或指一国之中心的都城，或指华夏、汉族及其建立的政权，或指地域概念中的“中原王朝”，或指以天下为核心的文化中心。[1]1-5不论“中国”指代哪种涵义，“中国”认同意识都是历史上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凝聚力不断增强的体现。从古到今，“中国各族人民从民族认同到对统一国家的认同经历了几千年漫长岁月的积淀与整合，在清朝统治的三百年间，才最终成为定局”[2]。明万历十一年（1583），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被明政府封为建州左卫都指挥使。此时的努尔哈赤接受明朝统辖，认为女真各部同汉族一样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这是他“中国”意识的萌芽。后来，努尔哈赤称汗，国号“大金”（史称“后金”），脱离明朝统治。清天命十一年（明天启六年，1626），努尔哈赤去世，其子皇太极登上汗位。清崇德元年（1636），皇太极称帝，改国号为“大清”，追尊努尔哈赤为清太祖，后金汗国从此为清帝国所取代。直到皇太极去世，“大清国”还没有定鼎中原。清顺治元年（明崇祯十七年，1644），清军入关，这对清朝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顺治、康熙、雍正、乾隆等诸位清朝皇帝不断完善“中国”的概念，使得中国历史上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最终定型，中华民族实体在乾隆时期形成。关于清代“中国”认同，目前学界在一些清代政治史论著中有所论及，陈永明探讨了明清易代之际汉族士人的身份认同，认为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利用对明代历史的书写，确立了以儒家道德史观为主导的政治认同观念。[3]郭成康探讨了整个清代皇帝的民族认同及国家认同，指出清朝为今天留下了界定“中国”一词内涵和外延的宝贵精神财富。[2]陆勇以清王朝处理“满洲”认同和“中国”认同关系为主题，考察了清初传统“中国”观念的意义，分析了清朝“中国”观念的嬗变对传统“大一统”中国近代转型的影响。[4]黄兴涛针对“新清史”学者将中国与“大清”对立起来的错误观点，以清代满洲人的“中国认同”加以驳斥，指出整个清代满洲人“中国认同”的思想基础是儒家的“大同”理念，清朝的“满人特性”恰恰体现其“中国特性”[5]。黄兴涛还在探讨“中华民族”观念的著作中，继续考察了清朝满洲人的“中国认同”及其现代转型。[6]9-49刘凤云、刘文鹏围绕“新清史”研究存在的问题，在文集中收集了一系列成果，其中包括以“中国”认同为话题反驳“新清史”的文章。[7]212-266这些成果以不同的研究视角探讨清代的政治认同、国家认同及清朝皇帝中国观等，在宏观上澄清了很多清史研究的原则问题，纠正了“新清史”的错误观点。这些研究成果弥足珍贵，但目前学界尚缺乏探讨清代“中国”认同与具体实践之间关系的成果，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考察清朝皇帝如何自称“中国之主”，同时结合《大清一统志》《大义觉迷录》等文献，探讨清朝皇帝“中国”认同意识与实践对巩固中国多民族国家的积极意义。

一、清初皇帝自称“中国之主”

崇德八年（1643），爱新觉罗·福临承袭父位，在盛京举行了大清国皇帝祭天登基仪式。在中国传统礼制中，只有天子方有资格祭天，清初皇帝在即位仪式中行祭天礼，这是清朝“中国”认同的体现。顺治元年，清朝入关，祭告天地曰：“兹定鼎燕京，以绥中国”，“仍用大清国号，顺治纪元”[8]92。此时，顺治帝再度祭天，其政治寓意鲜明，再次向天下昭示自己的天子身份。

清朝统治者从顺治至康熙中期的40年间，不断推进对明朝治下区域的统一事业，他们对整个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有着坚定的原则立场。清定鼎燕京前，南明诸臣拥立福王朱由崧于南京即位。摄政王多尔衮遂致书史可法，称“今若拥号称尊，便是天有二日……夫以中华全力，受困潢池，而欲以江左一隅，兼支大国，胜负之数，无待蓍龟矣……宜劝令削号归藩，永绥福禄。朝廷当待以虞宾，统承礼物”[9]66。清朝不能任由“天有二日”的分裂局面延续，要建立大一统王朝。但是，清初并没有否认明朝也是“中国”。顺治十三年（1656），清廷与厄鲁特因边境番夷归属发生纠纷，顺治帝传谕中有“为故明所属者，理应隶入‘中国’为民”[8]800，这时，顺治帝仍称故明为“中国”。顺治帝主张“以绥中国”“抚定中华”[8]136，其含义就是要恢复大一统的“中国”疆域，完成“中国”统一。可见，清初“中国”概念的外延已经扩展，尤其在外交文书中，以国家身份使用的“中国”已经与近代意义的清朝国界紧密相连；在涉外事务中，清朝统治者通过对“中国”涵义的明确表达，来体现其坚定的国家意志。

以东北为例，这里是满洲的发祥地，清统治者向来重视对龙兴之地的保护。康熙时期，面对沙皇俄国对我国东北黑龙江流域的疯狂扩张，清军积极反击。经历两次雅克萨之战后，为稳定边疆，促进一统格局的形成，康熙二十五年（1686）至二十八年（1689），清朝与俄国进行边界谈判，并最终签订《尼布楚条约》，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正式与外国签订的边界条约。

在《尼布楚条约》中，“中国”作为大清国的国家称谓被正式使用。此条约当时称《尼布楚界约》，清政府明确指出由“中国皇帝”派遣中方谈判人，“‘中国’大皇帝钦差分界大臣领侍卫内大臣议政大臣索额图”等负责与俄国谈判、签约。该条约规定“格尔必齐河发源处为石大兴安岭，此岭直达于海，亦为两国之界：凡岭南一带土地及流入黑龙江大小诸川，应归中国管”，“又流入黑龙江之额尔古纳河亦为两国之界：河以南诸地，尽属‘中国’”[10]1，“现在俄民之在‘中国’或华民之在俄国者，悉听如旧”[10]2。清政府在解决国与国之间的边界关系时，把“中国”作为与俄国对等的主权国家来与其签订条约，这是在国家认同的基础之上，以和平方式结束中俄纷争，并划定中俄东段边界。康熙帝当时还没有西方殖民者那么明确的划界理论，秉持的依然是中国传统疆域观念，这一点可以从康熙帝的表述中体现出来，“朕以为尼布潮、雅克萨、黑龙江上下及通此江之一河一溪，皆我所属之地，不可少弃之于鄂罗斯”[11]466。在与俄国进行边界交涉中，清统治者于无形之中逐渐接受西方边界理论，中国开始接触国际社会秩序。

康熙五十年（1711），康熙帝就测绘东北地区特谕：“混同江自长白山后流出，由船厂打牲乌喇向东北流，会于黑龙江入海，此皆系‘中国地方’。鸭绿江自长白山东南流出，向西南而往，由凤凰城、朝鲜国义州两间流入于海。鸭绿江之西北系‘中国地方’。江之东南系朝鲜地方，以江为界。土门江自长白山东边流出，向东南流入于海。土门江西南系朝鲜地方，江之东北系‘中国地方’，亦以江为界，此处俱已明白。”[12]440康熙帝在国家认同观念之下，向测绘官员再三明确清朝与朝鲜之间的边界，在维护东北地区的主权方面，毫不妥协。

雍正六年（1728），清政府在中俄签订的《恰克图条约》中，也屡次使用“中国”一词。如“俄使请造庙宇，中国办理俄事大臣等帮助于俄馆盖庙”[10]9。“中国大臣会同俄国所遣使臣所定两国边界，在恰克图河溪之俄国卡伦房屋，在鄂尔怀图山顶之中国卡伦鄂博，此卡伦房屋鄂博适中平分，设立鄂博”，“中国蒙古卡伦鄂博，将在此两边中间空地，照分恰克图地方，划开平分”，“自沙毕纳依岭至额尔古纳河岸，阳面作为中国，阴面作为俄国”[10]8。“俄国布拉赤人向在‘中国’所设卡伦以外奇都埒上游一带游牧为业，此项俄民应即迁至楚库河北岸居住，免至将来生事”[10]14。“中国托果萨人，向在赤夺格地方一带游牧者，界务官遵照条约，将此项人民迁回原处”[10]15。

《尼布楚条约》和《恰克图条约》都是以“中国”作为大清王朝的正式称谓，与俄国解决边界问题，开启了中国与外国划界而治的历史。可见，清朝初年，统治者的国家认同观念在不断增强，一方面与俄国、朝鲜划定边界，另一方面通过平定叛乱、盟旗制度、爵位制度、朝觐制度，巩固我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团结。在“中国”认同意识之下，清朝边疆的主要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中华各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为中华民族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大清一统志》重塑“中国”疆域一统观

《大清一统志》是在大一统思想主导之下纂修的。皇太极即位之初，认为“明既为中国，则当秉公持平”[13]235。他提出“今满汉均属一国人民”[13]225，需构建新的民族一统理念。清朝建立后，皇太极认为，“明国计穷力竭，势必南迁，我皇上一统基业，已在掌握中矣”[13]803。至清朝入关，清朝统治者的大一统思想更加成熟。清朝修《大清一统志》是对中国历代纂修方志这一优良传统的高度认同。从中国古代遗留下来的众多方志文献可以看出，方志不仅是历史学、地理学的重要典籍，而且还是国家统治区域和政权疆域的标识。《禹贡》是我国最早的方志，古代纂修方志的传统一直延续到元明清大一统时期。元朝由官方纂修了《大元大一统志》，确立了纂修本朝“一统志”的全国性总志模式。元朝是在前代丰富的方志资料基础上，结合当时各省所献的图志，修成此书。其中，首次绘制了全国性的彩色大地图，这是此前中国地理志中所没有的，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原书虽然在明代已经散佚，但金毓黻先生、赵万里先生都曾就其残卷进行过辑考、整理。我们仅从其有限的存文中，就能够看出这部大型总志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它前承辽宋金夏政权分立时期，后为明清大一统王朝所沿袭。明朝继承了元朝大一统思想，沿袭了元朝纂修全国总志的传统，修成本朝的一统志。清朝全国一统志的纂修是在其统治者对元明大一统思想认同的前提下实施的，其意义不只在于传承我国历代修志文化传统，更是出于昭示“天下一统”政治格局的用意，认同了元明两朝纂修王朝地理总志的传统，并确立了国家的疆域界线，构建了国家广阔疆域的一统观。

《大清一统志》的纂修是清前期帝王国家认同意识的体现。清朝定都北京后，康、雍、乾三朝先后进行了一系列明确边疆分界的谈判，以及巩固边疆的平叛战争，并在边疆地区设置了有效的行政管理机构，初步形成了国家一统的格局。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之下，《大清一统志》诞生，它适应了清代疆域的扩大及各级职官的变化。纂修《大清一统志》最早是由保和殿大学士卫周祚在康熙十一年（1672）七月一日提出来的，他认为应先修各省通志，然后汇为《大清一统志》。康熙二十四年（1685），敕修《大清一统志》。次年，设立《一统志》馆。此年正月，江南道御史严鲁榘疏言：“近礼部奉命开馆纂修一统志书。适台湾金门、厦门等处已属内地，设立郡县文武官员。请敕礼部，增入通志之内。又广东添设花山县治，通志所未载，亦请照例增修。”[11]314《大清一统志》自下而上的纂修，具有一整套严密的程序，先由各地方长官负责府州县志的纂修，然后由各省督抚主持，汇辑为直省通志，再向上移交给翰林院，由翰林院汇集为《一统志》，进呈皇帝御览。清朝为加强疆域统治的稳定性，令各省纂修通志，“各省遵旨编纂通志上呈一统志馆，这一现象本身也体现了对清中央政权的认同。”[14]

清朝大力倡导、督促大批学界名人全力参与一统志的纂修，使清代成为中国历史上地方志和方志理论发展的鼎盛时期。这期间，还经历了重修、续修，从康熙二十四年开始，至道光二十二年（1842），历时150余年，最终纂修完成康熙《大清一统志》、乾隆《钦定大清一统志》和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视修一统志的封建王朝，《大清一统志》不仅继承了元、明纂修《一统志》的文化传统，而且发展了元明“大一统”的政治理想，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纂修《大清一统志》工程规模宏大，历时长久，成果卓著，尤其对国家疆域认同的作用远超元明两代。这项工程不只为了编纂志书，更重要的是在当时的新形势下，清朝已经突破了中国历史上的华夷之辨，“中国”概念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长城以北及周边的边疆民族问题亟须解决，需要树立清代疆域“大一统”观念，构建一个“大一统”观念下的中国版图。

三、《大义觉迷录》强调“华夷一家”

中国古代历史上，华夷是同源的，二者都是中华民族形成史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随着黄淮流域“华夏”人口的增多，原来的“华夷之辨”的血缘标准逐渐被地缘标准所替代，并最终形成了以文化水平高低为区分标准，从而使得以血缘关系维系的农耕社会与血缘观念相对淡薄的游牧社会之间的人为界限随之加强。在“华夷之辨”演化的过程中，随着民族交往的频繁，“华夷严防”逐渐被打破，“天下一家”观念在进一步形成。孔子以“礼”区分中国和四夷，并认为两者可以互相转换。韩愈对孔子的这一思想加以概括：“孔子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15]3孟子继承并发扬了孔子的民族观，认为中国任何一个民族只要修德，具有才能，都可以成为统治民族，统治中华成为圣王正统。司马迁发挥了“华夷同源”“天下一统”的思想，《史记·五帝本纪》体现的华夷同宗同源的统一观念，对中华民族形成及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中国历史上的中原王朝与边疆民族之间的华夷之辨并没有随着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而消失，而是一直延续到封建社会后期的清朝。

清朝建立后，以汉族为中心的“华夷之辨”固有观念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逐渐淡化，乃至最终被摒弃。面对传统的华夷之辨，清朝皇帝没有像北魏孝文帝那样抛弃本族文化，大力推行汉化改革，也没有像元朝那样将各族人民分为四等、十级，通过推行等级制度，将蒙古族人与汉人对立起来，而是在保留民族文化的同时，认同并吸收了中原文化。

针对清初仍然存在的华夷之辨，雍正帝进行了驳斥，他通过《大义觉迷录》强调“华夷一家”，表明自己强烈的“中国”认同意识。《大义觉迷录》体现了清朝为实现民族认同、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所付出的努力。《大义觉迷录》缘起于当时的反清事件，当时汉人曾静、张熙受到吕留良“华夷之辨”思想的影响，游说川陕总督岳钟琪反清，结果失败被捕。雍正帝亲自审问，而后下令收录关于此案的上谕十道、审讯词若干、曾静的口供四十七篇、《归仁录》一篇和张熙等供词两篇，合成《大义觉迷录》，并于雍正七年（1729）刊布。曾静在被捕前撰写的《知新录》中，已经对清朝和雍正皇帝进行责难，他以古代华夏族系的视角看待周围世界，认为“天生人物，理一分殊，中土得正，而阴阳合德者为人，四塞倾险而邪僻者，为夷狄，夷狄之下为禽兽”[16]27，甚至说清朝统治是“盗窃天位”，在“染污华夏”，认为雍正帝没有资格做中华皇帝。雍正帝的《大义觉迷录》是针对曾静反清案件的政论性著述，表面上看是对反清汉人发问，实际是在说明清朝具备合法性及清朝皇帝具备天子贤德，试图消弭满汉民族矛盾，而不是靠杀头铲除汉人的反清意识。在《大义觉迷录》中，雍正帝主张摒弃华夷之别，提出不管是华是夷，只有有德者才能为天下之君。他首先强调，古代之所以有华夷之别，是由于疆域不够广阔，其实华夷本一家人，“三代以上之有苗、荆楚狁，即今湖南、湖北、山西，在今日而目为夷狄可乎？”[16]5他指出夏商周时期周边落后地区的民族被视为蛮夷，而如今已经成为统一国家的组成部分，就不应该再以传统的观念来区分华夷。雍正帝进一步论辩：“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于圣德乎！”[16]4在他看来，“满汉名色，犹直省之各有籍贯，并非中外之分别”[17]697，满洲帝王跟他们一样可以成为圣德之君。雍正帝驳斥那些在大一统王朝之下仍固守华夷之分的偏见：“自古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其中有不向化者，则斥之为夷狄……是以有此疆彼界之分。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17]148-149

四、乾隆时期实现了国家的统一

清朝入关后，周边尚有反清势力存在，当时政治形势非常复杂。北有蒙古三大部，其中归顺的只有漠南蒙古；南有南明政权及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张献忠的大西政权。为稳定边疆地区，清朝做了很多努力。

顺治十二年（1655）十二月，喀尔喀左翼使臣到京，清朝初次设立喀尔喀八扎萨克。扎萨克的设立，是清朝试图在喀尔喀实行盟旗制度的一种尝试，此后喀尔喀蒙古与清朝中央政府的政治联系更加密切，纷纷遣子弟来朝。从设立八扎萨克开始，喀尔喀蒙古左右两翼均在名义上臣服于清朝。此后双方长时间维持这种平衡，直到康熙朝喀尔喀诸汗亲率所属部众心悦诚服归顺清朝。

雍正十年（1732），因喀尔喀亲王额驸策棱击败准噶尔部有功，清朝从土谢图汗部分出二十一旗，将它们归入额驸策棱的赛音诺颜部，此后赛音诺颜部始为大扎萨克，与三汗部并列。车臣汗部、土谢图汗部由清朝驻库伦（今乌兰巴托）办事大臣管辖，赛音诺颜部、扎萨克图汗部由清驻乌里雅苏台的定边左副将军统辖。

清前期一直致力于稳定疆域，康、雍、乾三朝，不遗余力地解决漠西蒙古的问题。漠西蒙古即厄鲁特蒙古，共分为杜尔伯特部、和硕特部、准噶尔部、辉特部，以及土尔扈特部。早在清朝入关前，土尔扈特部便西迁至伏尔加河下游地区。皇太极与顺治帝时期，固始汗认同清朝的统治，曾向清政府朝贡。康熙初年，噶尔丹成为准噶尔部首领后，准噶尔部兴起，打败了和硕特部，称雄于漠西蒙古，并与清朝对峙。后经康熙帝三次亲征，准噶尔部遭到沉重打击。噶尔丹死后，准噶尔部虽然表面上投降清廷，但始终没有臣服。后来由于准噶尔部内部纷争，势力大为削弱，一些小部纷纷内附。清朝乘机向西北用兵，经过雍正帝、乾隆帝两代人的努力，到乾隆二十二年（1757），准噶尔汗国彻底灭亡。清政府在进兵西北的过程中，相继在漠西蒙古实行盟旗制度。乾隆三十六年（1771），土尔扈特部首领率部东归，清政府完全统一了漠西蒙古各部。乾隆时期，终于完成了国家统一。清朝解决蒙古问题的实践是在“中国”认同意识主导下进行的，其维护国家统一的举措是对元朝疆域意识、领土意识的继承和发展。

不论是喀尔喀蒙古对清朝的朝贡与最终臣服，还是土尔扈特部的主动回归，都说明蒙古部落对清朝具有强烈的国家认同意识。在我国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各族人民心中已经形成强大的凝聚力，这些史实是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重要的里程碑。

五、“中国民族”及“中华民族”实体正式形成

自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建立起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后，中原地区逐渐形成了政治高度统一和道德风范等方面高度一体化的农耕文明地区。与之相对应的北方蒙古高原逐渐成为以草原民族为主的游牧文明地区。秦末汉初，匈奴冒顿单于统一了蒙古高原。自此，中国以长城为界，形成两种互相对峙的政权结构，即“南有大汉，北有强胡”[18]3780。此后中原农耕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曾经有过和平相处时期，元朝也曾将南北统一起来，建立起幅员辽阔的大一统帝国，但清朝统一全国之前，中国南北在政治及文化方面的对峙局面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直到清朝完成对北方蒙古各部及西北边疆的统一，才使得中国长城内外归为一统。正如康熙帝所言：“朕阅经史，塞外蒙古多与中国抗衡，自汉、唐、宋至明，历代俱被其害。而克宣威蒙古，并令归心如我朝者，未之有也。”[11]931清朝统治下的各民族都认为自己是中国人，他们从对统一的“中国民族”的认同到对统一国家的认同，都远远超过以往的汉、唐、宋、元、明等朝代，这是今天界定中国和中华民族内涵及外延的重要依据。

关于如何界定“中华民族”实体的正式形成，必须以科学合理的中国民族理论为指导。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关于民族形成问题，学界就展开了大讨论，直到现在，有些学者还存在混淆华夏民族、汉民族与中华民族的区别。针对这个问题，有学者认为，不能用斯大林的民族理论硬套中国古代民族形成的过程及现实，中国没有机械地照搬斯大林的民族理论，而是结合了我国实际，“构建了‘民族形成于古代’的中国民族理论，开启了斯大林民族理论‘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19]。中国民族理论构建应该注意区分广义民族和狭义民族的概念，中华民族属于广义民族上的“国族”，即指一个国家的民族，它与狭义民族的华夏族、汉族不是等同的概念。中华民族的形成具有中国古代独特的历史背景和政治环境，具备明确的政治属性，其形成标准不是必须完全具备斯大林提出的民族形成的四大特征，只要在某种程度上具备民族特征，中华民族中的各族人民在政治、文化、经济、心理等方面形成了共同的“中国”认同意识，就可以认定“中华民族”实体已经形成。[19]

据此，清朝经过前期百余年的发展，到乾隆时期已经完成国家统一，形成了“共同地域”，治下的各族人民生活在“东极三姓所属库页岛，西极新疆疏勒至于葱岭，北极外兴安岭，南极广东琼州之崖山”[20]1891这个大一统的版图内，居住在这个统治区域的各族最终“中国”化。也就是说，至清朝的乾隆时期，中国各族人民对统一的国家形成了认同观念，我国疆域最终确立，各民族之间的融合更加频繁，长城不再是中原农耕文明与北方游牧文明之间交融的障碍，经济、文化的趋同性不断增强，作为民族特征之一的“共同的经济生活”逐步形成；境内的各民族虽然使用本民族的语言，清朝统治者也曾推行满语，但在民族交往中，汉族因其人口最多，经济文化影响力最大，汉语仍然是全国人民的通用语言，“共同语言”这一民族特征也基本形成。[19]清朝作为大一统王朝，从东海一隅发展到“天下一统，华夷一家”“中外一家”，已经完全突破了“华夷之辨”的局限。

综上，清朝到乾隆时期，统一的“清朝国家民族”的“国族”正式形成。清朝的国号虽然称“大清”，但他们又自称“中国”。如乾隆帝曾对臣下与缅甸往来文书中写有劝缅甸“归汉”之语十分不满，谓“传谕外夷，立言亦自有体，乃其中有数应‘归汉’一语，实属舛谬。夫对远人颂述朝廷，或称‘天朝’，或称‘中国’，乃一定之理。况我国家中外一统，即蛮荒亦无不知大清声教，何忽撰此‘归汉’不经之语，妄行宣示，悖诞已极”[21]643。乾隆帝极力强调“大清”乃“中外一统”之“天朝”或者“中国”，他对此事的态度表达了强烈的“中国”认同意识。如学者所指出：“清前期从努尔哈赤到乾隆时期的‘中国’意识和‘中国’认同在统治者深入思考夷夏问题和正统问题中不断强化，‘中国’一词的‘国家’内涵日益凸显并逐渐成为清人国家认同的自然符号。”[22]也就是说，“中华民族”在这个名称被正式使用之前，“清朝国家民族”作为“中华民族”实体已经形成于乾隆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