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怡

《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的作者是梁实秋先生。他通过记述梁任公（梁启超）的一次演讲，表达了对老师的敬仰、赞美之情。敬仰、赞美老师的什么呢？文章的结尾说：“有学问，有文采，有热心肠的学者，求之当世能有几人？于是我想起了从前的一段经历，笔而记之。”可见，文章集中赞美的，就是梁启超先生的“有学问，有文采”和“有热心肠”。这一段可以说是文章的点睛之笔，只是细心的读者读来或许会有疑惑：“有学问”“有文采”好理解，在文章中也体现得非常明显；但是，“有热心肠”该作何解呢？

若绕开这个关键点，对文章的阅读难免会流于浅表；而要想解开这个谜，探究“热心肠”的内涵，就得认真研读这篇文章，走进梁启超和梁实秋两位先生的心灵世界。

关于梁任公，文章注解有如下介绍：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维新派领袖、学者。

百度词条的介绍文字为：

梁启超，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新法家代表人物。师从于康有为，成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宣传家。维新变法前，与康有为一起联合各省举人发动“公车上书”，并著《变法通议》为变法做宣传。戊戌变法失败后，与康有为一起流亡日本，政治思想上逐渐走向保守。但是，他仍是近代文学革命运动的理论倡导者，提倡“诗界革命”，批判了那种在诗中搬用新名词以表新意的做法。他推动君主立宪，辛亥革命之后曾一度入袁世凯政府，担任司法总长；之后对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严词抨击，并加入段祺瑞政府。他倡导新文化运动，支持五四运动。

可以看出，课文注解及百度词条中的介绍都是从两个方面介绍梁任公先生，一是政治方面，二是学术方面。梁启超到清华学校做题为《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的演讲是在1922 年，彼时梁任公49 岁。在历经一次次政治浮沉后他已鲜少涉及政治，用梁实秋先生的话说，“梁任公先生晚年不谈政治，专心学术”。所以文章只是简略提及梁任公是“戊戌变法的主角”“云南起义的策划者”，而突出强调他的学术威望和影响，“对于青年确有启迪领导的作用”。所以，记述这次演讲，似乎也与政治无大关联，侧重点亦在学术。

如此说来，我们就该主要从“专心学术”的角度来理解任公的“热心肠”了。关于“热心肠”，较为一般的解释是待人热情、做事积极的性情。但以此来评价、概括梁任公，无疑是不够恰当的。梁任公当时演讲的题目是《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主要谈韵文中六种表现情感的方法。至于演讲的目的，他自己说，是“希望诸君把我所讲的做基础，拿来和西洋文学比较，看看我们的情感，比人家谁丰富？谁寒俭？……我们文学家表示情感的方法，缺乏的是哪几种？先要知道自己民族的短处，去补救它，才配说发挥民族的长处”。如此看来，无论是演讲的题目，还是演讲的目的，都的确是具有浓郁学术味的。但是，仅从学术角度来解读梁任公的“热心肠”，总让人觉得既狭隘又隔膜。梁任公的演讲内容洋洋洒洒，从三百篇、楚辞起头，延至乐府歌谣、古近体诗、填词曲本乃至骈体文，演讲的标题将其概括为“中国韵文”。“中国韵文”延绵千年，可讲的方方面面非常多，梁任公为何选择了最为丰富、敏感的“情感”来谈？可见在研究学术时，任公并未舍弃家国、民族的意识和情怀。而梁实秋的这篇《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行文极为简练，对梁任公的演讲内容只撷取了三个例子，分别是古乐府诗里头的《箜篌引》、清代孔尚任的著名剧作《桃花扇》，还有诗圣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如此取例，更是大有深意在其中。我们且对此三例都做一点诠释解读。

《箜篌引》的引文十分简短，仅有16个字：

公无渡河。

公竟渡河！

渡河而死；

其奈公何！

“公无渡河。”一切都表明，不能渡，不该渡。渡河就意味着死亡。所有的人，包括渡河者自己，都清楚地知道这一点。先生在朗诵这首短短十六个字的《箜篌引》时，为何会涕泪横流，只是因为看到了一个疯狂到坠河而死的男子吗？还是由他联想到了另外一个人——谭嗣同？谭嗣同慷慨赴死时的决绝与这个男子何其相似！戊戌变法失败后，谭嗣同有几次机会可以逃离。第一次，他就选择了拒绝，并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今南海之生死未可卜，程婴、杵臼，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第二次，也就是被逮之前一日，日本志士苦劝他东渡，谭君又不听。再三强之，谭君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最后蒙难。就义之日，观者万人，谭君慷慨神气不少变，从容就义。谭嗣同与《箜篌引》中的“公”何其相似。任公先生之所以选择这首诗作为例子，既是想到了谭嗣同，也是想到了他自己。他们都如那位白发狂夫般坚持自我理想，在明知不可为的情况下仍执意为之，即使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颇有“飞蛾扑火”般决不后退、决不后悔的气概，这也是他的演讲精彩感人的根本所在。梁启超的至情、至性，他的“热心肠”，在此表现得淋漓尽致。

《桃花扇》的男女主人公是侯方域、李香君。戏剧家是“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以侯李二人的爱情为明线，以家国、时局的变化动荡为暗线。南明小王朝的灭亡，标志着明朝的彻底结束。剧作的结局是一个道士对男女主人公说：“两个痴虫，你看国在哪里？家在哪里？君在哪里？父在哪里？偏是这点花月情根，割它不断吗？”于是两人双双循道出家。崇祯于1644 年亡国自经，距任公演讲时已是近300 年，先生读此却是“悲从中来，竟痛哭流涕而不能自已”。是什么触动了先生内心的伤痛呢？联系一下当时的时代背景，先生定是由腐败无能的南明王朝联想到了腐朽没落、一再丧权辱国的清王朝。眼看国难接踵而至，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所以，南明旧事虽已时过境迁，但思昔抚今，先生仍是耿耿于怀。从演讲中的表现，任公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感已表露无遗。

梁任公讲到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一诗时，则是“于涕泗交流之中张口大笑了”，可见先生一定也是与这首诗产生了共鸣的。为什么呢？20 世纪20 年代是中国最为动荡混乱的年代，先生就生活在这样的年代。国家的动荡让他涕泗交流，如若战乱能平定、国家能安定，他也定会“张口大笑”，他和杜甫一样是忧国忧民的。

从梁任公先生的哭与笑中，我们可以看出梁任公先生的一腔爱国情怀。通过文中所引三处例证，我们认识了梁启超先生，忧患意识、变革愿望和爱国情怀贯穿于他的一生。语言作为外在形式的表达，源于内心情感的积淀。演讲时先生随作品内容而情不能自已，是源于内心对学术、对生活、对国家的热爱，这是一种真性情，也正是“热心肠”的体现。任公晚年的“不谈政治，专心学术”，只是转换了一种生存与斗争的方式，他的忧国忧民之心，从来就不曾冷却。

也应该谈一谈梁实秋先生。很多人是因为鲁迅而认识梁实秋的。对于近代文学有着极端态度的人，或许会觉得梁实秋先生是文学革命的“懦夫”。然而，经过岁月的沉淀，我们发现，鲁迅先生更像是文坛中的一杯烈酒，让人激情澎湃；而梁实秋先生更像是一盏清茶，让人唇齿留香。梁实秋曾在《文学的纪律》中说：“文学的力量，不在于开扩，而在于集中；不在于放纵，而在于节制。所谓节制的力量，就是以理性驾驭情感，以理性节制想象。”这体现在他对文章篇幅的控制上，更体现在他对情感的控制、情感的表达上。梁实秋曾在《文学讲话》一文中提到：“文章要深，要远，要高，就是不要长。描写要深刻，意思要远大……”他喜用婉转却能说明问题的具体事例来表现思想。他的散文中经常流露出对生活中饮食男女的看法，表面看是在关心生活的细枝末节，实则背后潜藏着他对人生的看法。梁任公在他的演讲《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中举的例子非常多，梁实秋先生的《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却惜墨如金，只选了三个例子而少有铺陈。为何只选这三篇？而且，这三篇韵文的情感指向如此明显，为何梁实秋先生却引而不发，只用“有热心肠”四个字来做含蓄的表达？这无疑和本段中提到的他的文学主张是一致的。梁实秋先生弃绿卡回家终老，临去世前说自己的人生有四大遗憾，其一是陆游的“但悲不见九州同”；其二是亏欠很多人的情意而没有奉还；其三是没有和更多的饱学之士进行深交，而那些人很多都已经作古；其四是还有很多书没有来得及读。这深藏于内心的对朋友、对学术、对国家的热爱，是一种真性情，更是“热心肠”的一种体现。

只有深情的人，才可以走近另一个深情的人，因为他们有一样的“热心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