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臣

( 泰山学院 教师教育学院，山东 泰安271021)

一、《礼记》类纂的缘由

经学史上，对《礼记》的整理研究通常采取对经文进行注解、疏解的方式，注疏侧重于名物度数、字词音韵的训诂考证及经义的阐发，这是《礼记》整理研究的主流范式和传统。历史上，《礼记》的整理研究还有另一种不被广泛关注的方式，即《礼记》类纂。所谓《礼记》类纂，就是对《礼记》全书篇目和内容进行整理分类并按一定的逻辑关系重新排列组合，从而达到礼文秩序条理与整体结构完善的一种整理研究方式。从西汉至清代，历代不乏有人对《礼记》礼文篇次与内容进行类纂、重构，产生了若干《礼记》类纂的著述文献。《礼记》类纂是礼学研究的一种特殊方式，这种方法的特殊性缘于《礼记》文本的杂编特点。

《礼记》并非礼学元典，它是战国至秦汉年间儒家学者解释经书《仪礼》的文章资料选编，是十三经中篇幅最长的经书之一，其内容非常繁复驳杂，既有具体仪制节目，又有礼义通论;既有修身做人准则训诫，又有人物言谈行为记叙;《礼记》以传入经，各篇中有大量经、记、传混杂的现象; 《礼记》四十九篇产生于不同年代，出自不同作者，内容各异，相对独立，不相连属，甚至有相互抵牾的情况，间或有近似主题，也各自为政;《礼记》礼文内容分类不当、篇目编次杂乱、全书整体结构松散无序。相比《礼记》，同为三礼之一的《仪礼》古经，礼之本经，内蕴圣人制作之精义，其节文威仪，缜密绵缀，“士冠礼、士昏礼、士相见礼”等十七篇篇次( 郑注《别录》本) 大体是按先吉礼后凶礼顺序编排，贵贱不相踰，吉凶不相杂，皆尊卑吉凶、次第伦叙，其中十篇吉礼基本上按照从士到大夫、到诸侯、再到天子的顺序排列，这种编次方式合理有序，有助于对《礼》文中礼学思想体系的揭示。《周礼》的文本内容和篇次安排也井然有致，所记载的礼的体系较为系统、严整。唯《礼记》的篇次安排与礼文秩序杂乱无章，颇多让人垢病之处。《礼记》的杂编特点是后人对它进行类纂改造、重建礼文秩序的缘由。

二、《礼记》类纂的历史命运

最早为《礼记》篇章进行分类的是西汉刘向。“案《礼记》诸篇之分类，自刘向《别录》首肇其端，今孔《疏》篇目犹备载之”，(1)四库全书总目( 卷二四) 礼记章句提要[Z]．北京:中华书局，1965:198．但刘向的分类只是在篇名下简单标类，有类无纂，没有纂编形成一种新的不同于原著文本的《礼记》著述，因此《别录》还算不上真正的《礼记》类纂专书。第一部《礼记》类纂著述应该是三国魏人孙炎的《礼记注》，其后唐代魏征以戴圣《礼记》“编次不伦”，依据孙炎《礼记注》重新加以编排整理，编成《类礼》二十卷，并为之作注，其书比孙炎《礼记注》更加整饬。汉唐时期可以说是《礼记》类纂的初创时期，可惜这些初创成果今天都已湮没不存。宋代朱熹以《仪礼》为经，以《礼记》为传，编撰了大型礼书《仪礼经传通解》。《通解》虽不是专门的《礼记》类纂著述，但其礼书编纂思想和改造礼经的创新精神深刻影响和鼓励了后代学者对《礼记》一经的类纂改造。元代吴澄承继朱子纂编思想，重新类纂《礼记》，使之成为《仪礼》的传注。明末刘宗周《礼经考次》尽取大戴《礼记》中他认为是“礼之正经”者纳入《礼记》，其类纂自成体系。王渐逵《读礼记》继承吴澄《礼记纂言》纂编思想，对《礼记》重新董理。清代是中国学术大整理和大总结的时代，《礼记》也迎来了一个类纂整理的高峰，先后有王心敬《礼记汇编》、李光地《礼记纂编》、沈元沧《礼记类纂》、朱轼《校补礼记纂言》、任启运《礼记章句》等纂编成果出现，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礼记》类纂文献遗产。如此，从汉至清，《礼记》类纂著作现于世者曾有十余种，惜其半数亡佚不存，或存佚不可考。

虽然《礼记》类纂成为《礼记》整理研究的一个重要范式，但历史上《礼记》类纂及其文献著述并不受待见。传统学风尊重经书原貌，固守汉代家法，重视章句训诂，在这种观念的挤压下，《礼记》类纂屡受来自传统和官方的指责，甚至背负着“与先儒乖第，割裂经文”的罪名而遭诸儒非议。第一部《礼记》类纂著述孙炎的《礼记注》就曾遭排斥:“魏孙炎始因旧书擿类相比，有如钞缀，诸儒共非之”(2)新唐书( 卷一二五) 元澹传[Z]．北京:中华书局，1975:5691．。唐代魏征的《类礼》也未免此命运，据《魏徵传》记载:“( 魏) 徵以戴圣《礼记》编次不伦，遂为《类礼》二十卷，以类相从，削其重复，采先儒训注，择善从之，研精覃思，数年而毕。”(3)旧唐书( 卷七一) 魏徵传( 卷一零二) 元行冲传[Z]．北京:中华书局，1975:2559、3178、3181．可见此书并非粗陋仓促之作，然而当唐玄宗令元行冲召集学者为《类礼》注疏并将立于学官时，右丞相张说阻挠说:“今之《礼记》，是前汉戴德、戴圣所编录，历代传习已向千年，著为经教，不可刊削。与先儒第乖，章句隔绝，若欲行用，窃恐未可。”(4)旧唐书( 卷七一) 魏徵传( 卷一零二) 元行冲传[Z]．北京:中华书局，1975:2559、3178、3181．玄宗以为然，《类礼》于是留内府不出，终不得列于学官，后竟亡佚。《四库》馆臣对礼经类纂著述批评道:“其条分缕析，用力亦为勤挚，然而割裂经文，取凭胸臆，殊失先儒严谨之意”(5)四库全书总目( 卷二五) [Z]北京:中华书局，1997:317、316．，“非惟乱其部帙，并割裂经文，移甲入乙，别为标目分属之，甚至采掇他书，臆为竄入，古经于是乎荡尽矣。非圣人而删定六籍，不亦异乎!”(6)四库全书总目( 卷二五) [Z]北京:中华书局，1997:317、316．

“经书不可轻改，甚至不可轻纂”，这是《礼记》类纂不被正统儒者接受的根本原因。早在唐代，元行冲就作《释疑》分析了礼经类纂之所以难容于世的原因:“浮学守株，比肩皆是，众非难正;朝廷皆为章句内学，修古义则非章句内学，非章句内学则危身之道也; 迫于同门朋党之议，负谤于时; 郑( 玄) 、服( 虔)之外，则皆仇也。”(7)旧唐书( 卷七一) 魏徵传( 卷一零二) 元行冲传[Z]．北京:中华书局，1975:2559、3178、3181．然而尽管如此，从汉魏到清代，礼学史上《礼记》类纂不绝如缕，构成礼学中的一支重要传统，这虽不是礼学研究之主流，却绝非一个个孤立的学术事件，其学术价值和意义值得重新审视。

三、《礼记》类纂与经文秩序的重建

(一) 以类相从:《礼记》类纂的体例

《礼记》类纂主要是针对已确定的文献资料即《礼记》经文资料进行的分类编纂。《礼记》类纂者不满于《礼记》经文杂乱无章的状况，他们遵循着不同的礼学理念，着眼于整体与结构，采取“以类相从”的编撰方式和体例，对《礼记》文本的文献资料进行了类纂重构。

吴澄认为《礼记》“诸篇多是记者旁搜博采、勦取残篇断简荟萃成书，无复铨次，读者每病其杂乱而无章”(8)吴澄．《礼记纂言》序[A]．《四库全书》经部四礼类三礼记之属[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在其晚年撰作《礼记纂言》三十六卷，他根据礼文内容性质分为通礼、丧礼、祭礼、通论四大类:通礼类含《曲礼》《内则》《王制》《明堂位》等大小仪节、国家制度类礼文等共九篇; 丧礼类含《丧大记》《檀弓》《曾子问》《丧服四制》等丧制、丧义类礼文等共十一篇; 祭礼类含《祭法》《郊特牲》《祭义》《祭统》等祭法、祭义类礼文共四篇;通论类含《礼运》《经解》《儒行》《学记》等通论类礼文共十二篇。各篇中的文字皆遵循以类相从原则调整次序，使上下文内容意义更加连贯相通，以一篇为一卷，共三十六卷。

李光地认为《礼记》冗而无序，学者对之诟病已久，“予尝读斯篇，病其繁且乱，记识之难熟，讲贯之弗理也”(9)李光地．榕村集[A]．文渊阁四库全书( 卷十) [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他对《礼记》类纂改造，撰成《礼记纂编》六卷。《礼记纂编》为《礼记内篇》《礼记外篇》两部分。内、外篇中，再各标举门类，礼文以类相从。如《礼记内篇》中设立了“成人之始”“人道之首”“民行之大”“乡党州闾”“朝廷邦国”等礼文类别。“成人之始”类辑录《曲礼》《少仪》《内则》等篇目;“人道之首”类辑录《冠义》《昏义》等篇目; “民行之大”类辑录丧、祭之礼文，如《檀弓》《曾子问》《杂记》《郊特牲》等;“乡党州闾”类辑录《乡饮酒》《投壶》《射义》等篇目; “朝廷邦国”类辑录《大传》《明堂位》《燕义》《聘义》等篇目。惜该书今佚，但从李光地《榕村集》中的《礼记纂编序》大致窥见他对《礼记》类纂具体情况。

王心敬对《礼记》的编次不伦、内容混杂很不满意:“《礼记》搜采残篇断简会萃而成，要之庞杂无次，真伪相参，不惟吾夫子之言不尊，不特多诬滋惑，即诸儒之记述，亦杂乱无章而不可究诘。”(10)王心敬．《丰川礼记汇编八卷》序[A]．四库存目丛书经部( 第103 册) [Z]．济南:齐鲁书社，1996．按照“礼以别序”的原则，他重新类纂《礼记》一书，著成《礼记汇编》八卷。他辑孔子《礼记》中论礼之言编为《圣训拾遗》，列为《礼记汇编》首篇。全书排纂为三编，上编包括《圣训拾遗》《大学》《中庸》《曾子拾遗》《诸子拾遗》《乐记》诸篇;中编辑录“礼之大体与虽细节而雅驯可遵行者”包括《诸儒纪要》《月令》《王制》《嘉言善行》诸篇;下编辑《纪录杂闻》一篇，具列《记》“既乖时宜，亦复碎琐不经者”。他还把各篇内部的次序按己意作了调整，使《礼记》成为“各以类从，易于检读”的类书。

沈元沧认为小戴《礼记》篇帙繁赜，读者未易得其要领，乃探索辨别，分类综贯，积数年之功编纂成《礼记类编》三十卷。为了检阅之便，三十卷分成五大板块，依次为:“通论礼乐”“广论礼”“通论五典”“通论五礼”“附诸礼仪节”等。每个版块中因事立类，如“广论礼”中又立“敬”“仁”“行”“学”“治”“政”等六类事项;“通论五典”中，立五典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类，相关礼文内容各以类属之。他还将历代的礼事分别附于各条内容之下，将“敬”“仁”“君臣有义”“夫妇有别”等礼学范畴具体化。各类之中，每类前有编者按语，总说该类大旨，次列经文，并以小字标明出自何篇。沈元沧《礼记类编》以“类书”标目，确实将经书改造成了类书。

任启运认为三礼中“独《礼记》殊纷错”(11)任启运．《礼记章句》类例[A]．续修四库全书( 第99 册) [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他考察刘向以来《礼记》类纂的各种传本得失，借鉴朱子、吴澄和芮城等人的“篇目归类法”纂编而成《礼记章句》十卷。他把《礼记》原书的四十九篇合并成四十二篇，分成八大类目:统宗、明伦、敬身、立政、五礼、论礼、论乐、通论。八大类下附属篇目情况如下:统宗类纂有《大学》《中庸》两篇;明伦类纂有《内则》《少仪》《玉藻》三篇;敬身类纂《曲礼上》一篇;立政类有《曲礼下》《王制》《月令》《世子记》《大传》《学记》六篇;五礼类纂辑《冠义》《昏义》《乡饮酒义》《燕义》《投壶》《射义》《朝义》《聘义》《丧大记》《祭法》《明堂位》《曾子问》等十九篇，上述十九篇又以类相从，分属嘉礼、宾礼、凶礼、吉礼等; 论礼类纂有《礼运》《礼器》两篇; 论乐类纂有《乐记》一篇; 通论类纂有《表记》《仲尼燕居》《经解》《儒行》等篇目。大类之下又分小的类目，每细目下聚列经文，以“运按”形式附启运注。

从吴澄的《礼记纂言》到任启运的《礼记章句》，就其编纂体例来看，往往因事立类，先标举各门类，类下或再分细目，细目之下胪列经文，以类相从，组织撮述。总体上看体例严谨，分类得当，礼文秩序得以整饬。但因着眼于“因事立类，以类相从”，类纂著述常被贬低为“类书”之流，这种评价显然而低估和抹煞了其学术价值和意义。

(二) 文本整饬与经文秩序重建

虽然《礼记》类纂具有摘录原有文献、按门类编排的类书特点，但简单把它贬低为“如同钞书”的一般类书编纂是不公正客观的。《礼记》类纂既有具体礼制节目的分门别类，也有通论礼义文字的归类安置，很多礼文内容既不能如史学类书那样可按时代前后排列相关内容，也不能如其它类书可按韵部做简单分类编排。由于《礼记》内容的驳杂、繁冗，与一般类书的资料编纂相比，《礼记》的类纂更为复杂和独特。

首先，《礼记》文本经、传不分，以传入经，有大量经、传混杂的现象，《礼记》类纂注意到经、传礼文性质的不同并加以区分、归类。

吴澄《礼记纂言》抽出原《礼记》中《大学》和《中庸》，因其已入《四书》独立成经，其它诸篇中，他认为《投壶》《奔丧》二篇属于礼仪节目，具有《仪礼》正式经文的性质，属于逸经，不能混杂于记，故编入他所作的《仪礼逸经》的经文部分;《冠义》《昏义》《乡饮酒义》《射义》《燕义》《聘义》六篇编辑为正释《仪礼》的传文，附于《仪礼逸经》经文后。他将《曲礼》《檀弓》和《杂记》( 旧分上、下) 三篇各自合为一篇，连同剩下的三十三篇，根据内容性质分为通礼、丧礼、祭礼、通论四大类，各篇以类相从。侯外庐评价他的类纂贡献:“吴澄把汉以来流传的《礼记》肢解，核订异同，重新编纂，使之成为《仪礼》的传注。”(12)侯外庐·宋明理学史( 上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735．

与吴澄对经的理解不同，明末理学家刘宗周认为大、小戴《礼记》中的孔子之言是正经，故其《礼经考次》将《大戴礼记》中他认为是“礼之正经”的篇目如《夏小正》等“尽取而还之”纳入了《小戴礼记》进行充实，合大小戴为一家，“因稍稍取而诠次之，合大小戴。每篇表彰孔子之言，录为正经，而其后乃附以记者之说，各从其类”(13)朱彝尊．《经义考》刘氏宗周礼经考次[A]．钦定四库全书荟要( 卷一四五) [Z]．长春:吉林出版社，2005．。

其次，《礼记》的分类编纂，既要根据内容不同，因事立类，创建名目，以类相从，还要注意区分各类礼文中不同层次的内容，合理安置，使宏纲细目层次分明。

任启运《礼记章句》类纂体例严谨有序，他根据内容性质的不同，把《礼记》全书内容分成八大类，这八大类目中的礼文并非平行的关系。“统宗”含《大学》《中庸》两篇，是上位层面的具有指导思想性质的礼论，统摄全篇;“论礼、论乐”等是中位层次的抽象的礼乐论，“明伦、敬身”等是下位层面的具体实践性的礼文。在不同层面的礼文中，又再分层次和细目，如“敬身类”《曲礼》篇中，又分为“通论”“威仪”“起居”“拜稽”“奉持”“趋走”“言语”“辞令”等细目，其中“通论”显然又是“敬身类”篇中的第一层次的礼文，故置于篇首。结构层次清晰，纲举目张，礼文贯通可读，可谓“宏纲细目，粲然可观”。

沈元沧《礼记类编》把《曲礼》篇中如“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这类经文文句都编入《通论礼》之中，何以归入“通论礼”类，沈元沧定义“通论礼”是“明体达用，浑然皆备，不可分列者为通论”，像《礼运》整篇经文就可归入“通论礼”; 把《曲礼》中“毋不敬，俨若思，安定辞，安民哉。敖不可长，欲不可从，志不可满，乐不可极”这类经文句子皆编入“广论礼”中“敬”的内容，沈元沧定义“广论礼”为“礼之推而行之不可不讲也，曰‘广论礼’”; 把《曲礼》篇中有关君臣有义的句子如“为人臣之礼不显谏”“三谏而不听则逃之”归入“五典”之礼中“君臣”篇中。这种离析和分类，既区分了“礼”的性质类别，又分清了“礼”的层级:从“通论礼”“广论礼”到“君臣之礼”等，显然是由上到下、由抽象到具体的不同层次的礼论，这种分类确实颇费心思，需要对全书内容了如指掌才能做出如此细腻的调整。

再次，一般类书的资料之间大体上是一种平行关系，只要是在同一类中，某一材料既可置于前，也可置于后，随意性较大，而《礼记》类纂对一段礼文材料的安置通常既要考虑这一材料的类别、层次，又要兼顾该篇章上下文逻辑关系和语境，大如整段的移除，细如一字一句的调整，都颇费心思。

吴澄在对《礼记》编次整理时，起初认为《杂记》中“亲亲，尊尊，长长，男女之有别，人道之大者也”一句与“上杀、下杀、旁杀而亲毕”之文不相属，以为是记者言别事，欲加以调整，后来细味上下文意，又观《大传》与此章文意大同小异，乃知已说为非，而原( 郑《注》本) 顺序为恰切，故未做调整。沈元沧《礼记类纂》中的“广论礼”部分，分“敬”“仁”“行”“学”“治”“政”六条目，每条目下的礼文排序，能兼顾篇章行文逻辑关系，如把《曲礼》中“毋不敬”至“乐不可极”数语列于“敬”篇之首，意为篇章之总冒，有总领下文之意。

礼经类纂几乎对所有经传记文不断进行合理调整、精心设计与安排，因此它绝不是相关资料简单的归类堆砌，而是利用原有礼经文字材料进行的完整的礼文编缀，其难度和复杂性，远远超出一般类书的编纂工作。

综合考察这几部《礼记》类纂文献，平心而论，作者通过精心编纂确实达到了整顿礼记文本秩序、使其“排比贯串颇有伦次”目的，与《礼记》原文相比较，类纂后的礼文井然有序，结构更加合理，文字各得其所，便于阅读，易于检寻，极大地提高了该书使用效率，具有极高的礼学价值。

四、《礼记》类纂与礼学思想体系建构

《礼记》类纂不是为了检索之便而编纂的一般类书，而是一种对经典文本秩序的再造和重建。朱熹认为，研究西周礼制应将散乱的材料汇集起来，综合考察，这才是一种研究西周礼制的最有效的途径(14)叶纯芳，乔秀岩．朱熹礼学基本问题研究[M]．中华书局，2015:39．。根据文献所反映的学科知识内容与其它显著属性特征，分门别类地、系统地加以组织起来，才能更好地揭示文献的意义。注重整体结构，为往圣重整礼经，重建文本秩序，彰显文本中礼学体系，试图对圣人之礼进行一番体系性的复原，是《礼记》类纂的不懈追求。与其说《礼记》类纂注重“以类相从”进行礼文整理，不如说其更重视从整体结构上系统地揭示蕴藏于文本中的礼学意旨。

宋代朱熹编纂《仪礼经传通解》，以《仪礼》为经，以《礼记》为传，把《礼记》所载有及于礼者，皆附之于本经之下。《通解》虽不是《礼记》一书的专门类纂，但透过其谋篇布局可以看出它事实上对《礼记》整个文本的结构体系做了彻底的调整，其中呈现出的礼学思想体系也瞭然可观。《通解》把礼经中的礼仪分为家礼、乡礼、学礼、邦国礼、王朝礼、丧礼、祭礼，以此进行篇章编排，《礼记》及其它经典中所载有及于此类礼文者，皆附之其下，如此则家有家礼，乡有乡礼，学有学礼，邦国、王朝莫不有礼，这种谋篇布局把家族伦理、社会伦理、政治伦理等不同组织层面上的礼仪从小到大呈现出来，与《大学》所载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模式就有了内在的对应和联系，“准诸《大学》之絜矩，其揆有若合符定”(15)清朝续文献通考( 卷一二二) 职官[M]．浙江: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8820．，这种注重礼学体系建构、表达纂述者礼学思想的类纂理念对后来的《礼记》类纂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明末理学家刘宗周《礼经考次》合大小戴为一家。正集十四卷含《夏小正》《礼运》《燕居》《祭法》《丧大记》等三十篇，谓之《礼经》，分集四卷含《曲礼》《少仪》《内则》等七篇谓之《曲礼》。《礼经考次》内容编纂上大体反映出这样的礼学体系特点:首先从宏观上确定天人的秩序，明确要以天地为尊，王应取法天地，治历明时，建章立制，正己立人;其次，辑录孔子之言，以圣人之言为礼典征信;最后从微观层面，依次纂编相关礼仪篇目，从丧祭、冠笈、婚姻之礼，到日常琐碎之曲礼，礼的安排由大到小，涵盖天下。这种类纂思路表现出刘宗周作为一个儒家学者理想的“礼治”秩序，寄寓了他以礼经世，纠正天下礼俗的社会关怀。

清代名儒王心敬的《礼记汇编》通过对《礼记》篇章次序的重新编排，完全变成他表达自己礼学主张、建构礼学体系的新礼书，这首先体现在他对《大学》等六篇在《礼记》中地位与作用的认识上，他认为“《大学》乃斯礼之包络，《中庸》实斯礼之根柢，《礼运》属斯礼之终始、《乐记》属斯礼之用所由行、《月令》属斯礼大经大法施行之次第，《王制》属斯礼治世之纲条”(16)王心敬．《丰川礼记汇编八卷》序[A]．《四库存目丛书》经部( 第103 册) [Z]．济南:齐鲁出版社，1996．，这种认识已初具礼学体系意识。其次，在内容编排上，他分别圣言与儒记、礼义与礼数、纲与目、朝与野、轻与重、缓与急，让不同性质、不同类别、不同层级的礼论、礼仪各得其所，不致混淆，这样的结构安排，体现出王心敬“礼以别序”的礼治思想与原则。《四库总目》讥之曰:“是编其意盖欲别勒一经，踞汉儒之上。然自孙炎以来弗能也，况心敬乎!”(17)《四库全书总目》( 卷二四) 《礼记章句提要》《礼记汇编提要》[Z]．北京:中华书局，1965:199．虽不免有讥笑之意，但却承认他“别勒一经”，有表达自己礼学体系和礼治思想的意图。

理学名臣李光地《礼记纂编》分《礼记》为内、外两大篇:小学成人之礼有《曲礼》《少仪》《内则》等;人道冠昏之礼辑录《冠义》《昏义》;丧祭之礼辑录《丧服》《丧大记》《檀弓》《祭法》《曾子问》等; 乡党州闾之礼辑录《乡饮酒》《投壶》《射义》等;朝廷邦国之礼辑录《大传》《明堂位》《燕义》《聘义》等; 衣冠冕佩容仪之礼辑录《深衣》《玉藻》等，以上为“礼记内篇”;《礼运》《礼器》以下，《学记》《乐记》以上诸篇为《礼记外篇》。很明显，李光地《礼记纂编》篇次安排是由内而外，从修身出发，由敬身、明伦，到冠婚祭丧，从个人家庭，达于乡党邦国，这正是《大学》自一身一家，推而一乡一国，以达于天下的为学之道，这是作为一代理学名臣“以礼经世”的礼学思想的体现。

任启运《礼记章句》八大类目的划分，体现了这样的编纂理念和礼学思想: “统宗”“论礼”“论乐”“通论”等是抽象的认知性礼论;“明伦”“敬身”“立政”“五礼”等是具体实践性的礼仪。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礼的认知与礼的践履共同支撑起《礼记章句》整个礼学体系。至于“统宗”( 《学》《庸》二篇)何以置于全书之首，任启运认为: “愚谓二篇，《礼记》之心膂也，离心膂于骨肤，则不特《内则》《少仪》《王制》《月令》及冠、昏、丧、记皆为徒法，即《大学》所格何物，《中庸》所择何善，修身齐家之则，为天下国家之经，不皆空言而无实欤? 故合则两得，离则两失，今仍合之，冠二篇于首。”(18)任启运．《礼记章句》类例[A]．《续修四库全书》( 第99 册) 经部礼类[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以朱熹章句的《大学》《中庸》作为“统宗”，置于《礼记章句》之首，不难见出任启运有以朱熹理学思想统领《礼记》全书之意。

如果说郑玄是通过繁密的注释将原有《礼记》文本经旨做完美合理的系统诠释，那么《礼记》类纂就是用重新分类、组合、排比的方式让《礼记》文本的礼学体系得以整体性呈现。当然，这种呈现必然是带有个人理想色彩的，与每个编撰者的政治思想、礼治理想、修身治学理念等息息相关，因此与其说是一种复原与呈现，毋宁说是个人理想色彩的礼学体系的构建。从以礼为法的角度来说，《礼记》类纂者还有以此整齐世间风俗，重建理想的礼仪化社会生活的目的。那些指责《礼记》类纂“如同钞书”者，未免小觑这些儒者的礼学功底和治学抱负了。

五、《礼记》类纂的当代价值

当代学界对《礼记》类纂现象及对《礼记》类纂文献作为一个整体文献类型的重视与研究不足。如果说在尊古崇经时代，《礼记》类纂的研究方法面临着来自传统保守势力的指责，其著述不被重视，那么，在尊古崇经时代已成为过去，经学体系被现代学科分解和替代，这种更注重文本秩序与整体结构的类纂重构研究方法理应得到当代礼学研究的重视与借鉴，其类纂文献成果应很好地加以继承与利用。

三礼素称难治，《礼记》因其卷帙浩繁、内容驳杂，读来尤为不易。近现代许多学者认为读《礼记》最好的方法应当分类来读。皮锡瑞认为:“《礼记》文多不次，初学苦其难通，《曲礼》一篇，即其明证，若加分别部居，自可事半功倍。今读《礼记》当分类读之，则用志不纷，易得其门径。”(19)皮锡瑞．经学通论[M]．北京:中华书局，1954:72．梁启超说: “当知《礼记》是一部乱杂的丛书，欲理清眉目，最好是分类纂抄，比较研究，略如唐魏征《类礼》，元吴澄《礼记纂言》，清江永《礼书纲目》之例。”(20)梁启超．梁启超全集( 第十六卷) 要籍解题及其读法[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4673．黄侃先生也认为“读《礼记》当略仿刘向《别录》之法分类读之，则用志不纷，易得门径。”(21)陈其泰，等．二十世纪中国礼学研究论集[M]．北京:学苑出版社，1998:20．吴澄、沈元沧、王心敬、任启运等人的类纂著述，分类精当，编次有序，结构合理、体例严谨，为我们贡献了一批不同体系的《礼记》类纂文本，我们可以在他们编纂的基础上，根据不同情况和需要，结合现代学术的分类体系和标准，做适当损益、整理，创编出更适合今人阅读的《礼记》读本，这将极大地便利今人对《礼记》的学习与利用。

在经学大一统的传统社会，《礼记》类纂体现出的是一种创新精神和勇气。从孙炎《礼记注》开始，《礼记》类纂就背负了“割裂古经”的罪名，屡遭传统保守势力的指责和非议，但类纂者们仍坚持从自己的礼学理想出发，整饬礼记文本秩序，对《礼记》文本进行大胆的改造和重构，在更加合理的文本秩序中让《礼记》之经旨得到更充分的彰显，取得了很大的礼学成就，这是对传统礼学的一种创新性发展，是对《礼记》文本形式的一种创造性转化，体现出对经典阐释的创新精神和勇气。这种创新精神在当今弘扬传统优秀文化、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时代背景下，理应得到肯定与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