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 荟 张新亚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方言、少数民族语言与外语共同构成国民语言能力，其中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语言能力的基础。近年来，中国政府十分重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普及与推广。《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要求：“提高民族地区教育质量和水平，加大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力度。”并且，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不仅涉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语言经济学研究还指出，语言能力对劳动者的就业、收入及工资差距具有重要影响。(1)黄少安、苏剑：《语言经济学的几个基本命题》，《学术月刊》2011年第9期。熟练的语言技能能够提升劳动力自身的职业技能和素养，拓宽收入渠道，推动转移就业，同时还能扩大交流范围、形成市场规模效应，为个体和社会创造一定的经济价值。基于少数民族劳动力的特殊性，本文试图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应用能力(以下简称为普通话能力)入手，探究少数民族劳动力语言能力对其收入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从20世纪80年代起，国外学者就开始对语言能力与收入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这一领域的研究多集中于语言能力对移民收入的影响，大量研究表明劳动力的语言能力对个体的收入具有正向显著影响。Dustmann基于西德的数据对移民语言能力与收入的关系展开实证分析，发现语言能力对劳动力收入具有增收效应(2)C. Dustmann, “Speaking Fluency，Writing Fluency and Earnings of Migrants，”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vol.7，no.2，1994，pp.133-156.，这一结论在Lindley(3)J. Lindley, “The English Language Fluency and Earnings of Ethnic Minorities in Britain，”Scot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49，no.4，2002，pp.467-487.、Shields(4)M. A. Shields，S. W. Price, “The English Language Fluency and Occupational Success of Ethnic Minority Immigrant Men Living in English Metropolitan Areas，”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vol.15，no.1，2002，pp.137-160.和Miller(5)B. R. Chiswick，P. W. Miller, “Immigrant Earnings：Language Skills，Linguistic Concentrations and the Business Cycle,”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vol.15，no.1，2002，pp.31-57.的研究中得到进一步验证。其中Lindley发现英语熟练程度是造成男女之间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Miller对进入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外裔劳动者实证分析发现语言技能与其他形式的人力资本形成互补，共同促进劳动力收入增长。值得注意的是，语言能力的单项技能对劳动力收入影响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如Shields在考察英国少数民族移民同化经历的研究中发现，英语的口语技能在劳动者的职业成功中发挥关键作用；Carnevale则认为听力技能对劳动力收入的溢出效应更为显著。(6)A. P. Carnevale，R. A. Fry，B. L. Lowell, “Understanding，Speaking，Reading，Writing，and Earnings in the Immigrant Labor Marke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91，no.2，2001，pp.159-163.

20世纪末中国学者逐渐开展语言与收入关系的研究，近几年国内相关的实证研究开始兴起。目前，国内文献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一是探讨外语能力对劳动力收入的影响，如刘泉基于劳动力搜寻理论发现外语能力对劳动力的收入确实具有显著提升作用(7)刘泉:《外语能力与收入——来自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的证据》，《南开经济研究》2014年第3期。；刘凌宇等从劳动力市场角度探究英语能力对大学毕业生的收入效应，得出英语能力对收入具有正向显著影响(8)刘凌宇、杨钋、刘鑫桥，等：《英语能力对大学毕业生工资收入影响研究——来自CEPS的证据》，《教育发展研究》2018年第21期。。二是探讨方言对劳动力收入的影响，如雷昊等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法发现方言能力每提升一个等级，年收入将随之增长0.118万元。(9)雷昊、王善高、姜海：《语言能力对劳动者收入的影响效应研究——基于外语、普通话和方言的实证分析》，《西北人口》2020年第6期。除经济价值外，王海霞还发现方言的认同效应，即方言对于促进流动人口对流入地的身份认同和社会融合具有重要作用。(10)王海霞、王钦池：《方言能力如何影响流动人口收入?——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人口与发展》2020年第2期。三是探讨普通话能力的收入效应，学界对于“普通话能力对个体收入具有正向显著影响”这一结论已达成共识。如张卫国通过实证分析得出普通话能力对经济贫困、健康贫困和精神贫困均具有减贫效应(11)张卫国：《普通话能力的减贫效应:基于经济、健康和精神维度的经验分析》，《语言文字应用》2020年第4期。；王海兰等发现普通话的听说以及书写技能对劳动力收入具有积极作用(12)王海兰、崔萌、尼玛次仁：《“三区三州”地区普通话能力的收入效应研究——以西藏自治区波密县的调查为例》，《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陈媛媛认为普通话能力对劳动力收入具有明显提升作用，并发现不同劳动力群体中普通话能力对劳动力收入影响的异质性。(13)陈媛媛：《普通话能力对中国劳动者收入的影响》，《经济评论》2016年第6期。此外，张卫国(14)张卫国：《语言的经济学分析:一个综述》，《经济评论》2011年第4期。、赵世举(15)赵世举、葛新宇：《语言经济学的维度及视角》，《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7年第6期。等学者还对语言经济学的理论建构、发展路径进行了探讨。

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学者们对“语言能力对劳动者的收入具有正向影响”的结论达成一致，但以下三个方面仍有待进一步研究：一是已有研究大多仅得出语言能力对劳动力收入具有显著溢出效应的结论，尚缺乏对其影响机制的理论探讨和实证检验；二是语言能力对不同劳动力群体收入的影响具有异质性，但鲜有文献针对不同特征的劳动力群体做具体区分；三是中国少数民族劳动力数量众多，受自然地理环境及历史因素的影响，很多民族聚集区域经济发展落后、交通闭塞，语言和文化情况复杂。(16)石琳：《精准扶贫视角下少数民族地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深化的策略》，《社会科学家》2018年第4期。但目前国外研究主要聚焦于发达国家，而国内研究对象大多为全国范围内的劳动者、农民工、大学毕业生等，关于少数民族群体普通话能力收入效应的研究较少。

综上所述，本文主要从以上三个方面，研究普通话能力对少数民族劳动力收入的影响及作用机制。随着经济的发展与市场的不断分工，对少数民族劳动力而言，熟练的普通话能力不仅可以减少工作搜寻的时间、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同时在扩大社会关系网络、促进劳动力跨部门和跨区域的转移、提高工作效率、提升自身收入水平等方面也发挥重要作用。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教育背景下，本研究的意义明显：首先，本文验证了普通话能力的经济价值，为国家通用语言助力少数民族劳动力脱贫致富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根据；其次，本文还发现劳动力在不同区域和部门之间的转移是普通话能力增收的重要渠道，实证检验了普通话能力在少数民族劳动力增收中的重要作用。因此，语言能力通过提升劳动技能促进个体收入，可为贫困治理工作做出巨大贡献，其语言扶智、巩固脱贫成果、接续乡村振兴的角色应该得到肯定和进一步重视。

一、理论框架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语言能力是一种人力资本。因为它满足以下标准：需要花费一定的代价才能获得，如金钱、时间等；语言能力的提高可以为劳动者带来收益，产生经济价值；同时必须依附于人体存在，不能脱离其身体。(17)张卫国：《作为人力资本、公共产品和制度的语言:语言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分析框架》，《经济研究》2008年第2期。根据内生增长理论，语言能力的提升促使劳动力人力资本不断累积，成为收入持续增长的内生动力。尤其是对少数民族劳动力来讲，语言技能的提升在提高工作效率、为企业带来更高经济价值的同时，也为自身带来更好的发展机会与工作岗位，对个体收入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作为人力资本的重要形式，语言能力不仅可以提升工作效率，还能够促进劳动力迁移，实现区域资源的自由流动和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需要注意的是，此处的迁移并不仅仅是指劳动力在不同地域间的流动，还包括在不同技能水平的行业间的转移(18)李实、张钰丹：《人力资本理论与教育收益率研究》，《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20年第1期。，其中农村向城市的迁移、经济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的迁移、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的迁移与劳动力在不同行业间的转换均在此范围内。对少数民族劳动力而言，“语言障碍”成为劳动力跨区域、跨部门流动的重要壁垒。而普通话技能的提升能够增加迁移成功的概率，主要体现在：降低流动劳动人口与流入地居民之间的交流阻碍和心理隔阂(19)黄少安、王麓淙：《民族地区语言扶贫的经济理论基础和实证分析》，《语言文字应用》2020年第4期。，促进劳动力对流入城市的认同感与社会融入；在工作搜寻过程中降低迁移的成本；在就业市场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发挥信号功能和表征功能，通过向雇主发送有关个人潜力的信号，在求职过程中处于优势地位。(20)W. Gao，R. Smyth, “Economic Returns to Speaking ‘Standard Mandarin’ among Migrants in China’s Urban Labor Market，”Monash Economics Working Papers，vol.30，no.2，2011，pp.342-352.因此从根本上看，普通话能力是促进少数民族劳动力迁移的关键因素。近年来，产业结构升级带来了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劳动力为获取更高收入，不断从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从经济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同时发达地区拥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和就业机会，流动人口更易从中享受到人力资本外溢带来的收益，从而实现自身的收入增长和职业成功。(21)杨胜利、王伟荣：《产业结构升级、教育与流动人口收入——基于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的分析》，《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19年第12期。由此，本文认为普通话能力提升对少数民族劳动力的收入具有积极影响，并且劳动力迁移成为普通话能力促进收入增长的原动力。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1：普通话能力的提升对少数民族劳动力收入具有显著的溢出效应。

假设2：促进劳动力迁移是普通话能力促进少数民族劳动力增收的重要渠道，其中由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的迁移、西部地区向中东部地区的迁移是劳动力收入溢出的主要方式。

二、数据来源和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2012—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问卷数据，研究对象为少数民族劳动力群体。在46 753个观测值中，本文剔除汉族劳动力，仅保留3770个少数民族样本。在少数民族样本中，剔除18岁以下、65岁以上不符合劳动年龄及普通话能力等核心变量缺失的样本，以及年收入低于3000元/年的异常值(不低于国家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最终获得有效样本1990个。

(二)指标选取及描述性统计

1.被解释变量

少数民族劳动力的年收入是被解释变量，数据来源于CGSS调查中少数民族劳动力的全年职业收入。为消除由于数据单位相差过大而产生的异方差问题，对少数民族劳动力的收入取对数形式，用lny表示。

2.核心解释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为普通话能力及受教育程度。其中，普通话能力又分为“普通话口语水平”和“普通话听力水平”(由于数据的可获得性与权威性，本文取口语和听力水平代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应用能力)。CGSS问卷中将普通话能力分为“很好”“比较好”“一般”“比较差”“完全听不懂/完全不会说”五个等级，被访者在1～5的范围内对普通话听说能力进行评分，分值越高代表其熟练程度越好。受教育程度从“没有接受过任何教育”到“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共划分为8个层次，在1～8的范围内对其进行赋值，分值越高代表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越高。

3.控制变量

通过梳理现有文献中的相关研究成果，将控制变量分为个人特征、社会资本、行业与地区四部分。其中，个人特征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政治面貌、户口类型、健康状况、宗教信仰、婚姻状况；社会资本控制变量包括双亲受教育程度和政治面貌；行业特征控制变量为单位类型；地区特征控制变量为工作所在地。

本文按照以上分类标准及问卷调查实际情况，设置以下变量，所有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各变量名称、含义及其描述性统计

(三)模型建立

1.模型选择

本文主要探讨普通话能力对少数民族劳动力收入的影响，属于人力资本的研究范畴。作为重要的人力资本模型之一，明瑟方程具有明显的简便性与可控性特征，对研究劳动者的收入影响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本文拟采用变形的明瑟收入模型：

lny1=c1+α1mspeak+α2edus+∑αiX+ε1

(1)

lny2=c2+β1mlisten+β2edus+∑βiX+ε2

(2)

其中，y为被解释变量，表示少数民族劳动力的全年职业收入(为消除异方差问题，对其进行对数处理)；mspeak和mlisten为普通话听说水平；edus为受教育程度。α1和β1分别为核心解释变量mspeak和mlisten的系数，表示普通话口语水平和听力水平每提升一个等级对收入lny的影响程度；α2和β2为两模型中受教育程度的影响系数；X表示控制变量，包含了个人特征、社会资本、行业与地区一系列变量；ε1和ε2为随机误差项。

2.因素考虑

在实证分析过程中，需注意三个问题：一是由于被访者对自身语言能力估计过高而带来的测量误差，二是由于样本选择偏差而导致的异质性问题，三是反向因果带来的内生性问题。其中，测量误差问题可通过“严格定义”形式进行解决(22)王兆萍、马小雪：《中国少数民族劳动力普通话能力的语言收入效应》，《西北人口》2019年第1期。，即将普通话能力划分为好与不好两个等级，其中“非常熟练”和“较为熟练”为普通话能力强，其他定义为普通话能力差。为解决样本个体异质性较强而导致的结论偏差，本文引入倾向得分匹配(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PSM)方法进行异质性检验，以确定模型的稳健性。一般来说，截面数据中的内生性问题主要通过引入合适的工具变量进行解决，但本文工具变量选取难度较大，实施起来比较困难。通过研究大量相关文献，内生性问题固然存在，但并不会对研究结果产生显著影响(23)赵世举、葛新宇：《语言经济学的维度及视角》，《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7年第6期。(24)姜太碧、刘嘉鑫：《城市少数民族汉语能力与收入效应分析》，《民族学刊》2020年第5期。，所以本研究在接下来的实证过程中直接采用OLS估计方法对模型进行回归分析。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OLS回归分析

回归前对模型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显示各变量的VIF值均小于3，为此可以判断该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中国少数民族劳动力普通话能力对收入影响的总体回归结果如表2和表3所示。

表2 普通话听力水平OLS回归结果分析

续表2

表3 普通话口语水平OLS回归结果分析

总体而言，在表2与表3(1)—(5)列回归中，普通话口语水平与听力水平的回归系数正向显著，即普通话能力对少数民族劳动力收入具有显著的溢出效应。这可能是由于普通话能力可以提升劳动力自身的职业技能和素养，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同时可向雇主发送有关个人潜力的信号，从而帮助个人获得具有更多发展机会和收入回报的岗位。另外，受教育程度与普通话能力对收入的影响方向一致，且教育的收入效应大于普通话能力的收入效应。这表明在促进少数民族劳动力收入增长的过程中，教育水平的提升与推普工作的进行同等重要。

具体而言，第(1)列回归仅对核心解释变量(普通话能力与受教育程度)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普通话听力水平与口语水平的收入效应分别为0.1529与0.1227，受教育水平的收入效应为0.2708与0.2689。但由于回归中并未加入控制变量，普通话能力和受教育程度对收入影响系数的计算结果偏大，回归解释力度不足。

第(2)列回归加入个人特征控制变量，结果显示普通话听力水平与口语水平的收入效应分别为0.1230与0.1074，受教育水平的收入效应为0.1909与0.1842。此时普通话能力的影响系数发生明显变化，模型中的可决系数增加，回归的解释力度显著提升。由此可见，个人特征变量在解释普通话能力对少数民族劳动力收入影响的问题上具有重要作用。具体来看，性别、年龄、户口类型和健康状况与少数民族劳动者的收入显著相关。其中男性劳动者对收入的溢出效应显著高于女性；年龄与收入负相关；健康水平、户口类型与收入正相关。

第(3)列回归加入社会资本控制变量，结果显示双亲受教育程度和政治面貌的收入效应不显著，而其它各因素估计系数和可决系数与第(2)列相比没有明显变化。由此可知，双亲受教育程度和政治面貌对少数民族劳动力收入起到的促进作用有限。

第(4)列回归加入行业与地区控制变量，结果显示普通话听力水平与口语水平的收入效应为0.0807和0.0503，受教育水平的收入效应为0.1377和0.1385。在第(4)列回归中，普通话能力的估计系数较第(2)列发生了较大变化，模型中的可决系数分别增加到0.4200与0.4170，回归的解释力度增强。在表1和表2的回归分析中，单位类型与工作所在地对收入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0848、0.2618和0.0842、0.2651。由此可见，除普通话能力、受教育程度及性别、年龄、户口等个人特征外，单位类型和工作所在地也是影响少数民族劳动力收入的关键因素。基于此，应鼓励普通话能力强的少数民族劳动力跨部门、跨地区流动，特别是加强普通话培训，积极促进少数民族劳动力的非农转移，以实现普通话能力增收创收、脱贫致富的经济价值。

第(5)列回归将所有控制变量考虑其中，得出普通话听力水平与口语水平的收入效应分别为0.0863与0.0504，受教育水平的收入效应为0.1312与0.1336。各变量影响系数和可决系数与第(4)列相比均未存在较大差异，回归结果与第(4)列基本相同。

综上所述，少数民族劳动力的普通话能力对个体收入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假设1得到验证，这也证实了国家大力推进少数民族地区推普工作的经济意义。

(二)稳健性检验

在实证分析中，除普通话熟练程度差异外，需考虑样本在其他层面上的异质性问题，以防止研究结论有偏。为此，本研究通过引入“倾向得分匹配”的方法来验证回归结论的稳健性。PSM是起源于鲁宾因果模型的匹配方法，通过匹配相似的样本来缓解内生性带来的影响。鉴于概率得分是PSM方法的匹配依据，在做PSM分析前，将普通话能力较强(普通话听力与口语水平在3级以上)的样本作为实验组，普通话能力较弱(普通话听力与口语水平在3级及以下)的样本作为对照组进行估计,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普通话听力与口语水平对少数民族劳动者收入影响的PSM估计结果

采用三种匹配方法进行PSM分析后可知，普通话听力水平的ATE系数分别为0.1743、0.2143、0.1927，普通话口语水平的ATE系数分别为0.1376、0.1378、0.1382，且p值均在5%的水平下显著，证明了模型的稳健性，即普通话能力确实会对少数民族劳动力的收入产生积极影响。

(三)作用机制分析

通过上文的理论分析可知，普通话能力的提升会通过促进劳动力在不同地区和行业之间的转移、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促进个体获得更高的收益回报。为考察这一传导机制是否成立，本部分将实证检验地区与行业的中介效应。为便于分析，将普通话听力水平和口语水平的平均数作为普通话能力，将单位类型划分为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以探究劳动力在不同部门、地区之间的转移是否是普通话能力提升少数民族劳动力收入的重要途径。

表5 影响机制分析

普通话能力对收入影响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结果显示，在不考虑中介变量就业地区和部门时，普通话能力对少数民族劳动力收入的影响正向显著。在加入中介变量后，普通话能力对工作所在地的影响系数0.2085、工作所在地对少数民族劳动力收入的影响系数0.2877和普通话能力对收入的影响系数0.0880的p值均达到显著性水平。这表明在普通话能力对少数民族劳动力收入的影响中，工作所在地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地区之间的流动是普通话能力增收创收的一个重要机制。同理分析可得，工作部门在普通话能力对少数民族劳动力收入的影响中，也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因此，劳动力迁移(包括地区和部门)是普通话能力影响收入的中介变量，假设2得到证实。普通话能力的提高有利于劳动力的人力资本累积，从而在不同地区和行业的迁移中占据更大优势。具体表现为少数民族劳动力的普通话能力越强，越有利于其他技能的学习和生产率的提高，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转移成功的可能性越大，对转移的目的区域也拥有更大的选择。(25)任国强：《人力资本对农民非农就业与非农收入的影响研究——基于天津的考察》，《南开经济研究》2004年第3期。同时，劳动力转移本身也是一种个人投资的方式，有利于个体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积累，促进其更高收入和优势岗位的获取。(26)马文武、刘虔：《异质性收入视角下人力资本对农民减贫的作用效应研究》，《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9年第3期。

(四)异质性分析

1.收入层次差异

表2和表3的OLS回归为样本总体回归结果，表示普通话能力对少数民族劳动力收入的影响，但若要探究不同收入层次下普通话能力对收入的具体影响，还需进行分位数回归，以评估不同收入层次劳动力的普通话回报率。一般在进行分位数回归时，多采用0.1、0.25、0.5、0.75和0.9分位点对被解释变量进行分位。考虑到本研究样本量，将样本按0.1、0.5和0.9三个分位点进行划分，同时剔除不显著的控制变量，分位数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

表6 普通话能力分位数回归结果

分位数回归结果表明，随着收入水平的提升，普通话听力水平与口语水平对收入的回报率呈下降趋势，受教育程度也表现出相同趋势。值得注意的是，受教育水平的影响系数大于普通话能力影响系数(这点与前文中的OLS回归结果一致)，即在中低收入层次人群中，普通话能力与受教育程度对收入的影响更为显著，并且受教育水平对收入的溢出效应大于普通话能力对收入的溢出效应。

具体而言，在10%分位数的低收入层次中，普通话能力对劳动力收入具有明显拉动作用，其中普通话听力水平和口语水平每提升一个等级，就会给劳动者的收入带来14.46%和11.64%的溢出效应，证明了人力资本质量提升对劳动力收入增长的推动作用；在50%分位数的中等收入层次中，普通话听力水平与口语水平对收入的影响系数达到最高，分别为0.1730和0.1290，普通话回报率在各收入层次中达到最高；在90%分位数的高收入层次中，普通话的收入效应并不显著，分位数回归系数为0.0980和-0.0621，并未通过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而受教育程度对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综上所述，随着收入水平的提升，普通话能力对劳动力收入的溢出效应在达到一定程度后逐渐减小。这是因为在中等收入层次，普通话能力为劳动力收入带来的经济效益达到最大化，随着收入的增加，边际效用逐渐递减。在高收入层次，普通话能力不再是影响劳动力收入的重要因素，相比于劳动者的普通话熟练程度，高收入行业更加注重专业知识与技能，而这些因素只有通过更高程度的教育才能实现。

2.行业差异与产业差异

普通话熟练程度对收入的影响具有行业差异与产业差异。陈媛媛发现普通话熟练程度对服务行业的收入具有明显的溢出效应，对于非服务行业则不明显。(27)陈媛媛：《普通话能力对中国劳动者收入的影响》，《经济评论》2016年第6期。马静、刘金林实证分析得出普通话对收入的溢出效应对务农人员、务工人员和公职人员更为显著。(28)马静、刘金林：《少数民族地区推普助力脱贫攻坚的内在机理及实证分析:基于人力资本视角——语言与国家治理系列研究之一》，《民族教育研究》2020年第5期。为探究不同产业间普通话回报率的差异，本研究将少数民族劳动力样本分为农业组和非农业组进行分组回归，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

表7 普通话能力收入效益产业差异的分组回归

回归结果显示，在农业组别，普通话能力对少数民族劳动力收入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1056和0.1041，均大于受教育水平的影响系数(0.0946和0.0922)。这表明相比于受教育程度，普通话熟练程度对务农劳动者收入的拉动作用更为明显。普通话的学习加强了农村与外界社会的联系，使务农人员接触到更多的学习机会，提高种植技术，实现经济效益的增加。在非农业组别，普通话能力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2530和0.1197，大于农业组别的影响系数(0.1056和0.1041)。因而相较于农业组别，普通话能力作为人力资本的重要形式，对非农劳动力收入的拉动作用更加明显。

为进一步对比不同行业中普通话熟练程度对少数民族劳动力收入影响的差异，本研究将样本中的非农业组别按行业分为自雇或自办企业、企业单位、事业单位、党政机关和其他五个组别(由于军队和社会团体的样本量较少，故将其舍去)进行分组回归，回归结果如表8和表9所示。

表8 普通话听力水平收入效应行业差异的分组回归

表9 普通话口语水平收入效应行业差异的分组回归

行业分组回归结果表明，普通话能力在企事业单位、自雇或自办企业对收入具有显著的溢出效应，但在党政机关与其他行业并不显著。具体而言，普通话回报率在企事业单位的少数民族劳动力群体中最高，其中听力水平与口语水平对收入的影响系数分别达到0.3173、0.2026、0.3008与0.2404，这意味着普通话能力高的职员以增加人力资本存量的形式促进自身收入增长与职业成功。在自雇或自办企业中，受教育程度对收入的溢出效应并不显著，普通话听力水平对个体收入的影响系数为0.2537，远远高于受教育程度对收入所带来的影响。少数民族自我雇佣更多的是个人的自我选择，是由个体的机遇、能力、魄力所决定的，具有较高的主观因素，所以在自雇或自办企业，受教育程度对收入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

3.地区差异

陈媛媛在研究普通话能力与收入的关系时，发现普通话能力在我国不同地区对劳动者收入的影响不同。(29)陈媛媛：《普通话能力对中国劳动者收入的影响》，《经济评论》2016年第6期。为探究不同区域普通话能力对少数民族劳动力收入影响的异质性，本研究将样本划分为东、中、西部三个组别进行分组回归，回归结果如表10所示。

表10 普通话能力收入效应地区差异的分组回归

研究结果显示，东部地区普通话回报率最高，对收入的影响系数为0.1859和0.3516，即普通话听力水平和口语水平每提升一个等级，少数民族劳动力收入分别增加18.59%和35.16%。同时，受教育程度对劳动力收入的溢出效应在东中西部呈递减趋势。东部地区市场广阔，经济发展远远领先于中西部地区，普通话能力与受教育程度高的少数民族劳动力具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普通话能力与受教育程度在中西部地区对收入的溢出效应小于东部地区，这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落后、市场相对狭窄有关。

四、结论与建议

作为人力资本的重要形式，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对我国少数民族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利用CGSS2012—2017数据实证检验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应用能力对少数民族劳动力收入的影响，有如下研究发现。

第一，普通话能力对少数民族劳动力的收入效应正向显著，并且普通话听力水平对收入的溢出效应显著高于口语水平。对少数民族劳动力而言，普通话逐渐成为除自身民族语言外最为普遍的交际方式，具有重要的交易价值和经济意义。(30)王海兰、崔萌、尼玛次仁：《“三区三州”地区普通话能力的收入效应研究——以西藏自治区波密县的调查为例》，《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

第二，就影响机理而言，普通话能力主要通过促进少数民族劳动力在不同地区和部门之间的转移，实现劳动力资源的均衡配置来促进其收入增长。相较于其他少数民族劳动者，普通话能力强的劳动力在迁移中展现出更大的优势，其通过促进心理认同和社会融合、减少迁移成本等方面减少劳动力流动的摩擦，加快劳动力跨部门和跨区域的转移，使劳动力享受到更多人力资本外溢带来的收益。

第三，普通话能力对不同收入层次、地区、行业与部门的少数民族劳动力群体收入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对不同特征的劳动力分别进行分位数回归和分组回归，发现普通话能力对中低收入层次劳动力的收入具有显著的溢出效应，在收入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这种效应逐渐递减；并且普通话水平在东部地区、非农部门、企事业单位、自雇或自办企业对劳动力收入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加大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力度，增加欠发达地区教育投入，促进优质教育均衡发展。政府应进一步做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工作，针对少数民族聚集、普通话推广薄弱地区，加大宣传推广普通话力度。加大对少数民族群体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与“五个认同”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相结合，提升少数民族劳动力语言交流沟通能力，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高劳动力对就业市场适应和职业契合度。

第二，针对不同少数民族群体需求提供普通话培训，提升少数民族劳动力的普通话能力。推广工作应具有针对性，面向不同群体的要求与目的不同。一方面，政府应重视提升中低收入层次少数民族劳动力群体的普通话能力，结合职业技能培训，以增加劳动力个体人力资本存量，促进高质量就业和收入增长。另一方面，重视普通话在非农就业中语言工具的作用，提升少数民族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劳动生产率。用人单位应意识到普通话能力对提升生产效率的作用机制，将普通话培训与职业技能培训结合，提升少数民族群体的普通话熟练程度，提升劳动力语言能力、职业技能等人力资本。

第三，积极推进普通话能力高的少数民族劳动力跨部门和地区转移，发挥普通话能力通过促进劳动力流动在收入增长中的作用。普通话能力可促进劳动力在不同部门、地区之间转移，同时劳动力在市场中合理流动是收入增长的关键因素，因此，政府应进一步加强劳动力市场建设，完善就业服务体系，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和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协调发展。同时，加强对少数民族劳动力的就业培训，增加其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累积，促进劳动人口由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西部地区向中东部地区的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