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族平等”到“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国共产党民族观的百年演变历程

2022-03-17袁本罡

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2年1期

袁本罡

摘要：中华民族具有“多元一体”的独特意蕴，如何正确对待多元性与统一性的关系是构建中华民族认同的关键。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便重视构建中华民族认同。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把“民族平等”作为自身民族观的核心理念。抗日战争爆发后，凝聚中华民族认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中国共产党民族观的阐述重点。新中国成立后，实施民族差别化发展政策，推动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发展成为民族工作的重心。面对十八大以来的新形势新任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中国共产党民族观的最新成果。通过百年来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特质的认识愈发深刻，用马克思主义原理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水平不断提升，最终成为带领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领导力量。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国共产党;多元一体;民族观

中图分类号：C9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63（2022）01-00061-07

现代意义上的中华民族是多元性和一体性的有机统一体，如何把握“多元”与“一体”之间的关系是构建中华民族认同的关键。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与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其民族观对塑造中华民族认同具有重要意义。建党百年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民族观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建党初期，以“民族平等”理论回应中华民族认同构建问题;抗日战争时期，尝试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来团结各族群众;新中国成立后，发展出以“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共同繁荣”为核心的民族工作体系;在新时代，进一步升华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在这一发展历程中，中国共产党逐渐把握住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独特意蕴，并在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实践中找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正确路径。本文对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民族观的演变历程进行了梳理，以更加深入地认识中国共产党在构建中华民族认同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一、“多元”还是“一体”：中国共产党构建民族观面临的核心问题

中国在历史上拥有一套以“华夷之辨”为特色的民族认同观，其将是否认同华夏文明作为区分本族与异族的核心标准，即所谓“夏变夷者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1]。这套带有强烈“文化本位”的民族观超越了血缘、地域差异，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各民族间交往与融合，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奠定了基调。然而随着近代列强的入侵以及西方民族国家思想的传入，中华文明的自我认同受到冲击，存在数千年的华夷秩序失去生存空间，凝聚中国各民族的认同迫在眉睫，现代意义上的中华民族观念在此背景下萌发。

梁启超是构建“中华民族”概念的先行者。甲午战争的失败让国人的民族意识得到空前激发，民族认同构建问题开始受到重视。在梁启超看来，效法西方建立民族国家体制，是拯救中国的唯一出路。因此，他将“民族”概念引入中国，并在1902年《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大势》一文中正式使用“中华民族”作为中国国民代称，文中指出，“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权思想者，厥惟齐”[2]。“中华民族”概念提出后迅速引发社会各界的广泛探讨，当时对中华民族的内涵主要形成了两种不同见解。一派以梁启超、杨度等人为代表，他们认为中华民族“实由多民族混合而成”[3]。另一派则以坚持“排满革命”的章太炎、陶成章等人为代表，他们直接将中华民族界定为汉族。不过随着辛亥革命的成功，主张中华民族是中国境内所有民族之统称的观点渐占上风，曾经秉持“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孙中山在中华民国成立后也开始提倡“五族共和”，强调“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完整意义上的现代“中华民族”意识自此开始成形。

辛亥革命以后，“中华民族”观念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普及。尤其在五四运动后，主张中华民族是国内各民族混合而成的“多元混合说”在国内得到广泛认可[4]。然而在回应各民族应如何形成民族认同共识时，又有不少人回到了“汉族说”的立场上，譬如提倡“五族共和”的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后还曾声称 “四万万中国可以说完全是汉人”[5]。就本质而言，这种立场上的矛盾源于西方民族主义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之间的错位。西方民族主义强调作为文化认同单位的民族应该在内部保持高度的统一性，但孕育自“华夷之辨”体系下的中华民族却兼具了“多元”与“一体”两种不同特性。在民族-国家体系面前，中华民族内部原本互为前提的多元性与一体性转而不相兼容，这也催生出如“中华民族就是汉族”或“中华民族是各民族被汉族同化而来”等论调，也反映出当时社会尚未真正把握住中华民族“一体”与“多元”之间的关系，构建中华民族认同仍然任重道远。

二、民族平等：中国共产党民族观的萌芽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高度重视构建中华民族认同问题，并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提出了一套以“民族平等”为内核的民族认同理论。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将中华民族整体视为世界无产阶级联盟中的一分子，进而为民族解放事业谋求合法性。李大钊就曾指出，中华民族“是被全世界资本帝国主义压迫者之一，所以我们的民族自由运动，不是单纯的一个民族运动，而是和全世界被压迫的阶级及被压迫的民族自由运动互相联结的”[6]。另一方面，“民族平等”理论还被用于阐释中华各民族间关系。1922年，中共二大宣言首次提出将“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作为党的奋斗目标。除此之外，宣言还特别指出中国将用“自由联邦制统一中国本部、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7]。宣言还称，汉族占据人口绝对多数的“中华本部”应该“统一为真正民主共和国”，而“蒙古、西藏、回疆三部”则“实行自治，成为民主自治邦”[8]。

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初期提出的“民族平等”理论具有两大創新。首先，其开创性地将中华民族认同构建置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洪流中看待，进而阐明了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的地位，即遭受帝国主义压迫的诸民族中的平等一员。这一定位既奠定了构建现代中华民族认同的合法性，也为民族解放事业指明了根本方向。另一方面，该理论高度重视我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民族压迫问题，并指出构建中华民族认同的前提是要实现内部各民族的完全平等。正是在这一思想的引领下，中共二大提出了以“联邦制”模式实现各民族平等团结的设想。

这套理论敏锐地把握住中华民族认同构建进程中必须完成的两大任务，即通过反抗帝国主义压迫实现中华民族的“一体”凝聚和通过践行民族平等理念实现各民族的“多元”团结。更重要的是，中共还指出这两大任务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因为反抗帝国主义压迫需要中华各民族团结一致，而实现民族团结的首要前提就是保障各民族间的真正平等。因此，中华民族唯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彻底消除民族间压迫才能实现真正的平等团结，进而获得民族独立与解放。中共在建党之初提出的“民族平等”理论对中华民族“一体”与“多元”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独到阐释，其虽在实践上有待进一步锤炼，但却为中共民族观奠定了基调，并在之后的发展中得到了延续与贯彻。

三、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民族观的发展

抗日战争爆发后，团结一致、共御外侮迅速成为中国人民的共识，“中华民族”自觉意识空前觉醒。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各民族间内在联系的认识更加深入，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呼吁团结各族人民，党的民族观自此发展到系统化、理论化阶段。

全面抗战的爆发让国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增强，大力推进“国族构建”成为当时社会各界以及各党派各团体的共识[9]。在学术界，顾颉刚就提出了“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口号，强调“在中国的版图里只有一个中华民族”[10]。此观点一经提出，便引起社会各界强烈反响，反映出国民对凝聚中华民族认同的迫切需求[11]。在这一背景下，当时国民政府也尝试以“宗族说”对中华民族认同构建问题进行回应。“宗族说”主张中华民族是多数宗族融合而成的“大家族”，汉、满、蒙、回、藏等所有民族只是中华民族之下的一个分支而已。因此，中华民族的整体性具有天然合法性[12]。

对于以上種种论调，中国共产党以一分为二的态度进行了评判。一方面，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明确指出“宗族说”否认了中国作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基本事实，本质上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大汉族主义”[13]。另一方面，中共也充分肯定了强化中华民族整体意识的紧迫性与必要性，并不断呼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保障各民族平等自治权力。1938年，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代表政治局作了《论新阶段》的重要报告。在报告中，他将中华各族界定为是由“汉族”和“蒙、回、藏、苗、瑶、夷、番”等各少数民族组成的统一体，并指出，工作的重中之重是“团结中华各族，一致对日”[14]。在团结各民族的具体路径上，《论新阶段》提出了四个方面重要举措：其一，应保证各少数民族与汉族有平等权利，并在共同抗日的前提下赋予少数民族以一定的自治权利;其二，在民族地区要设立由少数民族同胞构成的专门委员会，作为处理民族事务、协调民族关系的专门部门;其三，政府要尊重少数民族在文化、信仰、风俗习惯上的差异性，应采取各种措施鼓励其发展;其四，要坚决纠正大汉族主义，应积极营造各种民族交往融合的机会[15]。六届六中全会后，毛泽东又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对中华民族之内涵作出更详细的阐述，他指出，“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各族人民“赞成平等的联合，而不赞成互相压迫”[16]。

在全民抗日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对构建中华民族的阐述也聚焦在中华民族一体性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凝聚各民族认同的旗帜。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对中华民族一体性的强调并没有落入“大汉族主义”或“同化论”的窠臼，在坚持民族平等理念的同时，还提出了实施民族自治、尊重少数民族文化风俗、纠正大汉族主义等维系民族平等关系的措施和手段。这是因为通过在长征以及根据地建设过程中的民族工作，中共已认识到中华民族的“多元”与“一体”是一对无法割裂的特质[17]。因此，在强调中华民族整体性的同时不仅没有否定民族差异，还主张通过为处于弱势地位的少数民族赋权来强化民族向心力，从而实现中华民族的团结与凝聚。相较于中华民族“宗族说”，这种基于民族平等理念的认同构建路径真正把握住了中华民族的本质特征，在团结各族人民一致抗日上发挥出更强的号召力。至此，中国共产党民族观开始迈向成熟，成为引领全体党员与人民群众开展民族解放运动的精神标杆。

四、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共同繁荣：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民族观的实践探索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民族观实现了理论层面上的发展与成熟，但由于客观环境限制，其大部分主张只停留于理论阐述和宣传层面。新中国成立后，民族压迫剥削制度被消灭，党的中华民族认同构建方略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最终形成了以“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共同繁荣”为原则的民族工作体系。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工作上的着力点主要在推动立法保障、开展民族识别工作、落实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带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四个方面。第一，新中国成立后迅速废除了与民族歧视、民族压迫相关的法规政策，将“民族平等”写入宪法及各类纲领中。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18]。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诞生，其总纲明确指出，“我国各民族已经团结成为一个自由平等的民族大家庭”。“民族团结”“民族平等”进入国家根本大法标志着新中国在法律层面上明确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属性以及各民族间的平等关系。第二，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立即着手实施民族识别工作，至1979年，已对包括汉族在内的56个民族进行了识别。民族识别工作的实施让中华民族在内涵上出现了作为整体的“中华民族”和作为内部成员的“56个民族”这一双重结构，这种识别成为落实民族优惠政策的基础，对保护民族差异化起到了关键作用。第三，全面落实民族区域自治制度。1952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明确了实施民族自治的基本原则。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正式将民族区域自治确立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此后，民族区域自治地方设置工作有条不紊地开展，至今已形成包括5个省级自治区、30个少数民族自治州、120个少数民族自治县（旗）等民族区域自治体系。第四，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还不遗余力地推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和国家调配全国力量推进基础建设，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实现质的飞跃。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更是通过实施西部大开发、决战脱贫攻坚等国家战略，建立对口支援机制，向民族地区大量“输血”，缩减东西部发展差距，实现各民族共同富裕。

新中国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民族观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在“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共同繁荣”的基本原则指引下，中国共产党民族观发展的重心落在了少数民族发展问题上。通过民族区域自治、少数民族优惠政策、对口支援等一系列政策与保障措施，民族差别化发展策略取得了巨大成效，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得到长足发展，大量历史遗留下来的民族矛盾得到彻底解决，各族人民对于党和国家的认同感逐渐增强，中华民族认同的物质基础和精神基础日益牢固。但同时应认识到的是，坚持民族差别化发展策略导致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华民族认同构建，在“多元性”上做得比较充分，在“一体性”上的工作相对不足[19]。这种反差客观上在“汉族”与“少數民族”间制造了区隔，导致一套新的民族“二元结构”出现[20]。市场经济快速发展、传统社会结构消解速度加快，对民族差异的过度强调则会影响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对中华民族整体意识产生消极影响。费孝通在1988年提出了“多元一体”理论，其用意也未尝不是提醒国人增强中华民族整体性认同的重要性[21]。如何在现有成绩的基础上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整体意识，就此成为中国共产党推动自身民族观进一步发展的关键问题。

五、中华民族共同体：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民族观的升华

面对中华民族认同构建中出现的新形势、新问题，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核心的民族工作新思想。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使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表述，他指出，要高举各民族大团结的旗帜，在各民族中牢固树立国家意识、公民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被写入党章，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民族观在新时代迎来了又一次升华。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由56个民族共同构成的，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格局”，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则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核心内涵[22]。第一，对伟大祖国的认同是基本前提。新中国成立后，中华民族正式在政治上获得了国家形态，从而完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塑造。因此，国家认同事实上也正是中华民族认同在政治层面上的投射，培育国家认同是塑造中华民族认同的前提与基础。第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是最终归属。习近平总书记曾将中华民族形象地比喻为一个大家庭，作为“家庭成员”的56个民族拥有不同的文化风俗，并形成了对本民族的心理认同。但所有民族归根结底都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维护中华民族共同体团结才是各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对本民族的“小认同”最终都将成为对中华民族整体认同的有机组成部分。第三，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是精神纽带。“支撑我们这个古老民族走到今天，支撑5000多年中华文明绵延至今的，是根植于中华民族血脉深处的文化基因。”[23]中华文明五千年文化积累塑造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独特意蕴，若是没有中华文化土壤的深厚滋养，中华民族认同的构建会因失去精神纽带而彻底沦为空谈。第四，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是政治保障。中华民族在近现代之所以得以复兴，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引领与实践领导。中国共产党既是引领各民族解放的先锋队，也是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领路人。坚持党的领导地位是构建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政治保障，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前提。第五，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是动力源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结合我国实际摸索出的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特色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凸显的人民当家作主、经济共同富裕、文化共同繁荣、社会生活和生态文明共治共享都将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坚实的物质和精神根基。

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民族工作的全面深化和发展，其突破性主要体现在“一体性”和“全面性”两方面。所谓“一体性”，即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在内涵上更加凸显了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民族实体的本质，更加深刻地阐述了中华民族“多元”与“一体”的关系，并强调既要尊重各民族间差异，也要认识到“一体性”要比“多元性”处于更高层次之上。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就指出，要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24]。所谓“全面性”，是指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提出意味着中华民族认同构建并非局限在“少数民族工作”上，而是与中华民族所有成员息息相关的重要任务。“五个认同”的提出更是表明构建中华民族认同不能局限在某个特定领域，而应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设等各方面发力。从这一层面来看，铸牢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已成为党领导下全民共同参与的伟大事业，这也将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坚实的认同基础。

六、中国共产党民族观的“变”与“不变”

作为一个以民族复兴为己任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构建中华民族认同。正确理解、把握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独特意蕴成为其构建中华民族认同的主线。在百年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的民族观既有伴随时代发展不断演变的一面，也有始终坚持基本立场不变的一面。通过这种“变”与“不变”，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华民族的认识不断深入，最终成为引领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领导力量。

所谓“变”，是指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特质的认识不断深入，最终推动自身民族观不断发展成熟的演变过程。在成立初期，中共敏锐地意识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独特意蕴，并树立起以“民族平等”为标志的民族认同构建理论。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团结一致共同抗日成为时代主题，故而强调中华民族一体性，构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引领着党的民族观发展成熟。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为保障各民族平等而实施了一系列向少数民族倾斜的帮扶举措，党的民族观的重点在实践层面上转移到了对中华民族多元性的关怀上。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结合新形势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思想，这代表中华民族一体性成为新时代党的民族观的发展重点。表面上看，党的民族观的重心似乎随着时代变化而在“多元”与“一体”之间变化。但就本质而言，党的民族观对“多元”或“一体”的强调从未以否定其中一方为前提，而是结合时代背景进行有针对性的阐述。通过对自身民族观的不断反思与突破，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内涵的认知才能从由浅表到深入，从理论走向实践，最终成为现代中华民族认同的思想内核。

所谓“不变”，是指在中国共产党民族观演变历程背后存在一条始终不变的原则，那就是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认识、解决中华民族构建问题。面对中华民族认同构建问题，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便选择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从各民族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的“破题”思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指导下，中国共产党最终明确了对中华民族的界定：中华民族是由中国境内各民族所组成的民族实体，其兼具了多元性与一体性两种特性，其中一体性较多元性而言处于更高层次上。但另一方面，从各民族群众根本利益出发的根本原则又使中国共产党意识到，各民族群众真心实意的支持是构建中华民族整体认同的前提条件，因此推动民族平等成为其自成立以来一直坚持的工作方针。在党和国家推出一系列保障各民族发展权益的政策及举措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才真正成为全国各族人民的共识与奋斗目标。正是通过对群众路线的坚决贯彻，中国共产党最终找到了实现中华民族多元性与一体性有机统一的有效路径，这也让构建中华民族整体认同真正落在了实处。

通过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中国共产党逐渐探索出了一套成熟的民族观话语体系。这套体系继承与发扬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独特意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在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只有在党的领导下继续贯彻发扬这一民族观，中华民族才能真正以团结、凝聚的姿态在伟大复兴的道路上继续前行。

参考文献：

[1] 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89：84.

[2]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七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9：21.

[3]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第十一册[M]. 北京：中华书局，1936：4.

[4] 陈连开.中华民族研究初探[M].北京：知识出版社，1994：19.

[5] 孙中山.孙中山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621.

[6][7][8][13][14][15]中共中央統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G].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34、18、17、726、595、603.

[9] 郑大华.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形成[J].近代史研究，2014（4）：7.

[10] 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N].益世报·边疆周刊，1939-02-13.

[11] 马戎.“中华民族是一个”：围绕1939年这一议题的大讨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4.

[12] 励轩.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精英关于中华民族建设问题的讨论[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