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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中华民族:从文明帝国到主权国家

2018-12-06刘永刚

广西民族研究 2018年5期
关键词:民族国家中华民族共同体发现

【摘 要】有着深厚中华文明根基的中华民族,超越了西欧式的“建构论”抑或“原生论”。“民族”(nation)概念传入中国,国人以“民族”认识并改造国家的过程,实则是一个“发现”中华民族的过程,而这个在特定时代背景下被“发现”的中华民族体现着鲜明的本土主义基因与世界主义特征。历史上长期处于自在状态的中华民族以中华文明为基础聚合为一个文明帝制国家,在近代以来经“发现”并自觉凝聚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立了主权共和国家。这个中华民族被“发现”的过程,是与“中国”范围的拓展与稳定、中华民族概念的创制与意涵演进、爱国主义与主权原则结合而成的中华民族主义以及中华民族解放运动实现的中国从传统的文明帝国到现代的主权国家的转型历程相伴随。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国家形态转型;中华文明;爱国主义;民族国家

【作 者】刘永刚,云南师范大学历史与行政学院副教授,云南大学民族政治与边疆治理研究院特聘研究员。云南昆明,650500。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8)05-0018-010

近代中国经历了从传统的“天下”国家观向现代的“主权”国家观、从帝制王朝国家形态向共和民族国家形态的重大转型过程。这个转型得以实现的关键性事件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被“发现”。期间经历了从“中华民族”概念的提出、中华民族性质的大爭论、中华民族结构的认识进程,以及因外敌入侵而不断深化的“中华民族”观念与中华大地上各族人民自觉凝聚为统一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立中华现代主权国家的政治实践。这个“发现”中华民族的历程,既有民族国家的世界主义背景,更有发达的中华文明的本土主义底色。对于中国政治进程的这一重要现象与事件的准确认识与把握,对于在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具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

一、中华民族:世界主义抑或本土主义

关于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既传神且逼真。在这个艰难且伟大的“大变局”中扮演主角的“民族”(nation)与“民族主义”(nationality),具有维护国家疆域的完整、摆脱殖民掠夺的工具主义价值与世界主义特征。“中华民族”从概念创制传播、民族共同体建设、国族地位确立、内部结构整合,均体现着对内整合、对外独立的国家民族属性。中华民族自觉凝聚的过程,既有鲜明的世界主义特征,又有突出的本土主义基因。

(一)传统与现代的二分,揭示的是传统的“中华文明”帝制国家形态与现代的“中华民族”主权国家形态的实质性差异

论及中国,传统与现代二分的认识论具有普遍意义。一方面是发达却未中断的中华文明体系。以至于“许多西方研究中国的人曾把‘中国整个实体或‘中国文化作为对象”,甚至认为传统中国“是国家、社会和文化三者异常超绝的统一体”。[1 ]9-12自秦统一六国之后的两千余年的“大一统”传统中国,诸族间的差异并不影响因中华文明所获得的内部一致性。《礼记·王制第五》所记载的“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就是对这种诸族差异基础上统一性的形象表述。政治史上所谓的“亡国”之说①,实质上仅是王朝秩序的丧失,以中华文明为内核的“天下”秩序从未发生本质性的更易。期间,虽演绎着“分裂”与“统一”的二重变奏,但以中华大地为单元的“大一统”融合主旋律却始终不变。

但另一方面,则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终结与现代社会的开启,标志性的事件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其在终结传统帝制国家形态的同时,也创设了以现代主权为原则的民主共和国家形态。同时,对中华文明到中华民族的这个转换过程加以深究我们便会发现,现代中国的“革命”在一定意义上是对原有文明形态的现代加工与文化创新。中华文明体系下形成的国家疆域、成熟的机构与制度、具有裁决力的权威体系以及对该体系普遍的忠诚观念,均被最大程度地继承了下来。

与西欧民族国家历程相比,从无国界的基督神权国家向国界清晰的主权国家演进过程中,中世纪后期至民族国家体系确立,各国均曾经历了一个不算太久的绝对主义国家阶段。国王集权与世俗国家的确立,成为西欧现代民族国家建立的前兆与基础。通过国王对于领土型国家“主权”的代理,成为建立现代式的共和国家的政治前提。而国王对臣民“民族化”的塑造构建的现代“民族”(nation),成为论证“主权”正义的政治基础。显然,历史悠久且有着发达帝制体系的传统中国,并未经历类似的阶段。自秦统一六国后漫长的两千多年的 “中华帝国”立国基础恰是具有强大生命力与凝聚力的“中华文明”。拥有“中华文明”的古代中国人,显然具备了现代西欧式“民族”(nation)的部分特征。

(二)被“发现”的中华民族,超越了西欧“原生”抑或“建构”的“民族”模式

西方学界对于民族存在着“原生论”“建构论”及“工具论”② 等截然相反的解释体系。安东尼·史密斯则认为“民族”研究,存在着“现代主义”“永存主义”“原生主义”“族群—象征主义”四种范式。[2 ]48-65其差别在于对“民族”是自然文化过程或政治人为建构属性的不同描述。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西方理论与主张均无法对“中华民族”过程给予全面且合理的解释。中华民族的成长过程具有显著的“原生”与“建构”的双重特征。

首先,从“原生”的角度看,相对封闭但却优越的地缘环境既保证了中华大地上居民一定程度的交流与融合,并有效阻隔了来自域外的频繁袭扰。同时,以农耕生产为基础、绵延不辍的以儒家文化为中心、多种文化交融和合形成了璀璨的中华文明;此起彼伏周期性的以游牧群体推动的中华大地人群的大交融,以及日臻完善的政治体制等,均成为中华大地上诸族虽在地域、文化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的同时,却又能保持相对的统一性并不断融合。这个与中国传统社会历史进程相同步的特有的族际间交流、交往、交融史,完全有别于西欧经验。中华大地上的诸族经历的漫长交融下“自在”的中华民族,具有鲜明的“原生”共同体特征。

其次,从“建构”的角度看,“中华民族”概念的创制与民族共同体的自觉凝聚是强敌侵夺下“亡国灭种”国家危机的直接结果。将中华大地上的各族人民凝聚为一个整体的“民族”(nation)共同体,以建立独立主权国家(state)的中华民族自觉凝聚过程,又具备着显著的“建构”色彩。

在近代以来面临内忧外患的艰难困局之时,虽然以中华文明为内核的国家政治共同体的整合能力有所下降,但在列强环伺的险恶环境下国家不致解体,从本质上仍显示了“中华文明”强大的聚合力。而西欧式的“民族”(nation)概念的传入到观念的深入,与其认为是在中华大地上“建构”一个“民族”,毋宁说是一个“发现”中华民族的国家整合过程。简言之,从“中华文明”的帝制国家形态向“中华民族”的主权国家形态转变,所彰显的是中国的世界主义属性;而取材历史的政治干预与文化创新,则又蕴含着深刻的中华文明的本土主义基因。

(三)现代的“民族”与中国历史上的“族类”有着实质性的差异

广泛使用的“中华民族”一词,是20世纪的现象。但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着绵长发达且自成体系的文明古国而言,“构建现代民族运动的努力不过是古老文明的附属物”[3 ]13。虽然在中国历史上诸族间的冲突几乎没有平息过,但中华文明的核心区域始终保持着相当的稳定性,并呈不断扩展的趋势,这种趋势至清代达到顶峰。在中华大地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生生不息、蔓延不辍的文明形式从未发生过本質性的改变,中华诸族交融的结果是推动了中华文明的创新与发展。

当然,我们不能就此认为中华民族是古代中国“隐而未彰”的“国族”。这是因为古代中国的政治根基是“天下观”下的“大一统”政治思维与“华夷观”下“夷夏大防”的疆域设治。古代中华大地上的人群是以文化为凝聚形式的,各群体的通用称谓为“族”或“人”,如“华族”“夏族”或“胡人”“满人”。被广为熟识的“非我族类”的“族”,是以文化为划分依据的。当然,有学者考证认为在中国古史之中“民族”一词在“文献记载至少也有十余例之多”[4 ]19。但是,其“多系不确指的分类泛称,并不能与某个具体民族连结起来组成‘某某民族之说”[5 ]51。

虽然历史主义的研究总是通过追溯历史与文化的方式,以验证“民族”的历史本源。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让“民族”发扬光大并成为现代世界的政治主导,则是西方现代意义的“nation”概念的发明与创造。众多学者的研究表明:“只有在共同的民族要求不能或无法超越的‘较少对抗性分裂的条件下,才有民族的存在。”[6 ]35这个由“nation”(民族)所揭示并定义的全新人群组织形式,无论是“原生”“建构”抑或“工具”,均是一个逐渐被认识、被“发现”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基本背景是传统基于血缘、地缘的社会组织形式已不能满足新式社会生产所需的社会规范与频密的人与人关系的协调。

显然,中国历史上的“族”或“族类”,并非现代意义上与主权国家高度结合的“nation”(民族)之义。当然,吕思勉先生所论及的人类团结所凭借的“血统”以及“地理”双重因素,并最终由“交通的便利,贸易的增多,人口增加”而导致的一个更大区域内人群“互相亲爱、互相了解,而至于团结为一”,成为“所谓民族”的认识,[7 ]17揭示的恰是历史时期中华诸族不断交流、交往、交融,超越血缘、地缘统一于国家政治共同体的基本属性。

(四)“中国”成为中华大地地理疆域与政治共同体通用称谓的过程,也是中华民族从“自在”到“自觉”的伟大转变过程

“中国”概念、价值的兴起与再发现,是中华帝国与西方民族国家接触、碰撞、参照而逐渐完成的。“从明朝后期开始,来中国的西方人一般都用中国或中华、中华帝国、中央帝国来称中国,而不是用明朝、清朝或大明、大清。鸦片战争以后,在国际交往中中国开始被作为国家或清朝的代名词。”[8 ]当然,在具体使用“中国”一词时受到历史上“内诸夏外夷狄”疆域观的深刻影响与制约,“内地十八省”与整个国家的称谓间的混乱,也为之后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与肢解所利用。顾颉刚先生在《中华民族是一个》中痛斥部分国人使用“中国本部”的根源,正在于此。①

当然,基于中华文明基因的“中国”能够成为中华大地现代国家的正式称谓,也是反映日益频密的国家间交往的客观结果。在1928年出版的常乃惪的《中华民族小史》中,关于“中华民族”之名的解释中所说,“中国自昔为大一统之国,只有朝代之名,尚无国名。至清室推翻,始有中华民国之名出现。”但历史上的“夏、汉、唐皆朝代之名,非民族之名。惟‘中华二字,既为今日民国命名所采纳,且其涵义广大,较之其他名义之偏而不全者最为适当。”[9 ]5-6显然,这个“中华”“中国”已不再取狭义,而是以中华文明为支撑的政治国家。这个“中华”“中国”意涵拓展的过程,是与历代王朝不断完善的行政区划与有效的疆域治理加强的政治地理联系相同步的。历史上中华诸族的长期交流、交往、交融的“自在发展”进程,为之后“发现”中华民族并以其凝聚国人、构建全新的主权国家,奠定了牢固的社会心理基础。中华民族的本土主义基因与世界主义特征,在这个“中国”成为确定的主权国家称谓过程中得到了完整的体现。

“天下观”下中华文明的帝制国家形态与“主权观”下的中华民族的共和国家形态,先后相继。这个过程以“中国”意涵的扩充发展为表征,并最终以世界意义的中华民族的主权国家形态加入世界民族国家体系。显然,中国这一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与西方早期国家从分散到一体的民族国家历程截然不同。

二、“中华民族”概念的创制、观念传播与意涵演进

关于东方式的“民族”创制,有学者认为走的是国家民族(State-nation)的路径。“亦即先有国家及其政府而后由其所统辖的范围内具有不同种族、文化背景的人组成的民族”。[10 ]223这种认识在揭示国家政治力量在“民族”建构与“民族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的同时,也呈现了忽视中华民族共同体漫长的凝聚过程与强大的历史文化基因的缺陷。关于“中华民族”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观念传播及其族体凝聚过程的准确把握,需要从中华文明、时代环境、国人矛盾抵牾的心路历程以及政党政治四个方面入手。

(一)“中华”与“中华文明”体系的统一性,是理解“中华民族”概念及内外意涵的钥匙

“中华”一词一般认为较早出现于裴松之注《三国志·诸葛亮传》时写到的“若使游步中华,聘其龙文”[11 ]105。此处的“中华”,当取地域(中原)之义。另在《资治通鉴》卷104太元七年十月条记载有阳平公融谏苻坚时有“江东虽微弱仅存,然中华正统”的文字。此处“中华”一词,当取文明的意涵。到唐、元、明以“中华人”指称当时中央王朝臣民的記载渐次增多。到明清时期,“‘中华一词已逐渐成为一个含国家、地域、族类和文化共同体认同意义的综合概念”[12 ]。

另外,最早取地域义“居于中心之国”的“中国”,随着中原文明的兴盛与辐射带来了意涵的扩充与范围的扩大。虽然“历史上的王朝经常更替,但有一个超越了具体王朝而始终存在的政治—文明共同体,其不仅具有制度典章的政治连续性,更具有宗教语言礼乐风俗的文明一贯性,这一以中原为中心的政治—文明共同体就叫做‘中国”[13 ]33。显然,史书中的“中国”首要特征是“文明”形态。中国古代虽有严格的“夷夏之辨”“胡华之别”,但华夏与夷狄之称,“并非一种族性概念,乃是一文明性分野”[13 ]32。即夷狄接受中原礼乐政教则为“中国”之一员。

作为古代中国根基与整合基石的“中华文明”,对包括华夏、夷狄在内的“天下”具有同等价值。承载这种“家国天下”中华文明的“中国”,在古代则是前后相继的各个王朝。所以,古代中国人的国家认同是通过对中华文明的认同与王朝的认同体现的。当然,对于王朝的认同是以绝对的中华文明认同为基础的。这种认同体系,被完整地体现在记载中国人文故事的“二十四史”之中。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中华”及其“中华文明”是古代中国国家的政治整合基石。

当然,在中国历史典籍中偶尔出现的“中华民族”一词,其概念与意涵并非本文要讨论的作为国族的“中华民族”。真正将本土主义传统的“中华”一词与世界主义现代的“民族”结合,并赋予其完整的现代意涵的是晚清名仕梁启超。梁启超在《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首次使用“中华民族”。20世纪初叶出现的“中华民族”一词,当是本土主义与世界主义相互作用的产物。

(二)“中华民族”概念提出的内外环境与客观时代需要,赋予了中华民族独特的内涵与外延

殖民威胁日益深重的国家存亡危机,是“发现”中华民族的特殊时代背景。在亚洲和非洲,“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和现代民族的形成是相伴相生的”[14 ]60。“千年未有之变局”下日益没落的中华文明与强势袭来的西方文明,让中国社会蒙受前所未有之屈辱的同时,也开启了“世界之中国”的现代国家转型之路。中西文化、人种的差异迅速转化为国人(尤其是知识阶层)对自身特殊性的认知。帝国主义的殖民掠夺带来的“亡天下”的急迫危机感,成为强化中华诸族共同体命运感与作为国族的“中华民族”概念的提出及其“中华民族主义”兴起的外部参照与催生力量。曾经仅为西欧地方性知识的“民族”(nation)与“民族主义”(nationalism)经日本传入中国后,为处于绝境的国人认识世界与自我提供了全新视角与理论武器。

在中国近代国家转型的背景下,首先要解决的是由“谁”来承担构建新国家的任务。显然,强势的西方列强所裹挟而至的一切均被赋予“nation”的特殊性。关于英文的“nation”翻译为“民族”的历程,有学者认为,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通过日人所铸,原即富含种族意味的汉字新词——‘民族,广泛接受国族主义的洗礼”[15 ]。至清代末叶,伴随着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的勃兴,“民族”一词传入中国,逐渐为国人使用。其中,梁启超在《东籍月旦》一文是否为最先使用“民族”一词,史学界有众多质疑,[16 ]但由其将日本学者借用汉字“民族”对应英文的“nation”概念,把现代国家理论介绍到中国,并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1902)中明确提出“中华民族”概念,并无异议。因其极高的政治声誉、学术造诣以及社会影响力,梁启超对于“民族”的使用与概念的传播受到了较多的关注。“民族”与“民族主义”成为国人进行国家改造、社会整合的认识工具与理论武器。

梁启超所认为的“民族主义”,就是“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其在于本国也,人之独立;其在于世界也,国之独立”[17 ]20。当时国人对全新的“民族”的认识与国家改造分两个阶段进行观察,即种族革命国家观统领时期和民族革命国家观统领时期。前者是辛亥革命前后由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反满兴汉”下的种族国家主张。而从“排满兴汉”到“五族共和”政治观念的转变,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社会从“种族革命国家观”向“民族革命国家观”的革新。期间,杨度的“汉、满、蒙、回、藏五族”“合五为一”[18 ]373-374的主张与辛亥前后的“五族共和”论的张扬,极大地维护了中华诸族的团结与中国传统领土的完整。在此过程中不断深化、普遍的中华民族概念,被直接运用于对内整合与对外独立的民族解放运动之中。

(三)当时国人在整合中华文明与现代“民族”观念时有着较复杂的矛盾心路历程,但维护国家统一的根本立场是清晰明确的

现代语境下,中国境内人群的集体称谓,经历了一个较为曲折的认识过程。1901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提出“中国民族”,试图以民族主义为中国近代历史叙述的范式。在1902年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梁启超认为:“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四海思想者厥惟齐,故于其间产生两种观念焉,一曰国家观,二曰世界观。”[19 ]29当然,梁启超最早使用“中国民族”“中华民族”的概念,均以“汉族”为中心或直接指“汉族”。

但随着对现代“民族”(nation)认识的深入,包括梁启超在内的知识界大体经历了从“小民族”到“大民族”的认识过程。1903 年,梁启超提出“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20 ]75-76。这里的“大民族”就是中华民族。这与1905年他提出的“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民族混合而成”[21 ]4的认识是一致的。期间对于中华民族的内涵与外延,梁启超的认识虽时有波动,但以中华大地上的全体国民构建中华民族的认识论取向与维护国家统一的立场是清晰可见的。也即其所讲的“今日吾中国最急者 …… 民族建国问题而已”[22 ]50。较之梁启超早期以“汉族”为“中国民族”或“中华民族”的认识,杨度则从建立“新中国”的目标出发,提出“国民之汉、满、蒙、回、藏五族,但可合五为一,而不可分一为五”“中国全体之人混化为一,尽成为中华民族”[18 ]304、372的“五族共和”主张。

辛亥革命建立的共和政体与独立主权国家构想,均极大地推动了现代意义的“中华民族”概念的传播、意涵的完善以及语义的使用。辛亥革命后梁启超的中华民族研究与孙中山的中华民族“国族论”,“对于一体化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观念的倡导和弘扬,正好形成一种互补”[5 ]155。其结果是“凡一遇到他族而立刻有‘我中国人之一观念浮于其脑际者,此人即中华民族一员也”[23 ]25。这个经由政学两界努力而形成的中華民族意涵,是基于中华文明的本土主义立场与借鉴域外的世界主义价值。可知,中华民族从概念的建构到族体的凝聚,凸显着强烈的本土立场与世界取向。

(四)在“中华民族”观念的传播与意涵统一进程中,现代政党起到了核心作用

在现代政制中,将不同的利益集团和社会运动整合进共同、持续的政治活动与组织框架之中,是“由某些政党或政党一类的组织和活动表现出来而获得”[24 ]16的。现代政党的活跃反显出传统国家政治的僵化。在中华民族概念的生成、内涵外延的确定以及中华民族族体凝聚完成的中国社会转型历程,能够承担起横向融合与纵向同化功能的只能是具有强大社会动员与政治整合能力的现代政党。在中国急迫且艰巨的现代主权国家构建中,现代政党既是中国国家转型中社会整合的组织保障,也是“中华民族”国族机制得以发挥的核心动力。

被尊为国父的孙中山认为:“我们受辱民族,必先要把我们民族平等自由的地位恢复起来之后,才配得起来讲世界主义。”同时,他也指出中华民族的使命:“我们要发达世界主义,先要巩固民族主义才行。”[25 ]226孙中山的“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均是基于中华民族的国族认识论展开的。在1924年1月23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中明确阐明:“国民党之民族主义,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同时,作为较之国民党更为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其创始人李大钊“对于‘民族自决的论述实质是与孙中山相同的,他认为所谓民族自决是指多民族的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相对于外国帝国主义的政治独立”[26 ]87。对于中国命运有着重要影响的孙中山、蒋介石与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共领导人,以及其他民主党派人士,均致力把所有中国人纳入统一不可分割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集体认同之中。虽然,在建国主张与方案上两党存在着意识形态的重大分歧,但建立一个以中华民族共同体为基础的现代主权国家目标则是相同的。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既是一个宏大的政治整合工程,更是一个细致入微的社会一体化过程。这个过程与中华现代国家的建构相同步。新式知识阶层对于家国命运的感知与现代政治理性的树立与传播,通过现代政党的新型社会动员与整合形式,完成了将中华诸族认同并自觉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以构建新型主权国家的历史使命。可以这样认为,由对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一致的体认以及共同理想凝聚的新兴知识阶层组织政党、运用“中华民族主义”来动员和整合各族各地力量,通过曲折革命的途径展开的现代国家转型,是中华现代国家政治发展的基本特征。

三、“发现”中华民族:实现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

“千年未有之变局”下日益衰落的中华文明与强势袭来的西方文明,令中国社会在蒙受屈辱的同时,也开启了国人基于本土主义的“大一统”观念利用西方的“nation”与“nationalism”认识世界并改造国家的历程。因“nation”概念的传入催生的“中华民族”意识与中华诸族自觉凝聚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成为中国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分水岭。

(一)以中华文明为基石的国家转型,爱国主义与中华民族主义互为表里、相互支撑,完整贯穿于中华诸族自觉凝聚于中华民族主权国家建构的历史进程之中

形成于春秋时期的“大一统”思想,在中华诸文化相互碰撞、融合并形成的中华文明体系中居于中心地位。虽然,“大一统”的本意,在于维护“天子”的权威以防止“天下”的分裂。尽管“大一统”的天下观并非总能保证中华帝国的统一与有序,但长期形成并流淌于中华诸族血脉中的“大一统”观念与内部的高度认同,就保证中华大地不同生态区域渐次融合并最终形成统一国家而言,其显然是中华帝国立国的思想根源。传统社会的“大一统”思想,“包括版图统一、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经济繁荣等要素,其首要途径就是实现中国疆域版图的统一”[27 ]。与“大一统”相伴的“有教无类”式的文化认同对于增加各种文化融入国家政治制度与政治权威系统大有裨益。中国历史发展的客观结果是中华各族民众“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28 ]。这种深刻的历史记忆、浓郁的文化观念、急迫的时代背景,为近代以来以“大一统”思想为内核的爱国主义运动推动中华诸族自觉凝聚、并共建中华民族主权国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正是因为中华民族既是一个现代政治共同体,又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根基,在近代以来“发现”中华民族的过程中,爱国主义与中华民族主义互为表里、相互支撑。在“中华民族”及其主义兴起的中国特色,在于激荡的现代“民族”(nation)话语与传统的中华文明爱国主义、“大一统”思想的高度融合。近代以来国人为国家的独立与主权完整而展开的民族救亡运动,因鲜明的中华文明式的国家想象与“大一统”的国家观念,使得“中华民族主义”明显区别于西方范式。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解放运动在对内反对封建剥削与压迫、对外反抗殖民与掠夺的双重政治指向下,其基础性目标是建立一个中华民族的主权国家,其行动力量则是“内忧外患”进一步巩固的基于中华文明“大一统”国家观念的爱国主义,而行动的主体只能是中华诸族自觉凝聚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伴随着民族灾难的日益深重,中华大地上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愈益强化并自觉凝聚,汹涌澎湃的民族解放运动通过内争外战的方式最终在中华大地上建立起主权独立、领土完整的中华现代国家。从“中华民族”概念的提出、观念与意识的传播及各族人民的自觉凝聚,这场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解放运动。以中华民族主义为行动方案的现代中国整合政治,直接成果就是中华民族的现代主权国家的建立。

(二)奠基于深厚的中华文明基础上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自觉凝聚过程,体现着鲜明的世界主义特征

梁启超笔下的“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与“世界之中国”,[29 ]形象地呈现了中华大地自传统文明帝国走向现代主权国家的历程。显然,这个“世界之中国”的到来,与被“发现”的中华民族直接相关。早在1903年,梁启超就认识到世界上的强国均“谋联合国内多数之民族而陶铸之,始成一新民族”。基于这种认识,他指出“吾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也即“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20 ]73-76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1905)中,梁启超通过对历史时期中华诸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的梳理,“悍然下一断案”,认为“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21 ]4显然,梁启超关于“民族”的认识与“大民族主义”的倡导,均是立足于世界格局来探讨中国的命运与发展前途的。同时,在民国初年知识界关于中华民族的探索多从中华文明与世界主义两个角度展开。这个基于中华文明本土主义立场掀起的“中华民族”意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自觉凝聚进程,体现着鲜明的世界主义特征。

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所主张的中华民族经历了从“自在发展”到“自觉凝聚”的历史过程。[28 ]中华民族从前一个“自在”阶段来看,处于隐而不彰的本土主义自我发展状态。这是因为此阶段“中国”的基本含义要么取狭义指“帝王之都”,要么采广义指中原王朝的疆域范围。① 相应地,传统社会的“中国”具有相对的地理意义与文化意涵。所以,传统社会“争夺‘中国的天下‘大一统观念事实上是多民族国家疆域形成的核心动力”[30 ]67。而中华民族自觉发展的本土进程被打破,根源在于“非我族类”的“洋人”(“他者”)的出现带来的“亡天下”的劫难。显然,“自觉凝聚”的中华民族的“特殊性”是基于内部价值统一的对外取向。这个过程恰是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国家形态从本土主义的“天下”向世界主义的“中国”的转型过程。这种转变从生产方式、社会结构、文化体系、知识话语均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的结果与基础动力,则是被“发现”的世界主义取向的中华民族。

(三)中华民族漫长的自在发展历程与急迫的“救亡”时代背景,决定了被“发现”并为中华诸族自觉凝聚的中华民族,具备鲜明的国家属性

关于近代中国历史的描述,“内忧外患”与“救亡图存”的使用频率极高。自1840年始,对内整合、对外抗争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主旋律。从大历史观的角度看,中国社会的内乱以及对内整合是传统社会国家治理的中心,而所谓的“亡天下”式的境遇,则是近代以来才有的。有着悠久文明的“天朝上国”面对来自中华文明之外的强势“他者”以及由之而來的丧权辱国的屈辱感,在确立了人群“认异”对象的同时,成为激发中华内部整合需要和目标不可或缺的因素,也是“发现”中华民族的基本动因。而以“民族”“主权”“共和”等为基本内容的现代启蒙,无疑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凝聚提供了来自域外的灵感与启示。率先得到这种灵感与启示的是知识分子。中华现代国家的建构过程,正是新式知识分子鼓吹“中华民族主义”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与民族国家构建的一体两面过程。中国社会借此摆脱传统的、君主专政的文明帝国形态,而建立起现代的、民主共和的民族国家形态。

期间文化民族主义、经济民族主义等各种思潮相互激荡,中华民族的内涵也经历了“种族观念下的‘中华民族”“‘五族共和的‘民族统一”“汉族中心的‘共冶一炉”“汉人社会的‘宗族民族主义”“中华民族是中国境内各民族之总称”的不断深入的认识阶段。[31 ]但在这个渐进的过程中,将“帝国主义”确立为整体的敌人,是中华民族从“自在发展”到“自觉凝聚”、从概念创制到共同体自觉凝聚的主要因素。1939年7月7日,朱自清先生纪念“七七事变”写作的散文《这一天》,正是揭示了作为敌人出现的“帝国主义”对“发现”中华民族的意义。他写道:从前“一盘散沙的死中国,现在是有血有肉的活中国了。”[32 ]402可知,中华民族的“自觉凝聚”与“活中国”的诞生,西方列强的出现与强加于国人身上的殖民主义体系成为不可或缺的外部因素。而全面抗日战争的爆发及胜利,完成了中国社会由之前的一种“文明共同体”的帝制国家转变为“民族共同体”的主权国家历史进程。

(四)自觉凝聚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时代意涵,在于其开启的主权共和国家形态与全新的国家治理形式

打破殖民侵略,跻身世界民族国家体系,是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命题。而“民族”(nation)观念以及与之相匹配的主权原则、民主内核等,均以独有的方式依托于悠久的中华文明解决了这个问题。中华现代国家建构初期,梁启超就意识到“世界中最富于自治力的民族,未有盎格鲁撒逊人若者也”[33 ]54。然而,近代以来西方列强相继侵华的窘境以及欧美国家所主导认识论上的西方中心主义范式,使梁启超认识到须“速养成我所故有之民族主义以抵制之”[17 ]32,这是他提出并完善“中华民族”的认识论基础。李大钊自觉高举再造现代“中华民族”的旗帜,主张“凡籍隶于中华民国之人,皆为新中华民族矣”[34 ]493。梁、李的“民族主义立国”与“民族建国主义”理路,在中华现代国家构建历程中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同时,以民主政治与宪政制度为国家统治合法性基础的现代民族国家,体现了其以国民为中心的国家疆域治理新形式。在理解“中国”与“中华民族”及其意义时,回溯式的取材历史、用于当下的叙事话语,在于历史文化路径的国家建设。作为国家治理新形式的“中华民族”所承载的共和国家较之传统王朝国家划时代进步的“新”,在民国初编订的《共和国历史教科书》中有明确阐释:“今民国建立,凡我民族不问何种何教,权利义务皆属平等,无所轩轾。利害与共,痛痒相关,同心协力,以肩国家之重任”。[35 ]显然,这个被“发现”的“新”中华民族,是以政治属性出现并直指现代主权国家的治理形式的。20世纪初叶,以中华民族为中心的政治认同优先于传统的以儒家学说为中心的文化认同,其中心是转变“中国人视中国为世界而非国家”的传统文化观念,树立以主权为原则的现代民族国家观念。这种因“发现”中华民族实现的中国从传统的文明帝国向现代主权国家的转型,不单纯是思想意识与价值观念,更在于全方位的国家制度、社会结构、疆域治理体系的革命性重构。

结 语

中华大地以“中国”之名加入现代世界民族国家体系,是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主权国家形式得到实现的。近代以来在西方帝国主义侵夺、屈辱中被“发现”的中华民族,既以中华文明为基因显示着鲜明的“本土主义”底色,更以民族解放运动彰显着“世界主义”特征。这个从自在发展的文明共同体到自觉凝聚的政治共同体的特殊历程,使得中华民族超越了西方民族的“建构论”与“原生论”。被“发现”的中华民族,完成了中国社会从中华文明的帝制国家形态向中华民族的主权国家的转型历程。以主权为原则,与领土型的国家相结合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以国家为首要属性的“政治民族”“主权民族”。中华民族也因之完成了从历史上自在发展的政治—文明共同体向现代自觉凝聚的政治—主权共同体的转型。这个过程确立了中华民族的国家民族地位,并赋予了现代中国鲜明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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