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的历史经验与启示

2022-03-17李月闫佼丽

现代商贸工业 2022年7期

李月闫佼丽

摘要：中国共产党百年建党经验表明，捍卫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基础。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核心是权力关系。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日本帝国主义论、国民党法西斯主义论以及中间力量幻想主张等复杂意识形态话语背景下，秉持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话语主题和话语内容，通过隐蔽性和渗透性的话语构建策略，向民众迂回的传播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后疫情时代，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意识形态话语权斗争，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构建应借鉴延安时期的宝贵经验，继续在国家层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人民的主体地位不动摇，在个体层面重视情感融合和多元传播渠道的运用。

关键词：延安时期;意识形态话语权;历史经验;当代启示

中图分类号：G4文献标识码：A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22.07.002

中国共产党百年建党经验表明，捍卫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基础。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政治理念和国家治理有效工具，是组织化的观念、态度和价值观，具有提供政治合法性、社会整合与动员、社会管理与控制等功能，因此能起到“稳定剂”“缓冲剂”的作用，具有突出的政治和社会意义。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的宝贵经验之一，便是在意识形态领域牢牢的巩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其中，最为值得借鉴的时期便是处于日本帝国主义论、国民党法西斯主义论以及中间力量幻想主张三面夹击下的延安时期。总结和借鉴中国共产党在这一复杂意识形态话语背景下的斗争经验，有助于我们在当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后疫情时代，建构稳固的意识形态话语权。

意识形态话语权是通过话语内在的观念、价值和理念等要素而产生的影响力。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构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意识形态话语主题和具有隐蔽性、渗透性的话语构建和传播策略，将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融入日常宣传工作，通过增强话语的影响力来掌握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这不仅对传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也能为当下中国共产党在纷繁复杂依旧的意识形态领域建设话语权提供宝贵的经验借鉴。

1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所面临的主要挑战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的挑战主要集中体现为来自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法西斯主义、中间力量“第三条道路”等话语的威胁。

1.1日本的帝国主义论

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除了在军事、经济上对华发动进攻和掠夺外，更企图从意识形态领域极力寻找为其辩护的“正当理由”。在策略上，日本力求从传统文化和社会特征等方面来证实中国发展具有“停滞性”，并诡称其发动的侵华战争是创造“东亚新文化”、打破“中国社会之‘亚细亚停滞性”的“正义之战”。日本的侵华战争能够给“支那社会带去光明”，并聲称日本铁蹄下的子弹与刺刀是要带给中国与“前进、自立”的日本相结合的机会。为了诡证侵华战争具有所谓的“合理性”，提出是为赶走西方列强对亚洲的侵略而发动的侵华战争，是一场为亚细亚繁荣而悉心考量的“圣战”，是帮助被西方列强殖民的中国人民进行“解放”的战争。比如，1941年高桥勇在为其书作《亚细亚侵略史》的序章《日本人为何而战》中写道：“大日本是神国……支那事变，不是支那的领土被侵略，也不是支那被屈服，而是以神国的灵光，惩戒犯了错的支那人……由此将支那从可怕的殖民地的阴霾中拯救出来……如果这不叫圣战，什么叫圣战呢”。此外，日本还假借“巩固东洋政治哲学”“促进抗日中国之反省”之名，攻击马克思主义，称由于西洋唯物史观的理论传入东洋，这便使东洋以“德治主义”为传统的哲学受到了影响，因而“丧失了东方固有的精神”。如此一来，按照日本的强盗逻辑，为了促使“中国之反省”，对于马克思主义立场，自然应当得到“克服”与“清算”。

1.2国民党的法西斯主义论

国民党为推行其具有法西斯主义性质的独裁政治，便鼓吹“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等意识形态话语。例如，在《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的讲话中，蒋介石试图通过歪曲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以党治国”“以党建国”来宣传一党专政的思想。他所奉行的“一个主义”的主张，用意就在于企图用他所歪曲之后再加以阐释出的伪三民主义与其附着的意识形态话语，来消解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在意识形态宣传上，他们声称，既然中国共产党也认可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那么就没有必须继续信仰马克思主义，既然三民主义符合中国社会的一切需求，那么社会主义便没有存在的必要，进而中国共产党也没有了存在的必要性。不仅如此，国民党的《扫荡报》等报刊不断叫宣，国民党作为中山先生一手创办的政党，是中国所有党派中的“娇子”，其它党派则没有必要存在。除此之外，国民党还不断运作宣传机器，制造反共舆论，污蔑中国共产党“破坏抗战，危害国家”。当时除去新华社以外的宣传机关基本上都掌握在国民党的手中，它们是谣言的制造厂，诸如国民党出钱的刊物《抗战与文化》，就是提供反共话语的舆论阵地。

1.3中间力量的幻想主张

延安时期，在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联盟中，还存在着中间力量，他们为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代言。这些中间力量对国民党的消极抗日与独裁统治极度愤懑，但又对中国共产党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政治主张疑虑丛生，因此不断动摇于国共两党之间，甚至对中国共产党提出要求搁弃掉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等的言辞。随着抗战的深入与解放战争的打响，国民政府的腐败和蒋介石的专制，让中间力量的幻想主张逐渐破灭。为了实现自身的政治利益，这些中间力量的成员便开始不断抨击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法西斯政治主张，并宣扬以西方资产阶级国家民主政治为主要内容的理想国家模式。这些中间力量，幻想借着国共两党的矛盾，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国。这种带有幻想色彩的意识形态主张，迷幻了民众对未来中国革命前途发展的正确认知，俨然与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产生了冲突，从而对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话语权提升造成了一定的阻碍。

2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构建策略

在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投降与分裂等势力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进行“围剿”“禁查”“打压”“排挤”的局势下，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伪装”“迂回”等具有隐蔽、渗透特点的意识形态话语权构建策略，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话语权以“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方式建立起来。

2.1构建广泛的意识形态传播媒介

传播媒介是传递意识形态的载体和渠道，广泛的运用传播媒介能扩大意识形态话语表达的受众范围，为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构建奠定基础。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不能从正面组织开展大规模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活动，而此时的报纸杂志、广播、进步书籍等传播媒介就为中国共产党传递其意识形态话语与反击排己性意识形态话语提供了阵地。

首先，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报纸杂志的力量，强调将办报作为宣传的中心工作。比如，《群众》周刊、《新华日报》等中国共产党构建意识形态话语权较为重要的两个报纸杂志，就以经典作家的诞辰、重大事件纪念日等活动为载体，迂回地传播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其次，进步书籍也是中国共产党构建意识形态话语权的重要阵地。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主要通过先进知识分子翻译、编纂马列经典著作，以及阐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方式，向民众阐释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最后，广播也是延安时期一种重要的宣传与动员媒介。比如，周恩来就利用抗战广播资源，亲自做了题为《争取更大的新的胜利》和《二期抗战的重心》等播音演讲。在演讲中他客观地分析当下形势，睿智地揭露日敌企图，呼吁全国人民奋起抵抗、深入敌后消灭敌人，以争取二期抗战向胜利不断迈进。除此之外，彭德怀、邓颖超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也利用抗战广播资源多次发表演讲，阐释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进行抗战动员，使民众的抗战热情此起彼涨，进一步提升了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话语权。

2.2以文艺渗透提升意识形态话语权

延安时期，国民党为了阻断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话语传递，颁布了一系列的“禁查”法令。中国共产党为使其意识形态在国统区能顺利表达，并进一步走入群民众的生活让民众所熟知，便灵活运用文艺表演、纪念活动、展览会以及文艺作品等多种较为“隐蔽”的方式对自己的意识形态进行阐释，以更好地提升自己的意识形态话语权。

文艺表演极具感染力，能将所涵盖的意识形态更加生动形象地展示给受众，达到潜移默化传递意识形态话语的作用。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参与领导的政治部三厅就下设有抗日演剧队与孩子剧团。孩子剧团中的孩子们，在周恩来、邓颖超等人的帮助下，沿途做宣传工作。而当时政治部三厅六处下设的电影科、戏剧音乐科、绘画木刻科创造了许多文艺作品，进行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宣传。如电影科拍摄了反映日本帝国主义奸淫烧杀的电影作品《热血忠魂》等，戏剧音乐科、绘画木刻科的漫画宣传队则在各种节日和宣传周创作宣传画，音乐工作室则由冼星海牵头进行抗日救亡乐曲的宣传与创作。除上述方式之外，中國共产党还通过举行纪念活动与展览会传递意识形态话语。如举办了延安生活艺术展览会、苏联农展、苏联照片展览等，向国统区的民众展现了陕甘宁边区的生活与苏联社会主义的成就。延安时期的文艺作品、纪念活动以及展览会等，通过具有亲和力、说服力的日常生活向民众传播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正是通过这些灵活的意识形态话语渗透方式，让民众更能在心理和情感上认同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通过发挥意识形态的情感效应和社会影响，能够让民众更愿意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主张。

2.3通过相关组织机构巩固意识形态话语权

在国民党的分裂活动与反动独裁统治下，国民党先后数次开展了反共运动，加之日本帝国主义在对华采取军事行动的同时又开始对国民党进行诱降，这使得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不得不转入地下。在意识形态领域，日本帝国主义不断为自己的侵华罪行“正名”、国民党不断叫嚣贩卖自己的法西斯思想、中间力量也在努力宣扬自己的第三条道路主张。中国共产党要对诸如“非马”“反马”“投降”“分裂”的意识形态话语进行反击与肃清，并根据实事不断表达自己的意识形态话语，就需要利用相关组织来协助完成各种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工作，其中较为典型的组织有中苏文化协会、中共中央南方局等。

在中国共产党的协助下，中苏文化协会举办了延安生活艺术展，向民众展现解放区的军民生活，争夺意识形态话语权。《中苏文化》还特意聘请了胡济邦作为记者，并与《新华日报》《群众》周刊等宣传呼应，以协助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话语权构建工作。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南方局通过地下党组织，秘密召集妇女进行抗日支前运动，发挥出妇女群体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作用。例如动员慰问将士、伤员、抗属的活动，组织妇女搞后方生产以保证前线军需，以及发动各方力量为前方的战事征募战时经费等。同时，还开展了鼓励青年“勤学、勤业、勤交友”的运动，要求自己不断“职业化”“社会化”“群众化”，并且建立“据点”这种灵活而无形的隐蔽组织形式，为党组织联系青年群体搭起无形的桥梁。在这一系列团结群众与积极抗战的活动中，中国共产党在无形中树立起自己的形象，潜移默化地提升了自己的意识形态话语权。

2.4依靠民主进步人士阐释加强意识形态话语权

进步民主人士是中国共产党争夺意识形态话语权可以依靠的紧要力量。延安时期为了更好地争夺意识形态话语权以及对各种反共思潮进行反击，中国共产党积极地与各界的进步民主人士接触，通过他们的话语影响力向民众阐释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这些进步人士群体，云集了各界的文人、专家与学者。他们求同存异，重视统一战线的作用，创办报刊、创建进步团体、办教育、翻译大量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文艺界、教育界、新闻界等意识形态领域宣传着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共产党争夺意识形态话语权做出了巨大贡献。例如，被誉为“党外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者”的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就在南京创办的晓庄学院中，通过“生活即教育”的理念，把马克思主义中的认识与实践的唯物辩证关系运用到教育中，潜移默化的滋养着大批马克思主义者。除此之外，中国共产党还通过为斯诺、白修德等外国记者提供延安的稿件，来传递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

3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权构建策略的当代启示

衡量国家意识形态话语权构建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国家主体意识形态，或者说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能否保持主流地位，能否得到民众的认可和支持。历史证明，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以“抗战”“团结”等话语所构建的意识形态话语，不仅能够得到民众的认可和支持，更具有良好的历史借鉴意义，能够在当今复杂多变的国际意识形态话语权斗争中，为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构建，提供宝贵的经验借鉴。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构建，一方面需要依靠国家意志的顶层设计，因为不论是意识形态的建构、宣传还是落实，都离不开国家意志的推进。另一方面，也需要强化意识形态的传播、理解和认同工作。因为意识形态宣传的主体和对象都是独立的个体，对意识形态的接受和贯彻程度与个体对意识形态的理解和认知密不可分。因此，当下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构建应借鉴延安时期的宝贵经验，继续在国家层面捍卫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和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不动摇，在个体宣传层面重视多元传播渠道的运用。

3.1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捍卫意识形态话语权

掌握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是做好主流价值观宣传工作的基础。构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实质，是马克思主义话语的生产、传播、认同和评价过程，这一过程必须依靠国家层面的制度设计和政治推进。在延安时期，面对来自国际帝国主义、国内分裂势力等各种纷繁复杂的意识形态攻击，中国共产党正是通过各类政治动员和宣传体制，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话语权方面的指导地位，才迎来了民众对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人民利益”的认同。

后疫情时代，中国共产党不仅在国际上面临西方社会思潮、话语霸权以及“辱华”“反华”等意识形态话语的挑战，在国内也存在着社会转型期多元社会思潮的冲击、互联网时代外来意识形态侵入、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问题等挑战。因此，在意识形态建设过程中，应强调执政党在意识形态建构和宣传中的绝对主导作用，在政治宣傳和主流价值观建设中与时俱进的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探寻主流价值观的多种话语表达方式;同时，重视人民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中的主体地位，回应民众期待，将能否得到最广大人民的支持和认同看作是意识形态建设的起点和归宿。只有在意识形态领域传播的内容和方式上，保持与民众生活的紧密联系，才能不断与当下复杂的意识形态话语环境做作斗争，进而在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争夺战中取得胜利。

3.2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不动摇，提升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多重话语的斗争中不断提升自身的意识形态话语权，其重要原因就在于能够坚决执行争取群众的政策、不懈为广大群众争取利益。家是小小国，国是千万家。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保家卫国而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顺应了每一个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需求。其所主张的民族大团结和具有进步性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给迷茫的中国革命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中国共产党“抗战”“团结”“进步”的意识形态，是符合人民群众利益的意识形态主张，与国民党“投降”“分裂”“倒退”破坏人民群众利益的意识形态主张形成鲜明对比。正因如此，中国共产党才能赢得各阶层的群众基础，使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得以不断巩固，为中国共产党抵抗各种敌对意识形态话语的冲击筑起了一道坚固的屏障。

虽然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的光荣历史业已成为过去，但其紧密团结人民群众的精神要义却永不褪色。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掸去污蔑的话语尘埃、传播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以实事求是精神捍卫自身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经验，放在今日依旧十分必要。后疫情时代，党的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仍应以人民为中心，将民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精神实质融入宣传工作中。此外，在当下逆全球化的复杂意识形态背景下，党的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应积极增进与人民群众的感情，及时发现、遏制各种有害意识形态的侵袭，不断稳固与壮大爱国统一战线，动员人民群众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为社会主义发声，让人民群众成为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最强后盾。

3.3重视传播媒介与话语策略的运用，增强意识形态话语的影响力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能使民众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从认识加深到认同，并不断为其发声，有两个十分值得借鉴的地方：

第一，广泛利用各种传播媒介帮助自身传递意识形态，以便让尽可能多的民众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使其对马克思主义产生感知、认识直至对被国民党污化的中国共产党逐渐信任，并愿意为共产主义发声。

第二，针对客观实际情况，灵活运用多种策略构建意识形态话语权。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内有国民党独裁政策的围剿与投降主义的排挤，外有日本帝国主义的打压，为了在夹缝中产生自身的意识形态话语影响力，中国共产党的话语策略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和渗透性。不管是借助组织与民主进步人士的力量间接传播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还是运用文艺演出、文艺作品、文艺展览等进行“暗讽隐喻”“对比呈现”等表达，都是中国共产党根据实际情况而采取的话语策略。

当下，新兴大众传播媒介的崛起，使得新时代传播媒介的受众群体更加广泛，信息传递效率更加便捷高效，媒介传播的地域限制性也在不断弱化。在新媒体时代，非主流意识形态的泛滥和网络政治动员、网络结社的频繁发生，让新媒体成为国家意识形态治理无法回避的新领域。因此，光靠报纸、广播、书籍等传统传播媒介已经不能满足当代意识形态话语传递的需要。广泛利用数字化网络的资源与各种新兴大众传媒，能让广大民众及时了解党的最新政策方针，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并及时回击各种错误思潮以及有害言论的侵蚀，从而保障与增强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话语权。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复杂情况，相较于延安时期，技术赋权对话语自由的释放，对中国共产党的话语建构提出了新的需求。新时代背景下，应借鉴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构建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优秀经验，抓住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核心要义并结合时代特征，通过新兴媒介技术加强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正面宣扬，将党的政治主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以新媒体“话语”的方式融入民众的网络生活中，以传统媒体和新媒体深度融合的方式，构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的全媒体传播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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