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德连 袁子雁

（安徽财经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安徽蚌埠 233030）

一、引 言

2013 年以来，“一带一路”倡议从理念变成行动、从愿景变成现实，给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 中国经济日益融入“一带一路”区域生产网络。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 逆全球化趋势愈发明显，优化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之间的共生关系显得尤为重要。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优化共生关系是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措施。 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存在多种共生关系，既有依存、互补关系，又有竞争关系，那么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共生关系对中国贸易地位的影响方向与影响程度怎样、又是通过何种路径影响中国贸易地位？ 这是值得学术界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关于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关系、共生关系、贸易地位的相关研究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经济共生及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共生关系的研究。 主要有经济共生、产业共生、贸易关系维度等方面。 经济共生方面，袁纯清（1998）认为，经济学中的经济共生是共生单元在特定的共生环境下以双赢与共存为核心理念形成的存续性信息、能量或者物质联系。［1］在区域经济体系中，各个经济体之间彼此相互依赖、相互影响，共生能量取决于共生单元对物质、信息、能量的有效生产、交换和合理分工。 夏立平（2015）认为，中国应该以共生理论来构建“一带一路”共生整体系统，建立共生型国际体系。［2］产业共生方面，共生是一种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集群方式。［3］随着专业化分工的发展， 生产走向多样化和柔性化，资产专用性增加，交易频率上升，中小企业与大企业之间建立产供销密切协作的连续共生模式成为一种趋势。［4］张宏等（2019）通过构建产业共生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对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制造业的共生情况进行了测度分析。［5］贸易关系维度方面，桑百川等（2015）测算了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竞争性和互补性关系［6］，韩永辉等（2015） 着重分析了中国与西亚双边贸易的竞争性与互补性。［7］王金波（2017）、胡玫等（2019）认为，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间的商品贸易以产业间贸易为主，且互补性大于竞争性。［8－9］

二是国家之间的共生关系对贸易地位的影响研究。 学者们从“一带一路”倡议、区域贸易协定、贸易摩擦等视角研究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对贸易地位的影响。 “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方面，葛纯宝等（2020）基于拓展引力模型论证了“一带一路”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提升明显促进中国出口结构优化。［10］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越高，中国工业制成品贸易的出口规模就越大，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越高。［11］区域贸易协定的影响方面，杨勇等（2020）认为自由贸易协定（FTA）可以显著提升中国出口规模， 并且FTA 通过双边投资协定提高中国出口产品质量［12］；杨继军等（2021）证明在控制了经济规模、FDI、 产业结构相似度、金融开放度等因素后，区域贸易协定的各类条款深度会降低国际分工的交易费用，促进经济体之间的增加值贸易关联。［13］贸易摩擦的影响方面，李宏等（2020）认为中美贸易摩擦在总体上显著抑制中国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地位。［14］张恪渝等（2020）的研究表明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农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具有严重的负面影响。［15］

综上所述，现有的研究文献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但学术界在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贸易关系方面的研究大多涉及两国或地区产业间的竞争性与互补性分析，而对国家之间整体贸易共生关系情况的分析较少， 研究贸易关系、贸易环境对中国贸易地位影响的文献更少。 共生理念与“一带一路”倡议所提倡的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不谋而合。因此，本文基于共生理论，将中国和“一带一路”国家作为各个共生单元， 在特定共生环境下，深入探讨三维共生关系所产生的共生能量对中国贸易地位的影响路径、影响方向和影响程度。

二、三维共生关系分析

“一带一路”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发展活力和发展效率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一些国家与中国的生产要素结构和消费偏好相似，而另一些国家在文化背景、市场制度环境和发展阶段等方面与中国差距较大。 总的来说，需要从不同的维度全面地分析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之间的共生关系。 根据两国贸易产品结构的特点，当两国产品互为中间投入品时，两国具有较为紧密的贸易关系，彼此相互依存；当两国产品具有可替代性时，两国的贸易关系以竞争为主；当两国产品具有互补性时，两国的贸易关系以合作为主。 从三个维度即依存、竞争和互补出发，选取相应指标来构建“三维共生关系指标体系”（如表1 所示），可以准确而又全面地反映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

表1 三维共生关系指标体系

（一）贸易依存维度

贸易依存关系是指国家（地区）之间的贸易呈现出相互依赖的关系，表现为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在水平分工体系下产业间的相互结合，可以反映一个国家的出口产品结构与其他国家市场进口需求相匹配程度。 选取贸易结合度指数（Trade Intensity Index，TII）进行测算与实证分析。贸易结合度指数的构建是以Brown（1947）［16］等学者的经验做法为依据，体现双边贸易关系的紧密结合的程度，公式为：

公式（1）中，Xij/Xi表示i 国对j 国的出口额占i 国总出口额的比重，Mi表示i 国进口额，Mj表示j 国进口总额，Mw表示世界进口总额。 其中，i 国代表中国，j 国代表“一带一路”57 个国家。在贸易流量分析中，TII 值越大，表示两国之间贸易关系越紧密。 表2 为2013—2020 年中国与 “一带一路”国家贸易依存维度的测算结果。

从表2 可以看出，2013—2020 年中国与东南亚、 南亚和独联体的贸易结合度指数一直较高。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的贸易往来较为密切， 与中欧、中东欧地区的贸易流量较小。 东南亚地区对中国市场的依赖程度较高，中国是东盟的主要进口国。 与之对应的是中国与中欧的贸易结合度指数处在较低的水平上。 由于中东欧地区的经济体量较小，经济发展速度较慢，并且地缘政治和法律制度复杂，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贸易结合度指数一直最低，且有一定的波动性。

表2 2013—2020 年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TII 指数

（二）贸易竞争维度

贸易竞争关系是指国家（地区）之间的贸易呈现出相互竞争的关系，表现为同类产业之间的竞争，可以反映一国生产的一种产品相对世界市场上供应的其他国家同种产品的竞争优势。 出口相似度指数（Export Similarity Index，ESI）最早由Finger & Kreinin （1979）［17］提出， 随后Glick &Rose（1999）［18］等学者修正，体现两国（地区）对同一目的市场出口商品结构的相似程度。 公式为：

公式（2）中，Xki/Xi表示i 国k 产品出口额占i国总出口额的比重，Xkj/Xj表示j 国k 产品出口额占j 国总出口额的比重。 出口相似度指数的取值范围为［0，100］，值越大，表示两国之间的出口结构越相似，竞争性越强。 表3 为2013—2020 年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贸易竞争维度的测算结果。

表3 2013—2020 年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ESI 指数

从表3 可以看出，2013—2020 年中国与中欧、 中东欧地区的出口相似度指数一直较高，贸易竞争性较强。 与南亚地区的出口相似度最低，贸易竞争性最弱。2020 年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的出口相似度指数也处于较高的水平，2013 年以来呈上升趋势，贸易竞争性逐渐增强。东南亚各国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在产业结构、出口市场等方面与中国相似。 随着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程度提升，东南亚地区在纺织品、机械和运输设备等产品上与中国竞争程度较高。

（三）贸易互补维度

贸易互补关系是指国家（地区）之间的贸易模式呈现出优势互补和合作共赢的关系， 具体表现在垂直分工体系的上下游产业链之间的互补，可以反映一国主要出口产品类别与另一个国家进口产品类别的契合度。 使用以Drysdale（1969）［19］的经验做法为依据构建的贸易互补性指数（Trade Complementarity Index，TCI）测度，体现两国（地区）贸易结构的匹配程度，公式为：

公式（3）中，Xki/Xi表示i 国k 产品出口额占i国总出口额的比重，Mkj/Mj表示j 国k 产品进口额占j 国总进口额的比重，Xkw/Xw表示世界k 产品总出口额占世界总出口额的比重。 TCI 值越高，两个国家之间的贸易互补性越强。 表4 为2013—2020 年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贸易互补维度测算结果。

表4 2013—2020 年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TCI 指数

从表4 可以看出，2020 年中国与南亚地区的贸易互补性最强， 与西亚地区的贸易互补性最弱。2018 年以来中国与南亚地区贸易互补性呈增强趋势，与东南亚、中东欧和独联体地区的贸易互补性呈降低趋势。 中国对南亚地区出口以工业制成品为主，进口以低附加值的初级品和半成品为主。 其中，中国与斯里兰卡、马尔代夫、巴基斯坦等国家贸易互补性较强。 南亚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滞后，对中国的机械设备产品市场需求较大，同时南亚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中国与南亚地区在资源和能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等领域合作潜力较大。

三、作用机制与假说

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三维共生关系相互作用下产生的共生能量对中国贸易地位的作用机制如下。

（一） 双边贸易依存关系对中国贸易地位的作用机制与假说

1.作用机制。 贸易依存关系对中国贸易地位的作用机制体现在两个方面：

（1）市场依赖效应。 与中国贸易依赖程度高的国家对中国产品的市场需求相对较大。 一方面， 贸易依存关系紧密会扩大中国出口市场规模，发挥规模经济驱动出口效应，同时提高出口质量，增加出口商品种类，更好地满足进口国多样化的市场需求。 另一方面，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双边贸易规则有利于降低两国之间的交易成本和违约风险［20］，提升双边贸易企业的国际市场占有率和利润。

（2）产业结合效应。 贸易结合度的提高有利于获得多种类和高质量的进口中间投入品，降低投入成本， 使得企业专注于更有效的生产环节。根据Afonso 等（2016）［21］的研究，考虑到高昂的研发成本，当国内中间品不能满足企业对高质量产品的需求时，进口高质量的中间投入品是促进企业产品质量升级的有效途径。 贸易结合度的提高有利于增强进口高质量产品的技术溢出效应。 企业通过“干中学”，模仿优质产品生产过程，学习先进工艺和先进技术，使得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得到提升。

2.假说。 根据双边贸易依存关系对中国贸易地位的作用机制，提出假说1。

假说1： 双边贸易依存关系通过市场依赖效应和产业结合效应对中国贸易地位的提升产生促进作用。

（二）双边贸易竞争关系对中国贸易地位的作用机制与假说

1.作用机制。 贸易竞争关系对中国贸易地位的作用机制体现在两个方面：

（1）技术倒逼效应。 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过程中，一方面，中国企业会面临更加多层次的高标准国际市场需求和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 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会促使本国企业加快产品的更新换代来扩大出口占有率。 而快速的新产品开发能够提高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可能性。［22］另一方面，“一带一路”国家贸易壁垒的撤除便利外国产品进入国内市场，而激烈的国内市场竞争会促进国内企业积极需求国际市场。 当各国之间国际贸易壁垒撤除的时候，具有高生产率的企业获得了进入国外市场的机会，并且在国际市场上能够获得竞争优势，从而提高了其出口规模。［23］企业在本土市场上的竞争有助于改进企业原有的生产模式。［24］为了争夺国际市场占有率，企业将会提高生产率，学习先进管理经验和技术，提高产品质量。

（2）市场挤出效应。 激烈的市场竞争可能会减少企业的潜在利益， 带来负面的 “熊彼特效应”。 由于贸易往来密切，同产业之间竞争程度加深，贸易价格的透明度大幅提高。 企业为了维持原有的市场占有率可能会压低产品价格，这将会降低企业利润，从而制约企业研发投入和企业产品创新。

因此，双边贸易竞争关系对中国贸易地位提升的具体影响取决于技术倒逼效应和市场挤出效应的相对大小。

2.假说。 根据双边贸易竞争关系对中国贸易地位的作用机制，提出假说2。

假说2： 双边贸易竞争关系会通过技术倒逼效应对中国贸易地位的提升产生促进作用，也会通过市场挤出效应对中国贸易地位的提升产生抑制作用。

（三）双边贸易互补关系对中国贸易地位的作用机制与假说

1.作用机制。 贸易互补关系对中国贸易地位的作用机制体现在两个方面：

（1）产业互补效应。 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有利于中国企业将自身比较劣势的生产环节转移到国外，将资源配置到自身比较优势的生产制造环节。 同时，双边贸易可以弥补国内稀缺要素供给不足导致的生产瓶颈，由此带来的生产规模扩大将带动更多出口，企业利润增加将会促进企业研发投入。［25］按照比较优势原则进行的资源优化配置和生产环节有效分工可以产生产业互补效应。 两国之间的产业互补可以提升各自专业化分工程度，将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国际贸易效率。

（2）路径依赖效应。 两国上下游产业互补可能导致中国制造业依然专注于传统的生产环节，导致产业处于价值链中低端［26］，对中国贸易地位的提升产生抑制作用。 一方面，在垂直分工体系下以加工贸易、劳动和资本密集型为主要贸易模式的外向型企业过度依赖国外生产投入品，缺少自己的核心技术，容易陷入产业低端锁定的局面。另一方面， 在低成本优势下企业通过进口先进的机器设备， 引进先进的管理经验， 增强了企业学习、模仿与创新的能力，但企业会逐步丧失危机意识和自主创新动力， 对国外进口投入品依赖性较高，丢掉了主动引领前沿技术发展的主动权。［27］

因此，双边贸易互补关系对中国贸易地位的具体影响取决于产业互补效应和路径依赖效应的相对大小。

2.假说。 根据双边贸易互补关系对中国贸易地位的作用机制，提出假说3。

假说3： 双边贸易互补关系会通过产业互补效应对中国贸易地位的提升产生促进作用，也会通过路径依赖效应对中国贸易地位的提升产生抑制作用。

（四）作用机制图示

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三维共生关系相互作用下产生的共生能量对中国贸易地位的作用机制如图1 所示。 共生关系不仅反映了共生单元之间的物质信息交流关系， 更重要的是反映共生单元之间的能量互换关系。依存、竞争和互补三维共生关系产生的共生能量通过多种渠道作用于市场、产业和技术等效应进而影响中国贸易地位。

图1 三维共生关系影响中国贸易地位的机制图示

四、模型构建与实证分析

（一）模型设定与变量描述

1.基本模型。 基于共生理论将共生单元即中国与“一带一路”57 个经济体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从依存、竞争和互补关系出发测算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之间三维共生关系，构建计量模型，以此来探讨在“一带一路”这个特定的共生环境下，中国与各国之间的共生关系是否对中国贸易地位有显著的影响。 因此，静态面板模型设定如下：

公式（4）中，lnIMPj，t为t 时期j 经济体从中国的进口额与j 经济体从世界的进口总额之比，代表j 经济体对外贸易中的中国贸易地位；lnTIIj，t、lnESIj，t、lnTCIj，t为贸易结合度指数、出口相似度指数和贸易互补性指数， 分别代表中国与j 经济体的双边贸易依存程度、竞争程度、互补程度；Zj，t为各控制变量；εj，t为随机扰动项。

2.变量描述与数据来源。

（1）被解释变量。 衡量中国贸易地位的指标有全球技术附加值、全球价值链地位等，但是由于各国价值链贸易数据的“一带一路”国家数量有限， 并且在数据处理上会遗漏部分样本量，基于姜峰等（2021）［28］的研究设定，选择进口贸易占比IMP 作为被解释变量。数据来源于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库（UN Comtrade Database）HS 的6 位码产品进出口贸易数据。

（2）解释变量。有贸易结合度指数（TII）、贸易相似度指数（ESI）和贸易互补性指数（TCI）。 数据来源于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库。

（3）控制变量。 根据“一带一路”国家的共生环境， 结合影响中国贸易地位的内外部因素，选取的控制变量有“一带一路”国家的GDP、距离成本（DC）、关税水平（TARIFFS）、制度质量（WGI）、资本占GDP 比重（CAP）、工业增加值占比（IND）。其中距离成本用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首都间的地理距离与当年油价的乘积表示。GDP、资本占比、工业增加值占比、关税水平的数据来自世界银行（World Bank）数据库，制度质量的数据来自WGI（World Govern Index）数据库，各国地理位置数据来源于CEPII 数据库，各年原油价格数据来源于美国能源情报局统计数据。

3.样本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考虑所有数据可得性以及样本量充足的前提下，将中国和“一带一路”57 个国家作为研究样本，选取2011—2020年数据。根据地理分布划分为5 个区域。其中，东南亚国家（地区）10 个、南亚国家（地区）6 个、西亚国家（地区）16 个、独联体国家（地区）10 个、中东欧国家（地区）15 个。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5 所示。

表5 研究变量描述性统计

（二）模型分析结果

1.静态面板回归结果。 根据Hausman 统计量、Breusch and Pagan 统计量选择固定效应回归。 在模型中一次性加入基础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再加入其他控制变量。除了变量WGI，其他变量均进行标准化处理，得到静态面板模型回归结果，如表6 所示。 表6 中（1）列报告了将lnTII、lnESI 和lnTCI 作为基础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表6 中（2）到（7）列呈现的结果是依次在静态面板模型中加入控制变量后的估计结果。

在衡量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共生关系的三个核心解释变量中： 表6 中模型 （1）—（7）的lnTII 回归系数均为正并且在1%的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证实了假说1 中提出的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贸易依存关系会通过市场依赖效应和产业结合效应对中国贸易地位提升产生积极作用。 双边制造业依赖度高，一方面中国企业拥有巨大市场需求，另一方面双边可以获得多种类和高质量的进口中间投入品。 表6 中模型（1）（2）的lnESI 回归系数均为正并且在1%的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证实了假说2 中提出的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贸易竞争关系会通过技术倒逼效应对中国贸易地位提升产生显著的积极作用。 虽然可能存在市场挤出效应，但是前者的积极作用大于后者的消极作用。 表6 中模型 （1）—（7）的lnTCI 回归结果显著为正并且在1%的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证实了假说3 提出的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贸易互补关系对中国贸易地位提升产生显著的积极作用，同时产业互补效应大于路径依赖效应。 表6 表明， 依次加入控制变量后，lnTII、lnESI 和lnTCI 对中国贸易地位的影响程度和显著性水平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可以看出总体静态面板回归结果稳定。

表6 静态面板回归结果

2.动态面板回归结果。考虑到内生性问题，将中国贸易地位的一阶滞后项加入解释变量中，构造动态面板模型如公式（5）：

使用GMM 估计对模型进行回归， 结果如表7 所示。 其中，序列自相关检验结果显示二阶不相关（p 值为0.6368）。 Sargan 检验结果显示p 值为0.5492，接受原假设，说明模型合理且工具变量有效。

表7 中的回归结果显示，在“一带一路”共生型国际关系体系下，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出口规模在滞后一期的系数显著为正，表现出明显的“惯性”和“持续性”特征，即当期的贸易出口规模对下一期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其中，与静态面板回归结果相比， 整体的显著性水平提升了。 具体来说，表7 中（1）至（7）的lnTII 和lnTCI系数符号和显著性、表7 中（1）（2）的lnESI 系数符号和显著性均未发生变化，结果稳定，验证了假说1、假说3 和假说2。 虽然表7 中（4）（5）的lnESI 在长期内对中国贸易地位出现负向影响的结果， 但是这一抑制作用影响非常小且不明显。从整体来看，贸易竞争关系对中国贸易地位的提升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表7 动态面板回归结果

（三）稳健性检验

1.替代核心变量检验。 选用“一带一路”国家出口中包含中国的增加值和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分别作为衡量中国贸易地位的指标。 王直等（2015）［29］将一国的总贸易流从国家层面和双边层面分解为最终被国外吸收的国内增加值（DVA）、返回的国内增加值（RDV）、国外增加值（FVA）和纯重复计算部分（PDC）等组成部分。 其中，DVA 包含被进口国出口至第三国的中间出口的国内增加值。 用DVjt表示t 时期j 经济体出口中包含中国的附加值，代表中国融入“一带一路”区域生产网络的程度。 另外，选用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作为参照，根据Koopman 等（2014）［30］学者的经验做法，利用UNCTAD-EORA 数据，测算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共生关系对中国贸易地位的影响，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计算见公式（6）：

公式（6）中，GVCjt表示t 时期j 经济体对中国价值链地位提升的影响程度；DVjt表示t 时期j经济体出口中包含中国的附加值，衡量中国在区域生产网络中的贸易地位；FVjt表示t 时期中国出口中包含的来自j 经济体的间接国内附加值；VEt表示中国总出口。

替代核心变量检验回归结果如表8 所示，lnTII 和lnESI 的系数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lnTCI 的系数为正， 表示三维共生关系有助于扩大“一带一路” 国家从中国进口的增加值贸易规模，加快中国产业转型升级，提升中国在“一带一路”区域生产网络中的地位。 总体来看，回归系数符号均未变化， 三维共生关系对中国价值链地位的提升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整体结果较为稳定。

表8 替代核心变量检验回归结果

2.地区差异性分样本检验。基于地理位置、资源和环境等要素的差异将全样本分为6 个区域：东南亚地区、西亚地区、南亚地区、中欧地区、独联体地区和中东欧地区，并分别进行回归得到研究结果，如表9 所示。

表9 地区差异性分样本检验回归结果

地区差异性整体回归结果大体稳定。 双边贸易依存关系和贸易互补关系对于中国贸易地位的提升具有促进作用。

双边贸易竞争关系在多数地区与中国贸易地位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但是，中国与中欧地区，由于地理距离远、文化价值观差异大、资本和技术密集性产品出口结构相似等因素，贸易流量相对小但出口相似度高， 双边贸易竞争性强，市场挤出效应大于技术倒逼效应。 必须看到，中欧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中国与中欧地区存在巨大的贸易潜力。 中国与南亚地区的双边贸易竞争关系产生的市场挤出效应更大，显著大于技术倒逼效应。 主要因为，南亚地区自然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较低，具有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导致南亚地区与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相似度高，带来市场份额的争夺，从而对中国贸易地位的提升产生负面影响。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结论

本文将共生理论和“一带一路”国家间的经贸关系实践相结合， 利用2011—2020 年中国与“一带一路”57 个国家的面板数据，从依存、竞争和互补三个维度构建了 “三维共生关系指标体系”，采用静态面板和动态面板模型，实证研究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共生关系对我国的贸易地位提升的影响路径和影响方向，研究结论如下：

1.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贸易依存关系对中国贸易地位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表6 和表7 显示， 中国贸易地位模型中的lnTII 回归系数均为正，并且在1%的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 双边贸易依存关系主要通过市场依赖效应和产业结合效应，扩大中国的出口市场需求，降低两国之间的交易成本和违约风险，增加高质量的进口中间投入品，进而提升中国贸易地位。 替代核心变量检验表明，提高贸易结合度指数对中国在“一带一路”区域生产网络中的贸易地位和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表8 显示，中国在“一带一路”区域生产网络中的贸易地位模型和全球价值链地位模型中的lnTII 回归系数均为正，并且在1%的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

2.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贸易竞争关系通过技术倒逼效应对中国贸易地位的提升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 虽然双边贸易竞争关系的市场挤出效应会抑制中国贸易地位提升，但是这一抑制作用影响在多数地区非常小且不明显，而在南亚和中欧地区较为明显。 表6 中（1）（2）列和表7 中（1）（2）（6）列显示，中国贸易地位模型中的lnESI回归系数均为正， 并且在1%的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 替代核心变量检验表明，提高出口相似度指数对提升中国在“一带一路”区域生产网络中的贸易地位和全球价值链地位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表8 显示，中国在“一带一路”区域生产网络中的贸易地位模型和全球价值链地位模型中的lnESI 回归系数均为正，并且在1%的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

3.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贸易互补关系的产业互补效应大于路径依赖效应，对中国贸易地位的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双边互补关系的产业互补效应大于路径依赖效应。表6 和表7 显示，中国贸易地位模型中的lnTCI 回归系数均为正，并且在1%的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替代核心变量检验表明， 提高贸易互补性指数对提升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二）政策建议

改善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合作的三维共生关系是提升中国贸易地位的重要手段，是促进中国国内与国际经济双循环有机链接的重要任务。 研究结论的政策含义主要有：

1.逐步增强双边贸易依存关系。 一是扩大市场依赖效应。 根据“一带一路”国家的市场需求特征扩大出口规模，在满足市场需求的基础上提升中国企业国际竞争力。 完善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规则， 通过签订双边贸易投资协定、完善进出口通关制度、构建双边投融资合作平台等措施，进一步降低企业交易成本，挖掘中欧等“一带一路”经济体的市场需求潜力。二是发挥产业结合效应。加深与“一带一路”国家的生产联系，加大对高质量、 多种类的中间制造品和生产性服务品的进口。积极组织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工程，踊跃采纳、吸收和学习“一带一路”国家的先进研发成果。加快推动上、中、下游产业链的深度合作，深化“一带一路”区域价值链合作，形成优势互补的生产网络。 积极主导和引领“一带一路”关键产业的区域生产网络和全球价值链，获取区域生产网络关键环节和全球价值链核心链节的垄断租金。

2.合理引导双边贸易竞争关系。 一是发挥技术倒逼效应。 促进企业根据竞争对手情况和国际先进标准开展技术创新，提升企业劳动生产率和核心技术能力。 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推动制度透明化、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 负面准入清单的清晰化和可行性，进一步降低贸易壁垒。 强化竞争意识和危机意识，推动企业实现技术升级和制造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二是抑制市场挤出效应。 促进企业出口良性竞争，抑制不正当竞争，杜绝恶性竞价出口。 提高出口产品质量，增加出口产品种类，培育以技术、标准、品牌、质量、服务等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新优势，避免与南亚等“一带一路”经济体在低附加值产品上激烈竞争。

3.有效利用双边贸易互补关系。 一是发挥产业互补效应。 按照比较优势原则开展国际贸易和产业分工合作，促进产业国际梯度转移。 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 积极拓展中国和英国、法国等发达国家的企业共同在第三方市场开展合作，把中国的优势产能和卓越制造与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结合起来满足“一带一路”国家的经济发展需求。 二是抑制路径依赖效应。 培育企业核心能力，攻克“卡脖子”技术，突破全球价值链低端环节的路径依赖。 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促进制造业延链补链强链。加强基础研究，强化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促进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