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宗俊

通常我们所言的“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主要指的是读者对某个作家、某部作品或某种文学现象等理解的因人而异。这种因人而异，很多时候是建立在读者重读这一基础上来实现的。这种重读上的发现，是文学魅力得以生生不息的源泉。可以说，经典作家与经典作品的诞生，无不是包括读者重读活动在内的诸多因素合力的结果。同样对于文学史而言，重读活动“也就不再仅仅是作家作品的历史，而更应是作品的效果史”[1]。所以在文学研究领域就有了莎士比亚之于“莎学”、《红楼梦》之于“红学”、鲁迅之于“鲁学”等。因此，重读不仅是一种阅读活动，更是一种批评手段和研究方法。

重读不是重复。重读的前提是，某个作家、某部作品或某种文学现象等值得读者去反复咀嚼而不是一次性阅读。这里当然有综合因素的影响，如作品本身的魅力、不同时代读者审美趣味的差异、时代的淘洗等。以作品重读为例。重读的核心要素还是作品本身的魅力，包括作品在思想内涵、艺术技巧、社会影响等方面有着无限阐发的空间。对于历史不过百余年的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而言，重读的意义更不容小觑。我们可以在重读中发现某部作品或某个作家成为潜在经典意义的可能，在重读中发现百年中国新文学的价值与局限，在重读中为后人提供新文学写史的资料，以及在重读中提供某种叙史方法等。20 世纪80 年代的“重写文学史”思潮、20世纪90年代的“再解读”思潮以及近年来一些刊物开辟的作品重读专栏等莫不如此。

重读中的合理误读是允许的，但我们必须警惕重读中的过度阐释、强制阐释或无厘头的解构，这也是近年来学界的一个共识。以鲁迅研究为例。一个亲身例子就是，读中学时，一位同学看了鲁迅小说《狂人日记》后，对其中的“那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呢？我怕得有理”这句不太理解，就问语文老师：这里赵家的狗为何只写“两眼”而不是“一眼”或“多眼”？老师说：你想多了。因此，重读是一种理性指导下的活动，而非臆测或者妄想。

在《纪念，或者出发》（《安徽文学》2013 年第1期）一文中，我曾指出：与先锋作家潘军丰厚的创作实绩相比，也与其他先锋作家研究相对照，潘军研究还未受到评论界应有的重视，也存在一些薄弱环节，如对他的中短篇小说、话剧、影视、散文以及作品海外传播与接受的研究等。现在来看，这些研究中的不足依然存在，所以本期刊发的两篇论文就是试图对这些不足做一点努力。唐先田先生的《有限之中蕴含着无限——潘军短篇小说的纯文学价值》，是其多年研究潘军短篇小说心得的一次总结。此文认为，潘军短篇小说在总体内容上探索人类心灵的奥秘，在艺术上也极具魅力，二者的精妙结合，正是潘军对中国现代短篇小说的一种贡献。原文较长，因版面有限，发表时有所删减。拙作则是对潘军第一部长篇小说《日晕》的再解读，试图将此小说放置在百年中国乡土小说史尤其是20 世纪80 年代文学语境下去考察中国乡土小说“写什么”与“怎么写”，一家之言而已。

宇文所安教授曾指出：“对一个文学研究者来说，最艰巨的任务就是忘记我们相信自己早已知道的东西，并带着一些基本的问题重新审视文学的过去。一方面，我们可能会印证我们以前的很多信念；但另一方面，文学史也常常会呈现出新的富饶。”[2]这段话也可以用于文学重读活动的意义。本期以潘军小说研究为例，就是试图如何在文学重读活动中发现富饶的一种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