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维劲

(安徽大学 历史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9)

当前学界对丘濬史学思想的研究较为薄弱，迄今为止尚未有一部专著系统研究其史学思想。仅在一些有关明代史学史的专书中设有相关章节论及丘氏史学思想。如吴怀祺主编，向燕南著《中国史学思想通史·明代卷》、钱茂伟《明代史学的历程》、匡亚明主编，李焯然著《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丘濬评传》。相关学术论文研究如郑朝波《论丘浚的史学思想》(《新东方》2009年第6期)，杨志光《坚守与创新——简述丘浚的史学思想与经济思想》(《剑南文学》2011年第8期)，李勃《明代丘浚的史学思想述评》(《西部学刊》2015年第3期)等，这些著作主要围绕丘濬史学思想中的正统观和民族观方面展开论述。本文拟将对丘濬的治史观、正统观以及民族思想的研究融为一体，形成整体观照，进而促进丘氏史学思想研究。

1 丘濬与《世史正纲》

1.1 丘濬其人

丘濬①(1421-1495)，字仲深，号深庵，琼州琼台(海南)人，世称琼台先生，明中叶理学名臣，生于明成祖永乐十九年(1421)②，弘治八年(1495)病逝，历景泰、天顺、成化、弘治四朝，死后被追封为太傅左柱国、谥文庄[1]4809。丘濬一生著作如林，总数超过20多种，300多卷[2]。其中最能体现丘濬史学思想的即为《世史正纲》一书。

1.2 《世史正纲》：“述朱”思想指导下的纲目体史书编纂

明初的学术，呈现出程朱理学一统天下的局面，时人“述朱”色彩十分浓厚。黄宗羲在《明儒学案·姚江学案》中指出:“有明学术，从前习熟先儒之成说，未尝反身理会，推见至隐，所谓‘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耳。”[3]清四库馆臣修撰《明史》，亦持同样的见解：“原夫明初诸儒，皆朱子门人之支流余裔，师承有自，矩矱秩然。”[1]7222丘濬深受程朱理学的浸润，其私家史著《世史正纲》便是仿照朱熹《资治通鉴纲目》而作的一部纲目体史书。丘濬在是书的序言中指出：“《世史正纲》曷为而作也?著世变也，纪事始也。其事则记于其大者,其义则明夫统之正而已。或曰：自孔子作《春秋》之后，大事有吕氏之记,续之可也；正统有朱子之笔,遵之可也，奚用此为哉?”[4]151《世史正纲》则大体上兼采二书之长，在形式上仿照《大事记》的题解，于各条史事下，附加评论。在笔法上则继承《资治通鉴纲目》的褒贬笔法，“表其纲而系以目。”但《世史正纲》是否完全仿照上述二书呢？丘濬从两方面指出了《世史正纲》与《大事记》《资治通鉴纲目》的不同之处，一是有关史书内容记载的不同，吕氏记事大小皆采，朱氏“正”与“统”兼顾，而丘氏只记大事，注重政权之“正”。二是史书的受众不同，在丘濬看来，吕氏、朱氏的史书是圣贤之书，是给后世贤人君子而读，而《世史正纲》则是给学生小子而读。近人梁启超曾云：“凡作一书，必先问吾书将以供何等人之读，然后其书乃如隰之有畔，不致泛滥失归，且能针对读者以发生相当之效果。”[5]丘濬《世史正纲》的目标读者是后世的学生小子，因此该书在笔法上力求简明扼要、一目了然，加以史事后的附论分析，使得这部史书收到了预期的效果。论统纪纲常的史书都是比较晦涩的，丘濬的《世史正纲》以直截了当的笔法，开启了纲纪史学的新路线[6]。钱茂伟在《明代史学的历程》一书中指出：“《世史正纲》为明代的《资治通鉴纲目》。”[7]46

《世史正纲》纪事起自庚辰(前221)秦始皇灭齐统一中国，止于戊申(1368)明太祖建立明朝，凡1589年。全书分秦世史、汉世史直至明世史共12个世史。

为什么称作世史？丘濬将“世”作为天道，认为是人类社会运行的准则。华夷、君臣、父子等纲常秩序就是天道的组成部分。而人君的责任是引导民众遵守天道，得其人就不难出现雍熙泰和之世。丘濬所处时代正值程朱理学占据统治地位的时期，其关于君主作用的论述也明显折射出儒家士大夫将修齐治平的政治理想寄托于最高统治者的希冀。但在历史书写中将“世”与“史”并用，提出“世史”一说，其中确有不乏创见之处。

2 邱濬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

本文通过对丘濬著史目的的研究，并进一步对其史学思想进行归纳总结，他的思想可分为以下四个方面。

2.1 重史德、史识的良史观

丘濬十分看重史官的作用，他宣称：“夫天下不可一日而无史，亦不可一日无史官也。百官所任者，一时之事。史官所任者，万世之事。”[8]对于史官治史所需具备的才能，史家的论述也有所不同。唐代刘知几提出史官必须兼有才、学、识三者之长。在丘濬的眼里，这还不是根本。丘濬认为：“若推其本，必得如元揭溪斯所谓：‘有学问文章,知史事而心术正’者，然后用之，则文质相称，本末兼该，而足以为一代之良史矣。朝廷诚得斯人，付以纂述之任，储之馆阁之中，以为异日大用之阶，其所关系夫岂小哉。”[8]心术正可以理解为德性佳，即史家治史更需具备的是史德。清代学者章学诚也十分重视史德，并进一步将刘知畿的“史才三长”发展为“史才四长”，即史才、史学、史识、史德。

2.1.1丘濬的史德

丘濬的史德体现在他能够秉笔直书，客观公正地评价历史人物。一是敢于为于谦正名。丘濬曾作为修纂官参与《英宗实录》的修撰工作。当时有人仍坚持英宗时的观点，将于谦定为不轨之罪。而丘濬则据理力争，《明史 ·丘濬列传》载：“至修《英宗实录》，有言于谦之死，当以不轨书者。”濬曰：“己巳之变，微于公，社稷危矣！事久论定，诬不可不白。其持正又如此。”[1]4808丘濬不畏权贵，实事求是的品格在其修史实践中得到完整体现，敢于秉笔直书是其史德的重要反映。

二是体现在能客观评价汉代政权和政权最高统治者刘邦。丘濬《世史正纲》中认为公元前206年是汉政权确立正统地位的时期，书汉之年号。而朱熹在《资治通鉴纲目》中则将汉王灭项的那一年(公元前202年)予汉正统，书其年号。丘濬提前书汉之年号，此举无疑高度肯定了汉政权的正统地位。除了对汉政权的推崇外，对于其最高统治者刘邦，丘濬亦不乏褒赞之语，他指出“高祖当秦人暴虐之余，群雄杀戮之会，独能以宽仁为心，拯民与水火之中。假使无成犹在所予，况其入关最先，如怀王约，受子婴之降，除项氏之暴，而卒有天下者乎”[4]168？从这可以看出丘濬对刘邦诛秦项之暴和救民于水火之中功绩的肯定，同时丘濬也敢于直揭刘氏之短，对刘邦不顾至亲安危的行为予以痛斥。在他看来：“古人谓断其一臂而与之天下有不为者，况肯舍其天性之亲而争所未必得之天下哉!虽为天下者不顾私亲，然于妻子有可生之路,尚无可舍之理，父为三纲之首而可舍乎?就使万无可生之理,犹当于死中求其所以生者，况有可生之理而为之子者,乃不汲汲赴救，设或计不行而被害，纵得天下为万乘君，何颜立天地间哉?”[4]171刘邦此举虽有辛酸无奈之处，但毕竟有悖于人伦，丘濬作为封建伦理纲常的卫道士对此多加贬斥之语实不足为奇。丘濬对刘邦功过是非的公正评价是他客观评价历史人物的一个重要缩影。

2.1.2丘濬的史识

丘濬在史识方面也不乏创见，尤其是对王朝治乱兴衰的独特见解。

长时间以来学术界一直有这样的认识，认为如果秦始皇生前能册立扶苏为太子，妥善处理好储君的问题，那么秦朝未必会迅速灭亡。对此丘濬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这种说法是不成立的，秦的暴政逆天祸民已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因此即使扶苏不外出监军，秦也必亡而已矣。不得不说丘濬的这番见解是有可取之处的。丘濬能指出秦王朝灭亡的本质原因，而不流于表面，足以证明其对史事的鉴别能力之强，符合史家治史所需具备的个人素养。

丘濬还指出了王朝若要兴盛，除需具备开创之主，也要有中兴守成之君，认为开创之主所建立的基业，继任之君若无力巩固，王朝终不免走向灭亡。

丘濬治史亦深受历史循环论的影响。所谓历史循环论，要之，即是指某种现象或观念在历史上不断出现，这种出现具有周期性的规律，在不同的历史周期中循环往复。表现在中国古代政治上，有两种形式：其一，王朝内部的“盛世-衰世-盛世”循环模式；其二，王朝之间的“治-乱-治”循环模式[9]。丘濬的历史循环观主要是围绕着王朝之间的一治一乱展开的。在《世史正纲》中丘濬指出：“周之衰也，分而为春秋战国，终而收拾之以秦，于是乎汉兴焉。汉之衰也，分而为三国南北朝，终而收拾之以隋，于是乎唐兴焉。唐衰而五季纷乱，世宗于是间，以治易乱，气势将合矣。有宋继而阐以文，宋衰而女真分裂，蒙古乘其后，以夷混华，坏乱己极矣。我朝拔而反之正。”[4]157在这里丘濬将历史上的封建王朝按照治乱兴衰进行了划分，有着明显的一治一乱的历史循环论调。

2.2 重“夷夏之防”的正统观

“夷夏之防”形成于先秦时期，并成为华夏族处理与看待和周边少数民族关系的准则。汉代以后“夷夏之防”逐渐发展为大汉族主义的理论基础[10]。丘濬史学思想中也有着明显的重华夏而鄙夷狄的正统观念，可以从以下方面体现：

一是对汉匈和亲政策的强烈不满。丘濬在《世史正纲》中对汉匈和亲政策作出了这样的评价：“堂堂中朝，奄有四海之大，土宇之广，甲兵之强，人士之众，乃至无策以御外辱，而与异类通婚姻，决华夷之防，废征聘之礼。孰谓英雄之主如汉高帝、唐太宗者，乃忍为之哉！盖其慕割爱为民之名，而不明华夷之分人伦之理故也。”[4]175-176可见丘濬对汉匈和亲政策是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究其原因无非是华夏后裔与夷狄婚配违背了夷夏之防的准则。但从汉初的时代背景来看，和亲政策的施行给刚受秦末战火洗礼建立起的西汉王朝以休养生息之机，其历史作用不应该被完全否定。丘濬仅从夷夏之防的角度去评价未免有失公允，但从其评价的出发点亦不难看出丘濬史学思想中浓厚的夷夏观。

二是对江统“徙戎论”予以肯定，并进一步发展为“灭戎论”。西晋时期，江统针对氐人齐万年于边关作乱之事，向惠帝献《徙戎论》，提出：“夫为邦者，患不在贫而在不均，忧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广，士庶之富，岂须夷虏在内，然后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谕发遣，还其本域，慰彼羇旅怀土之思，释我华夏纤介之忧”[11]。由于统治阶层没能采纳徙戎的观点，不久后即出现五胡乱华的动荡局势。丘濬对西晋统治当局未能接受江统徙戎论而扼腕叹息。同时他还认为即使胡人久居中国之地，受华夏先进文明之熏陶，也终究难改其桀暴、贪悍、乐斗，喜乱之态，终无法免除动乱之因素。因此丘濬提出“后之人思为国家远虑者，其尚为子孙计，豫有以杜绝消弭之，毋谓后既久处中国，必无后患而轻忽之哉”[7]294。从中不难看出丘濬比江统对待夷狄的观点更加激进，他认为只有将戎夷消灭殆尽方才能使其无法为祸中原。

三是否认夷狄建立起的元王朝正统地位。“正统论”肇始于三统五运说，历三国魏晋南北朝的争论而有所发展，而构成系统是在两宋[12]。后随着汉族政权逐渐衰微，正统论的核心议题再次发生演化，不再强调“一天下”于正统的绝对意义，而将正统强调的重心，除了置于道德意义上的“得天下之正”外，格外地突出强调大汉族主义的“华夷之辩”[13]121。丘濬的正统观念中亦含有浓厚的“华夷之辩”色彩。《世史正纲》纪年干支之下，皆规以一圈，中书国号，至元代则加以黑圈，迨至正十五年，明太祖起兵，则为白圈。纵观全书十多个世史，仅元世史被加以黑圈。元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而建立的封建王朝，其正统地位自然不被怀有浓厚夷夏之防观念的丘濬所认可。同时丘濬还将秦至元之间的王朝划分为五世：“有华夏纯全之世，汉唐是也。有华夏割据之世，三国是也。有华夷分裂之世，南北朝及宋南渡是也。有华夷混乱之世，东晋及五代是也。若夫胡元入主中国，则又为夷狄纯全之世焉。”[4]600对于元王朝的统治，丘濬认为是世道坏乱极矣。丘濬否认元朝的法统地位，“直接宋传”开了嘉靖时代史家王洙虚化“元统”、直接以“明统”借“宋统”的先河[7]46。随着明王朝与蒙古关系的恶化，尤其是正统、景泰年间接连不断的战事使得明王朝统治弊端不断涌现。为了巩固明政权，在法统上否认元统治的合法性自然成了理学家救国救民的重要途径。

2.3 重君臣大义的名教观

丘濬史学思想中包含着强烈的名教观念，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女性统治者临朝称制的强烈不满，二是对君臣名分的高度肯定与维护，三是为维护名教大义批判统治者接纳佛教。古代中国是男权统治下的社会，丘濬对女子当政深恶痛绝，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对吕后专权的看法。丘濬指出吕后专权是汉以后母氏临朝之始。在他看来：“阳倡而阴随，天道之常。男外而女内，人道之正。女后临朝，乃以阴而居阳位，女而为男纲，岂非天地之大变也哉。”[4]180吕后以女子之躯临朝当政是有违于天道和人道的，导致了世道巨变。丘濬在《世史正纲》中直书“吕氏死”而未用“吕后崩”，从此中亦不难看出丘濬对女主当政的强烈谴责。对武氏改唐为周的认识。丘濬认为此开辟以来未有之大变。吕、武二人虽俱为女主当政，但丘濬对二人的看法却不尽相同。在记吕后死之时，《世史正纲》中去其太后之称，而书以“吕氏死”。在记录武氏死之时，则直书“武瞾死”。对于为何书“吕氏死”不书“吕雉死”，书“武瞾死”而不书“武氏死”。丘濬解释道“虽然吕氏于是时犹依所名惠帝之子以临朝称制，汉之为汉,固自若也。武瞾则革唐之命，灭夫之族，被天子之兖冕，称天子之名号”[4]390。因此吕氏相较于武氏，其罪犹为轻也。是故丘濬对二人之死的记载有所不同。

丘濬对君臣名分观念予以肯定，对谋朝篡逆的乱臣贼子强烈谴责。对于王莽篡汉建立新莽政权一事，丘濬认为是秦以后奸臣篡国之始。他进一步指出：“有君而有臣，是乃天理之本然，民彝之自然，人道之当然也。孔子日：‘君君臣臣。’要必君君而臣臣，君不足于君，臣则辅而助之。君不合于君，臣则拂而正之。苟不至于辅而不可助，拂而不可正反乎？天理败乎？民彝不成乎？”[4]231丘濬认为君臣等级是天理纲常，是万世不易之至论。而王莽为一己之私利公然破坏君臣等级观，终究会落得遗臭万年的下场。对曹丕篡汉的行为，丘濬认为这是后世权奸逼君篡国之始，与尧禅位于舜，舜禅位于禹，承天意以让贤行为不同的是曹丕虽也“劝进辞让，至于再三”但实则是权臣假借禅让之名逼迫君主退位。丘濬对权臣假禅让之名，行篡逆之实的行为犹为痛恨，他指出此举是“以文奸假圣人以欺世”。曹丕此举也为后世权臣篡国引为常例，正是出于对谋逆者的不耻，丘濬在记录时亦直书“魏主曹丕死”而并未因其登上帝位而书之以“崩”。

丘濬的名教观念十分浓厚，还体现在其对汉明帝从外域引进佛教的排斥。丘濬认为：“自佛法入中国后，是开天辟地以来，未有之大祸。悉因浮屠氏所言所行，皆有违圣贤礼教，古人认为人立于天地之间，身体发肤受皆之父母、必有亲属、必有产业、必有衣冠。一旦无此数者，则非人矣，而自佛教传入后出现了无发之首、无业之家、无偶之人。”[4]243这严重破坏了中原地区的民风民俗，违背了圣贤教化，因此遗祸后世无穷尽也。而追根溯源是由东汉明帝率先从西域引入佛法，因此丘濬言道：“春秋之法，推见至隐，必诛党恶之人，必原开端之始。呜呼！明帝之罪，上通乎天矣。虽秦政之暴虐，新莽之奸恶，其祸不若是之烈且久也。呜呼！若明帝者，岂非名教中万世之罪人哉！”[4]244丘濬认为汉明帝引佛法入中原的行径比秦暴政和王莽篡汉的危害更大，荼毒后世更甚。从这番论述中不难看出他是站在名教大义的角度上批判引入佛法的。

2.4 重“以史资治”的垂训观

丘濬所处的时代正是历经土木之变后由盛转衰的明中期，至宪宗成化一朝社会危机愈演愈烈，被学者称之“成化症候”[14]。是时，奸妄横行，正气受挫，仁宣盛世景象不复存在。在这样的背景下，丘濬作为心怀经世济民情怀的名儒试图改朝野上下不正之风。其作《世史正纲》，是以古鉴今，以历来王朝的治乱兴衰来规劝统治者励精图治。

丘濬“以史资治”的史学思想在其私家史著《世史正纲》中有着充分体现，例如认为秦王朝统治者奢侈无度，大肆营造宫殿，无视民间疾苦的行为最终导致秦二世而亡足以给后世君主警醒。对始皇帝生前未能够妥善解决立储问题而导致奸宦误国的行为，丘濬提出“后世人主，可不鉴诸”。对秦以宦者赵高为中丞相一事，丘濬指出“此后世用宦者辅相之始，万世之下可以鉴矣”。但是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丘濬所处的明王朝正是宦官专权，政治黑暗的典型代表，这也意味着丘濬著史以求规劝统治者励精图治的良苦用心并未奏效。丘濬在《世史正纲》一书中对皇帝随意改元亦提出了批评，在论述汉文帝诏以十七年为元年这件事时，丘濬认为“人君即位一年，是谓之元。元者首也，始也。人无二首，故国无二王。国无二王，故年无二元。自三代以来未之改也”[4]187。文帝以后的君主以改元为常事，故一君有二元、三元，甚至有六七元。这显然有悖于天道，不足为后世效法，丘濬所处的明王朝除英宗皇帝有着“正统”和“天顺”两个年号，其余诸帝都未曾改元，这让丘濬感到十分满意，认为前朝皇帝改元的不正之风并未影响到明王朝的统治者，对此丘濬评价道“我朝列圣始复古制，可谓超越百王者矣”[4]187。

3 邱濬史学思想的特点及评价

3.1 丘濬史学思想之特点

3.1.1文关义理，史亦载道

关于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理路，不同的学者都有精彩的论述。明人陈懿典将中国史学分为以孔子《春秋》为代表的“圣人之史”和以司马迁《史记》为代表的“史臣之史”③。现代学人钱茂伟认为中国传统史学存在着以孔子《春秋》为代表的义理史学和以司马迁《史记》为代表的叙事史学两大流派[7]10。邓志峰先生在《明代史学略论稿》一文中提出义法化史学的概念，并进一步指出：“义法史学肇于《春秋》，然自汉迄唐，除《公羊》、《谷梁》因微言大义故。于经学上一度踞其显赫之地位，史学撰作则以《左传》、《史》、《汉》为楷模，其核心精神端在直书。洎乎文中于王通氏倡道子河汾，以续经自任，有《元经》之作，义法史学重兴。经唐萧颖士、韩愈诸人鼓吹，至宋欧阳修《新五代史》大显，朱熹《资治通鉴纲目》则其大宗。商辂《续资治通鉴纲目》秉承新朱学之蕲向，以述朱自任，不敢稍事更张。”[15]这里提出的“义法史学”与前文“圣人之史”“义理史学”虽说法不尽相同，但意义并无差别。要之，义理化史学是指治史之人更注重对历史事件的价值判断，倡导“春秋笔法”“微言大义”“一字褒贬”，而忽视对历史事件的事实判断，将历史记事的实录精神置于次要地位。

丘濬《世史正纲》一书正是义理化史学的代表作品，其中包含着浓厚的儒家纲常伦理色彩。丘氏指出：“然则其宏纲大旨果何在哉?曰：在严华夷之分，在立君臣之义，在原父子之心。”[4]152这里丘濬指出其作史书的宏纲要旨是为了辨别华夷统系，确定君臣等级秩序，维护“父为子纲”的封建家庭伦理秩序。丘濬针对王安石废春秋仪礼事件，指出：“《春秋》之经，圣人手亲所笔者。世之叛经僭经者有矣，未有废经者也。废经始自王安石。安石罪非止一端，其立新法，作新说罔民以取利，欺世以盗名，皆其罪之小者也。罪之大者，惟在于此。盖与废君叛国者同科。若安石者，其万世名教之罪人欤。”[4]522-523在丘濬看来尽管王安石变法是欺世盗名、罔民谋利之举，但尚不足以定其大罪，而王安石废以《春秋》一经为取仕之法则是万世不易的大罪。《世史正纲》中对谋朝篡位的乱臣贼子、对女当男位的女性统治者、对侵占中原大地的少数民族统治者都予以了痛斥，在记载时皆书以“死”代替“崩”和“卒”，正如《春秋》一书中微言大义的笔法，“一字之褒，荣于华衮；一字之贬，严于斧钺。”丘氏将《春秋》看作是后世史家不可更易的“圣人之史”，相较于《史记》《汉书》等传统的叙事史学，《世史正纲》将弘扬大义、正名定分作为治史之首要目的，正是丘氏理学化史学思想的突出反映。

3.1.2厚古薄今的“法先王”意识

侯外庐先生指出：“中国古代史里有一个最特殊的问题，它的严重程度是希腊罗马所没有的，这便是‘先王’问题。”[16]先秦诸子中大多数学派都提出了“法先王”的主张，其中儒家的“法先王”思想影响最大，是中国传统政治的灵魂，形成了中国独特的文化现象和王道政治模式[17]。“先王”是指古代有重大贡献和高尚道德的圣王，推而言之“法先王”意识既是对传统圣君明主的拥护爱戴，更是对前贤创制的各项社会政治制度的推崇维护。

丘濬《世史正纲》中的“法先王”意识体现在对秦王朝废分封行郡县、废除井田制、西汉时期改古制“什而税一”为“三什税一”等方面的批判。丘氏在秦始皇灭齐条目下附史论：“呜呼!三代建制之大者莫大于封建，至是扫荡无馀矣。武王承夏商之后，分封八百国，春秋之世惟馀十二诸侯。至于战国，存者仅七。而三晋田齐已非初封之旧，当是时虽曰气势卑陋，政令庞杂，然而先王封建之微意，犹有一线之存也。至始皇立，首灭韩，次灭赵，次灭魏，次灭燕，次灭楚，至于是又灭齐。鸣呼!此天地开辟以来，圣帝明王所以建万国亲诸侯之制，自是以后永无可复之期矣，是盖世道大变之端也。”[4]157在丘濬看来，自西周以来实行的分封制度虽经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期而有所破坏，违背先王初封之旧意，但毕竟形式尚存，至始皇统一六国后分封之制则是荡然无存。从“盖世道大变之端也”一语不难看出丘氏对先王分封之制的推崇。在“使黔首自实田”条目下作案语“井田至此始大废”[4]163，并进一步指出：“坏井田是秦无道罪之一”[4]157。丘氏并未认识到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分封、井田制度已无法适应日益集权的封建社会，而一味否定今制，推崇古制，不难窥见其厚古薄今的历史意识。在“汉孝景皇帝元年，始三什税一”史实下附条论“古者什一而税，汉文帝始赐民租之半。后十三年，又尽除之。至是景帝始复收民半租，三十而税一焉。夫三代取民，名虽不同，然取之皆以什一也。什一，天下之中正多乎?此则过于重而入于桀，有以伤乎民而不仁；少乎此则过于轻而入于貊，无以奉乎? 上而非义，皆非中正之道也。景帝之三十税一，虽异乎后世之暴征多敛者，然亦非先王之中制，要之不可为常也”[4]189。尽管景帝“三什税一”之举有利于民生，但也并没有受到丘氏的褒赞，更有甚至认为“三什税一”与“横征暴敛”都并不可取，究其原因还是违背了古圣贤之遗制，与“法先王”思想有所悖逆。

3.2 丘濬史学思想之评价

3.2.1明清时人的评介

丘濬一生显赫的政绩不多,对于当时政局和社会的影响，主要来自他的著作，尤其是他的史学著作。对丘濬的评价，时人看法不一。明季之相叶向高，在社稷将倾之际，曾评价丘濬道:“三代以后，以经国之业为文者寥寥罕见，而相臣以文经国者尤不多得，至昭代而有丘文庄公。”④同时代的胡应麟在《读世史正纲二则》中言道：“《通鉴》之后有朱氏之《纲目》，《纲目》之后有丘氏之《正纲》，三书皆宇宙不可缺者。”清代四库馆臣评丘濬道：“立说多偏驳不经，率臆妄作，为史家未有之变例，可谓谬诞。”[18]从明、清两代学人对丘濬的评介中，可以看出，明代学人多从丘濬的文学才识出发，也有学者将丘濬《世史正纲》和朱熹《资治通鉴纲目》进行比较，将视野聚焦于丘濬的史学成就方面，总体上皆持褒赞态度。至清四库馆臣时则对丘濬多加贬斥之语。诚然，丘濬作《世史正纲》时，以规圆为圈，于甲子下年号上，而即其中以书国号也。然其所书之号，则有殊墨之异焉。这样的书写体例确为前人所无，馆臣评语“立说多偏驳不经，率臆妄作，为史家未有之变例”看似有的放矢，但溯其源，恐还是丘濬史学思想中浓厚的夷夏之防观念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满清政权所不容，因此需要在法理上否定《世史正纲》一书的价值。

3.2.2近现代学者的重估

1935年，南京仿古书局出版了丘濬的《世史正纲》，并被选定为爱国主义教育的读物，该书在青年和民众当中传播，其目的在于以其达到激奋民族精神，使其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之中。时政界要人邵元冲先生曾为是书作序，言道：“《世史正纲》，则作于成化之时，自称以著世变而纪事始。其于华夷之辨，复仇之义，不惮反覆陈述，语重心长，呜呼，何其忧患之深一至如此也。盖明至宪宗之时，鞑靼之势渐炽，边患日棘，而还则哈密之变，固原之扰，近则苗瑶之叛，荆襄之乱，纷然继起，内则阉侍窃权，兴作频仍，政本渐隳，此公之所忧，故欲援春秋之义，著书垂世以示镒戒，且示后人以立国保民之道。”[19]142005年，海南出版社推出《世史正纲》一书的点校本，校者朱逸辉先生在评价丘著《世史正纲》时认为这是“一本开拓明代史学路向的力作，是继朱子《纲目》之后，有益教化，有益于振奋民族精神的好书”[19]7-9。

以上学者是从爱国主义情怀出发，对丘濬其人其书进行评介，还有部分学者从史才、史德等方面认识丘濬的史学思想。如李勃指出：“明代丘浚的史学思想主要体现在史德和史识方面，后人对丘浚史识的诸多非议，则完全是对丘浚的独到见解不理解所致。”[20]郑朝波指出：“丘浚‘六转官阶，皆司文墨’。这种文墨生涯主要体现在史学撰述上，这些撰述中体现着他的史学思想，其中的真知灼见值得珍视。”[21]杨志光则认为：“丘浚史学思想以正统观为核心，倾向于保守。”[22]张朔人在《明代海南文化研究》一书中言道：“丘氏提纲挈领式的史著，令后世学人仰止，终明一代，岛内文人乃至明帝国在史学建树上无出其右者。”[23]由上论可知，近现代学人对丘濬的评价以赞誉肯定为主流。

4 结论

丘濬生活在土木之变后由盛转衰的明王朝，面临严峻的社会形势，对外有失土之痛，对内有民生之忧，社会动荡不安。他怀着收复故土的强烈爱国主义情怀和对民生艰难的深切忧虑，在学术研究中表现出鲜明的求实特质。注重史学功能的发挥；在实践中，具有强烈的正统观念，反映社会现实而又不离服务于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丘濬一生“六转官阶，皆司文墨”。这种文墨生涯主要体现在学术撰述上，其著作总数超过20多种，300多卷。对丘濬史学思想进行专题式研究，既有助于全面认识丘氏的学术思想，同时也会丰富明代史学研究的内容，具体包括以下三方面：首先，有利于推动明代史学中的个案研究，将学人研究的视野从对宋濂、方孝孺、胡应麟、李贽等知名人物转移至关注度少、易被忽视的史学家，从而促进研究对象渐趋普适化、均衡化。其次，有利于丰富明人前代史研究。丘濬所著《世史正纲》一书记事自公元前221年至公元1368年，凡1589年的历史。其中包含了丘濬对前代史事的精辟见解与独到看法，因此对丘濬史学思想进行探讨能助力于明人汉史学研究与明人宋史学研究。最后，有利于了解明代中后期义理化史学的演进路径。义理化史学肇始于《春秋》，至宋欧阳修《新五代史》大显，朱熹《资治通鉴纲目》则其大宗。而丘氏《世史正纲》一书则开明代义理化史学之先河，之后的王洙、柯维骐等人在丘氏的基础上推动了明代义理化史学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对丘濬史学思想的研究还有利于加深对中国古代义理化史学发展脉络的认识。

注释:

①当前学界关于丘濬姓氏名讳写法不一，赖伟钧《浅议丘濬丘文庄公姓氏名讳》(《产业与科技论坛》2019年第11期)、沐心《丘濬姓名应该怎么写》(民俗非遗研讨会论文集2015年04月(下))二文皆指出了丘濬姓氏名讳使用多达四种写法“丘濬、邱濬、丘浚、邱浚”，认为“丘濬”是最原始的写法，“丘”用作“邱”是雍正皇帝为避圣人孔丘讳而改写。至于“濬”用作“浚”始于何时则难以考证。本文依据《明实录》《明史》等古籍文献，采用“丘濬”写法，对所引学者论著中关于丘氏姓名的写法，保持原貌，不作改动，特作此说明。

②学界对丘濬的卒年没有疑义，但关于丘濬的生年存在争议，有两种说法，一是认为丘濬生于1420年，一说生于1421年。《明史·丘濬传》中记载丘濬的卒年，(弘治)八年卒，年七十六。(清张廷玉等：《明史》卷181《列传第六十九》，中华书局1974年点校版，第4809页。)据此可推算出丘濬生于1420年。但据李焯然先生考证，《明史》记载有误，丘濬应生于1421年。见李焯然《丘浚之史学》(《明史研究专刊第七辑》1984年)。笔者然其说。

③原文见明陈懿典《天佚草堂史书纂略序》中马维铭《史书纂略》卷首。本文转引自钱茂伟《明代史学的历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绪论第11页。

④原文见明叶向高《琼台集序》清刊《丘文庄公集》卷首附。本文转引自向燕南《中国史学思想通史·明代卷》黄山书社2002年版，第1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