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永涛 侯彦超 罗建强 李丫丫

(1. 江苏大学管理学院； 2. 江苏大学财经学院)

1 研究背景

在国际竞争中，装备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逐渐占据重要地位。2019年11月，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指出探索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的新业态和新路径。其中，装备制造业被《中国制造2025规划纲要》和党的“十八大”“十九大”列为我国今后重点发展的产业，其技术和科技水平相比于其他制造业更为先进[1]。随着数字化技术在全球价值链重构以及产业分工中的深化，现代服务业与装备制造业的产业边界逐渐模糊，导致两业融合现象更为显著。然而现阶段，一方面，我国现代服务业正处于发展阶段，产业内部结构不完善，市场机制不健全，致使其易陷入空心化、虚拟化的竞争地位[2]；而装备制造业虽然制造能力强、服务化转型显著，但服务价值创造能力依然偏低。种种原因导致我国两业融合层次较浅，制约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3]。另一方面，我国不同省份装备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发展特点不同，融合的影响因素各有侧重且实现路径不同，导致成功融合的案例对其他地区借鉴意义不大。

既有研究主要从价值增长点、产业空间集聚、产业链和价值链、产品服务系统、价值链延伸等单因素的视角，对如何促进装备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的问题进行充分探讨[4]。但传统单要素的研究视角将解释变量从组态中剥离，在假设因果对称的基础下，探究变量之间的边际净效应，难以深入探究现代服务业与装备制造业融合复杂变量间的因果关系。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运用QCA方法引入组织、顾客[5]、关系治理策略[6]、制造企业财务绩效来探究制造企业的服务化路径。综合而言，现有研究存在以下3点不足：①装备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是双方努力的结果，仅从财务绩效难以准确评价其融合水平；②多数研究遵循“现状描述—问题成因—对策建议”的研究主线，仅对装备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路径做出宏观层面的布局，并未对不同地区如何实现融合做系统性探究；③相关研究聚焦于单一要素对融合净效应的影响，忽视了多因素组合作用对融合结果的影响。

技术-组织-环境理论(TOE)在解释复杂社会现象出现成因，以及提取影响因素方面具有良好效用[7]，为装备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行为的前因研究提供了理论框架。该理论认为，装备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的效果，受融合行业中的技术、融合主体组织和融合所在外部环境3个维度的影响[8，9]。由此，本研究首先从制造服务化和服务业工业化的角度，综合衡量装备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融合水平，并基于TOE理论框架，提出有助于解释装备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的驱动模型。其次，将组态思维引入装备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领域，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从技术、组织、环境3个维度解析装备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的复杂因果关系，提出有助于促进装备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作用的驱动路径。最后，进一步探究各影响要素之间的互补替代关系，阐释新时代背景下装备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背后的多重条件的复杂作用，这不仅深化了TOE理论在产业融合层面的前因构型研究，而且拓宽了定性比较分析法的应用范围。

2 理论基础与模型构建

2.1 产业技术对装备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的影响

根据产业融合理论，产业融合最先从技术融合开始，并逐渐向产业间延伸，一般认为，技术创新是导致产业融合现象的最主要因素[10]。在装备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互动融合系统中，装备制造业对技术创新的需求与现代服务业的技术创新能力相匹配促使产业交互[11]。技术创新提升现代服务业的专业化水平，有助于满足装备制造业的服务化转型需求[12]；技术扩散有助于在交互过程中形成通用技术平台，通过通用技术平台加速装备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在产业边界互动，促使其实现融合。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与智能制造的深化，数字化技术作为一种新型媒介加速装备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互动[13]。在技术维度中，技术创新与扩散作为融合产生的内生动力，数字化技术作为融合实现的外部媒介，二者共同作用，促使融合效应的实现。根据产业融合过程中技术创新与扩散对融合的促进作用，同时考虑到装备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融合现状，增加对装备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均作用明显的数字化技术这一驱动要素，最终将技术维度的变量确定为技术创新与扩散及数字化技术两个变量。

2.2 组织能力对装备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的影响

根据人力资本理论，投入与产出之差来源于人力资本。而人力资本在企业竞争中取决于领导者的能力和员工的知识结构。装备制造业产品与技术匹配复杂，服务化的价值增值能力显著。面对外部的服务化进程，高层管理者会通过制定企业发展战略主动开拓服务市场，同时加强对企业服务型员工的培育力度[14]，因此，高层管理者对服务的重视程度影响装备制造业的服务化水平。现代服务业中逐渐出现如规模经济等制造业的典型特征，高层管理者通过识别外部产业发展趋势，制定有助于企业应对未来发展需求的战略，可以使企业在外来竞争中占据主动地位[15]，高层管理水平对装备制造业的服务化过程与现代服务业的工业化过程均有显著影响。员工知识结构对装备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由于装备制造业的服务化过程与现代服务业的工业化过程均需要知识水平较高的员工团队[16]，高效率的员工团队更有助于满足客户需求；另一方面，由于知识结构高的员工团队易于提供专业性强、知识密集度高的服务，有助于实现装备制造业的服务需求与现代服务业资源供给的匹配。HUMPHREY等[17]认为，流程、产品、功能、部门的升级是组织结构升级的4个方面，而高层管理者和员工团队以实现价值增值为目的促进转型流程优化，提高产品创新和服务效率，通过调整组织结构的整合促进产业融合。综上所述，在组织维度，高层管理水平与员工知识结构对装备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影响较大，本研究将组织维度指标确定为高层管理水平和员工知识结构。

2.3 外部环境对装备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的影响

根据产业竞争理论，影响产业竞争优势的外部环境主要有资源约束、产业竞争强度、相关与支持性产业的发展水平和进入退出壁垒等要素。外部环境包括市场环境、经济环境、政策环境和技术环境4个方面。由于TOE框架将技术环境单独列明，因此，本研究将从市场环境、经济环境和政策环境来考虑装备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融合。市场环境包括资源约束和产业竞争强度两个指标。资源约束指资源对产业的发展限制情况[18]，装备制造业主要受自然资源和资本资源的影响，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受技术进步与高端人才的影响较多。当其面临资源约束增强时，产业之间更倾向于融合，以便借助外部资源谋求自身发展[19]。产业竞争强度主要取决于竞争者的数量，当装备制造业面临的市场竞争过于激烈，与现代服务业融合不仅可以提高产品和功能的附加值，而且可以减少组织间的交易成本，通过差异化和低成本战略提升竞争能力[20]。经济环境中，服务经济水平主要影响装备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融合。由于服务经济水平加强，消费者对产品背后的服务元素更加重视，装备制造业服务化能有效提升制造业的价值空间，顾客对高质量服务的需求又会反过来促进装备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21]。政策环境中，政府政策与制度一方面通过影响装备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进入壁垒，另一方面通过政府管制改变产业间的界限，影响融合的实现。由此，外部环境可以用资源约束、产业竞争强度、服务经济水平、政府政策与制度4个因素表示。

综上所述，TOE理论框架下，技术、组织和环境维度影响因素对装备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的影响为本研究选择组态条件提供了依据，QCA方法侧重研究影响因素之间的多重并发机制，以及要素与结果之间的复杂因果关系，理论方法适配，可以运用QCA来探究TOE框架下多要素间的复杂运行机理。据此，本研究构建如下理论模型(见图1)。

图1 装备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的驱动模型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方法

定性比较分析法以布尔代数和模糊集合为基础，通过小样本分析探究具有多重复杂因果组态的内在机理(并发性、非对称性、互补性)[22]，就装备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行为而言，相较于其他统计方法，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更具优势，具体原因如下：①装备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是由产业技术、外部环境和自身组织结构等多维要素的协同作用结果，传统的实证研究将解释变量从组态中剥离，在假设因果对称的基础下研究变量之间的边际净效应，难以深入探究装备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复杂变量间的因果关系，而基于整体论和集合论的fsQCA恰好可以解决该问题；②本研究中，我国大陆地区30个省、直辖市的样本量未能达到传统定量分析的要求，定性比较分析法具有对样本量和数据来源要求低的特点，结果的稳健性与样本数量无关，主要受样本的代表性影响，更适用于省级层面的小样本研究；③相对于mvQCA和csQCA而言，fsQCA更适合处理连续变量，更多注重前因条件的变化对结果的影响，且可以避免数据在转化过程中导致的信息流失。

3.2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研究基于我国大陆地区30个省、直辖市的面板数据(西藏、港澳特别行政区数据缺失，未纳入统计)，探索影响装备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的条件组态。初始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9)》《中国工业统计年鉴(2019)》《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19)》《中国第三产业统计年鉴(2019)》以及各省统计年鉴及公报。数字化技术直接来源于《中国数字化经济发展指数(2019)》中的传统数字化基础设施与新型数字化基础设施指数。产业竞争强度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其他条件变量通过两个直接指标相除得出。按照国民经济划分标准(GB/T4754-2017)，装备制造业对应代码C33-C40，分别为：金属制品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23]。由于我国现代服务业范围尚未明确界定，考虑数据的可得性与完整性，用具有R&D机构的生产性服务业来代替[24]。

3.3 变量测量与校准

变量测量与校准如下。

(1)结果变量测量本研究通过集合论的视角，用装备制造业对现代服务业带动效率(ITI1)表示装备制造业的服务化水平，用现代服务业对装备制造业的支撑效率(ITI2)表示现代服务业的工业化水平，将两结果变量总效率校准后，取交集表示装备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水平。借鉴张维今等[25]对我国装备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效率的测度方法，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构建测量两业融合效率的Malmquist指数模型(投入指标包括产业规模、劳动力投入、资本投入；产出指标包括总产出、经营绩效、社会效益)，运用DEAP 2.1分别测度装备制造业对现代服务业的带动效率和现代服务业对装备制造业的支撑效率。

(2)条件变量测量本研究将采用基于TOE框架下装备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前因构型的8个变量，其中：技术维度包括技术创新与扩散、数字化技术；组织维度包括高层管理者的管理水平、员工知识结构；外部环境维度包括资源约束、产业竞争强度、服务经济水平、政府政策与制度。借鉴已有研究成果，对其进行如下测量：①技术创新与扩散，以技术市场成交额占工业销售产值比重来表示[12]；②数字化技术，以数字化基础设施指数测度[14]；③高层管理者的管理水平，以总资产周转率来表示[15]；④员工知识结构，以大专以上文化员工所占比重表示[17]；⑤资源约束，以装备制造业的单位产值能源消耗量来表示[20]；⑥产业竞争强度，以装备制造企业和现代服务企业的数量表示[22]；⑦服务经济水平，以第三产业占GDP比重表示[26]；⑧政府政策与制度，以装备制造业投资中的政府资金比重表示[27]。各变量说明及描述性统计见表1。

表1 各变量说明及描述性统计(N=30)

(3)变量校准借鉴FISS[9]的研究,本研究采取四分位点法进行校准，通过四分位点法选取锚点，将样本数据的上四分位点、均值、下四分位点作为校准的完全隶属点、交叉点、完全不隶属点，运用fsQCA 3.0软件对2个结果变量和8个条件变量进行校准，校准结果见表2。

表2 条件变量和结果变量的校准锚点(N=30)

4 结果与发现

4.1 必要性分析

根据张明等[28]对必要性分析的建议，对校准完成后的样本数据进行必要性分析，检验是否存在导致结果变量产生的必要性条件。本研究将一致性水平定为0.9，结果见表3。由表3可知，高、低融合水平单因素变量的一致性水平均小于0.9，表明装备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并不会依托于单一因素，装备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低效也不受某一必然条件的影响。高融合水平下存在的前因条件大部分一致性程度大于0.75，表明大部分省份提高融合水平的组态条件存在共性；低融合水平变量的一致性程度大部分小于0.75，处于较低水平，表明造成融合低效的条件是复杂变量相互作用的结果。

表3 单因素的必要性检验结果(N=30)

4.2 充分条件分析

本研究通过fsQCA 3.0软件，遵循以下原则对条件组态进行充分性分析，根据张明等[28]的建议，将一致性阈值设置为0.80，频数设定为1，为了避免矛盾组态的影响，使结果的可信程度更高，将PRI阈值设定为0.80进行标准化运行，得出复杂解、中间解和简约解。通过对中间解、简约解进行布尔代数运算，得出组态结果(见表4)。

表4 装备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组态解(N=30)

该组态解集由8个组态条件和9条路径组成，其中高融合水平组态解有4种，低融合水平组态解有5种，总体解的一致性1，远大于一致性可接受范围0.8。高融合水平的总体覆盖度为0.81，表示高融合组态解可以解释81%高融合水平出现的原因，低融合组态的总体覆盖度为0.93，明显高于高融合覆盖度，表示各条件组态更容易造成融合低效。在高融合组态中，组态1的一致性与覆盖度均高于其他组态，表明该组态对结果的贡献最大。综上，这4种高融合水平组态可视为实现融合的充分条件组合，5种低融合水平的组态可视为避免高水平融合失效的充分条件组合。

4.3 结果与讨论

本研究绘制高融合水平组态案例散点图(见图2)。通过纵向对比4条高融合水平组态解，可以发现组态1中，各维度中的条件变量分布均匀，且归属区域如图2(a)所示，有文字标注的省市均分布在三维空间直角坐标系对角线OP上，表明该区域影响融合的条件较为均衡，因此可以将其命名为均衡发展型融合路径。由图2(b)可知，组态2中条件组态缺乏资源约束和员工知识结构两个变量，该路径的驱动因素较多体现服务主导的特征(技术创新能力强、知识密集度高)，且归属区域的服务经济水平较高，因此可以命名为服务主导型融合路径。由图2(c)可知，组态3具有技术创新与扩散、数字化技术、员工知识结构、资源约束、政府政策与制度5个变量，通过满足装备制造业的资源获取能力促进融合，是典型的制造主导型融合路径。由图2(d)可知，组态4变量分布较为分散，归属地区多处于西部，区域间发展较不均衡，只能通过政府布局与制度导向的方式促进该区域融合，因此，将其命名为政府驱动型融合路径。通过对比两种类型的组态条件可以发现，非高融合组态与低融合组态之间完全不同，验证了在装备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过程中高融合组态与低融合组态的非对称性。

4.3.1融合路径分析

(1) 均衡发展型融合路径组态1：技术创新与扩散×员工知识结构×资源约束×政府政策与制度(TDS×SS×RC×GPS)。归属于该路径的区域为北京、上海等地，其中，技术创新与扩散和员工知识结构为核心条件。这些地区经济水平高，人才吸引力大，促进装备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的基础条件已经具备，但由于直辖市区域面积较小，难以大规模实现装备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空间聚集。据此，该区域若想进一步发展，需要结合本区域的地域特点，聚集一些具有相同特征的“小而特”产业，比如以高科技产业聚集而闻名的北京中关村。而融合水平相对较低的天津、重庆等城市，员工知识结构与技术创新与扩散指标相对较低，一定程度上影响其融合水平，本区域可以借鉴北京、上海的发展经验，均匀提升该路径的4个影响指标，沿着路径OP实现装备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融合发展。

(2) 服务主导型融合路径组态2：技术创新与扩散×数字化技术×高层管理者的管理水平×产业竞争强度×服务经济水平×政府政策与制度(TDS×TOC×MIS×LCI×SEL×GPS)，其中技术创新与扩散、高层管理者的管理水平、服务经济水平作为核心条件。归属于该路径的区域为：浙江、江苏、广东等省份，这些省份地理位置优越，分布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附近，工业服务业的空间聚集度高、数字化经济明显、产业聚集效应显著、经济基础水平较高、人才资源丰富、外资吸引力强、产品与技术创新程度高，存在高数字化应用的特色产业工业园区，这些省份装备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已经达到初级水平，需要以价值创造能力更强的现代服务业为主导，通过推动优化产业集群，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方式促进装备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融合水平相对较低的安徽等省份，可以充分利用自身的地理优势，加强数字化信息技术在现代服务业与装备制造业中的运用，打造数字化平台，带动企业数字化升级，为江苏、浙江等地的特色产业提供集成配套服务，从而促进自身的发展。

(3)制造主导型融合路径组态3：技术创新与扩散×数字化技术×员工知识结构×资源约束×政府政策与制度(TDS×TOC×SS×RC×GPS)，该路径的核心条件是员工知识结构。归属于该路径的省份及所归属的区域为河南、河北、辽宁等省份，这些省份分布于我国中部地区、华北地区和东北地区，该区域装备制造业较为发达，中部地区以农机、工程装备制造业为主，华北地区以钢铁制造类装备制造业为主，而东北地区是我国的重工业基地，该区域现代服务业整体呈现不发达态势，难以与装备制造业实现驱动增强的互促效应，因此，该区域需要采取装备制造业服务化的手段驱动产业融合。融合水平较低的区域，如以陕西为代表的西北地区，需要进一步强化装备制造业的服务化路径，以当地特色装备制造产业发展为核心，打造特色产业集群生态，通过装备制造业服务化转型带动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且通过现代服务业对装备制造业的反哺作用，促进装备制造业的进一步转型，两者相互促进，最终实现装备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融合。制造主导融合的区域需要以技术创新为基础，加强数字化技术在装备制造业中的运用，打造工业互联网平台。以区域特色装备制造业为主，带动配套企业聚集以加强实体工业园区建设，通过虚拟数字化工业平台与实体工业园区双重驱动，建设装备制造业为核心的集成化生态圈。

(4)政府驱动型融合路径组态4：技术创新与扩散×数字化技术×员工知识结构×产业竞争强度×政府政策与制度(TDS×TOC×SS×LCI×GPS)，该路径的核心条件为：数字化技术、员工知识结构、政府政策与制度。归属于该路径的省份有四川、云南等地，这些省份处于我国西部地区，辖区面积大、产业布局离散和产业联系不够紧密导致其难以实现聚集效应，装备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较不均衡，难以凭借自身发展实现装备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需要政府发挥导向性作用，通过政策与制度的实施优化地区特色性产业布局，推进装备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最终引导装备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融合水平较低的青海等地，需要发挥其人工成本低、处于一带一路经济带等区域优势，加强劳动密集型产业建设，挖掘当地特色产业，并以政府为主导，通过对特色产业进行宏观布局、政策扶持等方式促进装备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

4.3.2条件间的互补替代关系

统计高融合水平路径中条件变量出现的频数(见表5)，技术创新与扩散、政府政策与制度出现的频次最高(4次)，数字化技术、员工知识结构出现的频次较高(3次)，服务经济水平出现的频次最低(1次)，其他条件变量均出现两次。由此可见，政府的引导作用和企业的创新能力对实现装备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起到了关键性作用，数字化技术和员工知识结构对装备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起到促进作用。而服务经济水平在高融合水平路径组态中出现的频次最低，表明我国以制造业驱动为主的产业发展现状。技术创新与扩散、政府政策与制度、数字化技术和员工知识结构这4个组态条件在高融合水平路径中出现的频率较高，因此，在资源配置时，应该关注这4个条件的投入比重，做到有的放矢，同时应进一步探究组态条件之间的内在关系。

表5 高融合水平路径中各条件变量出现的频数统计(N=30)

运用fsQCA方法的同机制间分析和跨机制间分析，探究4条高融合水平组态解条件之间的互补替代关系，通过使用fsQCA 3.0软件中的“fuzzy and”(“fuzzy or”)构建两个前因变量的新集合，若新组态解的覆盖度和一致性大于原组态解，则认为这两个变量存在互补关系(替代关系)，替代关系表示一种组态条件可以替代另一种组态条件在组态中发挥等效作用，互补关系表明两种组态条件同时存在，可以对结果产生更强的促进作用，结果见表6。

表6 组态条件间的互补替代关系( N=30)

由表6可知，装备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的各组态条件之间存在复杂的内在联系，比如：同机制间的服务经济水平和政府政策与制度存在互补关系，产业竞争强度和政府政策与制度存在替代且互补的关系。跨机制间的数字化技术和产业竞争强度、政府政策与制度均存在互补且替代关系，数字化技术和服务经济水平存在替代关系。以上结果表明，装备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影响要素协同交互，共同促进产业融合。其中，数字化技术表现较为明显，当一个区域数字化技术较强，增加产业竞争条件或政府政策条件，对总的融合效应起到“1+1>2”的作用。同时，数字化技术变量还可以与产业竞争强度、政府政策与制度和服务经济水平变量起到替代作用，若一个区域服务经济水平偏低，短时间难以突破，该区域则可以通过产业数字化转型，从外部引入数字化技术，以替代某条路径中的必要性条件服务经济水平。

5 结语

以我国大陆地区30个省市面板数据为样本，基于集合论视角，运用fsQCA方法探究装备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路径，得出如下结论：①装备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融合“多重并发”，而又“殊途同归”，各要素相辅相成，最终形成不同的融合路径。纵观4条高融合水平路径，即均衡发展型、服务主导型、制造主导型融合路径以技术创新为内核，带动组织交互促进产业融合，而政府驱动型融合路径得益于政府的引导作用。在实现融合过程中，需要各地区因地制宜，探寻适合的融合路径，综合运用产业技术创新、产品开发、政府引导和企业资源整合等举措，以促进装备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实现深层次融合。②本研究验证高融合组态与低融合组态的非对称性，打破了高低对称的传统二元论。在融合条件组态中，技术创新能力是实现融合的内部基础，政府政策的扶持是实现融合的外部保障，应注重这两个要素之间的资源配置，以实现高水平融合。③组态条件之间存在互补替代关系，数字化技术和产业竞争强度、政府政策与制度之间存在互补和替代关系，数字化技术和服务经济水平存在替代关系。作为新引入前因构型的数字化技术，不仅直接影响融合，而且和其他组态条件发挥互补替代作用，并间接影响融合，因此，推进数字化升级，加强建设数字化平台，是融合实现的必要保障。

本研究的理论贡献有如下3点：①基于QCA集合论的视角，从制造业服务化和服务业工业化角度综合衡量了装备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融合水平；基于TOE理论框架，结合我国装备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特点，提出有助于理解装备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作用机制的驱动模型，为今后的融合要素研究提供了全新的理论视角。②将定性比较分析法引入装备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的领域，构建了揭示两业融合复杂因果关系的组态模型，揭示装备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背景下多影响要素交互的非线性关系，并验证了装备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高融合水平与低融合水平的非对称性关系，提出了4条 “殊途同归”的作用路径，为解析装备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影响要素的因果关系研究提供一种新的视角。③TOE理论框架将影响装备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不同因素进行组合，但却难以解决组态条件之间的内在联系[26]。本研究基于组态的视角，进一步探究TOE框架下8个变量间的互补替代关系，有助于揭示装备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现象背后多重条件交互的“黑箱”。

本研究存在以下不足，未来可就该层面做进一步深化：①因地制宜地探究了我国不同地区应该如何实现装备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可从较为宏观的角度指导融合实践，未对某一个省份具体市区或典型装备制造企业进行针对性分析，后续研究将缩小范围到具体区域，以先进装备制造企业为样本，进行更为深入地探讨；②从静态的视角探究装备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的组态特征，未考虑随时间变化融合组态的衍变过程，未来可对装备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动态融合过程的路径做进一步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