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雨辰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哲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

借助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二战”后西方社会进入稳定发展时期。从维系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需要出发，资产阶级学者宣称西方社会已经进入到一个生产力高度发达、人自由全面发展和无矛盾的理想社会。法兰克福学派针锋相对地提出当代西方社会不仅是一个物质丰裕、精神贫乏的单向度的社会，而且人们处于政治压迫、经济剥削、内心向度被支配的总体异化的生存状态，并从文化心理批判、技术理性批判和大众文化批判三个维度揭示当代西方社会是如何实现对人们的总体统治的，形成了系统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探讨法兰克福学派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得失对于我们把握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旨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具有重要的价值。

一、法兰克福学派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文化心理批判维度

法兰克福学派把马克思主义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综合起来，对极权人格形成的原因与法西斯主义兴起的文化心理根源展开分析，揭示了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中介机制，形成了其意识形态理论的文化心理批判维度。

对极权人格形成的原因，霍克海默、阿多诺的分析最具代表性。他们主要是从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宣传两个维度揭示了极权人格形成的原因。从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的维度看，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存在着个体资本的有计划性和总体资本无计划性的矛盾。个体资本的生产能否转换成社会生产以及个体资本竞争的成败取决于对社会需求的依赖，这就意味着个体资本并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自由。由于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竞争是垄断行业的竞争，必然会形成个体资本对垄断行业的领导者的依赖，垄断行业的领导不仅把与之对立的集团和个人当作危险的力量加以控制，而且要求他们服从自己的信念。当代资本主义把19世纪资产阶级建立的自由契约形式的雇佣和被雇佣的工作制度和工人对雇主的服从关系进一步转化为对极权国家的服从。不仅如此，资产阶级为了反对封建主义，把国家看作是建立在理性和自由的基础上维护人们的公共利益的合理存在。但是当资产阶级国家建立以后，他们又强调只有通过国家才能处理个体与整体的利益矛盾、市场经济的无政府主义与集体利益的矛盾，进而使人们形成了崇拜和服从国家权力的思想。而当代资产阶级正是通过科学技术进步所造成的社会经济生活总体化、一体化的发展趋势，进一步使政治权力更加集中，导致了人们对独裁主义国家的服从，并认为“一体化乃是个人和团体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开创繁荣昌盛的局面必须付出的代价”[1]。

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宣传维度看，阿多诺援引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认为以法西斯主义为代表的极权国家主要是依靠非理性的宣传和暗示来实现对人的内心控制和支配的。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反对传统心理学认为大众大多是缺乏个性、非理性的观点，在强调大众是具有个性自由和独立的个体基础上，探索如何将个体心理转换为群体心理，并由此把“性本能”概念引入对群体心理的研究，认为特定阶级是通过“暗示”使人们的“性本能”以无意识的状态存在，并将它操纵为服从阶级利益的顺从意识。法西斯主义正是借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中的“自居机制”，利用社会与人的本能冲突所造成的人的不满足感和挫折感，通过宣传和暗示唤醒人们无意识中的自恋情绪，成功地使大众被压抑的“性本能”转化为对领袖和权威的崇拜，使大众形成了对内崇拜领袖，对外仇视其他阶级的受虐和施虐的社会性格。

法兰克福学派不满足于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仅仅从经济维度探讨法西斯主义兴起的根源，而是通过借助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着重考察了法西斯主义兴起的文化心理根源，赖希和弗洛姆的观点尤其具有代表性。赖希认为马克思不仅强调经济因素对意识形态的决定作用，同时也强调意识形态对于经济因素的反作用，并且认为意识形态不仅为经济基础所决定，而且能够转变为一种物质力量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并将意识形态转换为人的心理结构。问题在于马克思看到了人的主观因素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性，但由于当时没有科学的心理学，因此马克思本人并没有对人的心理结构问题作出系统的考察。随着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出现，人的心理结构问题得到了科学和系统的考察，也为揭示人的心理结构对于人的性格和意识形态的反作用提供了基础。他正是在肯定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对历史发展起决定作用的论断的基础上，利用了弗洛伊德的个体心理学揭示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和意识形态对于形成人的心理结构及其反作用的重要性。

赖希认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对人的心理结构问题考察的贡献主要在于四个方面：第一，他揭示了意识只是心理活动的一小部分，人的心理活动主要是受“无意识”支配的。人的每一种心理体验只要能把握其根源，就能确定其功能和意义。第二，人的心理活动主要受“力比多”即性本能的驱动，“力比多”是人的心理活动的原动力，这就要求分析人的心理活动必须把人的生物学前提与社会条件有机结合起来。第三，“力比多”由于社会道德禁忌而被压抑到了人的内心深处。这种压抑会以各种病理方式表现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弗洛伊德把所谓“文明人”都看作是病人。第四，人的道德准则根源于人在幼年时家庭对人的本能的压抑，由此形成道德禁忌，这些道德禁忌支持对“力比多”的压抑。赖希由此认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把文明与性满足绝对对立起来，并试图像分析人的心理结构一样来分析社会，把弗洛伊德的个人心理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有机结合起来，揭示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以及它是如何利用权威人格控制人们的心理结构，使人们在崇拜、追逐法西斯主义的群众心理的支配下走向拥护法西斯主义的。

为了揭示群众是如何走向拥护希特勒和法西斯主义的，赖希把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归结为种族理论、家庭理论和反性的宗教神秘主义三部分内容，并在此基础上揭示其本质。赖希认为“种族理论”是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其目的在于维护所谓“血统”的纯洁性。希特勒和法西斯主义的种族理论的出发点是强调“每一种动物只和自己的同类婚配是一个‘铁的定律’。只有在例外的情况下，如被别的种族占领，才可能出现违背这个定律的种族杂交”[2]67-68。以此为出发点，希特勒把人类划分为文明的奠基者、文明的支持者和文明的破坏者，分别对应于雅利安种族、亚洲的日本人和中国人以及犹太种族，并认为这些种族存在着高低等级之分，为雅利安种族统治和毁灭犹太种族作辩护。希特勒和法西斯主义就是通过宣扬上述种族理论，激发被独裁主义性格所压抑的性本能，激起日耳曼人对犹太人的仇恨。其家庭理论的特点是利用传统家庭中服从的无意识，把家庭中子女服从父母转换为服从国家，并把家庭的自豪感转换为国家自豪感、种族自豪感，确保群众忠诚于国家和元首。所谓反性的宗教神秘主义，就是指法西斯主义故意把自然的性看作是邪恶和淫荡的，进而把性活动看作是人类的罪恶，要求人们信奉超自然的力量，用幻想的自由和幸福代替现实的自由和幸福，使人们从性欲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并由此鼓吹女性必须服从男性，剥夺女性的经济独立地位，必须把德国女性从犹太人的性欲魔掌中解放出来。赖希进一步把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归结为受独裁主义性格支配的压抑人性的独裁主义和极权主义，并由此强调揭示希特勒和法西斯主义的成功既不能停留在考察希特勒的个性上，也不能停留在群众受法西斯主义的宣传导致思想糊涂而追随法西斯主义的基础上，关键是要搞清楚希特勒和法西斯主义兴起的社会基础和性格结构。

基于以上认识，赖希明确把希特勒和法西斯主义所宣传的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本质归结为“一个下中层阶级的运动”[2]36。也就是说，中下层阶级所处的社会地位和心理结构为法西斯主义的兴起提供了土壤，并由此揭示了中下层阶级的社会地位和走向法西斯主义的必然性。在他看来，原本由于竞争和害怕无产阶级，中下层阶级既无法实现自身群体内的联合，也无法实现与产业工人的联合。但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却使得中下层阶级形成了联盟。这是因为：在中下层阶级中，普通职员主要依靠政府所提供的年俸而生存，其经济地位比普通的技术熟练的产业工人的经济地位更糟，因此这个阶级盛行对政府权威的依赖，其命运取决于他们对政府和国家的态度，由此形成了对政府权力的认同和模仿的自居作用，使得他们一方面对上级俯首帖耳，另一方面对那些居于他们之下的阶级而言，他们又是权威的代表。因此，他们经常模仿他们伺候的上级，另一方面又努力抹去其低下的出生的痕迹。中下层阶级在家庭的地位又进一步强化了他们的权威主义性格。赖希根据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把家庭道德看作是父亲对子女性压抑的结果，并认为当时中下层阶级的家庭的核心是父权制的性道德所构成的，父亲在家庭中拥有绝对权威的地位，子女们除了服从父亲的权威，还产生了一种对父亲权威的自居作用，这种对父亲的权威既服从又羡慕的心理结构投射到社会生活中，造就了人们既顺从权威，又向往和羡慕权威的性格结构。希特勒就是通过强调土地、血缘和家庭的价值，不仅用来对抗共产主义和西方资产阶级的影响，而且把自己塑造为民族的人格化和父亲的形象，赋予中下层阶级安全，凸显他作为元首创造历史的意义，并赢得他们的支持和自居。正是群众个体对元首的自居作用，使得中下层阶级的群众把民族自信心投射到元首身上，构成了希特勒和法西斯主义成功的心理学基础和人格结构。赖希进一步从两个方面分析了为什么产业工人也支持希特勒和法西斯主义。一方面，产业工人也具有与中下层阶级共同的心理结构，即既反对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又模仿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使他们接受了资产阶级的生活习惯和观点，越来越资产阶级化，使得产业工人虽然看到了自己与资产阶级的对立，而且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利用宗教神秘主义，把性活动看作是人类的罪恶，是人们压抑自己的性本能和对现实生活的幸福和快乐的追求，在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所宣扬的幻想的幸福和快乐中实现满足，强化了与法西斯主义相适应的父权制心理结构。在分析了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之所以能够控制群众之后，赖希强调意识形态一旦形成了人的心理结构，就会转换为变革现实的物质力量。他主张把建立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基础上的个体心理学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结合起来，变革由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所形成的“性格盔甲”。他把“性格盔甲”看作是“自我”对“本我”和外部世界的反应，并把“性格盔甲”规定为“每个社会制度创造出的为保护自己所需要的性格形式的总称”[3]。“性格盔甲”的功能在于按照社会的要求而行动，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实际上，赖希这里所说的“性格盔甲”就是指人的心理结构，并明确把“性格盔甲”看作是一种“神经症性格”和病态人格，强调要变革“性格盔甲”对人的本能冲动的压抑，并且把能否建立一种自我调节型的“民主主义性格”看作是能否真正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的关键。

弗洛姆通过借助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揭示了法西斯主义兴起的文化心理根源。弗洛姆认为当代西方人经历了一个从追求自由到为了摆脱获得自由而带来的孤独感的逃避自由的发展历程。解决自由带来的心理孤独有积极和消极两种途径：积极的途径是通过发挥人的创造性潜能，通过生产性的爱和创造性的工作，实现自我、他人与社会的有机结合；消极的途径则是以放弃自由，委身他人或虐待他人来消除心理孤独。但由于当代西方社会是一个病态的社会，使得当代西方人普遍采取了消极的办法来消除孤独和焦虑，体现为或者通过控制和虐待他人，或者通过“放弃个人自我的独立倾向，欲使自我与自身之外的某人或某物合为一体，以便获得个人自我所缺乏的力量”[4]。这种以控制和虐待他人的方式和以委身他人的方式逃避自由正好是一种互补的关系，也为法西斯主义的兴起提供了文化心理基础。

探索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中介机制是法兰克福学派意识形态理论心理分析维度的重要内容。弗洛姆对这一问题的论述尤其具有代表性。在弗洛姆看来，马克思主义既肯定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又强调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并提出了统治阶级是通过意识形态控制人们的精神世界的。但问题在于马克思并没有系统论述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是通过何种中介机制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而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概念正好可以解决这一问题。基于以上认识，弗洛姆以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概念为基础，提出“社会过滤器”的概念力图解决上述问题。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中，“无意识”是指被社会禁忌压抑而又无法意识到的真实欲望，强调人们只有认识到被压抑的“无意识”，才能在缓解被压抑的紧张状态的同时，从被他人操纵的状态中解脱出来，成为一个有自主意识和自由的人。弗洛姆强调可以借助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概念，形成“社会过滤器”概念来解决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中介机制问题。弗洛姆的“社会过滤器”概念由语言、逻辑和社会禁忌三部分构成，人的经验进入“社会过滤器”的前提是成为能够用语言表达的一种意识，而“社会过滤器”又通过社会禁忌决定思想和感觉是被禁止和无法进入人们的思想和意识中，既起到压抑人的真实欲望的作用，又使人的真实欲望变成一种无意识，从而接受社会的支配。这就意味着“社会过滤器”是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中介。

二、法兰克福学派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技术理性批判维度

对启蒙理性和工具理性的批判、对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功能的揭示构成了法兰克福学派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技术理性批判维度的主要内容。正是通过对这两部分内容的论述，法兰克福学派揭示了科学技术异化使用的哲学世界观基础和科学技术沦为资产阶级控制人的意识形态工具。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一书中指出，启蒙理性的目的在于以知识代替神话和幻想，使人类从对自然和宗教的恐惧中摆脱出来实现自立，但“如今的启蒙已经成了神话”“启蒙运动的结果遮蔽了启蒙的精神，带有了极权主义的特征”[5]。所以启蒙理性最终走向了它的反面，它在使人们摆脱了对自然和宗教恐惧的同时，又使人沦为科学的奴隶，导致了唯科学主义的盛行和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这一切根源于启蒙理性对理性和知识的解释。从对理性的解释看，理性原本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内在统一，前者是理性的技术化和实用化，后者是对人的价值和尊严的尊重。启蒙理性却排斥和否定理性中的价值因素，实际上是把理性解释为工具理性；从对知识的解释看，知识原本应该是对世界因果关系和终极原因的揭示，但启蒙理性却把那些探讨世界的本质和终极原因的科学称为应予以否定和抛弃的幻想，是一种毫无意义的形而上学。培根甚至把这类知识称作为“不能生育的修女”，是阻碍科学发现的“四假相”之一，并把是否“有用”作为衡量知识的标准，实际上是把知识理解为技术，其结果不仅把凡是不合乎实用的东西都看作应予以怀疑和否定的，而且把那些探讨世界终极原因和世界本质的哲学当作无用的形而上学予以抛弃，其结果是造成了科学与哲学、科学与价值的分离。启蒙理性对自然和宗教展开了祛魅，但最终却又造成了对科学的崇拜，导致了唯科学主义的盛行。启蒙理性强调科学之所以能够有用，是因为它能够把握自然的规律，能够满足人类的需要，自然由此被设想为一个遵循机械运动规律的被动客体，人与自然的关系由此被归结为利用和被利用的关系，其结果必然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和生态危机。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存在着以资本为基础的特殊利益集团，科学又必然沦为资本控制人的工具，从而造成人与人关系的异化。

更为重要的是，启蒙理性把理性理解为技术理性，割裂理性与价值、理性与思想的内在联系，其结果造成了人们批判否定意识的丧失，工具理性、实证思维盛行。对于这一点，霍克海默在《批判理论》《理性之蚀》和《工具理性批判》等著作中作过深刻的分析。在《批判理论》一书中，霍克海默指出当代西方世界对哲学形而上学的敌视和否定导致了实证主义盛行，工具理性和实证思维成为人们主要的思考方式。实证主义与形而上学相反，它“敌视一切带有幻想味道的东西。在这里，只有经验——科学已经承认的严格意义上的纯粹经验，才能叫做知识。认识既不是信念也不是希望。人类知识的最恰当表述是实证科学”[6]134。霍克海默指出实证主义所追求的知识理想是以数学形式或公理推演出来的知识体系，实证主义起源于休谟，在当代则以逻辑实证主义为代表。其共同点是认为一切知识来源于感觉经验。其不同点在于以休谟为代表的传统经验主义虽然认为知识来源于经验，但强调社会是由个人利益构成的，还强调捍卫个人的权利，承认科学中的主体性因素；而以逻辑实证主义为代表的现代实证主义则完全忽视人的主观经验，把科学归结为以逻辑分析为基础的公理系统，只关注科学知识的形式，完全忽视科学的人性基础和拒绝主体概念，认为把“价值与科学严格区分开来是现代思想最重要的成就之一”[6]159，科学知识由此成为不反映任何现实内容的公理形式。在《理性之蚀》和《工具理性批判》两部著作中，霍克海默依据马克斯·韦伯关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区分，通过分析主观理性和客观理性批判了工具理性的危害。霍克海默认为主观理性的特点是认为决定理性行为的力量是“分类、推论和推理的能力。而与思维的抽象能力和具体内容无关，……将过程的目标看作是理所当然和可以自我解释的，很少关心其是否是合理的”[7]1。与之相反，客观理性与主观理性是完全对立的，它强调理性作为一种力量不仅存在于人们的思想和客观世界中，而且存在于人类和自然的联系中。但它“从不排除主观理性，而是认为主观理性是普遍理性的片面和有限的表达，所有事物和存在的标准都来源于上述普遍理性”[7]4。霍克海默认为启蒙运动和近代哲学使得数学的计算原则支配了人们的思维活动，理性不仅与思想脱离而变成了单纯的计算活动，而且理性也不断被技术化和工具化，由此导致了作为工具理性的主观理性的确立与盛行。工具理性与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相结合，使得人们的思维越来越程式化，人们丧失了自主的感觉，内心世界已经处于被控制的状态而变得麻木不仁。

在揭示启蒙理性的实质和对工具理性展开批判后，法兰克福学派进一步考察了科学技术的社会效应，并指认科学技术在当代西方行使的是一种意识形态功能，所不同的只是在对于科学技术如何行使意识形态功能以及如何看待科学技术在人类社会中的作用方面，法兰克福学派存在着分歧。这种分歧主要体现在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那里。

马尔库塞分析科学技术的社会效应的代表作是《单向度的人》一书，其核心观点是认为科学技术在当代西方社会已经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控制形式。马尔库塞之所以认为科学技术在当代西方社会已经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控制形式，是因为他认为“二战”以后的科学技术革命和科学技术进步给当代西方社会带来了两种发展趋势：一种趋势是科学技术进步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水平提高，社会物质财富迅速增加，工人阶级在劳动过程中体力劳动的强度和痛苦大为减少，西方社会已经进入丰裕社会，工人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提高；但是另一方面，生产力的提高和社会财富的增减并不意味着工人阶级已经实现了自由全面发展，相反，使工人阶级不仅被资产阶级所同化，而且还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控制，主要体现为工人阶级不仅受到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而且内心世界也日益为社会所支配。西方社会出现了社会发展总体化和一体化发展的趋势。这一发展趋势使得工人阶级“心灵的‘内在’向度被削弱了，而正是在这一向度内才能找到同现状相对立的根子。在这一向度内，否定性思维的力量—理性的批判力量—是运用自如的。这一向度的丧失，是发达工业社会平息并调和矛盾的物质过程的意识形态方面的相应现象。……由于今天的意识形态就在生产过程本身中，所以发达工业社会比起它的前辈来更是意识形态的”[8]11。而西方社会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就是借助科学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巨大的社会物质财富，制造以“虚假需要”为基础的消费主义价值观来实现的。具体说：资本为了追求利润，必然不断扩张其生产体系，这在客观上要求刺激人们的消费欲望。为了达到上述目的，资本利用其控制的大众媒体，借助科学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巨大社会财富，不断制造服从和服务于资本追求利润的“虚假需求”，支配人们的内心世界，致使工人阶级的批判否定意识和革命意识淡化、弱化，引导人们到商品占有和商品消费中体验自由和幸福。马尔库塞把“虚假需求”规定为“那些在个人的压抑中由特殊的社会利益强加给个人的需求：这些需求使艰辛、侵略、不幸和不公平长期存在下去。这些需求的满足也许对个人是最满意的，但如果这种幸福被用来阻止发展那种鉴别整体的疾病并把握治愈这种疾病的机会的能力(他和别人的)的话，就不是一种应维持和保护的事情。那么，结果将是不幸中的幸福感。最流行的需求包括，按照广告来放松、娱乐、行动和消费，爱或恨别人所爱或恨的东西，这些都是虚假的需求”[8]6。“虚假需求”的内容和方向是由资本特殊利益集团强加的，其内容和发展的方向由资本追求利润的方向所决定，资本制造“虚假意识”的目的在于支配人们的内心世界，造就了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存方式流行，其功能和作用在于维护既定的社会现实，其结果是当代西方人成了只知道追求商品占有和商品消费，忘却了对自由和解放的真实需求与追求的“单向度的人”；而这种消费主义价值观又消解了西方哲学文化传统中的“是—应该”的内在矛盾，导致肯定意识、顺从意识的逻辑实证主义哲学盛行，西方社会处于总体异化状态，当代西方社会成了没有对立面的“单向度的社会”。而这一切都资本借助科学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巨大社会财富所实现的，科学技术在当代西方社会行使的是一种意识形态职能。

马尔库塞不仅强调科学技术在当代西方就是意识形态，而且认为科学技术与传统意识形态一样是以“自上而下”的方式发生作用的。哈贝马斯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一书中也认为科学技术在当代西方社会行使着意识形态职能，但是他明确反对马尔库塞关于科学技术就是意识形态的观点，同时又强调科学技术进步在当代西方社会中蕴含着解放的潜能。哈贝马斯认为马尔库塞对科学技术社会效应的分析是借用马克斯·韦伯的“合理化”概念和对资本主义分析为基础的。在马克斯·韦伯那里，所谓合理化一方面是指服从理性决断标准在社会领域的扩大，另一方面是指社会劳动的工业化，以及效率原则渗透于社会生活中，并强调社会的不断“合理化”与科学技术进步的制度化是联系在一起的。马尔库塞正是以马克斯·韦伯的“合理化”概念与分析为基础，强调生活状况的合理化同那种为人们无法认识的政治统治具有同等意义，进而得出“技术理性的概念，也许本身就是意识形态。不仅技术理性的应用，而且技术本身就是(对自然和人的)统治，就是方法的、科学的、筹划好了的和正在筹划着的统治”[9]39-40的结论。哈贝马斯反对马尔库塞上述观点，指出应当用“劳动和相互作用之间的根本区别”的分析框架代替马尔库塞关于科学技术社会效应的“合理性”的分析框架，既揭示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功能，又应该看到科学技术进步在当代西方社会中所蕴含的解放的潜能。他的上述观点都是建立在他的交往行为理论上的。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把社会看作是由生活世界和系统两部分构成的整体，社会既是系统，又是生活世界。如果按照实证主义的方法，从社会之外的观察者看待社会，社会就是一个由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子系统构成的系统；如果按照解释学的方法，从社会中的行动者看待社会，社会就是由文化、社会与个性三个要素所构成的生活世界。“劳动”是处理人类与外部世界关系的一种目的合理性行为，其目的在于解决人的生存问题；而生活世界则是指人们交往活动的领域，其核心是如何以符号为媒介实现人们之间的沟通与相互理解。二者不同的地方在于从系统考察社会关注的是如何提高我们自身的自我控制能力；从生活世界考察社会关注的是如何实现人们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协调行动。因此，哈贝马斯强调“社会理论最基本的问题是，如何将系统与生活世界这两个概念令人满意地联结起来并引起注意”[10]。哈贝马斯正是以上述理论框架作为分析科学技术社会效应的理论工具。在他看来，19世纪中叶的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两种发展趋势。具体说：“第一，国家干预活动增加了；国家的这种干预活动必须保障(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性；第二，(科学)研究和技术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日益密切；这种相互依赖关系使得科学成了第一位的生产力。”[9]58上述两种发展导致了为挽救资本主义合法性危机而建立的广泛的社会福利制度和科学技术统治论的意识形态。一方面，由于国家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广泛干预社会经济生活，这种做法虽然避免了经济危机的频繁发生，但随之而来的是造成了资本主义的自由、平等的意识形态的合法化危机。为了挽救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化危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借助科学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巨大物质财富，建立了广泛的社会福利制度，以补偿性纲领代替了自由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这种补偿性纲领“把资产阶级的功绩意识形态(按劳付酬的意识形态)要素同最低的福利保障联系起来，即同保障劳动岗位和保障稳定的收入联系起来；这种按劳付酬的思想把按个人的成就进行的社会地位分配，从市场转移到教育系统上”[9]60。正是建立在这种补偿纲领基础上的社会福利制度，赢得了人民群众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忠诚，保证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而这一切都是建立在科学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巨大物质财富的基础上，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技术进步是获得人民群众对资本主义制度忠诚的基础和前提。按照马尔库塞的说法，科学技术承担意识形态功能，不过不是像他所说的那样以“自上而下”的方式行使意识形态功能，而是以“自下而上”的方式行使意识形态职能。另一方面，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出现了技术科学化的发展趋势，使得科学、技术及其运用形成了一个体系，不仅技术和科学已经成为第一生产力，并成为剩余价值的独立来源，而且科学技术日益渗透到作为意识形态载体的政治实体中，使得政治活动日益技术化。科学技术的上述作用产生了一种社会系统的发展取决于科学技术进步的逻辑的看法。这实际上意味着科学技术对于社会系统的成功控制使得人们相信这种模式照样可以搬到社会系统中来，由此形成了科技统治论的隐形意识形态。因此，哈贝马斯认为马尔库塞把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等同起来的观点没有看到科学技术在当代西方社会中的巨大作用，没有看到科学技术在行使意识形态功能的同时，也具有实现人的解放的潜能。

三、法兰克福学派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大众文化批判维度

法兰克福学派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大众文化批判维度的核心是他们提出了“文化工业论”和“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将大众文化看作是资本追求利润和控制人的一种意识形态工具。

“文化工业论”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一书中提出的。所谓的“文化工业”是指借助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大规模复制和流水线生产的文化产业。文化工业所生产的文化产品和大众文化诉之于人的感性，使人的思想肤浅化和平面化，丧失了人应有的批判反思能力。文化工业所生产的文化产品和大众文化并不关心文化产品是否有利于提升人性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是关注是否能赢得利润，其本质是一种特殊的商品，执行的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职能。基于以上认识，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系统地考察了文化工业的特点与意识形态功能。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文化工业”具有如下特点：第一，文化工业关心的是文化产品的形式，而不是文化产品的内容，更不关心文化产品能否有利于提升人性，它关心的是能否通过市场交换实现利润，本质上生产的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商品。也就是说，文化工业所生产的文化产品与人对自由全面发展的追求毫无关系，与人处在一种外在的异化关系中。第二，文化工业所生产的文化产品具有标准化、一律化和大规模复制的特点，丧失了文化原本应具备的创造性和个性。文化原本是文化创造者的创造性和个性的体现，但文化工业是资本为了追逐利润，利用技术大规模复制的结果，他们关注的是如何从技术的角度生产文化产品，而这种技术的使用又取决于资本的需要，由此使“技术用来获得支配社会的权力的基础。……文化工业的技术，通过祛除掉社会劳动和社会系统这两种逻辑之间的区别，实现了标准化和大众生产。这一切，并不是技术运动规律所产生的结果，而是由今天经济所行使的功能造成的”[11]。这就决定了文化工业的出现改变了文化本应当是个体创造的结果，而代之以资本所支配的现代技术为基础，批量生产和流水线作业的结果。这种方式生产的文化产品必然是重复和单一的，完全抹杀了文化应有的个性，不仅形成了人们模式化和一律化的文化消费模式，而且也使得“伪个性化”盛行。文化工业所生产的文化产品，尽管从外表看是充满个性的，但却是服从资本追求利润这一目的而具有完全内在一致性质的商品。第三，文化工业具有控制和支配人们意识的意识形态职能。文化工业不仅向消费者许诺他们所生产的文化产品和大众文化会给人们带来快乐，但这种许诺是一种永远无法实现的幻觉，本质上是对消费者的欺骗。而且文化工业还控制了人们的消费选择，通过向人们提供整齐划一和无深度的文化产品与大众文化，迫使人们在娱乐和文化欣赏中去放松，在忘却现实生活的痛苦的同时，也使人们放弃了思想和对现实的反抗。可以说，文化工业正是通过现代技术流水线生产、大规模复制，生产出整齐划一和无个性的文化产品与大众文化，通过控制人们的消费需求，使人们沉醉于无思想深度和平面化深度的文化产品的消费中，丧失了反思批判精神，从而既实现资本追求利润的目的，又起到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的作用。

在法兰克福学派中，除了本雅明对大众文化持肯定的态度之外，其他理论家都认为大众文化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起着欺骗和意识形态职能的作用。而马尔库塞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最有代表性。马尔库塞把文化划分为作为体现文化本质的“高层文化”和作为工具理性的“大众文化”两种类型。与“高层文化”批判和否定商业秩序、强调文化的批判否定意识不同，“大众文化”则是以交换价值规律为基础，以追求经济效益为目的的一种肯定商业秩序的文化，其生产遵循标准化、齐一化的规律，既扼杀了文化创造者的个性、自主性与创造性，也消解了文化应有的批判和否定向度，而成为维护资本主义统治秩序的意识形态工具。可以说，大众文化虽然以其娱乐性和诉之于人的感性的方式让人实现放松和感到快乐，进而认为当下的生活是最自由和最幸福的，但其本质却是越来越商业化，是一种服从资本追求利润的特殊商品，起到了泯灭人的个性和反抗精神，操纵人们的心灵世界，并使整个西方社会丧失反抗力量的作用，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统治正当性、合法性、永恒性辩护的意识形态功能。霍耐特为此指出：“文化常常适合于作为一种统治的媒介，因此那个社会庇护种种不公正，这些不公正的最深的根源不仅存在于政治经济中，而且存在于被制度化的价值模式中。”[12]

四、法兰克福学派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当代价值

不同于西方资产阶级学者借口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财富的增加而宣称当代资本主义是一个无矛盾、理想和自由的社会，法兰克福学派在揭示科学技术进步造成当代西方社会新变化的前提下，认为当代西方社会既不是一个无矛盾的社会，更不是一个实现了人的自由和解放的理想社会。恰恰相反，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依然存在，西方人不仅没有伴随着科学技术进步和社会财富的增加而获得自由与解放，而是沦为被总体统治的异化生存境遇，西方依然存在着革命的潜能。他们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目的就是揭示当代西方社会基本矛盾所造成的危机表现形式的新变化，揭示当代西方人总体异化的生存状态，探讨西方人实现自由和解放的可能途径。其理论对于我们认识当代西方社会的新变化，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重要的价值。

第一，法兰克福学派不赞同西方资产阶级学者所宣称的当代西方社会是一个无矛盾的理想社会的观点，强调当代西方社会存在着基本矛盾，只不过基本矛盾所造成的危机的表现形式发生了改变而已。如果说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的运动结局是以经济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话，那么当代西方社会由于科学技术进步和国家广泛干预社会经济生活，使得资本主义社会进入了稳定发展的阶段，但这并不表明其基本矛盾已经得到解决而进入一个无矛盾的理想社会；恰恰相反，其基本矛盾所造成的危机形式或者从经济危机的形式已转换为社会发展总体化、一体化发展趋势与人的个性化自由发展之间的矛盾，或者从经济危机转换为古典资本主义所宣传的自由、平等的合法性危机。这意味着西方革命的潜能依然存在，西方革命的关键在于能否使人们从被当代西方社会总体统治和总体异化的生存状态中摆脱出来，形成自主的意识与独立的人格，恢复人们的批判否定能力。

第二，法兰克福学派在指出当代西方社会依然存在着矛盾的同时，又揭示了当代西方社会统治方式的变化。以卢卡奇、葛兰西等为代表的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指认西方社会存在着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的区分，其统治是包括政治统治、经济剥削和文化意识形态控制的“总体统治”方式，由此提出了西方社会主义革命应当采取不同于俄国十月革命的“总体革命”模式。“二战”以后的资本主义社会伴随着科学技术进步和社会物质财富的增加，工人阶级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但这并没有改变工人阶级受奴役的生存状态。对此，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一书中指出，外在的改变都没有掩盖这样的事实，即工人阶级在“有关生与死、个人安全和国家安全的决定，都是在个人不能控制的地方做出的。发达工业文明的奴隶，是地位提高了的奴隶，但仍然是奴隶”[8]29-30。只不过当代西方社会对工人阶级的统治方式更加隐蔽和狡猾，体现为通过以消费主义价值观为主要内容的文化意识形态的控制和支配，激发人们的幸福意识和顺从意识，使人们的兴奋点都转向对商品追求、占有和消费上，并把这作为自由和幸福的确证，从而使人们的政治意识、革命意识不断淡化和弱化。也就是说，当代西方社会对人们实行的依然是“总体统治”的方式，但是却越来越依靠文化意识形态的支配与控制来维系其政治统治。法兰克福学派因此认为西方社会结构发生了分化，既体现为工人阶级出现了白领工人和蓝领工人之分，又体现为工人阶级被资产阶级所同化，体现为革命主体的危机。他们由此主张应当通过展开文化意识形态批判，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采取大拒绝的革命方略，使工人阶级从资产阶级的总体控制和支配下解放出来，培育具有政治批判功能的自主意识和“新感性”，唤醒工人阶级内心深处对自由和解放的追求，并把西方革命的希望寄托在热爱自由和具有批判精神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身上，既暴露了其革命战略的浪漫主义和乌托邦性质，也反映了对革命主体的寻求是包括法兰克福学派在内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面临的难题。

第三，英国学者佩里·安德森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一书中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特点就是受西方哲学文化思潮的影响，作出了诸多理论主题的创新，他还特别强调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对法兰克福学派理论主题创新的影响[13]。法兰克福学派正是援引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在坚持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决定作用的基本原理的前提下，反对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的解释，强调文化上层建筑因素等主观因素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作出了三点理论创新。具体说：其一，法兰克福学派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一方面通过论述揭示文化工业、大众文化和消费主义文化价值观对人们内心世界的侵蚀和控制，弱化人们的否定意识、政治意识和革命意识，认为它们在本质上行使的是一种维护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意识形态功能；另一方面又援引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并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有机结合起来，强调马克思既强调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又强调文化上层建筑因素等主观因素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但是马克思并没有系统论述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具体机制，而这恰恰是他们理论探索的重点，体现了他们力图把历史唯物主义的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有机结合起来的努力，有力地回击了对唯物史观的经济决定论和机械决定论的庸俗解释，丰富和发展了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其二，不同于当时马克思主义阵营仅仅从经济维度和阶级维度探索法西斯主义兴起的根源，法兰克福学派虽然也揭示了极权人格和法西斯主义兴起的经济基础，但他们理论的重点是揭示当代西方社会极权人格、独裁统治和法西斯主义产生和兴盛的文化心理根源，克服了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仅仅拘泥于经济因素、阶级因素对上述问题的讨论的缺陷，丰富了对法西斯主义的研究与认识。其三，法兰克福学派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探讨了科学技术的社会效应和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功能，使我们既能正确认识当代西方社会统治方式的新变化，又能使我们正确把握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的现代性问题，这不仅有利于我们拓展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理论空间，而且也有利于我们正确看待和处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科学技术的社会效应和文化建设问题。

法兰克福学派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局限主要在于：尽管他们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是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基础的社会批判理论，也非常注重探讨极权人格和法西斯主义兴起的经济根源，并力图通过揭示当代西方社会结构和统治方式的新变化，强调人的自主意识和独立人格等主观因素对于西方人实现自由和解放的重要性，并试图把意识形态批判与经济批判有机结合起来，但是他们不能很好地处理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的关系，特别是不能正确处理经济批判与意识形态批判之间的辩证关系，使得他们始终无法找到把经济批判、政治批判和文化意识形态批判有机联系起来的途径，体现在西方革命的战略与策略问题上具有主观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乌托邦的失误，并最终陷入到了“艺术审美救世主义”“爱的培育”等方面的浪漫主义和乌托邦的结局中。例如马尔库塞强调应当对资本主义社会采取“大拒绝”的革命方略，借经典资本主义时代的现实主义艺术，通过艺术审美改变人的心理结构，培育具有批判否定功能的“新感性”，即自主的意识和独立人格，来变革资本主义社会。弗洛姆也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分析法，要求把马克思主义的宏观研究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微观研究结合起来，通过“爱的培育”来变革人的心理结构，形成以创造性的爱和生产为主要内容的生产型性格，变革资本主义社会和建立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但是，马尔库塞和弗洛姆上述革命方略由于存在着脱离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片面夸大意识形态等主观因素的作用的理论缺陷，终使得他们无法真正找到西方社会主义革命的现实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