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显中，胡 丹

(湘潭大学 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湖南 湘潭 411105)

革命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永恒事业，革命伦理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生存方式。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伟大成就和历史经验中，“革命”是一个无人不知、人人参与的历史主题，并且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革命伦理”。然而，当代倘若仍囿于传统意义上理解“革命”一词，“革命伦理”宝库必然沦为荒芜之地。本文基于马克思主义存在论与现象学理论，对“革命”概念进行本原意义的解读，对中国共产党革命伦理进行本真阐释，期望既为中国共产党革命伦理研究提供理论借鉴，又为以史为鉴开创未来提供思想启迪。

一、深层内涵：中国共产党革命伦理的本质敞开

“革命”不是已成回忆的历史概念，而是永不停息的现实实践，实指改造现存世界的革命运动，以敞开、确证和实现共产主义。革命属于革命者的生存方式，革命者即在革命之中的在者。这个意义上的革命自在地是一种伦理，但不是伦理的一般形式而是伦理的特殊内容。因而中国共产党革命伦理作为开创历史的伦理实践，内涵着伦理的形式、内容与范围，又蕴含着伦理的关系、空间与时间。

“革命”是个古今中西概念，但其内涵却存在差异。英语世界中“革命”一词(Revolution)源于天文学的“轮回”与“复归”；不同政体之间的循环流转，支配着古希腊古罗马人对“革命”的认识。汉语世界中“革命”二字最早出自《易经》，书中有“汤武革命”[1]的记载，即应天顺民更替朝代的暴力革命。革命是“人们在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中所进行的重大变革。是事物从旧质向新质的飞跃”[2]。在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中，革命不仅指暴力夺取政权的政治革命，而且指改造现存世界的社会革命。马克思断言无产阶级专政的必然性，并在此基础上完成社会革命任务，不懈开创新的人类生存的美好世界。他指出：“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任务却在于推翻这种现存的东西。”[3]非兵戎相见谓之革命，除旧布新亦谓之革命。一切不合理的现存之物桎梏发展，都属于以革命推翻的现存的东西。革命确证支配实情的存在，并且就是消灭支配的解放运动。共产主义有很多的阶段，因而一定有很多的革命。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指出：“社会主义制度下……还有革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也是革命。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革命，从共产主义的这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也是革命。”[4]新时代“以党的自我革命来推动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科学论断了在革命之中并通过不断革命到达共产主义的革命道路。

共产主义不是马克思预设而待后人实现的理想，而是其基于欧洲经验对世界历史意义的道说，道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和真理。共产主义对世界历史“天命”的追赶，正是通过改造现存世界的革命来实现的，“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5]539。而我们正是在革命之中的革命者。“在革命之中”即是革命者的存在方式，它是革命者在其中不断敞开之境，充分体现了革命伦理作为“伦理”的意义。“伦理的本质既不是‘单一物’，也不是‘普遍物’，而是‘单一物’与‘普遍物’的统一。”[6]革命者作为在革命之中单一的个体存在，在革命之中对革命有所领悟、有所作为；革命作为革命者在其中生存的伦理世界，是革命者在革命之中忠诚守护、忠贞建设的伦理之家。革命伦理存在于革命者与革命的关系之中，革命者与革命之间是一种伦理关系。革命伦理不是作为“单一物”的革命者，也不是作为“普遍物”的革命，而是二者相融合的伦理关系。但这个“单一物”与“普遍物”，并非费尔巴哈以直观的形式去理解的感性客体，亦非黑格尔以精神的方式去把握的思想客体，而是作为中国人民感性活动的革命实践[5]499。中国人民自近代以来生而就被“抛入”通往共产主义的革命之中，这是每个中国人无法选择而必须面对和担当的世界历史“天命”，所谓“告别革命”完全是以思想否定存在的历史虚无主义。

“革命伦理”因“革命”而成为“伦理”，“革命”成就革命伦理之实，“伦理”为革命伦理之形。“伦理”的本源意义指“逗留”“居住”“处所”，同时也意味着“熟悉”“习惯”“照料”。海德格尔追溯“伦理”一词的源头时指出：“这个词指的是人所栖居的敞开区域。”[7]革命伦理因“革命”而成为革命者的伦理之家，它是革命者在革命之中不断敞开的空间。但革命者在革命之中聚事会物，并非仅仅因其为“居住”之所，而是因为革命伦理之家的“神圣”之物，这就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即确立的“初心”。不仅革命者因牢记初心而“是其所是”，而且革命伦理因初心而“家其为家”。抛弃初心则非革命者，更无在革命之中的革命伦理。革命者正是因为初心而在革命伦理之家，它并非仅仅在革命伦理之家“居住”，而是在革命伦理之家守护初心，从而使革命伦理之家不断拓展深化延绵。海德格尔说：“存在，是什么，作为居住，也就着重于对存在、是什么的爱护和护理。‘守护存在之家’于是就成为伦理的根本含义。”[8]12革命者在其中结合为人伦之理，但并非革命者间直接的人际关系，而是以初心为内核的彼此共在，形成革命伦理持续再生产的伦理世界。因而革命者在革命之中的人伦关系，实质上是以初心为中介的革命者间的关系，是与作为其生命根源并延绵不断的革命共同体关系。

党的初心居于革命共同体中央，革命者在革命共同体之中守护初心，形成初心不断凝聚的革命伦理世界。1944年毛泽东指出：“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9]革命共同体关联着革命者，革命者在革命之中存在，不断开创革命的伦理空间。革命者在革命之中有其“位置”，革命者之间因“位置”不同，而形成伦理关系的秩序结构，构建革命在其中进行的伦理场域，这就是革命者的伦理空间。反而言之，革命者的伦理空间内含革命伦理场域，革命伦理场域需要革命伦理秩序，革命伦理秩序依赖革命伦理关系，革命伦理关系确证革命者的“位置”。但革命者周围的伦理世界并非就是革命的伦理世界。后者不仅是不断敞开的无止境的空间，而且构成革命者周围伦理世界的基础。前者只是革命者的伦理空间，革命者在其中革命的场域，必然只是有限的空间范围，尽管随其主观能动性而扩大。革命伦理场域因其有限性而需要革命伦理规范，但不是放逐或妨碍初心的主观设定，而是源自并凝构提升初心的伦理保障。伦理是一种场域，它可以体现为某种规范，但在根本上源于生活本身，并构成对生活本身的提升[8]260。这样的革命伦理规范延伸革命周围世界，而革命者在其中领悟革命并使革命永续延绵。

革命伦理世界是无限的革命伦理时间，革命伦理场域是有限的革命伦理空间。革命伦理场域中的革命者，都是肉体组织的“有限”存在者。“时间性”规定着革命者存在的基本结构，有限性生命存在无法逃脱时间的规定。死亡具有“唯我性”和“必然性”，是任何生命个体都无法替代的，每时每刻伴随着革命者可能发生的事情。海德格尔一针见血地说道：“死亡给了此在无法替代的可能，谁也无法取走此在的死亡，此在在自身的死亡中达到了整全。”[10]走向生命的终点是任何革命者都无法逃脱的“天命”，死亡对于任何人都会或迟或早无法阻挡地到来。但革命却是革命者不断敞开的伦理空间，革命者正是在革命之中成为不朽的存在。重于泰山，死而长存；或轻于鸿毛，死而不在。1940年，毛泽东祝吴玉章六十大寿时说：“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地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地有益于青年，一贯地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啊！”[11]革命不是一时之热情冲动，而是一生之生活方式，一辈之生存境遇。一代人“倒下”，另一代人“站起来”；在有限的生命存在之中，在无限的革命伦理之中。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共同接力开创通往共产主义的革命伦理世界。

在革命之中的革命伦理，也即革命者与革命的伦理关系，二者是有限性与无限性的统一。有限性既是空间的有限性，又是时间的有限性；无限性既是时间的无限性，又是空间的无限性。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不忘初心，方得始终”[12]1，精确道出了革命伦理的本质。初心属于空间的无限性，“始终”属于时间的无限性；但“不忘初心”的革命者，却总是存在于有限的时空。因而不是我一个人“不忘初心”，而是每个我“不忘初心”，守护、照料、增强初心，革命伦理才会不断敞亮通向共产主义的革命道路，并在共产主义的革命之中显明其本色。

二、显著特征：中国共产党革命伦理的本色显明

中国共产党革命伦理在共产主义的革命之中，并在革命之中展现“是其所是”的显著特征。后者并非从知识论上进行抽象概括所得，而是革命者在革命之中对中国共产党革命伦理的确证。因而领会和理解中国共产党革命伦理的特征，唯一的道路就是进入到并始终在中国革命之中。

(一)整体性与具体性

中国共产党革命伦理的整体性，源于共产主义革命的普遍性。“在革命之中”的中国共产党革命伦理，是革命在其中不断敞开的伦理空间，而非革命者群居其中的物理空间。初心居于伦理之家的中央，道、天、地、人形成围绕初心的“四方域”，共同守护、增强和壮大初心。这犹如《老子》第二十五章的“四大”：“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13]共产主义的生成之“道”在于实际地改变和超越现存世界，而道、天、地、人则是使“革命”得以发生和成为可能的“四大”力量。共产主义是对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本质经验道说，是世界历史发展“自然而然”的“道生”过程，但人们在共产主义革命之中却往往对革命伦理缺乏领会。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总结历史得出唯一结论：“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14]1471所谓“经过人民共和国”就是“四大”力量参与的革命过程，而其中省略的“党领导人民”展现出革命空间的整体性，“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则是革命在其中展开的时间整体性。毛泽东这一政治论断以“在革命之中”的整体性，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开启了共产主义革命运动的新征程。我们不能对后者积聚70多年的革命伦理境域迟钝懵懂，否则就会成为在革命之中对我们作为革命者的巨大耻辱。

中国共产党革命伦理的具体性，源于共产主义革命的差异性。革命者在革命的周围世界与“革命”照面，构筑在革命之中的具体伦理世界。“革命”是一个不断敞开的无边界的世界，意味着革命者在革命之中生存；革命者在革命的周围世界之内进行革命，而革命的周围世界是具有边界的空间。海德格尔说：“日常此在的最贴近的世界就是周围世界。”[15]德语中“世界”(Welt)与“周围世界”(Umwelt)的区别，就在于后者拥有后缀um(“环绕”“在周围”)。革命者在革命世界中无中心、无主次，形成以初心为凝聚的伦理共同体。革命的周围世界有中心、有主次，革命者在革命的周围世界内的“位置”不同，形成革命的周围世界多样性的组织伦理。沃马克采用“中心-边缘”的关系，分析井冈山根据地时期的毛泽东时说：“虽然毛泽东忙于在乡村创建革命中心，但是同党的领导人相比，他处于边缘，而党的领导人反过来又要服从于共产国际。”[16]革命的周围世界的差异性，确证革命伦理的具体性。但每个革命者可以凭借自身主观能动性不断拓展革命的周围世界的空间。革命伦理场域的任何扩大，都是革命者开展革命运动的时空延伸，又是对革命者主观能动性的改造，从而彰显出革命伦理丰富的多样性。

(二)生成性与超越性

中国共产党革命伦理的生成性，是指革命伦理形成发展的生成过程，表明革命伦理的形成性和过程性。共产主义作为人类世界历史性的存在[5]538，是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伦理生成史，也是不断消灭地域性共产主义的伦理拓展史。中国共产党把握世界历史发展潮流，领导中国人民正确选择共产主义道路，使革命伦理在革命之中不断生成。如果说十月革命给我们送来马克思列宁主义，确定了革命伦理中央共同守护的初心，那么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则是革命伦理形成的开端，中国先进分子由此开始围绕初心凝聚革命伦理之家。“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17]不仅守护初心的共产党员与日俱增，而且广大人民群众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从中心不断向四周扩展，凝聚成革命伦理同心圆。革命者在革命之中生存，逐渐坚定守护初心，但同时不少人出离于革命之外，不少人又回归革命之中。这是对革命伦理生成性的确证，而非对中国共产党革命伦理的否定。我们在革命伦理之中，因为我们在通往共产主义的途中。中国共产党革命伦理不是现成先在的、固定不变的，而是经过革命实践不断生成、发展变化的，是一个无止境的、无终点的伦理生成史。

中国共产党革命伦理的超越性，是指不断超越现成性的发展过程，表明革命伦理的开放性和未完成性。“在革命之中”意味着在共产主义革命运动之中，也意味着共产主义向我们不断敞开和显现。这是个开放性的不断超越的实践过程，决定了革命伦理不是固化不变的。我们始终在革命、建设、改革、治理之中，中国共产党革命伦理也相应在不断变革完善。1954年，在审阅修改《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修正稿)》时，毛泽东就批评“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维持现状”思想[18]，构想建设我国社会主义伦理秩序。革命伦理是在革命之中对象化地生成的，“现存事物”作为革命对象在革命之中与革命者照面，革命者通过实际的革命运动改造现存世界，并在革命之中改造革命者自身。这既增强共产主义革命的伦理意识，再生产守护初心的革命者，又提高革命建设伦理世界的能力，使围绕初心的“四方域”不断凝聚壮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进行社会革命的同时不断进行自我革命”[19]222，既以历史逻辑确证革命伦理的现实性，又以实践逻辑确定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革命伦理的超越性。我们在革命之中生存，在守护初心之中超越。

(三)内省性与持守性

中国共产党革命伦理的内省性，指向在革命之中的伦理精神，体现着革命者本质力量的主体性。中国共产党革命伦理的内省性，是革命者对在革命之中生存的领悟，领会在革命之中就是守护初心。共产主义对世界历史经验的本质性道说，非内省必然导致“告别革命”论，更奢谈在革命之中的革命伦理。我们都是在革命之中的革命者，心灵秩序从潜在到现实发展，形成革命伦理明觉、自觉、不觉之等分。青年毛泽东以是否得大体而区分圣人、贤人、愚人[20]固有唯心之嫌，但革命者是否牢记和坚定初心确实参差不齐。革命者在革命之中守护初心，应该具有坚定的信仰、信念、信心，涌动的感情、热情、激情，强大的志气、自律、智慧。1948年毛泽东指出：“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就不可能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14]1357从革命之外的日常生活世界审视革命，与革命之中的革命者划清界限，将日常世界与革命世界对立起来，不仅否定革命伦理意向性关系，尤其表明革命伦理内省性缺失。共产主义的“渺茫论”“庸俗论”“实证论”，同样是革命伦理内省性缺失的后果，导致对初心的遮蔽、背弃和丧失。

中国共产党革命伦理的持守性，指向守护初心的革命实践，展现着革命者在革命之中的本质。革命者对革命伦理的持守，并非意味着初心的固化，相反，初心因革命者在革命之中的守护而无比坚韧、坚实、坚强地持存，并使中国共产党革命伦理得以深化、拓展、延续。我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毕生在革命之中守护初心，不论他们不同时期在任何革命场域。青年毛泽东自转化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对党的初心不曾产生过任何动摇。1939年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的终极的前途，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也就没有疑义了。”[21]650不同革命者在不同革命场域进行革命，但他们守护的都是同一个初心，实现共产主义是全人类的共同理想。革命者在革命之中的时间有限，但初心并不因革命者的死亡而中断停止，相反因革命者的代际相传而延绵不断。革命伦理的持守性并不排除少数革命者动摇初心，因为革命者也可能“沉沦”于日常的伦理世界而“出离”革命之外。但在革命之中作为无法逃离的革命伦理世界，始终确证革命伦理世界的初心。我们始终生存在革命之中的革命伦理世界，并在革命伦理世界坚定初心而不移。

中国共产党革命伦理的显著特征也许还有其他方面，并且必将随着中国革命的不断深入而显现出来。中国共产党革命伦理的这些特征，使其呈现出与其他伦理形态相区别的本性，因而其独特功能又是一个亟须解答的问题。

三、独特功能：中国共产党革命伦理的本性呈现

中国共产党革命伦理属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伦理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的有机结合。这是对中国共产党革命伦理形成发展的机理揭示，也使中国共产党革命伦理具有鲜明的政治性质。但中国共产党革命伦理尤其具有独特的伦理性质，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伦理理论中国化所能确定的，而主要取决于对中国共产党革命伦理独特功能的领悟和践行。

其一，作为本原伦理的先行筹划功能。人类自民族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以来，“革命”就是改造现存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这个“革命”关联着“革命者”，并且是“革命者”照面的基本事实，因为革命者总是在革命之中。“在革命之中”不是指在一个空间之内，而是“在-革命-中”生存，这是革命者无法逃离的“世界”，我们每个人都是在革命之中的革命者。在革命之中即“居住”在革命之中，“存在”“生存”就是“居住”“栖居”。于是在革命之中就显现了“伦理”的本义，“守护革命之家”成为革命伦理的根本内涵。革命者与革命的这种存在论的伦理关系，“通常的‘伦理学’与此是不合的，而能够与之相合的乃是其‘本原伦理学’”[8]13。“本原”即“存在”，“革命”即革命者存在的“本原”。中国共产党革命伦理作为“本原伦理”，并不是革命本体论的伦理学，而是依凭革命自身所是来理解革命伦理。“存在论”(ontology)的核心范畴即希腊语on(拉丁文ens，英文being，德文sein)，意为“依靠自己的力量能运动、生活和存在”[22]。本原伦理学即存在论的伦理学，它以“存在”为“伦理”，将伦理学理解为“是其所是”的第一哲学。于是从第一哲学来理解的革命伦理，就成为革命者“思”革命之存在的根本任务。

“存在论”，顾名思义指“存在之为存在”的学问，它所追问的是“存在本身之真理”。因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在革命之中成为本真的存在，革命者到达革命的周围世界本在革命之中。后者不同于海德格尔的此在之“此”，不是列维纳斯所强烈批判的“存在的暴力”，而是革命者到达革命的周围世界即已存在的事实。这种存在的“本原伦理”，是世界历史自身的自明辩护，无需得到他人认可。在革命之中先于革命者间的关系，而非革命者间的关系先于在革命之中。列维纳斯提出：“不是：为什么有存在而不是什么都没有，而是：存在如何为自己的正当性辩护。这才是最高的问题或哲学的问题。”[23]显然，这将二者之间的关系颠倒了。然而革命者在革命之中，亦非像海德格尔的“此在”存在一样，仅仅操心自身的本真存在。相反，它是革命者对革命世界的“操心”，也即对初心的守护和照料。革命者在革命之中守护初心，涉及革命者在革命之中存在的时间性，革命者以有限的时间投入无限的革命之中本真性存在；又涉及革命者间在革命之中存在的空间性，具体呈现为革命的周围世界的伦理秩序。革命伦理作为革命者与革命的伦理关系，是有限性与无限性、时间性与空间性的统一，把二者割裂即割断了革命伦理的整体筹划。

其二，作为实践伦理的自我造就功能。就共产主义的革命运动而言，“革命”就是“实践”，“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5]527。革命的实践消灭现成支配性障碍，除去其对世界历史意义的遮蔽，使共产主义在世界历史中向我们不断开显。这既是在革命之中对初心的守护，又是革命者“是其所是”地朝向完满的过程。革命者在革命的周围世界与革命“照面”，是在革命之中“是其所是”的“自我造就”，初心据以形成操守的“习惯养成”。革命者从“潜能之是”到“现实之是”的转变，是在革命之中经历革命实践而成的，这是最为神圣、最令人崇敬的德性实践，依凭革命的“历练”而成就自身的最佳实现。马克思指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5]500革命的实践改变和造就在革命之中的革命者，革命者在革命之中坚定和守护初心，感悟和领会共产主义到来的世界历史意义，从而以现实的革命实践坚决消灭世界历史进程中的支配实情，以不断超越现存世界的精神追赶共产主义的世界历史。

现存世界的改变与现存革命者的改造一样，都属于在革命之中守护初心的革命实践。实践伦理是从“本原伦理”下降的“一般伦理”，但并非常见的制定行为规范的规范伦理，亦非作为应用伦理学的实践伦理。“实践”是个古老的概念，它是一种朝向完满目的的动态过程，也即事物或活动的本质的实现。二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即指出“良好的实践本身就是目的”[24]，从而与目的在外的创制相区分。后者在伦理学中由规范伦理学承担，它不仅确立具体的道德真理，而且“制定具体的道德规范”[25]。人们遵守所制定的道德规范，也不是由于道德上的“应该”，而是为了避免道德的惩戒。因而道德规范的执行与道德规范的制定一样，都落入了近代哲学主客二分的认识论误区，将传统目的在内的实践伦理蜕变成了目的在外的规范伦理。革命的实践是革命以超越现存世界的现实运动，不仅人类社会“依其所是”而以革命改变现存事物，而且革命者在革命之中没有属于革命之外的自身目的。因而革命伦理不能归于普通的规范伦理，而是属于典型的实践伦理的伦理类型。革命伦理并非无需任何革命规范，但不是革命者人为制定的道德规范，而是守护初心的伦理责任，并在革命之中发挥提升初心的规制功能。

其三，作为示范伦理的带动引领功能。革命者在革命之中直接与革命的周围世界“照面”，后者不仅标示着革命者革命实践的活动范围，而且以革命者为中心形成革命实践的伦理环境。革命者革命实践整体关联的人、事、物，与革命者关系最为切近、最为紧密、最为攸关，是一种个人的、身体的、人际的伦理关系，构成革命者在革命之中革命的生存论基础[26]。革命者与周围革命世界中的他人他物相互交道、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决定着革命者“是什么”“如何变化”“如何革命”。1929年底召开的古田会议，确立人民军队建设的基本原则，扫除了一切旧式军队作风存在的基础[27]。然而革命者在革命的周围世界中的“革命”，不是被动地接受革命的周围世界的制约和限制，亦非机械地执行革命的决议和决定，而是在与革命的周围世界“照面”中主动作为。革命者在革命的周围世界进行革命，发挥自身特有的主观能动性，对于构成革命整体关联的他人他物产生示范性、引领性、带动性作用，形成以革命者为中心的革命示范伦理。革命者发挥的主观能动性越强大，其示范范围越广大，其示范效应越久远。每个革命者都是在革命之中的革命示范，吸引并产生一代又一代的革命者，并且相互作为示范共筑革命的周围世界。

革命示范不仅仅是革命者之间的相互示范，而在根本上涉及对初心的守护弘扬。革命者在革命之中的革命示范，本是以革命实践守护初心，或者说是守护初心的革命示范。孔子认为：“人能弘道，非道弘人。”[28]每个革命者不仅在革命之中，而且应该成为初心守护的伦理示范；初心的存在与变化，通过革命实践中一个个具体的范例体现出来。革命者对革命的周围世界其人其事的示范，也就是以革命行动守护初心的范例，并带动新的革命范例在革命之中不断涌现出来，从而在革命中实现对初心的守护、增强和提升。1938年，毛泽东明确要求：“共产党员在八路军和新四军中，应该成为英勇作战的模范，执行命令的模范，遵守纪律的模范，政治工作的模范和内部团结统一的模范。”[21]522在革命之中，每个革命者基于其具体“位置”，都能够通过自身的具体革命行动，为初心增添新的成分与元素，为守护初心贡献新的力量与行动，为新的革命示范坚守初心提供可学可鉴的品质与品行。每个革命者都是在革命之中的跟随者，也是守护和增强初心的开拓者。前一代革命者为后一代革命者示范，后一代革命者超越前一代革命者，使初心在革命之中不断得到拓展和延绵。

示范伦理、实践伦理、本源伦理依次递升，构成中国共产党革命伦理的整体结构，展现出中国共产党革命伦理的独特功能。这无不是马克思主义伦理理论中国化的创新，既彰显出“在革命之中”守护党的初心的重大意义，又提出了推进中国共产党革命伦理建设的重大责任。

四、重大意义：中国共产党革命伦理的本位营造

马克思主义伦理理论中国化是当代中国伦理学的根本任务，其具体而独特的形态就是中国共产党革命伦理。立足本位营造中国共产党革命伦理，不仅拓展马克思主义实践伦理学，为创建中国特色伦理学探明道路，而且适应新时代以党的自我革命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革命的需要，为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提供智慧，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第一，为传承和弘扬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提供现实支撑。革命精神与革命道德相反，后者以“道德”限制革命，前者以“精神”推进革命。革命精神是“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简称，是在革命之中战无不胜的主观精神力量，是中国革命文化的核心部分。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过程中形成伟大建党精神，创造了由一系列革命精神构成的革命精神谱系[29]，成为在革命之中革命者的宝贵精神财富。2018年初，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我们是革命者，不要丧失了革命精神。”[30]所有这些革命精神产生于不同的环境、条件、人群，具有不同的表述、内容、特点，都是革命者主观精神的历史记忆，不仅提出了理解把握的学习难题，尤其提出了传承弘扬的实践难题，导致革命精神研究宣传教育热而成效尚待提升。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革命精神的传承弘扬应该是存在论的，但革命精神的研究宣传教育却是知识论的。从后者的革命精神范畴向前者的革命实践转变，不仅需要后者把各种革命精神归源于革命伦理，尤其需要前者为其提供存在论的革命伦理基础。我们是新时代在革命之中的革命者，在共产主义革命运动之中的革命伦理，既为革命精神的传承弘扬敞开无限的伦理空间，又使我们在革命之中领会革命精神。“革命”作为革命者的伦理之家，它是革命者在其中守护的初心，而非革命者抛开初心而形成的伦理关系。革命者因其“位置”差异在不同的周围世界进行革命，但无不是对守护初心有所领会、有所作为，从而与其他革命者共同开创独特的革命精神。

第二，为加强中国共产党的政党伦理建设提供前提基础。中国共产党与西方政党的根本区别在于，她是一个由主义紧密结合的伦理共同体。早在1920年，青年毛泽东就指出：“我想这种空气，固然要有一班刻苦励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31]这种因主义结合而造成的“空气”，就是毛泽东毕生造就的伦理之境；而唯物史观作为中国共产党建党依据，正是共产党员据以结合的精神纽带。也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这种伦理性质，中国共产党才可能成为中国人民的核心；而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鲜明优势。共产党员在革命之中守护初心，他就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倘若在革命伦理之家“居住”，但又不守护初心，则将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改革开放以来党的伦理结合出现宽、松、软问题，正是中国共产党政党伦理弱化的表征。因而新时代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不仅需要理论强党、思想建党、制度治党，在根本上还是一个革命伦理建设的问题。共产党员是在革命之中的革命者，他们不在革命之中领悟其生存方式，全面从严治党的一切举措就缺乏存在论根基。新时代党的建设要求“以坚定理想信念宗旨为根基”[12]62，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和党史学习教育，唤醒和引领共产党人在革命之中守护初心，所彰明的正是百年革命伦理的时代意义。

第三，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革命提供伦理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的共同理想，又是我们正在进行的社会革命，而且是我们在革命之中的实践确证。2018年初，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成果,也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继续,必须一以贯之进行下去。”[30]离开社会革命来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然纸上谈兵，因而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坚决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改变固化的机制体制和利益藩篱，不以稳定为借口阻碍改革。特别是改革开放经过40多年披荆斩棘，面临的使命更光荣、任务更艰巨、挑战更严峻、工作更伟大。这场伟大的社会革命不仅需要坚定的决心和非凡的胆略，最重要的是要有“改革就是革命”的政治共识和伦理认同，改革开放中的矛盾只能用改革开放的办法来解决。“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19]83改革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我们都是新时代在改革之中的革命者。必须将社会主义社会革命建立在“革命伦理”之上，在改革的革命之中领会我们的生存方式，而不在改革之外来审视和抵制改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革命始终坚持共产主义的初心，而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则是对初心的坚守和增强。以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统领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革命，开显的正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之中守护初心的革命伦理。

第四，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秩序提供关键工程。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秩序。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本质上就是建设社会主义伦理秩序，构成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要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于社会生活方方面面。”[32]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既需要“破”又需要“立”，是反对和改变现存事物的革命运动，不仅依赖于每个人自觉培育和践行，关键在于加以推进的建设体系是否有效，所以应该以革命伦理为关键工程加以推进。革命伦理既是守护初心的伦理之家，又是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的伦理空间；以守护初心为核心向四周延伸，构成广大人民围绕中国共产党的伦理秩序。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而重点是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坚持率先垂范、以上率下，为全党全社会作出示范”[33]，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积极传播者、践行者和维护者。党员干部特别是“关键少数”具有广大示范效应，越是坚持培养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越能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美好局面，反之可能成为妨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负面榜样”。因此，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人民群众虽然是培育和践行的主体，但党员干部才是“关键的关键”。党员干部在革命之中守护初心，才可能自觉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秩序。

第五，为创造性构建中国特色伦理学提供方向指引。伦理学是当代中国的显学，各种伦理学谱系与形态粉墨登场，但中国特色伦理学未能问世，而西方伦理学话语却甚嚣尘上。马克思主义的“失语”“失踪”“失声”[34]，在当前中国伦理学中非常严重。“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中国特色伦理学不是中国传统伦理学的简单延续，不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伦理思想的简单套用，更不是西方形形色色伦理学的简单翻版，而是“中西马”融合汇通基础上的中国化创新。把握在共产主义革命运动之中的时代主题，中国特色伦理学必定是马克思主义伦理学。革命之中的中国共产党革命伦理，以革命者内在的伦理意识和自觉为开端，以人类自由解放的真正共同体为最大和最高的内涵，从革命者的“至诚”到人类自由解放的“至善”，构建包涵统摄“修、齐、治、平”的宏大伦理体系。它继承发展中国传统德性伦理，作为目的性追求涵摄同类型的“个人伦理”“家庭伦理”“社会伦理”“世界伦理”；批判性继承西方责任伦理，作为功能性追求涵摄同类型的“社区伦理”“专业伦理”“政党伦理”“国家伦理”。中国共产党革命伦理以伦理体系的包涵和统摄，向中国社会革命各领域辐射和渗透；坚持以党的自我革命统领和推动社会革命，不断迈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因此，系统深入研究中国共产党革命伦理，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实践伦理学的纵深拓展，又是对中国特色伦理学的综合创新，从而为践行初心提供伦理守护的理论根据。

五、结语

我们都是在革命之中守护初心的革命者。百年革命、建设、改革、治理接续奋斗，不断凝聚增强中国共产党革命伦理，不断开启共产主义的美好伦理境域。正是在百年党的初心的伦理守护之中，我们领会中国共产党革命伦理的本原意义，彰显中国共产党革命伦理的卓著功能，自觉而坚定地进行伟大自我革命，形成以自我革命统领社会革命的伦理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要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以伟大社会革命促进伟大自我革命。”[35]立足新发展阶段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社会革命，需要我们作为革命者继续和弘扬中国共产党革命伦理精神，需要在党的领导下形成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磅礴伦理力量。这是我们革命者在革命之中不遗余力的伦理实践，又是我们革命者创造中国共产党革命伦理义不容辞的使命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