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伟宏

茹志娟的小说《百合花》用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呈现了“我”、小通讯员、新媳妇之间在一九四六年中秋节那天发生的故事。由于第一人称叙述视角受到限制，小通讯员为什么没有借到被子成为小说的一处关键空白。如何填补这处空白，关系着对小说整体布局的把握，也是理解这篇中国革命传统作品何以能催人泪下的关节。

一、文本空白的填补

因为通讯员没有借到被子是一处关键空白，所以如何填补这一空白成为许多教师设计情境教学的内容。在一篇被反复引用的教案中，教师引导学生这样填补文本空白：傻乎乎的小通讯员“大嫂”“大姐”地乱喊，引起新媳妇的好感，便跟小通讯员逗趣。听罢小通讯员的一番共产党的部队打仗是为了老百姓的道理，新媳妇说，“我哪里用得着你来讲这些大道理？这位小兄弟，你只是个通讯员，你会打枪吗？你能打仗吗？敌人向你扔手榴弹你会怎么办？”于是，这些逗趣的话使得小通讯员很“受气”。

这样的想象固然有趣，但我们看不出它与文本的整体信息有何内在关联。北京电影学院青年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同名电影《百合花》也呈现了小通讯员向新媳妇借被子的过程。电影对这一情节的想象，是因为小通讯员表述不清楚不明白，新媳妇误以为小通讯员是为自己借被子，就说自己没有多余的被子，让小通讯员去乡公所凑合一宿。小通讯员就嘟囔了一句“什么规矩，封建”。这一想象固然解释了小通讯员何以要向“我”诉苦说“老百姓死封建”，但同样缺乏基于文本整体系统的推理依据。

上述两种空白填补，缺憾都在于以小说结尾新媳妇慷慨地献出自己的被子为据，将新媳妇无端想象成一个高大上的百姓形象，即一个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纯洁的女性。但是，观照文本的整体系统，我们不难发现，新媳妇其实是有着一点“小心思”的。小说借“我”的口吻和“有人告诉我们”说得明白：“被子一拿出来，我方才明白她刚才为什么不肯借的道理了。这原来是一条里外全新的新花被子，被面是假洋缎的，枣红底的，上面撒满白色百合花”，何况“刚才那个年轻媳妇，是刚过门三天的新娘子，这条被子就是她惟一的嫁妆”。

将最珍贵的唯一的嫁妆外借之难以割舍的心理，再正常不过。在了解这一情况后，“我”忍不住想给他开个玩笑，便故作严肃地说：“是呀!也许她为了这条被子，在做姑娘时，不知起早熬夜，多干了多少零活，才积起了做被子的钱，或许她曾为了这条花被，睡不着觉呢。可是还有人骂她死封建。……”这个玩笑调侃的是通讯员不理解情况说新媳妇“死封建”，而“也许”“不知”所设想的内容则几近真实，没有半点玩笑的意思。

但是，新媳妇终究还是明事理的。因为在“我”讲了共产党的部队打仗是为了老百姓的道理后，她还是把新婚被子拿出来了。即使这样，她也还心存侥幸，抱着新婚被子不被别人使用的幻想。这从新媳妇帮忙铺被子的一处细节可以得到印证：“我看见她把自己那条白百合花的新被，铺在外面屋檐下的—块门板上。”为什么要把被子铺在屋外面的门板上？因为救下的伤员是先要安置在屋里救治的，如果屋里容不下时才会安置在外边。新媳妇的“小心思”就是希望即使自己的新婚被子被使用也应该能最后派上用场。这在小说的结尾可以得到进一步印证：“前面又下来一个重伤员，屋里铺位都满了，我就把这位重伤员安排在屋檐下的那块门板上。”——新媳妇的“小心思”终于落空，她的新婚被最终还是派上了用场。

这样基于文本的互证系统理解小通讯员为什么借不到被子，小通讯员为什么会说新媳妇“死封建”就不难理解。小通讯员面对年轻女性拘谨和忸怩，借被子时极有可能词不达意，更有可能是新媳妇委婉地说了“我刚结婚的被子怎么能借给别人乱盖”之类的话，这也是她事后回顾这一场景忍不住抿嘴笑的原因。

二、新媳妇形象在对比反差中的立体展现

将新媳妇刻画成有点“小心思”的形象，不仅没有削弱她在读者心目中的品格地位，而且使得这一形象更加真实、可爱和感人。

与“我”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对小通讯员产生了好感一样，新媳妇同样仅仅经过借被子一事的短暂接触就对这名稚气、害羞的小伙子念念不忘起来。在包扎所帮忙时，“她还是那样，笑眯眯地抿着嘴，偶然从眼角上看我一眼，但她时不时地东张西望，好像在找什么。后来她到底问我说：‘那位同志弟到哪里去了?’我告诉她同志弟不是这里的，他现在到前沿去了。她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说：‘刚才借被子，他可受我的气了!’”这为她愿意将自己的新婚被奉献给牺牲的小通讯员作了情感铺垫。

也正是因为年轻、稚气和害羞的小通讯员给新媳妇留下了深刻的美好印象，所以当她发现小通讯员受了重伤时两次以短促的“啊”表达其震惊和痛惜。第一次是在担架队员请求“我”无论如何要治好这位同志时，她凭着小通讯员借被子时因为慌乱而军装肩头被门钩挂破的窟窿认出了他，她短促地“啊”了一声。第二次则是在担架员负罪般地解释了小通讯员受伤是为舍命保护大家时，新媳妇又短促地“啊”了一声。新媳妇言语不多，她在观赏小通讯员害羞后忍不住笑，和她在知悉受重伤的是小通讯员和其受伤的原因后短促的“啊”，却使这个善良女子丰富的内心世界得以外显。尤其是当卫生员告诉她被子是借老百姓的要从小通讯员身上揭掉时，她劈手夺过被子的动作、“狠狠地瞪”的神情，与其在前文的温柔表现判若两人。

从实用的角度讲，在战争年代牺牲了的小通讯员可以不必带走她这条珍贵的被子，何况卫生院已经说了“被子是借老百姓的”。可是，从情感的角度讲，她不忍心这位年轻的、可爱的、舍身救人的战士没有铺盖被放入棺材。她愿意将自己的新婚之被奉献给这位年轻的战士，固然是因为痛惜小战士美好生命的牺牲，更是因为她受到小通讯员美好品格的强烈感染。可以说，是小通讯员的舍身救人的壮举给了曾有些“小心思”的新媳妇以精神的洗礼，使其觉悟陡然提升到与小通讯员一样纯洁无私的境界。结尾写到：“在月光下，我看见她眼里晶莹发亮，我也看见那条枣红底色上撒满白色百合花的被子，这象征纯洁与感情的花，盖上了这位平常的、拖毛竹的青年人的脸。”这一细节描绘，将她晶莹的泪水和她被子上的百合花一同放在月光下加以放大，正在于凸显百合花纯洁的象征意义。

三、“我”的作用：衬托超越爱情的纯洁

小说中的“我”是一位文工团创作者，她不仅是文中的人物，更是小通讯员性格品质的感受者和见证者。小通讯员面对年轻女性的羞涩、他对生活的热爱、心思细腻善良都是在“我”的感受中展开的。在这个展开过程中，遵循了“情随事变”的原则。“我”开始对这个通讯员生起气是因为小通讯员不知道“我”脚烂了，一开始就撒开大步把“我”撂了几丈远。“我”不禁对这通讯员发生了兴趣，是因为“他背后好像长了眼睛似的”，虽然没有回头看过“我”一次，但总能与“我”保持不让“我”赶上与他说话的距离。发现“他”肩上的步枪筒里，稀疏地插了几根树枝，这要说是伪装，倒不如算作装饰点缀。这一判断评价，是从“我”的感受对小通讯员富有生活情调的肯定。而当“我”发现小通讯员和自己是同乡时，加上看到他“宽宽的两肩”，眼前浮现熟悉的拖毛竹场景，“我”立刻对这位同乡，越加亲热起来。而当“我”调侃小通讯员不明情况就说新媳妇“死封建”，小通讯员为借了人家的新婚被子而认真、为难的样子，则使“我”对他的好感骤然升级为爱情。也正因为产生了爱情，“我”才会在后文更加关注小通讯员的生命安全问题。

“我”与小通讯员接触比新媳妇与其接触时间要提前一些和稍长一些。正是“我”对小通讯员提前的接触了解，让读者随着“我”的指引对小通讯员的稚气憨厚的个性有了充分的感受，也为新媳妇何以在更为短促的时间内就对小通讯员产生好感作了逻辑上的补充。不过，这种好感显然不同于“我”对小通讯员的爱情。

百合花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常用于象征爱情圆满和百年好合。但是绣着百合花的被子是新媳妇献出的而不是“我”提供的，那么怎样理解小说中的爱情元素以及百合花在小说中的象征意义呢？笔者的回答是，小说《百合花》中的百合花，其象征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百年好合、爱情圆满的层面。“我”对小通讯员的朦胧的爱情固然是纯洁美好的，而新媳妇对小通讯员的怜爱、痛惜和敬仰更是纯洁高尚的。如果说只有自己最爱的新婚恋人有资格享用自己亲手绣上百合花的新被子，那么，在新媳妇瞬间净化的意识里，为保护众人而牺牲了自己年轻生命的小通讯员更有资格享用自己的爱意。这种爱意超越于爱情之上，将军民鱼水情的交融阐释得淋漓尽致。这一寓意再次反驳了新媳妇“死封建”的评价，将新媳妇及她与小通讯员所象征的军民关系提升到晶莹透亮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