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筱颖

（中国传媒大学 人文学院，北京 100024）

0 引言

王若虚在《滹南遗老集·文辨》[1]439提出了苏文“和气说”的命题：

邵公济云：“欧公之文，和气多，英气少；东坡之文，英气多，和气少。”其论欧公似矣，若东坡岂少和气者哉？文至东坡，无复遗恨矣。

这是对南宋邵博散文批评的辩驳，邵博用“和气”“英气”来评价文章风格，认为欧阳修的文章和气多英气少，苏轼的文章英气多和气少，王若虚赞同他对欧阳修文章的看法，但是认为苏轼文章“和气”并不少，是“和气”与“英气”并长的。

在王若虚之前，称赞欧阳修文章纡徐委备、具有“和气”之风的人很多，但鲜有人用“和气”评价苏轼的文风，这个评价是否客观？这需要对“和气”“英气”的内涵以及苏文的实际情况进行考察。

1 “和气”“英气”的内涵

“气”是中国古代被广泛使用的一个概念，具有物理、哲学、医学、文学等多重领域的内涵。魏晋南北朝时期品评人物风气很盛，“气”多被用来评价人的身体、精神、品德。曹丕把“气”引入文学作品的品评，将作家之气与作品之气紧密联系，提出“文以气为主”的主张。北宋邵博将本来形容人的“和气”“英气”用来形容文，所以，文风的“和气”“英气”的内涵可以从人的“和气”“英气”内涵中获得提示。

1.1 人的“英气”“和气”

具有英气的人如孙策、桓温、裴度。《三国志》载：“策英气杰济，猛锐冠世。览奇取异，志陵中夏”[2]。孙策是英雄豪杰，有英气，勇猛刚劲，力能胜人。桓温“英气高迈，罕有所推”[3]，平定逆贼李师道的裴度“挺拔英气”[4]1036，超出平常之流。这些被夸赞有英气的人都是能征惯战、勇猛超迈、有刚劲之气的人，英气的内涵便是锐气、勇武、刚大、慷慨之气。

具有和气的人则如崔群、耶律楚材。柳宗元《送崔群序》云：“清河崔敦诗有柔儒温文之道，以和其气”[4]589。崔群以“柔儒温文之道”[4]589滋养和气，耶律楚材待人和气，“平居不妄言笑，疑若简傲，及一被接纳，则和气温温，令人不能忘”[5]。有和气的人是温文尔雅的、待人亲切的，说明“和气”是宽和、温润、温柔之气。

英气、和气兼具的人，如王若虚《进士彭子升墓志》里的彭子升。王若虚写他“金玉比德，心地坦夷，和气溢于眉睫，见者无贤不肖皆悦而亲”[1]529，也写“言论慷慨”有“刚大之气，困而不折”[1]529，说明他是兼具和气与英气的人。由此可见，“英气”与“和气”既是相对的概念，又能共存在一个人身上。王若虚对此抱有欣赏的态度，体现了他“兼美”的审美取向。

1.2 文的“英气”“和气”

人的英气与和气投射到文章中成为文的英气与和气，文的英气表现为批判坚决、观点尖锐、豪健劲峭、奔放浩荡、创新出奇；文的“和气”表现为语气缓和、不尖锐、平淡自然、委婉深挚、温雅平和。

《文辨》另有一则关于“和气”的评论：“子厚才识不减退之，然而令人不爱者，恶语多而和气少耳”[1]430。这一则评论在大多数版本中和上一条合并，上一条是“《捕蛇者说》云‘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殊为不美。退之无此等也”[1]429。基本上可以认为“恶语多而和气少”是对《捕蛇者说》中那两句的评价，从这条论断中可看出王若虚认为和气少是因批评的尖锐造成的，而这正是英气的特点，是人的英锐之气转为文的尖锐批评的结果。

金代赵秉文评价欧阳修文“不为尖新艰险之语”，“有从容闲雅之态”[6]578，并对比欧韩之文，“韩文公之文。汪洋大肆。如长江大河浑浩运转。不见涯涘。使人愕然不敢睨视。欧阳公之文。如春风和气鼓舞动荡。了无痕迹。使人读之亹亹不厌。凡此皆文章之正也”[6]1289。韩文如“长江大河”，欧文如“春风和气”，韩文气势恢宏，欧文温雅平和。元初刘埙在《隐居通义》卷十三《文章》说“欧公文体，温润和平，虽无豪健劲峭之气，而于人情物理，深婉至到，其味悠然以长，则非他人所及也”[7]。温润和平与豪健劲峭是相对的风格，这正是和气与英气的特点，说明韩愈文以英气见长，奔放浩荡、变化多端，而与之相对的欧阳修文以和气见长，温润和平、委婉深挚、平淡自然。

“英气”“和气”的内涵得到明确，接下来对苏轼的文章风格进行考察。苏文是否如王若虚所说“英气”与“和气”并长呢？

2 苏文“英气”与“和气”

苏文的英气是有目共睹的，《文章精义》将苏文比作浪潮，认为苏轼学《战国策》《史记》《孟子》[8]，还有学者认为苏轼有战国纵横家之风。这些评论都指出了苏文汹涌澎湃、气势恢宏的特点，正是英气的表现，金代学欧的代表党怀英曾批评苏轼文奇，也从侧面体现出苏文相比欧文英气更多的特点。

苏文的英气主要体现在史政论文中，苏轼的策论以铺张扬厉、言辞犀利、针砭时弊来突显英气。《策别训兵旅（一）》开篇使用排比进行反问：“夫今之所患兵弱而不振者，岂士卒寡少而不足使欤？器械钝弊而不足用欤？抑为城郭不足守欤？廪食不足给欤？此数者，皆非也”[9]卷九，620逐个排除原因，最后亮明自身观点：“则是无材用也”[9]卷九，620，气势逼人，掷地有声。其奏状也突显着英气，《代张方平谏用兵书》的开头：“臣闻好兵，犹好色也。伤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贼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9]卷三十七，509。以好兵与好色类比，直接揭示这两者必死必亡的结局，警惕统治者不要轻易用兵劳民，观点振聋发聩，鞭辟入里。其史论则常常以观点奇特，突破传统为特点。邵博[10]在指出苏文“英气多和气少”时引用了苏过的一段话：“东坡先生初欲作志林百篇，才就十三篇，而先生病，惜哉！先生胸中尚有伟于武王非圣人之论者乎”。《武王论》是苏轼《志林》中的一篇，在这篇文章中他认为周武王不是圣人，这样惊世骇俗、超出常人的史论观点，非常能表现他的创新批判精神。其他史论文也是如此，如《论项羽范增》认为项羽对范增生疑并非因为中了陈平之计，而是在项羽杀宋义之时就有了嫌隙，因为杀宋义是杀义帝的先兆，而杀义帝动了范增之本，苏轼认为这是范增出走的最佳时机。这一观点突破了“汉王患之，乃用陈平计间项王”[11]的表象，看到项羽对范增早已生疑，并且突破了生疑之时在鸿门宴的一般见解，新颖独特。《晁错论》在分析导致晁错之死的原因时，挖掘出了晁错自身的原因，认为晁错勇发难又惧担祸是导致祸事的内部因素。这一见解犀利，观点尖锐出奇，正是英气的表现。

苏文的和气则主要表现在平淡自然、随手成文、委婉深挚的一面，苏轼辞达理论体现了他平易自然的散文观，他的散文创作也很好地反映了这一点，“故其为文，指事析理，引物托喻，要以达意所欲言者，而词采自然如风行水上，如浮云游太空中，姿态横生，可喜可愕”[12]，又“晦庵先生尝评之，以为笔力奔放而法度谨严，学者所难及也”[12]。明人王圣俞在选《苏长公小品》时说：“文至东坡真是不须作文，只随事记录便是文”[13]，“随事记录”即直书其事，用白话平淡写就，自然成文。苏轼的散文，尤其是记、传、题跋、书序、尺牍、杂记等类作品，将抒情、叙事、写景、说理高度融合，呈现出平淡自然的风格特点，如《石钟山记》因事说理，探究石钟山的得名原因，由议论到叙事再回到议论，逻辑严密，环环相扣。用简单的勾勒和形象的比喻便将夜晚山中景色恐怖的氛围营造出来，说理层层剖析，逻辑严丝合缝，且一波三折，增强了议论的可读性，行文流畅又富于变化，说理与写景相得益彰，文理自然。《记承天寺夜游》这篇随手成文的小品文篇幅短小，仅用八十五个字就记录了他在黄州生活的片段，写景清新，想象比喻奇特，仅十八个字便描绘出竹、柏影与月光的摇曳多姿，清冷雅致，又在淡淡的叙事中蕴含复杂的感情，贬谪的失意、赏月的欣喜、人生的孤独、自适的豁达，全文清隽而又深刻。《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以文与可的画论开头，引入对文与可的回忆，叙述自己与他的趣事，娓娓道来，语言朴实清新，几件小事就将文与可高超的画技、高尚的人格刻画得清晰深刻，将他与自己的深厚情谊表现得不露痕迹，在平淡中寓深情，在结尾处才叙述文与可去世，自己睹物思人，前面层层铺垫的乐，最后全部转为了悲，这种累积起来的情绪能量在最后奔涌，让读者也为之鼻酸。全文如文与可画竹一样“振笔直遂”，自然流转，情感也随之经历由喜到悲的转变，委婉深挚。这些都是苏文“和气”的表现，说明苏文的确“和气”不少。

其实苏文的这两种风格，不只表现在不同的文章中，在同一篇文章内也有体现。苏轼的议论文不仅具备铺张扬厉、言辞犀利、观点出奇的英气，还饱含忠君忧国为民的深挚情感，有着挥洒自如的流畅自然，兼具和气的特征；苏轼的叙事文也不只平淡自然、委婉深挚的和气，其别出心裁的构思、夸张奇特的比喻、起起落落的文势则透出英气。苏轼用“不是平淡，绚烂之极也”[14]来评价自己的文风，绚烂之极的平淡正是这两种风格融合后的效果。

所以，王若虚认为苏文“和气”不少的观点是很有道理的，说明他是独具慧眼的。

3 苏文“和气说”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

3.1 弥补南宋苏文风格批评的局限

金代学术环境开放宽松，学者解经时可以自由提出见解，文学批评上也延续了这样的风格，学者们能自由地反驳其他学者的观点，金代学者能避免受到南宋苏文接受风潮的倾向性影响，能提出不同于南宋文论家的新主张，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南宋苏文风格批评的局限。

被王若虚反驳的邵博主要生活在崇苏风气很盛的绍兴年间，据祝尚书先生《宋人别集叙录》的考证，北宋时苏轼的作品已经受到欢迎，特别是民间坊刻甚多，北宋末遭毁禁，后来因南宋高宗、孝宗的喜爱而重新盛行，涌现出各类刻本。另外，南宋初科举虽然仍主要以词赋、经义取士，但统治者对经义、策论很重视，高宗即言：“文学政事，自是两科。诗赋止是文词，策、论则须通知古今，所贵于学者修身齐家治国以治天下”[15]5330，淳熙间孝宗即强调时务策，“科举策试，必以时务发为问目”[15]5342。所以，自北宋以来就被选入各大科文选本的苏文，在南宋科文选本中更是常见，理所当然地成为士子们研习的对象，苏轼也被视为“科举之宗”。这也影响到散文品评的情况，如《南宋文话对苏轼散文的批评》对具有代表性的南宋文话按照编写目的进行了分类，包括赏析评点类、科考实用类和理论探索类，由于编选目的不同，他们对苏文关注的角度不一，对苏文的评价也不尽相同，其中科考实用类占据多数，说明南宋文人对苏轼散文的品评与学习也呈现出更具实用目的的倾向，所以在南宋，苏文的接受重点在于他的议论文这类与科举密切相关的体裁，包括史论、策论，以及杂论。

苏文的文气是南宋文论家共同关注的重点，他们最为称道的都是苏文豪迈之气和“奇气”。南宋罗大经《鹤林玉露》说：“庄子之文，以无为有；战国策之文，以曲作直。东坡平生熟此二书，故其为文，横说竖说，惟意所到，俊辩痛快，无复滞碍”[16]，黄震《黄氏日钞·读文集十卷》：“温公德业二王佐，坡老文章万古奇”[17]，“奇气”“纵横奔腾”“豪放”成了苏文的标签，这些都是英气的特征，所以当邵博用“英气”与“和气”来形容文风时，自然就认为苏文是英气多和气少，不过将欧阳修文与苏轼文相比较而言，苏文确实和气较少，邵博的这个评论也是有一定道理的。虽然用“和气”来形容文气是邵博首次提出，但是苏文“和气”不少的特点则是由王若虚揭示出来的，王若虚的评价是着眼于苏轼整体的创作，关注的范围从议论文字扩大到了全部文章，突出了苏轼为众人所忽视的和气的一面，提供了新的审美视角，为后世关注苏文和气一面做了提示。宋金之后的朝代对苏文和气一面的关注也确实越来越多，特别是明代，对苏轼的随手成文、平淡自然的笔记、记体文的关注度较高。

虽然对苏文关注重点的区别与各朝代政治文化有关，但是王若虚能很早提出这样的看法，敢于反驳既有观点，扭转大家对苏文的刻板印象，是具有先见之明的，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南宋对苏文风格的认识局限。

3.2 维护苏文的文脉正统地位

王若虚说苏轼文章“和气”不少，不仅是赞扬苏文风格兼美，而且是将苏文推举到了正统地位上。“和”与“正”相联系，“禀和气之至者，必合以正性”[4]589。南宋的散文理论家多以韩欧为正，金代散文家如赵秉文、党怀英也都推举欧文为正，而欧阳修之文是以温雅平和的和气为主的。对于英气，南宋理学家程颐的评价并不高：“才有英气，便有圭角。英气甚害事”[18]。虽然苏文豪迈之气、奇崛之气为人称道，但是苏文为人所诟病的缺点也正是从这英气而来，自古文运动以来，“文以明道”的观点深入人心，文和道一直保持着表里的关系，所以，无论是南宋还是金朝的文论家们都认为道之不纯，会导致文之不正，文风是道之表现。吕祖谦《古文关键》道：“苏文出于《战国策》《史记》。亦得关键法。当学他好处，当戒他不纯处”[19]。《战国策》以纵横开阖、气势逼人为特点，《史记》也是以文笔疏荡多变、传奇纵横闻名，苏轼学习二者，虽然使文章具有了纵横捭阖、汹涌澎湃之气，也容易因此被质疑道之不纯，不是完全的儒家之道，而杂以纵横思想。所以，虽然苏文为文论家所欣赏，被士子们学习，但是苏文是否处于正统地位有很大争议。对于质疑，王若虚极力反驳，“党世杰曾言：‘文当以欧阳子为正，东坡虽出奇，非文之正。’定是谬语。欧文信妙，讵可及坡？坡冠绝古今，吾未见其过正也”[1]439-440。所以，王若虚强调苏文和气不少，其实是有助于推尊苏文的正统地位的，这有利于后世更广泛地学习和接受苏文。

3.3 纠正金朝文坛奇险文风

王若虚提出苏文和气不少，一方面是出于对苏文的欣赏，强调其兼美意义，认为“文至东坡，无复遗恨”，一方面是针对金代文坛学苏潮流中追新逐奇的不良倾向，通过对苏文和气一面的强调来纠正这种文风。

金南渡后，赵秉文、李纯甫、王若虚等人为拯救衰弱文风，在担任知贡举时，有意选取不同于流行文风的文章，从此文风稍振，《归潜志》总结为“南渡后，文风一变，文多学奇古，诗多学风雅”[20]85。虽然奇崛出新的奇古文风很快扫除了时文的陈腐习气，但对奇古文风的着意追求却隐藏着刻意追新求奇、以文害辞的不健康走向。所以，尽管这些致力于改革文风的知贡举们都欣赏雄丽的文风，但他们的散文理念产生了一些分歧，以赵秉文、王若虚为代表的平易派以通达的视野看待奇古文风，赵秉文认为“文章不可执一体，有时奇古，有时平淡，何拘？”[20]87，“文以意为主，辞以达意而已”[6]578，他秉持着通达的观念，对奇古文风持包容态度，倡导一种随物赋形的达意之文。王若虚也表达了类似观点：“若以文章正理论之，亦惟适其宜而已”[1]438，认为只要表达恰当适宜即可，不必刻意追新求奇，他还强调文章应求真求实、自然流露，认为“文章岂有繁简？要当如风行水上，出于自然”[1]236。以李纯甫为代表的奇古派则“不作浅弱语”，刻意追新求奇，他“教后学为文，欲自成一家，每曰：‘当别转一路，勿随人脚跟。’故多喜奇怪，然其文亦不出庄、左、柳、苏，诗不出卢仝、李贺”[20]87。李纯甫“雅喜推借后进”，号称“当世龙门”[20]7，许多举子追随他游学，学习他的奇古文风，雷渊、宋九嘉就是他的追随者，他们两个的文章都以奇见称，一时之间，奇古文风席卷文坛。

《归潜志》[20]8中赵秉文曾评价李纯甫“之纯文字止一体”，王若虚曾批评道：“之纯虽才高，好作险句怪语，无意味”[20]88。苏文的“奇”是“奇古”派学习的对象，这也是苏文英气的一面，王若虚推崇苏文的正统地位，肯定苏文的英气，认为苏文的“奇”是自出胸臆、自然流露的，是具有创造生命力的，并不是绞尽脑汁搜求出来的或刻意追求的尖峭，是苏文艺术成就高的表现，而模仿苏轼的人加工得来的“奇”只能争得一时虚名。同时，王若虚认为苏文和气不少的观点也是在提示：奇古派的学习对象不只有雄放劲峭的一面，也有平易自然的一面，他们应该全面地学习，而不是一味地追求奇峭。可以说，王若虚的苏文“和气说”为金代文风健康发展指出了方向。

4 结语

王若虚对苏轼文风“和气”与“英气”并长的认识是客观的、符合实际的，这一命题超越了宋、金学者对苏文风格的认识，为认识苏轼文风提供了新的审美视角。这一观点强调了苏文的“兼美”意义，将苏轼文风归于文脉正统，把苏轼的文章推到了“无复遗恨”的地位，这不仅有助于弥补南宋苏文风格批评的局限，某种意义上还对扭转金朝追新求奇的潮流做出了努力，为后世全面观照苏文提供了启发，也为集唐宋古文之大成的苏文得以更广泛地传播打下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