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佳

（中国传媒大学 人文学院，北京 100024）

0 引言

《文辨》[1]是王若虚在其著作《滹南遗老集》中专门评述作家及其文章的部分，分为四卷，涉及对苏轼批评的内容有二十七条。其中，从宏观角度对苏轼文体、文法、文风进行辩护的有五条，从微观角度对具体某篇苏文的用字遣词、行文逻辑进行指摘的有十条，涉及到韩苏、欧苏等大家比较的有四条，对苏轼文学观点进行评价的有两条。除此之外，还有六条内容是对苏轼具体文章的简评、对苏轼一些与文相关事迹真伪的看法等，较为零碎，不再一一细致分析。整体而言，如《四库全书总目》的评价“《文辨》宗苏轼”[2]，王若虚在《文辨》中展现出推崇苏轼的论文基本倾向。

1 对苏轼文体、文法、文风方面的辩护

在《文辨》中，王若虚从宏观角度把握住了苏文的精髓内涵，对苏轼的文体、文法和文风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辩护。

1.1 文体论

宋代的破体形式包含以文为诗、以诗为词等，苏轼可谓破体为文的代表人物。对于苏轼这种破体行为，陈师道是持反对意见的。他在《后山诗话》中对此批判道：“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3]。陈师道所说的“本色”论是在当时宋人中颇为盛行的一种说法，即辨体尊体论，“强调的‘本色’即是文体的质的规定性”[4]。王若虚对陈师道的观点进行了反驳：“盖文之大体，固有不同，而其理则一。殆后山妄为分别，正犹评东坡以诗为词也，且宋文视汉唐百体皆异，其开廓横放，自一代之变，而后山独怪其一二，何邪”[1]426。他认为，文体虽然不同，但是道理是相通的。所以，无论是今人混用记、论两种文体，还是苏轼“以诗为词”，都无关文章大体，因而不足为病。他进而发出疑问：宋代各种文体较汉唐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文体互参本就是这个时代的一大特色，为什么陈师道特意对苏轼的“以诗为词”进行批判呢？王若虚通过反驳陈师道的观点，肯定了苏轼的“以诗为词”，肯定了破体的合理性。

王安石是宋代主张辨体尊体的代表人物之一，黄庭坚曾评价“荆公评文章，常先体制而后文之工拙”[5]。秉持着“文章以体制为先”的观念，他对苏轼的文体混用颇有微词，评价苏轼的《醉白堂记》“此乃是韩白优劣论”[1]440。王若虚对此回应道：“盖以拟伦之语差多，故戏云尔，而后人遂为口实，夫文岂有定法哉？意所至则为之，题意适然，殊无害也”[1]440。他承认《醉白堂记》中有较多议论的内容，但他觉得这是正常的，王安石的评论里玩笑意味深厚，后人不应信以为真。

对文章之体，王若虚提出：“定体则无，大体须有”[1]452。吴承学对此解释道：“这是一种辩证的观点：‘大体须有’，故应辨体；‘定体则无’，故可破体……承认文之大体，同样也应该允许别体和变体，允许在‘大体’基础上的风格多样化”[6]。一方面，文体之间没有完全无法跨越的鸿沟，文章的体制规范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可以打破和改变的；另一方面，文体之间有相对独立性和区别性，一篇文章需要有大致的体制规范。由此可见，王若虚秉持的是一种辩证开放、灵活变通的文体观，这也是他肯定苏轼“破体”的重要原因。

1.2 文法论

在《王若虚集》[1]443的《文辨》一文中，王若虚对苏轼的文法也给予了高度肯定：

东坡自言其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滔滔汨汨，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自知。所知者，当行于所当行，而止于不可不止。论者或讥其太夸，予谓唯坡可以当之。夫以一日千里之势，随物赋形之能，而理尽辄止，未尝以驰骋自喜，此其横放超迈而不失为精纯也邪？

苏轼凭借文学家对生活的超强敏感度，发现了水的特征与文学创作之间的相似之处，并借助水的物理性质与形态特征生动描绘出了自己的创作体验。他认为自己文思如泉涌且气势汹汹，文法也如同水一般“因物以赋形”，强调创作顺应物体自身真实的形象和特质，不拘于创作之法而又暗合法度。一些论者认为苏轼此番自评颇为夸张，但王若虚抓住了苏文纵横自如、可行可止、因物为形的内涵精髓，认为苏轼当之无愧。

王若虚少从舅舅周昂治学，在周昂“文章以意为主”[7]2730观点的影响下，他在文章创作上属主意一派，提出“夫文岂有定法哉？意所至则为之，题意适然，殊无害也”[1]440。他认为文无定法，写作不应拘泥限制于文法和体式，而应该跟随自己的思想、情感、意愿自由灵活地创作。当然，在以“意”为主导下的创作并不是毫无节制、无所顾忌的，需要达到“题意适然”的标准。王若虚的这种“无定法”“以意主”的文法思想与苏轼的“行云流水”“随物赋形”的为文主张是相互契合的。

1.3 文风论

王若虚[1]443评价苏轼为文说道：

东坡之文，具万变而一以贯之者也。为四六而无俳谐偶俪之弊；为小词而无脂粉纤艳之失；楚辞则略依仿其步骤，而不以夺机杼为工；禅语则姑为谈笑之资，而不以穷葛藤为胜。此其所以独兼众作，莫可端倪，而世或谓四六不精于汪藻，小词不工于少游，禅语、楚辞不深于鲁直，岂知东坡也哉？

苏轼为文可谓千变万化、兼善众体，但一以贯之。无论是“无俳谐偶俪之弊”“无脂粉纤艳之失”，还是“不以夺机杼为工”“不以穷葛藤为胜”，都表明苏文体现出的是一种与雕琢浮艳相反的平易自然的风格。这种平易自然的风格是苏轼为文贯穿始终的，也是王若虚认为苏轼各种文体创作皆不输于其他大家的重要原因。虽然王若虚最后“苏轼四六精于汪藻，小词工于少游，禅语、楚辞深于鲁直”的观点有失公正，属一己之见，但再次展现出他对苏轼文学成就和文章风格的肯定。

对文风的认识和追求，王若虚也颇受舅舅周昂影响。周昂认为为文“雕琢太甚，则伤其全。经营过深，则失其本”[1]462。王若虚深以为然：“吾舅周君德卿尝云：‘凡文章，巧于外而拙于内者，可以惊内筵而不可适独坐，可以取口称而不可得首肯。’至哉！其名言也”[1]450。王若虚主张：“凡文章，须是典实过于浮华，平易多于奇险，始为知本”[1]452。他追求尊崇典实平易的文风，然而在“金朝取士，止以词赋为重”[8]的科举环境下，时人醉心钻研四六，文坛被雕琢甚深、华丽奇险的风气笼罩。王若虚极其厌恶四六，曾愤慨道“四六，文章之病也”[1]450。他认为，欲除去四六“偶俪甚恶”之气，“必当为欧、苏之横放”[1]450，即使四六这种文体因此消亡，“亦何足惜也”[1]450。王若虚此番议论虽有偏激之处，但可看出其对苏轼横放文风的重视和推崇。

综合看，王若虚认为苏轼的作品不受外在文体、文法的束缚，流露出他真实自然的情感，蕴含着浓厚的人格魅力。而王若虚在舅舅周昂文学观念的影响下所推崇的辩证灵活的文体观、不受拘束的文法和横放自然的文风，与苏轼的创作实践是密切贴合的。于《文辨》中，王若虚通过反驳陈师道、王安石和某些“讥者”“世人”的观点，展现出对苏轼文体、文法、文风方面的辩护和肯定。

2 对苏轼用字遣词、行文逻辑方面的指摘

王若虚评价苏文，除了宏观角度上的把握以外，还有微观角度上的揣摩。两个角度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文辨》苏轼批评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针对苏轼用字遣词、行文逻辑上的不足，王若虚提出了自己的批评和意见，展现出认真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客观公允的评价原则。

2.1 用字遣词的指摘

王若虚非常认可文章语言的简洁明了。在《文辨》中，在对韩愈的具体文章的语句进行评价时，他多次提出“……不须用”“……当削去之”“多却……”；针对欧阳修的用语冗杂问题，他指出：“欧公散文自为一代之祖，而所不足者，精洁峻健耳”[1]438。对于苏文，王若虚认为也存在着语言赘余的问题。比如，对于苏轼的《超然台记》，王若虚则认为：“‘子由闻而赋之，且名其台曰‘超然’，不须‘其台’字，但作‘名之’可也”[1]441。

但他并未一味追求语言的精炼。晋代张辅认为司马迁仅用五十万字叙述了上下三千年的历史，而班固仅仅叙述两百年的历史，就用了八十万字，“繁省不同，优劣可知”[1]407。对于张辅以文字的繁简来评判司马迁与班固作品的优劣，王若虚认为是极其肤浅的“儿童之见”，并指出司马迁《史记》内容虽有三千年的时间跨度，但记载的人物和事迹“寂寥残缺，首尾不全，往往不能成传”[1]407。对文章语言，王若虚认为“惟适其宜而已”[1]438，即根据表达的需要来确定打磨语言，过度追求语言的简练，将会产生“俭陋而不足观”[1]438的弊病。基于此原则，王若虚非常关注苏轼用字遣词上的适宜性和准确性，多用“不安”“不妥”等评语。对《祭欧公文》中的“奄一去而莫予追”，他认为：“‘予’字不安，去之可”[1]442。对《潮州韩文公庙碑》中的“其不眷恋于潮也审矣”，他则说明“审”字应该作“必”字，因为“必”表示的是一种料度，而“审”表示的则是一种证验。对于这种用字不当的问题，王若虚更是持十分严谨的态度：“差之毫厘，而实若白黑也”[1]441。此外，对《超然台记》中的“求祸而辞福，岂人之情也哉？物有以蔽之矣”，成都府《大悲阁记》中的：“发皆吾头，而不能为头之用；手足皆吾身，而不能具身之智，则物有以乱之矣”和《韩文公庙碑》中的“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亡者矣”等三篇文章中的三个以“矣”字结束的句子，他则指出：“此三‘矣’字皆不妥”[1]442。

2.2 行文逻辑的指摘

除了具体细微的字词批评，王若虚也将视野拓展到了苏文整体的谋篇布局和行文逻辑上。苏轼在《超然台记》有言“美恶之辨战乎中，去取之择交乎前”，王若虚认为此句为文逻辑不对，认为“美恶之辨交于前，去取之择战乎中”更好[1]441。而对于《赤壁后赋》，王若虚认为从“梦一道士”至“道士顾笑”，是苏轼睡醒后追忆的词语，而“畴昔之夜，飞鸣过我者”却是睡梦中的问答语，根据逻辑顺序来看，“盖‘呜呼噫嘻’上少‘勾唤’字”[1]441-442。除此之外，《黠鼠赋》也有前后称呼混乱和说理逻辑不通的问题，王若虚对此进行了细致说明：一方面，“东坡《黠鼠赋》始称‘苏子’而后称‘予’”[1]417；另一方面，对于“吾闻有生莫智于人，扰龙伐蛟，登龟狩麟，役万物而君之。卒见使于一鼠，堕此虫之计中，惊脱兔于处女”[1]442，王若虚则认为“役万物”展现出的是人类整体的智慧，而“见使于鼠”仅仅是一个人的事情，二者之间无法形成逻辑上融洽的承接。

对于苏轼的用字遣词、行文逻辑，王若虚也有肯定和维护之处。对于苏轼《杞菊赋》中的“或糠核而瓠肥，或粱肉而墨瘦”，诸版本皆相同，但王若虚在观看秘府所藏苏轼手写此赋后，发现并无“瓠”“墨”两字，认为“固当胜也”[1]403。除此之外，对于“或疑《前赤壁赋》所用‘客’字不明”的情况，王若虚也表示：“始与泛舟，及举酒属之者，众客也；其后吹洞箫而酬答者，一人耳。此固易见，复何疑哉”[1]441。由此更加体现出其论文态度的严谨性和客观性。

王若虚注重从用字遣词、行文逻辑角度评价苏轼，一方面受其职业身份、学术习惯的影响。王若虚于金承安二年（1197）擢经义进士，以经学名家，后入为国史院编修官，与雷渊同修《宣宗实录》[7]2737。在此基础上，他在论文过程中展现出了经学家与史学家注重辨析、思维严谨的特点。另一方面，“金代文学是在北宋文学的直接沾溉下发展起来的，它与南宋文学同源而异趋，由于地域和政权的因素，金代学者往往能够有一个比较独立的立场和眼光来审视汉族政权谱系下的文学发展，对很多宋人习焉而不察的错误有所发现”[9]，王若虚对苏轼用字遣词、行文逻辑方面的指摘，是其站在客观立场审视北宋文学的重要体现。

但王若虚在《文辨》中从微观层面对苏轼文章字、词、句的斟酌与评价，存在不足之处。

比如，王其秀在《王若虚语言学研究》中就提出：王若虚因不明叙论并行例而对苏轼评价出现失误[10]。古代文学作品中，作者记事之词与故事人物所言之语中间往往不出现“曰”等转换标志，清代学者俞樾在《古书疑义举例》中称这种叙事方式为“叙论并行例”，举例僖公三十三年《左传》：“秦伯素服郊次，乡师而哭曰：‘孤违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过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11]。其中，“不替孟明”是作者记叙“秦穆公继续任用孟明”此事之语，而“孤之过也”此句为秦穆公语，二者之间并没有“曰”等转换标志，但并不影响整体文意的理解，这是古代的一种行文特点。而对于苏轼《赤壁后赋》，王若虚评价：“自‘梦一道士’至‘道士顾笑’，皆觉后追记之辞也，而所谓‘畴昔之夜，飞鸣过我者’，却是梦中问答语，盖‘呜呼噫嘻’上少‘勾唤’字”[1]441-442。从行文逻辑上来讲，王若虚的评价是十分合理的，但他未考虑到“叙论并行例”这种行文方式从而出现了理解偏差。

再比如，王若虚以模糊不清的标准评价苏轼用字不妥。对于《超然台记》、成都府《大悲阁记》和《韩文公庙碑》等三篇文章中的三个以“矣”字结束的句子，他批评道：“此三‘矣’字皆不妥，明者自见，盖难以言说也”[1]442。对于“矣”这一语气词，大多数学者强调它表示已然或者将然的动态用法，并与表示静态的“也”字相区分，如王力便认为：“如果说‘也’字是静态的描写的话，那么，‘矣’字就是动态的叙述，它告诉人们一种新的情况”[12]301-302。他将“矣”的基本功能大体分为四类，分别为：表示已经发生的情况，如“不幸短命死矣”（《论语·雍也》）；表示已经存在的状态，如“若是则夫子过孟贲远矣”（《孟子·公孙丑上》）；表示必然产生的结果，如“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表示可引出的结论，如“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庄子·养生主》）。至于“也”字，作为静态描写的基础上，可表示一种解释或说明，如“我讳穷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时也”（《庄子·秋水》）[12]296。而苏轼《超然台记》中的“物有以蔽之矣”是对“求祸而辞福”情况产生的解释，成都府《大悲阁记》中的“则物有以乱之矣”也是对“发皆吾头，而不能为头之用；手足皆吾身，而不能具身之智”出现的解释，而《韩文公庙碑》中的“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亡者矣”是对“是孰使之然哉？”的回答说明，由此，三个句子的“矣”字改为“也”字更加合适。但“矣”字也可以单纯表现一种确定的语气，如“在天如何？天有百官，有众星。天施气，而众星布精，天所施气，众星之气在其中矣”（《论衡·命义》），只是这种用法比较少，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三个句子中的“矣”字也是合适的。综合来看，此问题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而王若虚认为三处“矣”字皆不妥，但对于“不妥”的内涵，他却给予了“明者自见，盖难以言说也”[1]442的说法，评判标准模糊不清，也没有更进一步的说明，令人怀疑其评判的合理性和公正性。

3 韩苏、欧苏比较及对苏轼文学观点的批评

王若虚评价苏轼时，经常将其与韩愈、欧阳修等人进行比较。韩愈和欧阳修作为唐宋八大家的代表人物，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而王若虚论及韩苏、欧苏比较时，认为苏轼毫不逊色于前辈大家，给予苏文充分的肯定，展现出他对苏文的至高推崇。在比较过程中，王若虚对苏文的特点也进行了进一步的阐释，体现出对苏文的深刻理解和把握。

《王若虚集》[1]428的《文辨》一文中论及韩苏比较：

东坡尝欲效退之《送李愿序》作一文，每执笔辄罢，因笑曰：“不若且让退之独步。”此诚有所让耶？抑其实不能邪？盖亦一时之戏语耳。古之作者各有名家，其所长不可强，而独其优劣不可比拟而定也。自今观之，坡文及此者岂少哉？然使其必模仿而成，亦未必可贵也。

面对苏轼所言“让退之独步”，王若虚认为这只是苏轼一时开的玩笑罢了，并说明大家各有所长、无法比较，强调了作家主体的独特性，但涉及的实际是“韩苏优劣论”[13]155。最后所言“自今观之，坡文及此者岂少哉？”说明了王若虚认为苏轼所作与韩愈相当的文章并不在少数，苏轼的为文水平不比韩愈弱，展现出他对苏轼文学能力和创新性的肯定。

对“欧苏”，王若虚持“崇欧尊苏”态度的，元好问曾评价其“文以欧苏为正脉”[1]862，他自己也曾谈到“必当为欧、苏之横放”[1]450以抗四六偶俪之气，表现了对欧苏二人横放自然文风的推崇。但在《王若虚集》[1]439-440的《文辨》一文中谈及欧、苏对比时，王若虚则旗帜鲜明，呈现出对苏轼的偏爱：

邵公济云：“欧公之文，和气多英气少；东坡之文，英气多和气少。”其论欧公似矣，若东坡，岂少和气者哉？文至东坡，无复遗恨矣。

赵周臣云：“党世杰尝云：‘文当以欧阳子为正，东坡虽出奇，非文之正。’”定是谬语。欧文信极，讵可及坡？坡冠绝古今，吾未见其过正也。”

“气”是中国古代文学领域内非常重要的范畴。曹丕曾在《典论·论文》中提出“文以气为主”的命题，之后的历代文学家们都非常重视“气”在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中的作用。宋人邵博用“和气”“英气”评论欧文和苏文。王若虚肯定了邵博对欧文“和气多英气少”的评价，但否认了对苏文“英气多和气少”的看法，认为苏文和气不少，且英气和气兼盛。对“和气”“英气”的内涵，王若虚没有给予说明。赵秉文曾用“和气”评价过欧文：“欧阳公之文，如春风和气，鼓舞动荡，了无痕迹，使读之不厌，凡此皆文章之正也”[14]。赵秉文解释了“和气”如春风般鼓舞人心而温柔舒心的特性，并将“和气”与“文章之正”联系在了一起。王永则点明：“‘和气’与‘英气’关涉着‘正’和‘奇’辩证关系”[13]150。洪本健在《欧阳修的“和气”与“六一风神”》中更是指出：“所谓英气，指锐气、豪气、英武之气、刚明秀发之气”“和气，指温和、温柔、温润之气，多含蓄与涵容”[15]。可见，王若虚认为苏轼文中包含锐气、豪气，同时不乏温润、温和之气。对于党怀英评欧苏文的“奇”“正”论，王若虚也不以为然，而以苏文为文之正。由上可知，王若虚认为苏轼比欧阳修更胜一筹，他给予了苏文至高的肯定和推崇。

除此之外，王若虚对苏轼的一些文学观点也进行了评价。苏轼不好《史记》，曾指责司马迁“不知习俗”[1]406“其文已不逮先秦古书”[1]406。陈师道、黄庭坚等人对此甚是不解，陈师道曾对苏轼不喜《史记》作出评价：“余每与黄鲁直怪叹以为异事”[1]406。而王若虚对此却不以为怪，他对待《史记》的态度可谓与苏轼达成了一致，他认为“司马迁之法最疏，开卷令人不乐”[1]406，然而千古文人却一向推崇史记，没有人指出其不足之处。在《滹南遗老集》九卷至十九卷的《史记》辨惑中，王若虚对司马迁为文中存在的采摭之误、取舍不当、议论不当、文势不相承、姓名冗杂等多种问题更是进行了有理有据的严格分析。对待陈师道、黄庭坚以苏轼不好《史记》为怪一事，他发出了“呜呼，吾亦以千古雷同者为不可晓也，安得如苏公者与之语此哉？”[1]406的感慨。他认为《史记》文法粗疏，并站在陈、黄二人的对立处对苏轼不好《史记》的观点给予了强烈支持，展现出了与苏轼高度的文学默契。

王若虚对苏轼的文学观点也有质疑之处。苏轼曾批判韩愈作品《画记》“仅似甲乙账，了无可观”[1]413。王若虚一方面对苏轼的观点给予了解释：“或谓此退之最得意之文，则过矣”[1]413，所以苏轼“不得不辨”；但另一方面，他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韩文享誉古今，说明韩愈绝对不是“不知体”之人。韩愈之所以详细记述画中的人物，只是担心他们繁多的品数、不一的状态不能为后人所见，对此“不必以寻常体制绳之也”[1]414。王若虚对韩愈的创作心态进行了阐释，并展现出开放灵活的文体观，最后对苏轼观点也进行了“然其贬之不已甚乎”[1]414的批评。所以，王若虚对苏轼文学观点的评价包含着自己的理性思考，是较为公正合理的。

4 结语

王若虚在《滹南遗老集·文辨》中肯定赞赏了苏轼辩证灵活的文体观、不受拘束的文法以及横放自然的文风，对苏轼的用字遣词和文学观点等方面也不乏指摘之处，总体态度是客观公允的。在论及韩苏、欧苏比较时，更是鲜明地表达了更加“崇苏”的倾向。王若虚对苏轼的欣赏，不仅是“苏学盛于北”文化氛围影响的结果，还是两位文人人格魅力相吸引、文学观点相契合的结果。王若虚的“文至东坡，无复遗恨矣”[1]439“坡冠绝古今，吾未见其过正也”[1]440等评论可以说继承和发展了金初宇文虚中、吴激、蔡松年，金代中叶周昂、蔡珪、王庭筠和金代后期赵秉文等人推崇苏轼的观点，在与两宋学者的对话中巩固确立了苏文至高的文学地位，构成了苏学北渐中最为坚实的部分，在苏轼金代传播接受史上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