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莉

[摘要]本文基于以浙版传媒为代表的浙江出版业的版权贸易数据，围绕“一带一路”倡议下浙版图书的版权贸易情况，采用文献研究、深度访谈等方法，探究浙版图书版权贸易的实践空间，为中国出版“走出去”的路径建构和国际表达提供参照。

[关键词]图书版权贸易;“一带一路”;浙版图书

浙版图书经过20世纪90年代的初探阶段，近些年依托政策的支持实现了版权贸易范围的拓展和质量、数量的突飞猛进。尤其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通过一系列政策和文化交流活动，以浙版传媒为代表的浙版图书与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了广泛联系。2021年7月23日，浙版传媒登陆A股市场，成功挂牌上市。这无疑为图书版权贸易植入新引擎，提供新动能。

然而，如今国际环境波谲云诡，周边国家关系复杂敏感，再加上新冠肺炎疫情的反复变化，以及“逆全球化”风潮抬头，对外文化交流与传播面临更多不确定、复杂性因素，如何在“走出去”上提质增效，是当前和未来浙版图书版权贸易的重中之重。

一、浙版图书版权贸易的实践概况

（一）图书版权贸易活跃，合作向纵深推进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浙版图书“走出去”提供了新的发展动力，政策的持续引导助推浙版图书版权合作向纵深拓展。从浙版图书的实践来看，浙江图书出版业的对外版权贸易数量整体保持上扬态势，在全国出版行业中保持版权输出优势。以浙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版传媒”）为例，2015—2019年其图书引进和输出总量维持在均值600余项，引进输出比保持基本平衡。2019年，浙版图书版权输出数量为337项，引进输出比为0.88∶1，与2019年我国图书版权引进输出比1.15∶1相比较，浙版传媒呈现微弱的贸易顺差。2020年，浙版传媒版权输出351项，输出范围涵盖38个国家和地区，形成较为广泛的版权贸易合作圈。

“丝路书香工程”作为我国新闻出版业唯一一个进入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重大战略项目，其旨在加快推动中国精品图书、汉语教材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版发行，广泛传播中国故事。在2021年丝路书香工程入选项目中，有130家出版机构共324种图书入选。浙江图书出版业共入选23项，涵盖16个语种，内容涉及主题、文化、科技、文学、少儿等方向。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图书版权贸易中，浙版图书具有明显的优势。

从浙版图书的活动足迹来看，浙版图书已形成了稳定而广泛的对外贸易圈。其主要集中在欧美国家的主流图书市场，并向周边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辐射，尤其是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现了版权贸易的重大突破。近些年，浙版图书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如东盟的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越南等，南亚的尼泊尔、印度等，西亚的伊朗、沙特阿拉伯等，中东欧的罗马尼亚、波兰等，东亚的蒙古国等进行版权贸易输出，并占据较大比重。

就整体而言，浙版图书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有了较大的跃升，尤其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浙版图书在版权贸易频次、传播深度广度、平台搭建等方面均实现了重大进展，为图书对外传播新格局的构建贡献了浙江力量。

（二）全力突破现有局限，形成出版“走出去”矩阵

浙版图书聚焦主业，不断突破内容、形式的局限，加大融合创新类产品的开发，已形成以浙版传媒、浙江大学出版社为代表的出版“走出去”矩阵。

在第28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由浙江教育出版社集团打造的《血与火：新中国是这样炼成的》党史动漫专题片举行了多语种版权输出签约仪式，与俄罗斯、罗马尼亚实现新一轮的版权输出，这是浙江教育出版社集团首次涉及动漫作品的版权输出，无疑是浙版图书在内容、形式上的一次重大突破。其精心打造的科普读物《中国大科学装置出版工程》也是我国首次全面介绍国内科技领域最前沿的大科学装置图书，填补了相关领域的出版空白，且该读物的英文版、德文版、俄语版、印尼语版等顺利实现版权输出。

浙江人民出版社以主题出版为抓手，在内容、形式上狠下功夫，努力形成浙版标识的品牌优势。其出版的《之江新语》中文版发行量近400万册，并出版了英文、德文、西文、日文、法文等版本，还重磅推出《红船精神问答》，输出到印度、罗马尼亚、尼泊尔、埃及等国家。其推出的《心无百姓莫为官—精准脱贫的下姜模式》以报告文学的形式首次展现了大国小村脱贫，该社还与尼泊尔、埃及、罗马尼亚等国的出版社签订了该书的版权输出协议，为世界读懂中国提供了新颖视角与精彩表达。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面向市场化进行版权输出，以绘本类、探险类等题材、形式抢滩国际市场，在浙版图书对外版权输出中占据半壁江山。由该社打造的儿童科普图画书《病毒病毒快走开》英文版、印地语版等一经上市，受到广大读者喜爱，其中的“七步洗手法”被制成短视频并通过社交媒体平台传播，获得受众广泛关注。

浙江文艺出版社网络文学的出海成效初显，在东南亚国家如泰国、越南等市场颇受欢迎。近几年，其推出的《后宫·甄嬛传》《芈月传》《沥川往事》以及麦家系列作品等在影视剧IP热潮的带动下热销海外。

少儿、文学艺术、科技医学、历史文化等多个板块构成的浙版图书，以丰富的图书品类、创新性的内容形式推动了版权贸易的多元合作和文化交流，尤其为助力全球抗疫展现了我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出版担当。

（三）创新国际合作新形态，破局后疫情时代的版权贸易困境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出版社由以往的线下书展转向线上推广，对线上信息的依赖程度有所提高，而渠道不畅、沟通不便对版权合作造成的诸多障碍也倒逼图书出版业进行合作模式变革，促进了以数字出版和线上贸易为核心的全新国际合作出版新形态的成长。

浙江大学出版社以学术出版为主体，积极组织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学术出版合作，建设“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学术出版合作共同体。同时，浙江大学期刊率先接轨国际数字出版技术规范，融入全球开放获取的潮流，采用开放获取出版模式[1]。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浙江大学出版社将李兰娟院士的《重大传染病规模化现场流行病学和干预研究标准操作规程》等涉及重大传染病领域的图书，通过互联网免费传播阅讀，并组织推出一批抗疫图书，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临床救治手册—浙大一院临床实践经验》以11个语种电子版在圣智学习集团Gale公司全球平台发布[2]。

浙版传媒在“走出去”方面探索了一条本土化特色之路。早在2015年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就已成功进入国际图书市场，全资收购澳大利亚新前沿出版社，随后又在英国伦敦设立分公司。浙江出版联合集团与欧洲时报社合资成立“东方书局”，又在东京成立了浙江出版联合集团东京分社。浙版传媒以本土化战略打造立体化、全方位的国际合作出版模式。此外，其还利用数字出版资源优势，实施“海外中小学移动数字图书馆”，采用“数字平台+移动终端+数字图书+数字化阅读”形式，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推送适合当地中小学的中国经典文学作品[3]。

二、“一带一路”图书版权贸易的困境

（一）与主流市场存在差距，文化鸿沟难以弥合

总体来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部分都是发展中国家，语种多样、文化差异较大，图书发行量相对较小，经济投入产出比回报小，国际合作出版动力不足。

根据笔者对浙版传媒版贸工作人员的访谈了解到，主题出版的对外传播效果不足，究其原因，文化差异是一个重要考量。由于文化差异形成文化传播壁垒，导致图书出版海外市场准入门槛较高，具有深厚中国文化背景的传统文化类图书、文学类图书、主题类图书常常会出现“文化折扣”现象，难以有效传播，不易达成文化交流的目的。

（二）内容缺乏顶层设计，没有形成系统规划

在出版机构海外市场商业化发展不够充分的背景下，出版机构面临不确定的海外市场需求和文化差异导致的文化输出不畅等挑战，我国政府从顶层设计上为中国出版“走出去”规划了发展蓝图，承担着发起者的角色。

在选题策划上，出版机构更注重政策上的支持和资金上的资助，向重大项目的申报重点靠拢。这种结果导向造成出版机构在心理上和行动上的依赖，市场化运作动力不足，海外传播力量薄弱，甚至无法形成一支强有力的出版队伍。据浙版传媒版贸人员介绍，其所在的出版社版权贸易以主题出版为主，且80%以上的项目依靠政府资助和集团配比的专项资金来支持完成。

此外，由于各出版社相对独立，难以形成协同机制、系统规划，图书内容容易出现交叉重叠，难以拓展对外传播的深度和广度，未能实现文化传播的落地生根。

（三）传播效果局限，文化交流的影响力有待商榷

与大多数出版机构一样，浙版图书在对外传播上也存在“以我为主”、自娱自乐的倾向，未能根据海外读者的兴趣与需求实施有针对性的海外出版发行战略。加之中国特有的文化背景，中国作品转译需要编码、解码，把抽象的文化符号转化为通俗易懂的语句，以避免“自说自话”。

笔者对浙版传媒调研发现，在认知层面、实际操作层面上，出版社并没有充分重视对外传播的效果，甚至不少出版社忽略了图书版权贸易的推手—版权代理的必要性。这不仅由于出版社所占有的海外资源有限，而且因文化产品常常会“水土不服”而导致文化传播受阻。因此，作为承担文化传播重要任务的出版机构，其在语言、渠道可及的情况下，应更多地关注如何配置传播要素来弥合文化背景、价值观念所产生的隔阂，以形成双向的互动传播，提升对外传播的引导力、影响力。

三、浙版图书版权贸易的破局之道

从浙版图书的对外发展格局来看，图书的对外版权贸易范围逐渐扩大，但仍存在典型的二八效应，呈现区域集中化倾向，小语种图书市场则处于待开拓状态;虽然浙版图书呈现比较性优势，但是与我国整体格局相比，“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版权贸易所占体量仍然较小;图书对外版权输出的内容零散、缺乏系统性，在合作的常态化、内容的有效供给、传播的效果上还有待进一步探索和深化。

（一）从版贸工作的顶层设计出发，多端发力应对后疫情时代的出版变局

中国出版“走出去”的动力既包含“参与全球文明对话的文化普遍主义的诉求愿望”，又包括“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中国文化的特殊使命”[4]。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肆虐，严重扰乱出版“走出去”的常态化模式，引发国际传播格局的变革。基于此，出版“走出去”应立足国际传播战略层面，发挥出版机构之间的内在联动，合力推进国际传播格局的完善。

就宏观角度而言，浙版图书应发挥“重要窗口”作用，聚焦关键赛道，尤其是抓住数字化转型契机，将版权输出形态从传统单一的图书版权向数字版权、数据库等多种形态转变，将内容输出的重点从政策导向下的主题出版向大众化选题、专业选题等辐射开来，发挥版权贸易的内在联动效应，增强文化传播的触达率，既注重讲好中国故事，又注重从中国视角讲好世界故事，让中国出版“走出去”的过程与中国主体性世界观的生发过程同频共振[5]。

（二）从市场化运作出发，激发图书版贸的活力

在世界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浙版图书须逐渐脱离对政府资助的依赖，突破国际书展活动的局限性与短期性，洞悉国际市场需求，建立常态化的工作模式。

具体而言，浙版图书除了在海外建立出版分社、书店，以文化地标打造出版企业的品牌影响力，以资本力量推动版权贸易、文化传播，更重要的是在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物理空间壁垒下，形成常态化的版权贸易模式，进入市场化运作的新常态，聚焦海外市场需求，从市场调研、海外读者兴趣、宣传运营、影响力等方面建立市场化工作机制，丰富传播意象，形成出版企业的品牌识别系统。比如出版企业可在海外创建文化标志和符号，从以往的“硬”传播向“软”传播迈进，真正彰显文化自信。

（三）以效果评价为导向，形成版权贸易繁荣的内驱力

当前，中国出版“走出去”的传播效果评价机制仍处于空白，浙版图书须抢占先机，建立科学的图书传播效果评价机制，以价值导向、受众反馈、社会影响等为主要指标，建立中国出版高质量“走出去”科学评估体系，为决策和日常实际工作提供数据支撑和服务[6]。这不仅有助于提升版权输出的针对性和成效性，而且有助于提升版贸人员的成就感、获得感。

而数字内容出海成效初显，数字化平台的建设将更能直观地看到版权贸易的效果和反馈，从而助推版权贸易评价标准的塑造。以浙版传媒为代表的浙版图书应充分利用自身优势，树立版权贸易成效评价体系，促使中国文化传播有的放矢地“走出去”“走进去”。

四、结语

浙版图书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无论是从范围、数量上，还是从质量上，都具有较大的实践空间。从讲好中国故事、参与文明对话的传播大局出发，浙江图书出版业想要突破现有瓶颈，就必须打通传播壁垒，突破局限，发挥内在联动效应，对传播内容、渠道进行战略规划和顶层设计，建立出版“走出去”效果评价体系，由消极被动向主动谋划转变，从满足需求向创造需求努力，在差异化、细分化市场中另辟蹊径，抓住数字化转型契机，全力推进图书出版对外传播的高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

[1]褚超孚.融入全球高端学术生态，构建“一带一路”传播体系[J].新阅读，2021（10）：34-35.

[2]章红雨，尹琨.后疫情时代国际合作出版呈现新形态[N].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021-09-28.

[3]刘莹晨.全方位促进出版对外交流合作，助力出版“一带一路”建设：以丝路书香工程企业自主申报项目为例[J].出版广角，2021（20）：34-37.

[4]张丽燕，韩素梅.“全球场”：出版走出去的逻辑起点与路径层次[J].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04）：131-135，139.

[5]王大可，李本乾.“逆全球化”下国际传播变局与中国出版“走出去”实践空间[J].中國编辑，2021（06）：18-22.

[6]裴永刚，张消夏.双循环新格局下中国出版高质量“走出去”的价值链构建探析[J].编辑之友，2021（11）：2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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