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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休墓《乐舞图》的艺术风格

2022-03-13余娟刘嘉钰

炎黄地理 2022年1期
关键词:乐师墓室乐舞

余娟 刘嘉钰

唐韩休墓《乐舞图》保存完整、内容丰富、规模巨大、绘制技法娴熟,极具时代特色及艺术表现形式,具有较高的价值。文章从《乐舞图》的构图、人物造型、线条及色彩四个方面入手,阐释唐代达官显贵审美特征及其背后的审美文化内涵。

古人对“天人合一”的追求,对原始宗教、阴阳学说的崇拜等思想加以整合,创造出了一套比较完善的丧葬体制和礼俗,而后又随之产生出一批与之相配的图像——墓室壁画。这些墓室壁画作为中国传统壁画的重要一翼,不仅充分展示了古典雅致的美学特征,更使得当时的社会文化、风俗民情等历史内容成为当今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

唐代是我国古代墓室壁画发展的鼎盛时期,迄今公布发掘的壁画墓共计百余座,其中有86座都集中于当时的京畿地区——今陕西关中地区。2014年,位于西安市长安区郭庄村的韩休及其夫人柳氏的合葬墓被发掘。据考古发现,韩休墓《乐舞图》图像清晰、内容独特且绘制精美,为唐代墓室壁画考释提供了大量信息。

韩休墓《乐舞图》中的构图

韩休,字良士,今陕西西安人。他制举入仕,后被举为贤良。曾担任工部侍郎、尚书右丞等职。开元二十八年(740年),韩休病逝,享年六十八岁。其夫人柳氏,出身于河东世家,天宝七年(748)年去世,与韩休合葬于少陵原。绘于韩休墓墓室东壁的《乐舞图》高2.27米,宽3.92米,与墓室西壁的《屏风图》、南壁的《玄武图》相呼应,是迄今所知唐代墓室壁画同类题材中规模最大的一幅。其画面整体外形呈长方形结构,描绘了由14位男女乐师及舞者载歌载舞的宴会场面,仅左侧略有残缺(图1)。笔者根据画面布局将图中人物划分为左侧女乐队、中部舞者、右侧男乐队。左侧女乐队(除一男乐人外)和右侧男乐队分别跪坐于方形地毯之上,中部舞者由一男一女构成,双方都一脚跃起一脚立于毯上似腾跃状。画面中,乐师和舞者生动呼应,乐与舞相互统一。

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曾说:“美的线型和其他一切美的形体,都必须有对称形式”。对称,这种人类最早发现和掌握的美,在墓室壁画《乐舞图》中就得到了恰到好处的展现。在韩休墓《乐舞图》的画面构图上,画师采用三分式构图法,有意识地将东壁纵向分为三个部分,再在画面中央绘上一颗芭蕉树,使得所有人物、柳树、柏树以及花草顽石都以芭蕉树为中心一分为二,大致呈现出对称结构。14个乐师及舞者在布局上疏密得当,同时穿插树木以及花草顽石,使画面生机勃勃,富有意趣。笔者认为,画面中的人物、毯子、树木都是经过精心处理,调节整体布局后有意为之,并非现实生活的再现。《乐舞图》画面中央所绘之树为芭蕉树,其喜温,耐半阴凉,主要分布在福建、海南及云南等地区,因此在西北壁画中十分罕见,也是首次出现在陕西省的古墓壁画之中。画师在画面中央绘之芭蕉树对于韩休来说有何特殊意味?笔者认为有两层意思:芭蕉树通常是来自古人诗词下的描写意象,寓意出一种独特的忧愁和淡淡离别之情,让人不免为之感怀。画师在韩休及其夫人墓中绘此图像,暗示出对于逝者的忧伤以及缅怀;芭蕉树较为高大,本身寓意长寿、健康和平安,画师通过芭蕉树寄情,希望韩休及其夫人在逝后可达极乐世界,远离痛苦和疾病。

据史料记载,与韩休墓同时期的十座墓葬中也绘制有乐舞图,分别是李邕墓、武惠妃墓、李道坚墓、李宪墓、苏思勖墓(图2)、韩森寨雷府君夫人宋氏墓、张去逸墓、高元珪墓、陕棉十厂唐墓、西安南郊金泘沱村唐墓。这些墓室中的乐舞图虽在布局上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都采用三分式构图法且固定分布在墓室东壁,乐舞内容以舞者为中心展开。但韩休墓《乐舞图》在上述共同特征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为双乐舞和左右对称的布局形式,而且在背景中还融入了花草树木。古人云图必有意,画师运用此种构图及表现方式不仅体现出我国传统绘画对画面空间的独特处理方式,还充分展现古人崇尚“天人合一”的和諧原则。

韩休墓《乐舞图》中的人物造型

我国墓室壁画的人物造型艺术有着长久而丰富的发展体系,至唐代达到鼎盛阶段,而韩休墓《乐舞图》正是出现于这一时期。笔者将整幅《乐舞图》中的人物分为女乐师及舞者和男乐师及舞者两大部分,分别从其面部、形体及服饰论述唐代墓室壁画中的人物造型特征。

女乐师及中央女舞者(图3)。画面中,五位女乐人(两人残缺严重,其面部及形态均已无法辨别)其中的四人双腿盘坐于方型地毯之上,为中间的男女舞者伴奏。在人物面部的绘制上,所有人物均为正侧面,且面部短而圆润、嘴型小而饱满、眼睑低垂而细长,再饰以粗阔的一字眉,双颊红艳的妆靥,直观展现出唐朝女性雍容华贵的姿态以及不同于其他朝代的审美趣味。在对人物形体的绘制上,所有人物均头部略大,发髻蓬松下垂,锁骨和肩胛骨下垮呈溜肩,身材丰腴圆润,比例约为六个半头高,其人物形态的丰腴圆润如同现实生活中的人物一样有血有肉,似乎是充满惬意和休闲的优越生活的一种表现。在对人物服饰的绘制上,女乐师和舞者均身着宽大的淡黄色齐胸襦裙垂于地面,半袒前胸,肩上再加之披帛,不仅展现出女子灵动之美,并反应出唐朝时期对于女性身躯丰满的审美,别具一番风味。

男乐师及中央男舞者(图4)。画面分别描绘了一位男子指挥,一位男子起舞,六位乐师奏乐的场景。在形象上,男乐师和舞者普遍眼眸深邃、鼻梁高挺、面部圆润又蓄八字胡须,毛发旺盛而乌黑卷曲,是典型的胡人形象。通过对胡人面部表情的塑造,揭示了其当时激情、享受的内在心理。在形体上,因胡人嗜酒、吃牛羊肉的饮食特点,造就了大部分人体格健壮的特征。《乐舞图》中,从视觉上可以直观看出男乐师及舞者虽身形饱满,体态健壮,比例协调,但身高却与女乐师及舞者基本一致。为什么画面中的人物都呈现出大致相同的身高和体态?笔者认为:胡人本身个子就较矮小,画师根据现实人物造型故作修改,目的是突出女性地位。因在盛唐时期,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大发展和一大批杰出女性的出现,促使女性地位在当时社会得到很大的提升。在服饰上,乐师及舞者均身着圆领窄袖长袍,除画面左下方乐师头戴黑色幞头外,其余都饰以黄色帽子,腰束黑革带,脚蹬黑靴,显得洒脱、轻松、舒适。

韩休墓《乐舞图》中人物造型严谨,动态自然,画家以高度写实的手法,塑造具体人物性格、气质与情态,达到神形兼备的效果。从壁画中人物的外形可以发现,当时社会人物面庞丰腴、身躯肥硕,人们崇尚“丰肥艳丽、热烈放姿”的审美形式,而这种丰腴圆润的魅力丝毫不逊色于其他朝代的苗条瘦弱之美,从而反映出了唐代政治经济繁荣、艺术文化昌盛。

韩休墓《乐舞图》中的线条

韩休墓《乐舞图》墓室壁画艺术主要是以线描和色彩为主要的表现手法。自先秦开始,“线”作为传统绘画艺术中最简练的概括及基本的造型语言,已深深根植于国人的审美习惯之中。从新石器时期彩陶艺术《鹳鱼石斧图》中线描和没骨的出现,到魏晋时期顾恺之《洛神赋图》中线条的“春蚕吐丝”,再到隋唐时期画圣吴道子《天王送子图》中长裙飘舞、款款而行的动感,无一不体现出中国绘画线条的形式美,“以线造型”已经成为中国绘画语言的主要符号。

在韩休墓《乐舞图》中,画师通过对人物线条的塑造,把“以线造型”表现得淋漓尽致。画面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画师运笔刚柔并济,富有不同力度的节奏感,其不只单单勾勒出人物基本轮廓,更是发挥出使画面丰富的表现技巧,将画面中的人物表现出秀而不弱的特点。画师无论是对舞者或乐师面部的表情刻画,抑或是衣纹的处理,都运用了长短、粗细、虚实、浓淡等不同变化的线,去表现人物面部的表情动态、画面结构、人物服饰的质感以及演奏乐器的运动感,从而达到了形神兼备的造型目的,充分体现出不同身份和不同个性特征的人物关系。《乐舞图》中央男女舞者翩翩起舞的情形是全画面中最活跃也是绘制最精彩的地方。其人物表现不仅巧妙运用了刚柔并济、紧贴自身形体的线条之外,更采用了游离于结构之外的淡墨细线,再通过结构和线条的穿插关系,衬托出男女舞者丰盈的体态,赋予其生机与神韵,让观者似乎感觉到静止的舞者伴着音乐又舞动起来。在整个画面中,画师将线条与色彩掌握的颇有分寸,使二者浑然一体且和谐统一,赋予画面一种抒情灵动的气息。

韩休墓《乐舞图》中的色彩

老子在《道德经》中提到“五色令人目盲”,其意思就是缤纷的色彩会过度刺激人的视觉,使人的感观麻木迟钝。旨在反对遮盖事物本质的五颜六色,减淡对颜色的重视。在唐韩休墓《乐舞图》墓室壁画中,画师对色彩的使用建立在自己思想认知和对当时乐舞宴会内容理解的统一之上,从而重视人物表现,减淡对舞者及乐师服饰的色彩及装饰。《乐舞图》整个画面用色极少,以“以形写神”和“气韵生动”作为主要的艺术表现特征。从所剩残色来看,画面中只有玄黄和石绿两个大色系,14个舞者及乐师的服饰均以玄黄为主,背景树木和石头以石绿为主。再将壁画中的人物、地毯、树木以及石头以墨线勾勒,最后用原色晕染和平涂,色调清新雅致,突出线的造型表现能力。画师的这种绘画技巧使人物形象呼之欲出,突出男女乐师和舞者和谐的动态美,再现乐舞场面,仿佛让观者身临其境。在绘画设色浓艳的盛唐时期,画家在《乐舞图》上简淡博彩的绘画风格显得格外新奇出众,给人以一种极具冲击力的视觉印象。

据史料记载,自春秋战国开始,我国以道家学派为代表的古典美学色彩观逐渐形成,至汉唐时期发展为高峰阶段。这种发展主要是将中国传统文化、宗教、哲學与色彩美学思想联系在一起,形成以老庄思想为主的道家色彩观,同时赋予其色彩美学价值。韩休夫人柳氏墓志载:“夫人性与道合,自然明悟,又人晚年好道,深味禅悦”,可见柳氏夫人是崇尚道教的。受当时社会背景影响,同时受柳氏夫人崇尚道教影响,笔者认为画师在绘制其墓室壁画时,充分综合了道家色彩观,并使其思想对整个画面的色彩应用及色彩审美观念产生重要影响。

每个时代都有其各自的审美特征,而唐代开放、包容的景象影响了一批达官显贵的审美观念,形成了其独特的审美样式。笔者通过对韩休墓《乐舞图》的艺术风格描述,不仅能展示出唐代各题材内容中所呈现的社会意识、绘画表现形式等发展,还能使后人更加清晰地认识中国古代绘画在唐代的变革及传承关系。

作者单位:西安外国语大学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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