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从思想文化与文学的视角看，东汉后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歷史时段。政治的深度腐败以及相应的社会全面衰败，导致思想文化发生多元化转向：经学衰颓，道家思想强势回潮，佛教、道教也悄然兴起。东汉后期外戚、中宦和权臣角力争夺、相继专权的政治生态，给士人带来极大的政治风险，不止仕路艰难，甚至危及生命。东汉后期士人的处世心态也因此发生了极大变化：在趋向多元的基本格局中，更多呈现出疏离政权、重生保命的倾向。此种情形，推动东汉后期文学走向了自我和情感，走向了独立自足。

[关键词]东汉后期 思想文化转型 士人心态 重生保命

[作者简介]张峰屹，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开 300071）

[DOI编号]10.13761/j.cnki.cn23-1073/c.2022.02.014

一

东汉后期的朝廷政权，延续安帝以来的基本格局，而且愈演愈烈：皇权旁落依旧，而外戚、中宦沆瀣争斗，几乎全面擅权;到灵帝末年开始，又转而为权臣专权。与之相伴随的，便是东汉政治的深度腐败和社会的全面衰败。

建康元年（144）八月顺帝驾崩，皇后梁妠及其兄大将军梁冀掌控朝政。顺帝子刘炳年二岁即位（史称冲帝），梁太后临朝听政。次年正月，冲帝三岁夭折，太尉李固以为清河王刘蒜年长有德，应立为帝，太后和梁冀不从，力主迎立年仅八岁的刘缵（史称质帝），梁太后依然临朝。本初元年（146）闰六月，梁冀因为质帝聪慧，恐有后患，乃潜行鸩杀。太尉李固、大鸿胪杜乔再主立清河王刘蒜，梁冀仍不肯，罢免李固，选立年仅十五岁的刘志，是为桓帝。（《后汉书》之《顺帝纪》《桓帝纪》《皇后纪》《李杜列传》）梁氏掌控皇帝之废立如是！延熹二年（159）七月，皇后梁莹（梁冀妹）崩，大将军梁冀谋乱。桓帝乃召中宦单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五人共谋，诛杀了梁冀及其亲族党羽。单超等五人同日封侯（时称“五侯”），“自是权归宦官，朝廷日乱矣”。单超转年病卒，而其他“四侯转横。天下为之语曰：‘左回天，具独坐，徐卧虎，唐两墯’”。（《后汉书·单超传》）可见其专擅政权，翻云覆雨，激起天下共愤。

永康元年（167）十二月，桓帝驾崩，寿仅三十六。桓帝无子，皇后窦妙与其父城门校尉窦武定策禁中，迎立解渎亭侯刘苌之子、十二岁的刘宏，是为灵帝。窦武自领大将军，与太傅陈蕃、司徒胡广共监朝政。缘于桓帝后期中宦专权为害，窦武与陈蕃谋划诛除宦官，却先遭毒手：建宁元年（168）九月，中常侍曹节及宦官王甫等十七人，矫诏诛杀大将军窦武、太傅陈蕃及尚书令尹勋等，皆夷其族。皇太后窦妙被迁居南宫。自此，中宦更加恣意擅权，举几个重大事件：其一，中常侍侯览继桓帝末年党锢案之后，再次发动党锢之祸，禁锢天下学士。《后汉书》卷八《灵帝纪》：“（建宁元年）九月辛亥，中常侍曹节矫诏诛太傅陈蕃、大将军窦武及尚书令尹勋、侍中刘瑜、屯骑校尉冯述，皆夷其族。皇太后迁于南宫。”《后汉书》卷七八《宦者列传·曹节》：“时窦太后临朝，后父大将军武与太傅陈蕃谋诛中官，节与长乐五官史朱瑀、从官史共普、张亮、中黄门王尊、长乐谒者腾是等十七人，共矫诏以长乐食监王甫为黄门令，将兵诛武、蕃等。”事情的起因是，侯览与其兄侯参贪腐掠夺成性，前后累以亿计。灵帝建宁初，督邮张俭上奏侯览罪状，并罚没其财产。侯览遂诬陷张俭私为钩党，并牵连长乐少府李膺、太仆杜密等，皆夷灭之。《后汉书》卷八《灵帝纪》：“（建宁二年）冬十月丁亥，中常侍侯览讽有司奏前司空虞放、太仆杜密、长乐少府李膺、司隶校尉朱瑀、颍川太守巴肃、沛相荀昱、河内太守魏朗、山阳太守翟超皆为钩党，下狱，死者百余人，妻子徙边，诸附从者锢及五属。制诏州郡大举钩党，于是天下豪杰及儒学行义者，一切结为党人。”（《后汉书》卷七八《宦者列传·侯览》）其二，曹节、王甫等讽令司隶校尉段颎抓捕千余名反对宦官专权的太学生。起因是：熹平元年（172）六月，窦太后崩。有人在朱雀门书写：“天下大乱，曹节、王甫幽杀太后，常侍侯览多杀党人。公卿皆尸禄，无有忠言者。”曹节等“乃四出逐捕，及太学游生，系者千余人”。（《后汉书》卷七八《宦者列传·曹节》）其三，熹平元年（172）十月，曹节、王甫等诬陷桓帝之弟、渤海王刘悝图谋自立，刘悝自杀，妻子被诛。《后汉书》卷一〇下《灵帝宋皇后纪》：“中常侍王甫枉诛勃海王悝及妃宋氏。”李贤注：“熹平元年，王甫谮悝与中常侍郑飒交通，欲迎立悝。悝自杀，妃死狱中也。”按：刘悝为桓帝胞弟，于建和元年（147）七月被立为渤海王。延熹八年（165）正月，曾因谋反罪被降为廮陶王。永康元年（167）十二月，桓帝临死前又复其位为渤海王（《后汉书》卷七《桓帝纪》）。至灵帝熹平元年（172）十月，“勃海王悝被诬谋反。丁亥，悝及妻子皆自杀”。（《后汉书》卷八《灵帝纪》）其四，刘悝之宋妃是灵帝宋皇后姑，中常侍王甫诬陷其致死，“恐后怨之，乃与太中大夫程阿共构言皇后挟左道祝诅，帝信之”，遂于光和元年（178）十月废宋后，“后自致暴室，以忧死。……父及兄弟并被诛。诸常侍、小黄门在省闼者，皆怜宋氏无辜，共合钱物，收葬废后及酆（后父）父子，归宋氏旧茔皋门亭”。（《后汉书》卷一〇下《灵帝宋皇后纪》）

东汉桓、灵二朝中宦擅权跋扈，实与桓、灵二帝重用宦官有莫大关系：桓帝受外戚梁太后及梁冀压迫日久，“恒怀不平”，中宦单超等五人助其铲除梁氏，所以深得桓帝信赖。作为奖赏，五人同日封侯，并且恩及“五侯”兄弟：“超弟安为河东太守，弟子匡为济阴太守，璜弟盛为河内太守，悺弟敏为陈留太守，瑗兄恭为沛相。”（《后汉书》卷七八《宦者列传·单超》）然而从此权归宦官，朝纲日乱。灵帝更加重用宦官，除去任由曹节、王甫、侯览等恣意专权外，内署全用宦官：熹平四年（175）十月，“改平准为中准，使宦者为令，列于内署。自是，诸署悉以阉人为丞、令。”（《后汉书》卷八《灵帝纪》）直至献帝即位，董卓清除宦官，内署令、丞才均更换为士人（《后汉书》卷九《献帝纪》）。灵帝甚至把朝廷的各路兵权也交给宦官总管：中平五年（188）八月，“初置西园八校尉”。李贤注引乐资《山阳公载记》曰：“小黄门蹇硕为上军校尉，虎贲中郎将袁绍为中军校尉，屯骑校尉鲍鸿为下军校尉，议郎曹操为典军校尉，赵融为助军左校尉，冯芳为助军右校尉，谏议大夫夏牟为左校尉，淳于琼为右校尉。凡八校尉，皆统于蹇硕。”（《后汉书》卷八《灵帝纪》）

中平六年（189）四月，灵帝驾崩。其长子刘辩十七岁即位（史称少帝），母何太后临朝听政，大将军何进（太后兄）、太傅袁隗共同主政。何进谋诛宦官，反于同年八月为中常侍张让、段珪等所杀。虎贲中郎将袁术、司隶校尉袁绍、尚书卢植借机勒兵攻击宦官，尽皆诛杀。九月，董卓废刘辩为弘农王。（以上见《后汉书·灵帝纪》及《皇后纪》《宦者列传》）中平六年（189）九月，董卓扶立灵帝中子、年仅九岁的刘协即位，是为献帝。中平六年（189）四月丙辰，灵帝崩。八月戊辰，“中常侍张让、段珪等杀大将军何进。于是虎贲中郎将袁术烧东西宫，攻诸宦者。庚午，张让、段珪等劫少帝及陈留王幸北宫德阳殿。何进部曲将吴匡与车骑将军何苗战于朱雀阙下，苗败斩之。辛未，司隶校尉袁绍勒兵收伪司隶校尉樊陵、河南尹许相及诸阉人，无少长皆斩之。让、珪等复劫少帝、陈留王，走小平津。尚书卢植追让、珪等，斩数人，其余投河而死”。（《后汉书》卷八《灵帝纪》）董卓旋即杀掉何太后，自为太尉、相国、太师。自此，东汉外戚、宦官勾结擅权的局面基本结束，转而为权臣专政。自初平元年（190）起，各地诸侯纷起讨伐董卓。董卓遂杀死弘农王刘辩，迁都长安以避难。初平三年（192）四月董卓被诛，司徒王允总理朝政。六月，李傕攻入长安，杀掉王允，自掌朝政。至建安元年（196），李傕迁献帝返都洛阳，旋被曹操挟持，建都于许。曹操“自为司空，行车骑将军事，百官总己以听”，后自为丞相、魏王，汉室便进入了曹操专權的时代，直至建安二十五年（220）灭亡。（《后汉书》卷九《献帝纪》）

与朝政混乱之同时，与东汉中期一样，内乱、边患依然连年频发不绝，数不胜数;而就其对社会的败坏程度来说，则更甚于东汉中期。这里仅择数其社会影响巨大者如下：

桓帝一朝的内乱，叛民往往有自立为帝者。桓帝初即位的建和元年（147）十一月，“陈留盗贼李坚自称皇帝”;建和二年（148）十月，“长平陈景自号‘黄帝子’，署置官属;又南顿管伯亦称‘真人’，并图举兵”;和平元年（150）二月，“扶风妖贼裴优自称皇帝”;永兴二年（154）闰九月，“蜀郡李伯诈称宗室，当立为‘太初皇帝’”;延熹八年（165）十月，“勃海妖贼盖登等，称‘太上皇帝’，有玉印、珪、璧、铁劵，相署置”;延熹九年（166）正月，“沛国戴异得黄金印，无文字，遂与广陵人龙尚等共祭井，作符书，称‘太上皇’”。这些民乱虽然最终都被朝廷镇压，但其根本否弃刘汉王朝的政治意义及社会影响是巨大的。桓帝朝的边患，连年层出不穷，以至击杀长吏，占据郡县。如永寿三年（157）四月，“九真蛮夷叛，太守兒式讨之，战殁;遣九真都尉魏朗击破之。复屯据日南”。延熹二年（159）二月，“蜀郡夷寇蚕陵，杀县令”。其他如北方匈奴、鲜卑，西方的诸种羌，南方诸蛮族的袭扰掠夺，好似家常便饭，每年都有多起。朝廷或州郡举兵弹压，疲于奔命。（《后汉书》卷七《桓帝纪》）

灵帝朝的情况愈发严重。就边患而言，鲜卑连年在北部、西部寇边劫掠已成顽疾，朝廷无法根治。加之北方的匈奴，西方的休屠各胡，西南及南部的益州、巴郡、合浦、交趾、九真、江夏、武陵诸蛮族，时时叛乱袭扰。就内乱而言，灵帝朝的民变已经动摇了刘汉王朝的统治根基。有称王称帝者，如熹平元年（172）十一月，“会稽人许生自称‘越王’，寇郡县”;中平四年（187）六月，“渔阳人张纯与同郡张举举兵叛，攻杀右北平太守刘政、辽东太守杨终、护乌桓校尉公綦稠等。举自称天子，寇幽、冀二州”;十月，“零陵人观鹄自称‘平天将军’，寇桂阳”。有官兵哗变杀长官者，如中平元年（184）六月，“交趾屯兵执刺史及合浦太守来达，自称‘柱天将军’”;中平三年（186）二月，“江夏兵赵慈反，杀南阳太守秦颉”;中平四年（187）二月，“荥阳贼杀中牟令”。而最具有社会影响力的，就是波及全国的史称“黄巾起义”的民变了。中平元年（184）二月，“钜鹿人张角自称‘黄天’，其部帅有三十六方，皆著黄巾，同日反叛李贤注：“《续汉书》曰：三十六万余人。”。安平、甘陵人各执其王，以应之”。当年十月，张角、张梁、张宝三兄弟相继被皇甫嵩等剿杀，但是“黄巾”余波却历时多年，如中平五年（188）二月，“黄巾余贼郭太等起于西河白波谷，寇太原、河东。……夏四月，汝南葛陂黄巾攻没郡县”;六月，“益州黄巾马相攻杀刺史郗俭，自称天子，又寇巴郡，杀郡守赵部”;十月，“青、徐黄巾复起，寇郡县”。自中平元年，各地军政长官就开始了大规模地与黄巾军作战，一直延续到献帝初年。（《后汉书》卷八《灵帝纪》）

中平六年（189）九月献帝即位之后，内乱仍然不断：除了继续剿灭黄巾残余外，主要是各路军阀转而讨伐董卓，以及旷日持久的混战争夺。直到建安二十年（215）七月，曹操收降张鲁，三国鼎立的局面大体形成，天下才算趋于稳定。而此时，刘汉王朝也行将灭亡了。（《后汉书》卷九《献帝纪》）

与东汉中期一样，东汉后期的地震、水患、旱灾、蝗灾虫灾、山崩等自然灾害，亦几乎无年无之。仅据《后汉书》卷七《桓帝纪》粗略统计，桓帝在位的二十一年多，发生地震、地裂25次/地，水灾雨灾雹灾16次/地，旱灾蝗灾36次/地，山崩12次/地。同时，还暴发多次疫病：元嘉元年（151）正月，京师疾疫;二月，九江、庐江大疫;延熹四年（161）正月，大疫。天灾人祸，五谷不登，疾疫流行，致使百姓极度饥饿，以至发生饥饿绝户甚至人食人的惨况：元嘉元年（151），“任城、梁国饥，民相食”;永寿元年（155）二月，“司隶、冀州饥，人相食”;延熹九年（166）三月，“司隶、豫州饥死者什四五，至有灭户者”。桓帝建和三年（149）十一月的诏书中，即有“今京师厮舍，死者相枕;郡县阡陌，处处有之”之语;永兴二年（154）六月的诏书，亦有“蝗灾为害，水变仍至，五谷不登，人无宿储”云云，九月诏书有“川灵涌水，蝗虫孳蔓，残我百谷，太阳亏光，饥馑荐臻”云云。（以上见《后汉书》卷七《桓帝纪》）据《后汉书》卷八《灵帝纪》粗略统计，灵帝在位的21年，发生地震、地裂8次/地，水灾雨灾雹灾24次/地，旱灾蝗灾15次/地，风灾3次/地，山崩1次/地。按：较之以前的《帝纪》，《后汉书》之《灵帝纪》《献帝纪》记事明显简略很多。此二朝实际发生的自然灾害，肯定多于这里的统计数字。灵帝朝疫病流行的频次更高：建宁四年（171）三月，熹平二年（173）正月，光和二年（179）春，光和五年（182）二月，中平二年（185）正月，都暴发了“大疫”。人吃人的惨况也有发生：建宁三年（170）正月，“河内人妇食夫，河南人夫食妇”。（《后汉书》卷八《灵帝纪》）据《后汉书》卷九《献帝纪》粗略统计，献帝在位的三十一年，发生地震、地裂5次/地，水灾雨灾雹灾8次/地，旱灾蝗灾虫灾4次/地，风灾1次/地，山崩1次/地。同时，也有疾疫发生：建安二十二年（217），“是岁大疫”。灾害和战乱频仍，物价飞涨，导致民不聊生，饥饿相食：兴平元年（194），“是时谷一斛五十万，豆麦一斛二十万，人相食啖，白骨委积”;建安二年（197），“是岁饥，江淮间民相食”。（《后汉书》卷九《献帝纪》）曹操《蒿里行》诗云“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诚非虚言。

天灾、外患以及民乱、军阀混战频发，已令刘汉政权岌岌可危;而摧毁东汉王朝的最根本因素，还是在于王朝政治的严重败坏。东汉后期的吏治和选举，允称腐败不堪。其外戚、中宦、权臣相继专擅朝权，肆意任免杀戮大臣的基本情状，前文已有概述;而中下层官吏的选举和任免，也是空前的混乱和失矩。从桓帝初即位时的两通诏书，便可见其一斑：

孝廉、廉吏皆当典城牧民，禁奸举善，兴化之本，恒必由之。诏书连下，分明恳恻，而在所翫习，遂至怠慢，选举乖错，害及元元。……庶望群吏，惠我劳民，蠲涤贪秽，以祈休祥。……臧吏子孙，不得察举。杜绝邪伪请讬之原，令廉白守道者得信（伸）其操。（本初元年七月诏，《后汉书》卷七《桓帝纪》）

诏州郡不得迫胁驱逐长吏。长吏臧满三十万而不纠举者，刺史、二千石以纵避为罪。若有擅相假印绶者，与杀人同弃市论。（建和元年四月诏，《后汉书》卷七《桓帝纪》）

前一诏书意在严肃选举，却可反观其时的选举实情：所谓“选举乖错”，主要是指私相买卖官职和人情请讬风行。后一诏书意在整肃吏治，亦可反观其时上位长官假公济私，随意擅行任免、私相授受官职的实情。而无论选举还是吏治，都明示着东汉后期官场上下营私贪腐成风并且积重难返（“在所玩习，遂至怠慢”）的情状。

到灵帝时期，王朝的政治可谓全面溃烂。除了延续之前的选举和吏治败坏并且有过之而无不及外，还发生了新的严重腐败。其荦荦大者，一是灵帝售卖官爵以满足私欲：

（光和元年）初开西邸卖官，自关内侯、虎贲、羽林，入钱各有差。李贤注：“《山阳公载记》曰：时卖官，二千石二千万，四百石四百万，其以德次应选者半之，或三分之一，于西园立库以贮之。”私令左右卖公、卿，公千万，卿五百万。（《后汉书》卷八《灵帝纪》）

史载东汉首次卖官，在安帝永初三年（109）：“三公以国用不足，奏令吏人入钱谷，得为关内侯、虎贲羽林郎、五大夫、官府吏、缇骑、营士各有差。”（《后汉书》卷五《安帝纪》）安帝时朝廷售卖官爵的政策，乃是出自三公，其目的是补贴国用不足，也只是售卖关内侯爵和低等官职。灵帝时售卖官爵就不同了，连公爵、二千石都可买卖。到中平四年（187），竟又允许卖出的关内侯爵可以世袭：“是岁，卖关内侯，假金印紫绶，传世，入钱五百万。”（《后汉书》卷八《灵帝纪》）更重要的是，灵帝卖官不为国计民生，只是为了满足私欲：“及窦太后崩，（灵帝生母董后）始与朝政，使帝卖官求货，自纳金钱，盈满堂室。”（《后汉书》卷一〇下《孝仁董皇后纪》）：因卖官贪污所得钱财太多，于是在中平二年（185）“造万金堂于西园”（《后汉书》卷八《灵帝纪》），专门收藏财物。卖官鬻爵之外，灵帝还私吞国帑。《后汉书》卷七八《宦者列传·张让》：“造万金堂于西园，引司农金钱缯帛，仞积其中。……（灵）帝本侯家，宿贫，每叹桓帝不能作家居，故聚为私藏。”

二是灵帝大修宫室苑囿，奢靡淫乐：光和三年（180），“作罼圭、灵昆苑”;李贤注：“罼圭苑有二：东罼圭苑周一千五百步，中有鱼梁台;西罼圭苑周三千三百步。并在洛阳宣平门外。”光和四年（181），“帝作列肆于后宫，使诸采女贩卖，更相盗窃争斗。帝著商估服，饮宴为乐。又于西园弄狗，著进贤冠，带绶。又驾四驴，帝躬自操辔，驱驰周旋，京师转相放效”;《太平御览》卷九二：“《续汉书·五行志》曰：灵帝好胡服、帐，胡床，胡饭，胡箜篌、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帝又于宫中西园驾四白驴，躬自操辔，驱驰周旋，以为大乐。于是公卿贵戚转相仿效，至相谋夺驴，价与马齐。”光和五年（182）八月，“起四百尺观于阿亭道”;中平二年（185）二月，“稅天下田，亩十钱”，以修宫室;《后汉书》卷七八《宦者列传·张让》：“（中平二年）南宫灾。（张）让、（赵）忠等说帝令敛天下田亩税十钱，以修宫室。发太原、河东、狄道诸郡材木及文石。每州郡部送至京师，黄门常侍辄令谴呵不中者，因强折贱买，十分顾一。因复货之于宦官，复不为即受，材木遂至腐积，宫室连年不成。”中平三年（186）二月，“复修玉堂殿，铸铜人四，黄钟四，及天禄虾蟆”。《后汉书》卷七八《宦者列传·张让》：“（中平三年）使钩盾令宋典缮修南宫玉堂。又使掖庭令毕岚铸铜人四，列于苍龙、玄武阙。又铸四钟，皆受二千斛，县（悬）于玉堂及云台殿前。又铸天禄虾蟆，吐水于平门外桥东，转水入宫。”（《后汉书》卷八《灵帝纪》）

社会民众遭遇的是天灾疾疫、边患内乱不断，五谷不登，饥饿绝户，人相啮食，灵帝却是横征暴敛，恣意贪腐，奢侈玩乐！如此鲜明的对照，怎不教天怒人怨，民乱纷起！

二

东汉后期的思想文化，随着政治衰败、国力疲弱和社会的变乱，也发生重大的变化和转向。

经学仍然是东汉后期思想文化的主体，持续得到朝廷的大力扶持。质帝本初元年（146）四月，梁太后下诏，“令郡国举明经，年五十以上、七十以下诣太学。自大将军至六百石，皆遣子受业，岁满课试，以高第五人补郎中，次五人太子舍人。又千石、六百石、四府掾属、三署郎、四姓小侯先能通经者，各令随家法，其高第者上名牒，当以次赏进”。（《后汉书》卷六《顺帝冲帝质帝纪》）这是有汉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招收太学生，官员自六百石以上者皆须遣子入学，另外还要各郡国举荐明经者入学。《后汉书》卷七九上《儒林列传序》载梁太后诏书：“大将军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学，每岁辄于乡射月一飨会之，以此为常。”大量招收太学生入学，每年考核以择优任用;其他未进太学但是能通经者，也要备案名录“以次赏进”。并且，要“以此为常”。这一励学措施，具有强大的导引力。“自是游学增盛，至三万余生”（《后汉书》卷七九上《儒林列传序》），洵为有汉以来太学生数量最多的时期。

灵帝虽是荒淫逸乐的皇帝，但是也大力扶持经学，任用经生。熹平四年（175）三月，“诏诸儒正《五经》文字，刻石立于太学门外”。（《后汉书》之《蔡邕传》《宦者列传·吕强》）熹平五年（176）十二月，“试太学生年六十以上百馀人，除郎中、太子舍人至王家郎、郡国文学吏”。光和三年（180）六月，“诏公卿举能通《古文尚书》《毛诗》《左氏》《穀梁春秋》各一人，悉除议郎。”光和五年（182）十二月，“幸太学”。《太平御览》卷九二：“《典略》曰：建宁二年，帝年时十三岁，宦官用事，排疾士人。熹平四年五月，帝自造《皇羲》五十章。光和五年，帝幸太学，自就石碑作赋。”按：灵帝所作之石经赋不传。（《后汉书》卷八《灵帝纪》）

献帝朝天下大乱，军阀混战，经学已然式微，但是也有励学之举：初平四年（193）九月，“试儒生四十余人，上第赐位郎中，次太子舍人，下第者罢之。诏曰：‘孔子叹“学之不讲”，不讲则所识日忘。今耆儒年踰六十，去离本土，营求粮资，不得专业。结童入学，白首空归，长委农野，永绝荣望，朕甚愍焉。其依科罢者，听为太子舍人。’冬十月，太学行礼，车驾幸永福城门，临观其仪，赐博士以下各有差”。（《后汉书》卷九《献帝纪》）

然而，尽管朝廷努力扶持，经学衰微的大势已经不能回天逆转。考究东汉后期经学衰败的主要原因：一是社会政治败坏，天灾人祸、内乱外患频仍，朝廷已经应对不暇，更无力有效地支持谋划思想文化发展;二是桓灵之际两次党锢之祸延绵二十多年，重创儒生学人（详下）;三是经生及经学自身旨趣的转向。《后汉书》卷七九上《儒林列传序》说此时的经学旨趣：“章句渐疏，而多以浮华相尚，儒者之风盖衰矣。”皮锡瑞论析较为全面而精审[1]。

皮氏指出了东汉后期经学衰败的三个原因：第一，两次党锢之祸对经生学士的摧残，使士气颓丧，儒风寂寥——这是政治直接摧毁了学术繁荣;第二，经生学术风气的转变：不以学问和清修为本，转向以交游和趋势逐利为先——这是学风变为浮躁媚俗逐利，舍本逐末;第三，郑玄混同今古文，不再区分师法家法，故郑学盛而汉学亡矣——这是统一经学思想，泯灭了经学传承中丰富多彩的学术特色。东汉经学这三个衰败的原因，史鉴意义重大，真可以永久警世！

灵帝时期的“鸿都门学”，也是这一时期重要的文学现象。鸿都门学的基本史实，见载于《后汉书》之卷八《灵帝纪》、卷六〇下《蔡邕传》、卷五四《杨赐传》及卷七七《阳球传》。其第一个史实是：灵帝正式建立鸿都门学机构（鸿都门为洛阳北宫门），是在光和元年（178）二月（《后汉书》卷八《灵帝纪》）。但事实上，在此之前，灵帝已经开始招纳擅长艺术之士聚会游艺并有所任用。蔡邕于熹平六年（177）七月上封事建言七事，其第五事便专谈这个事情，反对授予这些人官职：“夫书画辞赋，才之小者，匡国理政，未有其能。陛下即位之初，先涉经术，听政馀日，观省篇章，聊以游意，当代博弈，非以教化取士之本。而诸生竞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颇引经训风喻之言，下则连偶俗语，有类俳优;或窃成文，虚冒名氏。臣每受诏于盛化门，差次录第，其未及者，亦复随辈皆见拜擢。既加之恩，难复收改，但守奉禄，于义已弘，不可复使理人及仕州郡。”（《后汉书》卷六〇下《蔡邕传》）从蔡邕的叙述中可见，灵帝招纳“书画辞赋”之士，并授以官职;诸生纷纷以才艺逐利，竟至有作伪以窃名者。这种事情如果不是已然成风并造成了社会影响，蔡邕不会在上书中专门郑重谈及。然而灵帝不听，反而于次年二月成立了专门机构，使之制度化。第二个史实是：鸿都门学遭到了大臣的一致反对。光和元年（178），曾为司空、司徒而时任光禄大夫的杨赐，上书对灵帝问“祥异祸福所在”时，言辞颇为激烈：“鸿都门下，招会群小，造作赋说，以虫篆小技见宠于时。……旬月之间，并各拔擢，乐松处常伯，任芝居纳言，郄俭、梁鹄俱以便辟之性，佞辩之心，各受丰爵不次之宠。而令搢绅之徒委伏畎亩，口诵尧舜之言，身蹈绝俗之行，弃捐沟壑，不见逮及。冠履倒易，陵谷代处，从小人之邪意，顺无知之私欲，不念《板》《荡》之作，虺蜴之诫。殆哉之危，莫过于今！”（《后汉书》卷五四《杨赐传》）尚书令阳球更认为已有太学、东观，没有新设鸿都门学的必要，建议罢除：“伏承有诏勑中尚方为鸿都文学乐松、江览等三十二人图象立赞，以劝学者。《后汉书》卷六〇下《蔡邕传》：“光和元年（178），遂置鸿都门学，画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从阳球上疏看，竟又为一部分鸿都门生画像作赞，意在劝进后学。臣闻《传》曰：‘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后嗣何观！’案松、览等皆出于微蔑，斗筲小人，依凭世戚，附讬权豪，俛眉承睫，徼进明时。或献赋一篇，或鸟篆盈简，而位升郎中，形图丹青。亦有笔不点牍，辞不辩心，假手请字，妖伪百品，莫不被蒙殊恩，蝉蜕滓浊。是以有识掩口，天下嗟叹。臣闻图象之设，以昭劝戒，欲令人君动鉴得失。未闻竖子小人，诈作文颂，而可妄窃天官，垂象图素者也。今太学、东观，足以宣明圣化。愿罢鸿都之选，以消天下之谤。”（《后汉书》卷七七《阳球传》）选入鸿都门学的才艺士子，也受到了正直士人的孤立和鄙视，“士君子皆耻与为列焉”（《后汉书》卷六〇下《蔡邕传》）。至于鸿都门学何时停止，史无具载，因其一开始便遭到朝臣一致反对，当是建立不久也就式微了。

从上述史料可以感知，灵帝建立鸿都门学的决心和力度都是很大的。可他为什么要建立鸿都门学？史籍语焉不详。唯《后汉书》卷六〇下《蔡邕传》提供了可以推测的空间：“初，帝好学，自造《皇羲篇》五十章，因引诸生能为文赋者。本颇以经学相招，后诸为尺牍及工书鸟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数十人。侍中祭酒乐松、贾护，多引无行趣势之徒，并待制鸿都门下，憙陈方俗闾里小事，帝甚悦之，待以不次之位。”这段文字留下了疑惑：其一，灵帝所作《皇羲篇》究竟是什么书？据其“自造……因引诸生能为文赋者”这样的叙述语气，似乎《皇羲篇》乃是文赋一类陈思《书小史》卷一云：“（灵）帝好学善书，自作《皇羲篇》五十章。”如此，则似《皇羲篇》又是书学一类。。那么，它跟下文“本颇以经学相招”又是什么关系？其二，所谓“本颇以经学相招”，更令人生疑——如是招收经学士，何以舍太学而另立鸿都门学？而结果则是招纳了“为尺牍及工书鸟篆者”“无行趣势之徒”“喜陈方俗闾里小事”之人。鸿都门学如有办学宗旨之变化，其转变的机缘究竟是什么？由于史料阙如，这些疑问今天很难详确了解了。近二十多年来，讨论鸿都门学的论文盖有三四十篇，毋庸讳言，尽管其深浅厚薄不一，亦不乏启迪，但基本都是凭借残缺史料所作的主观推阐而已。还是元人马端临《文献通考》的看法更朴实客观一些：

灵帝之鸿都门学，即西都孝武时待诏金马门之比也。然武帝时，虽文学如司马迁、相如、枚皋、东方朔辈，亦俱以俳优畜之，固未尝任以要职。而灵帝時，鸿都门学之士，至有封侯赐爵者。士君子皆耻与为列，则其人品可知。然当时太学诸生三万余人，其持危言覈论、以激浊扬清自负者，诛戮、禁锢，殆靡孑遗。而其在学授业者，至争第，更相告讼，无复廉耻。且当时在仕路者，上自公卿下至孝廉、茂材，皆西园谐价、献修宫钱之人矣。于鸿都学士乎何诛？（《文献通考》卷四〇《学校考·太学》）马端临《文献通考》，参见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十通”本，第387页。

要之，灵帝建立鸿都门学，甚至给鸿都门生封爵授官，可能并没有多少政治或文化追求的深意;最大的可能，便是满足他恣意游乐的心愿（灵帝寿命三十四岁，一生都贪玩恣行，缺乏帝王的风仪和作为）。而朝臣的贬斥反对，盖亦因鸿都门生擅长小道巧技，传播街谈巷语，有伤正统风化，更不能容忍授予他们官职爵位。不过，事实上有这样的现象出现，也确实与东汉后期政治朽弊、经学衰败、士风迁转（详后）有直接关系。在这个意义上，把鸿都门学现象放到东汉后期士人个性觉醒、文学独立的进程中去看待，也当不是无稽之谈。

东汉后期，于经学衰败的同时，道家思想继东汉中期之后更加强势回潮，佛教、道教也悄然兴起，思想文化呈现多元化趋向。

黄老思想曾流行汉初七十年，到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道家思想仍然不绝如缕，西汉末年曾普遍回潮。到东汉，经学当然仍是社会的主体思想，但思想多元化的格局也逐渐显现。楚王刘英“少时好游侠，交通宾客，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明帝永平八年（65），诏令死囚可缴纳缣帛以赎罪，刘英乃令人持“黄缣白纨三十匹”给他的国相，要求赎罪。国相报闻明帝，明帝乃下诏曰：“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李贤注：“伊蒲塞，即优婆塞也，中华翻为‘近住’，言受戒行堪近僧住也。桑门，即沙门。”按：伊蒲塞，盖今称居士也。并且将此诏书广泛“班示诸国中傅”。（《后汉书》卷四二《光武十王传·楚王英》）这件史事有几点值得注意：其一，当时人往往把老子、佛学并为一谈，以为老子入胡后又作佛典（所谓“老子化胡”），似是其时之通说。道宣《广弘明集》卷一三《辩惑篇·九箴》：“《魏书·外国传》、皇甫谧《高士传》并曰：‘桑门、浮图经，老子所作。’袁宏《后汉纪》云：‘老子入胡，分身作佛、道家经诰。’其说甚多。”参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影印本，第192页。其二，明帝时佛学盖已开始流行魏收《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志》：“汉武元狩中，遣霍去病讨匈奴，至皋兰，过居延，斩首大获。昆邪王杀休屠王，将其众五万来降。获其金人，帝以为大神，列于甘泉宫。金人率长丈余，不祭祀，但烧香礼拜而已。此则佛道流通之渐也。及开西域，遣张骞使大夏还，传其旁有身毒国，一名天竺，始闻有浮屠之教。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秦景宪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中土闻之，未之信了也。后孝明帝夜梦金人，项有日光，飞行殿庭，乃访群臣，傅毅始以佛对。帝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于天竺，写浮屠遗范。愔仍与沙门摄摩腾、竺法兰东还洛阳。中国有沙门及跪拜之法，自此始也。愔又得佛经《四十二章》及释迦立像。明帝令画工图佛像，置清凉台及显节陵上，经缄于兰台石室。愔之还也，以白马负经而至，汉因立白马寺于洛城雍门西。摩腾、法兰咸卒于此寺。”（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025—3026页）魏征等《隋书》卷三五《经籍志四》：“章帝时，楚王英以崇敬佛法闻，西域沙门，赍佛经而至者甚众。永平中，法兰又译《十住经》。其余传译，多未能通。至桓帝时，有安息国沙门安静，赍经至洛，翻译最为通解。灵帝时，有月支沙门支谶、天竺沙门竺佛朔等，并翻佛经。而支谶所译《泥洹经》二卷，学者以为大得本旨。汉末，太守竺融亦崇佛法。”（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097页），观刘英奉佛、明帝诏书自如谈论佛事可知。其三，明帝顺便又将这通鼓励刘英修佛的诏书颁发各诸侯国傅相，当然更是鼓励各国修佛之意。

明帝与佛教的因缘，袁宏《后汉纪》卷一〇《孝明皇帝纪下》记载颇详：“浮屠者，佛也，西域天竺有佛道焉。佛者，汉言觉，将悟群生也。其教以修善慈心为主，不杀生，专务清静。其精者号为沙门。沙门者，汉言息也，盖息意去欲而归于无为也。又以为人死精神不灭，随复受形，生时所行善恶皆有报应。故所贵行善修道，以炼精神而不已，以至无生而得为佛也。佛身长一丈六尺，黄金色，项中佩日月光，变化无方，无所不入，故能化通万物而大济群生。初，帝梦见金人长大，项有日月光，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其名曰佛，其形长大。陛下所梦，得无是乎？’于是遣使天竺，问其道术，遂于中国而图其形象焉。有经数千万，以虚无为宗，苞罗精粗，无所不统，善为宏阔胜大之言。所求在一体之内，而所明在视听之外。世俗之人以为虚诞，然归于玄微，深远难得而测。故王公大人观死生报应之际，莫不矍然自失。”明帝遣使到天竺取经之事，典籍多有记载。到东汉后期，佛教如果还难说广泛流行，至少相当多士人并不陌生了。

老子、佛教之外，道教也在东汉后期兴起。《后汉书·襄楷传》记载：“顺帝时，琅玡宫崇诣阙，上其师干吉于曲阳泉水上所得神书百七十卷，皆缥白素、朱介、青首、朱目，号《太平清领书》。其言以陰阳五行为家，而多巫觋杂语。有司奏崇所上妖妄不经，乃收臧之。后张角颇有其书焉。”

东汉后期儒、道、佛思想多元化格局的形成，是两汉之际以来不断积累孕育的自然结果。同时，帝王的偏好和导引也是重要的助推剂。仅就东汉后期而言，桓帝喜好老、佛，就有力推动了道家思想的回潮及佛学的传播。《后汉书》卷七《桓帝纪》载：“（延熹八年165）春正月，遣中常侍左悺之苦县，祠老子。……（十一月）使中常侍管霸之苦县，祠老子。……（延熹九年七月）庚午，祠黄、老于濯龙宫。”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引惠栋曰：

《孔氏谱》曰：“桓帝位老子庙于苦县之赖乡，画孔子像于壁。孔畴为陈相，立孔子碑于像前。”今见存《老子铭》曰：“延熹八年八月甲子，皇上尚德宏道，含闳光大，存神养性，意在凌云。是以潜心黄轩，同符高宗，梦见老子，尊而祀之。于时陈相边韶典国之礼，演而铭之”云云。洪适曰：“《水经注》载《蒙城王子乔碑》亦云：‘延熹八年八月，帝遣使致祠，国相王璋乃纪铭遗烈。盖威宗方修神仙之事，故一时郡国竞作铭表。’”惠栋所引《老子铭》及洪适之语，均见洪适撰《隶释》卷三（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洪氏晦木斋刻本）。此《老子铭》乃桓帝命边韶作，《水经注》卷二三《阴沟水》亦有记载：“濄水又北迳老子庙东，庙前有二碑，在南门外。汉桓帝遣中官管霸祠老子，命陈相边韶撰文。”（郦道元撰，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552页）

桓帝不仅喜好老子，也偏爱佛学，他在宫中专辟奉祀老、佛的场所。《后汉书》卷七《桓帝纪论》曰：“饰芳林而考（成）濯龙之宫，设华盖以祠浮图、老子。”李贤注：“《续汉志》曰：祠老子于濯龙宫，文罽为坛，饰淳金釦器，设华盖之坐，用郊天乐。”襄楷于延熹九年（166）两次上书桓帝，其第二次上书有云：“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虚，贵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去奢。今陛下嗜欲不去，杀罚过理，既乖其道，岂获其祚哉！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爱，精之至也。天神遗以好女，浮屠曰：‘此但革囊盛血。’遂不眄之。其守一如此，乃能成道。今陛下淫女艳妇，极天下之丽，甘肥饮美，单天下之味，奈何欲如黄老乎？”（《后汉书》卷三〇下《襄楷传》）从襄楷的批评言辞中，不仅可见桓帝喜爱黄老、浮屠之学，同时亦能看到襄楷本人对黄老、浮屠的熟稔，故能谈说自如。由此亦可推知，其時学人熟悉黄老、浮屠者，必然不在少数。

思想文化的多元化，便是思想解放的表征。老子、佛学从潜流旁支、潺潺自行，到帝王倡导、士人服膺，进而走上前台，与儒学并驱局面的形成，就思想文化发展而言，的确令人欣喜。这种思想文化环境，正是东汉后期文学走向独立自足所必需的思想土壤。

三

东汉后期外戚、中宦和权臣角力争夺、相继专权的政治生态，给士人带来极大的政治风险，不止仕路艰难，甚至危及生命。

桓帝初即位，缘于李固、杜乔一直以来与外戚、宦官争斗的积怨，以及顺帝驾崩后的立帝之争，大将军梁冀借清河王刘蒜谋反之机，诬陷李、杜与刘蒜交通，而下狱处死。士林为之震动，扼腕叹息。

此后，由宦官接连发动的几个牵连广泛的迫害士人事件，几乎彻底摧毁了士人对刘汉政权的信心。

拉开迫害士人群体序幕的，是李云事件。《后汉书》卷七《桓帝纪》载：延熹三年（160）闰正月，“白马令李云坐直谏，下狱死”。此事在朝廷和士林引起了不小的风波。《后汉书》卷五七《李云传》记载较详：“（李云）性好学，善阴阳。初举孝廉，再迁白马令。桓帝延熹二年，诛大将军梁冀，而中常侍单超等五人皆以诛冀功并封列侯，专权选举。又立掖庭民女亳氏为皇后，数月间，后家封者四人，赏赐巨万。是时地数震裂，众灾频降。（李）云素刚，忧国将危，心不能忍，乃露布上书，移副三府，曰：‘……孔子曰：“帝者，谛也。”今官位错乱，小人谄进，财货公行，政化日损，尺一拜用不经御省。是帝欲不谛乎？’帝得奏震怒，下有司逮云，诏尚书都护剑戟送黄门北寺狱，使中常侍管霸与御史廷尉杂考之。时弘农五官掾杜众，伤云以忠谏获罪，上书愿与云同日死。帝愈怒，遂并下廷尉。”大鸿胪陈蕃、太常杨秉、洛阳市长沐茂、郎中上官资，并上疏营救。“帝恚甚，有司奏以为大不敬。诏切责蕃、秉，免归田里;茂、资贬秩二等。……云、众皆死狱中。”不难看出，这个事件的实质，就是中宦“五侯”怂恿桓帝打击政敌，是士人与宦官矛盾的一次爆发。

事件的结果，是士人李云、杜众惨死狱中，陈蕃、杨秉免职归田，沐茂、上官资降职。有汉以来，几乎历代帝王都曾不止一次下诏举荐“能直言极谏之士”。桓帝也不例外，仅在杀李云之前，于建和元年（147）四月、建和三年（149）六月、永兴二年（154）二月，就三次诏举直谏之人。宽容、尊重直言极谏之士，是汉代的基本政治规则和政治伦理。而冤杀李云等人，也就彻底击碎了这个政治伦理，这是令士人难以容忍、非常寒心的！所以，六年之后的延熹九年（166），襄楷上书桓帝，仍然对此事愤怒不已：“李云上书，明主所不当讳;杜众乞死，谅以感悟圣朝;曾无赦宥，而并被残戮！天下之人，咸知其冤。汉兴以来，未有拒谏诛贤、用刑太深如今者也！”（《后汉书》卷三〇下《襄楷传》）这次事件，虽然没有像后来“党锢”案那样牵连很多人，但是也足以使天下士人失望，严重打击了士人对政权的信赖和亲近感。

桓帝时影响最大、牵连最广的惩处士人事件，自然是东汉首次“党锢”案。《后汉书》卷七《桓帝纪》载：延熹九年（166）十二月，“司隶校尉李膺等二百余人受诬为党人，并坐下狱，书名王府”。翌年（永康元年167）六月，“大赦天下，悉除党锢”。《后汉书》卷六七《李膺传》载：讼理“党锢”案时，“（李）膺等颇引宦者子弟，宦官多惧，请帝以天时宜赦，于是大赦天下。膺免归乡里”。整个事件历时半年。

这次“党锢”案的起因比较复杂，有士林背景，也有导火索。其士林背景，是士人“清议”的流行。而“清议”之源起，本与桓帝的老师周福直接相关：桓帝即位后，拔擢其师周福为尚书。而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当朝”。他们的乡人便造谣谚曰：“天下规矩房伯武，因师获印周仲进。”于是两家的宾客各树学友弟子，标榜攻讦，“党人之议，自此始矣”。此风波及太学，太学生郭林宗、贾伟节为学冠，与李膺、陈蕃、王畅更相褒奖。又有“渤海公族进阶、扶风魏齐卿，并危言深论，不隐豪强”。于是，学人清议、臧否人物成为重要的社会舆论，“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而事件的直接导火索，是小人物牢修的诬告：善说风角的张成推算朝廷当有大赦，为显示其才学，就教唆其子杀人，果然恰逢赦免。李膺时为河南尹，不顾大赦诏令，愤而捕杀张成。张成本与中宦交通密切，桓帝也曾向他咨询过风占之事。借此关系，张成的弟子牢修便上书，“诬告（李）膺等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桓帝震怒，下令郡国“逮捕党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遂收执（李）膺等。其辞所连及陈寔之徒二百余人，或有逃遁不获，皆悬金购募。使者四出，相望于道”。转年，尚书霍谞、城门校尉窦武并上表请求，桓帝乃赦免党人，罢归田里，但是“禁锢终身”，“党人之名，犹书王府”。（《后汉书》卷六七《党锢列传》）

三年后，灵帝建宁二年（169）十月，又爆发了第二次“党锢”案。合观《后汉书》之《灵帝纪》《宦者列传·侯览》《党锢列传》及《后汉纪·孝灵皇帝纪上》，可以得知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这次更大规模的迫害士人事件的直接起因，是张俭依法惩处中常侍侯览：侯览因参与诛灭梁冀有功，封为高乡侯。遂与其兄、益州刺史侯参大肆劫掠民财，“民有丰富者，辄诬以大逆，皆诛灭之，没入财物，前后累亿计”。建宁二年，“督邮张俭因举奏（侯）览贪侈奢纵，前后请夺人宅三百八十一所，田百一十八顷。起立第宅十有六区，皆有高楼池苑，堂阁相望，饰以绮画丹漆之属，制度重深，僭类宫省。又豫作寿冢，石椁双阙，高庑百尺，破人居室，发掘坟墓。虏夺良人，妻略妇子，及诸罪衅，请诛之”。侯览截留张俭的奏书不报。张俭大怒，遂“破览冢宅，籍没资财”，再次具奏其罪状。奏书又被侯览截留。“览遂诬俭为钩党，及故长乐少府李膺、太仆杜密等，皆夷灭之。”（《后汉书》卷七八《宦者列传·侯览》）史籍还记录了一些相关的细节：张俭的同乡朱并，“承望中常侍侯览意旨，上书告（张）俭与同乡二十四人别相署号，共为部党，图危社稷。……大长秋曹节因此讽有司奏捕前党故司空虞放、太仆杜密、长乐少府李膺、司隶校尉朱瑀、颍川太守巴肃、沛相荀昱、河内太守魏朗、山阳太守翟超、任城相刘儒、太尉掾范滂等百余人，皆死狱中。馀或先殁不及，或亡命获免。自此诸为怨隙者，因相陷害，睚眦之忿，滥入党中。又州郡承旨，或有未尝交关，亦离（罹）祸毒。其死徙废禁者六七百人”。（《后汉书》卷六七《党锢列传》）由此清晰可见，这次党祸又是宦官一手制造：侯览为报私怨策划发动，而曹节趁势推波助澜，导致“死者百余人，妻子徙边，诸附从者锢及五属”，并且“制诏州郡大举钩党，于是天下豪杰及儒学行义者，一切结为党人”。（《后汉书》卷八《灵帝纪》）《后汉纪》所载的细节，明示着此次“党锢”案的本质：

李膺等以赦获免，而党人之名书在王府，诏书每下，辄伸党人之禁。陈（蕃）、窦（武）当朝后，亲而用之，皆勤王政而尽心力，拔忠贤而疾邪佞。陈、窦已诛灵帝十二岁即位，窦太后临朝，以陈蕃为太傅，后父窦武为大将军，共掌朝政。窦、陈谋诛宦官，反为曹节等中宦矫诏诛杀灭族。参见《后汉书》之《灵帝纪》《宦者列传·曹节》《桓思窦皇后纪》。，中官逾专威势，既息陈、窦之党，又惧善人谋己，乃讽有司奏诸钩党者请下州郡考治。时上年十四，问（曹）节等曰：“何以为钩党？”对曰：“钩党者，即党人也。”上曰：“党人何用为而诛之邪？”对曰：“皆相举群辈，欲为不轨。”上曰：“党人而为不轨，不轨欲如何？”对曰：“欲图社稷。”上乃可其奏。（《后汉纪》卷二三《孝灵皇帝纪上》）

很明显，此次事件乃是中宦裹挟少年灵帝，对士人臣吏的一次残酷屠杀。

桓帝末的“黨锢”案，半年之后便赦免了。尽管仍然记录党人名录，可是李膺等人还是可以得到任用。而灵帝初的这次“党锢”案，却延续了十五年之久。建宁四年（171）正月，熹平元年（172）五月、二年（173）二月、三年（174）二月、四年（175）五月、五年（176）四月，均大赦天下，而“唯党人不赦”。熹平五年（176）闰五月，仍有惩治党人之事：“永昌太守曹鸾坐讼党人，弃市。诏党人门生故吏父兄子弟在位者，皆免官禁锢。”（《后汉书》卷八《灵帝纪》）直至中平元年（184）二月，张角发动黄巾暴动，席卷全国。为人正派的中常侍吕强借机奏言：“党锢久积，人情多怨。若久不赦宥，轻与张角合谋，为变滋大，悔之无救。”于是灵帝“乃大赦党人，诛徙之家皆归故郡”。（《后汉书》卷六七《党锢列传》）

“西京自外戚失祚，东都缘阉尹倾国。”（《后汉书》卷七八《宦者列传论》）东汉后期由宦官操纵的两次“党锢”案，甚至可以看作是有汉数百年来士人与中宦两个集团政治冲突的总爆发。这两次“党锢”案前后相继，在皇权旁落、中宦专擅的政治情境下，以士人群体落败结束，天下士人遭受禁锢二十余年。然则，东汉后期士人的大面积疏离，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四

在皇权衰微、外戚中宦及权臣相继交替专权的恶劣政局下，在擅权者随意蹂躏杀罚士人的凶险境遇中，东汉后期士人的处世心态发生了极大变化：在趋向多元的基本格局中，更多呈现出疏离政权、重生保命的倾向。

东汉后期，自然还有不少以匡世救济为使命，清正公廉、直言极谏的士人。《后汉书》卷六一《左周黄列传论》，悲凉慷慨地评说这个时期的士人状况道：“及孝桓之时，硕德继兴，陈蕃、杨秉处称贤宰，皇甫（规）、张（奂）、段（颎）出号名将，王畅、李膺弥缝衮阙，朱穆、刘陶献替匡时，郭有道（泰）奖鉴人伦，陈仲弓（寔）弘道下邑。其余宏儒远智、高心絜行、激扬风流者，不可胜言。而斯道莫振，文武陵队（坠），在朝者以正议婴戮，谢事者以党锢致灾。往车虽折，而来轸方遒。所以倾而未颠，决而未溃，岂非仁人君子心力之为乎？呜呼！”一部分以天下大治为使命的“仁人君子”，甘冒杀戮、禁锢的风险，忠心尽力地参政纠偏，力挽大厦于将倾。

东汉杨氏一族，以《尚书》学传家。连续四世均为朝廷三公，忠贞耿直，力斗外戚、中宦。杨震明经博览，被誉为“关西孔子”。安帝时为太尉，因勇斗内宠、外戚而丧命。其子杨秉，以为官清廉著称，“计日受奉，馀禄不入私门”。桓帝微行，私幸河南尹梁胤（梁冀之子）府舍，杨秉上疏劝谏。延熹三年（160），白马令李云以直谏获罪，杨秉为之力争，因而免官归田里。中常侍单超之弟单匡买凶杀人，时为河南尹的杨秉力主收治单匡，自己反被收监。延熹五年（162）冬，杨秉为太尉。“是时宦官方炽，任人及子弟为官，布满天下，竞为贪淫，朝野嗟怨。”杨秉上言：“……今枝叶宾客布列职署，或年少庸人，典据守宰，上下忿患，四方愁毒。”建议诏令司隶校尉、中二千石、二千石、城门五营校尉、北军中候，各自核实所部，清退宦官安插的官吏。于是中宦任用的“五十余人，或死或免，天下莫不肃然”。另一中常侍侯览之弟侯参为益州刺史，贪污劫掠，暴虐一州。延熹八年（165），杨秉劾奏侯参，“槛车征诣廷尉。参惶恐，道自杀”。杨秉进而上奏侯览及中常侍具瑗敛财、擅权种种恶行，桓帝不得已，“竟免览官，而削瑗国”。杨秉子杨赐，初不欲为官，“常退居隐约，教授门徒，不答州郡礼命。后辟大将军梁冀府，非其好也。出除陈仓令，因病不行。公车征不至，连辞三公之命”。灵帝即位，征为帝师，侍讲《尚书》。历任司空、司徒、太尉。针对内宠权势嚣张，杨赐上封事直斥外戚、女宠：“夫女谒行则谗夫昌，谗夫昌则苞苴通。……惟陛下思乾刚之道，别内外之宜。……抑皇甫之权，割艳妻之爱。”灵帝耽于游乐，杨赐多次上疏直谏力诫。杨赐子杨彪，灵帝光和中为京兆尹，告发黄门令王甫使门生于郡界收敛财物七千余万之事，司隶校尉阳球因而上奏诛杀王甫，“天下莫不惬心”。献帝即位，杨彪历任司空、司徒、太尉。初平元年（190），反对董卓迁都，被罢免司徒之职。建安元年（196），又因不满曹操专擅而罢免太尉。此后，“彪见汉祚将终，遂称脚挛不复行。”（《后汉书》卷五四《杨震列传》）

陈蕃，秉性方直刚峻，可谓终生勇斗中宦。桓帝延熹三年（160），白马令李云因上书怒斥宦官专权遭惩，时为大鸿胪的陈蕃上奏援救，坐免归田。复征为光禄勋，“时封赏踰制，内宠猥盛”，陈蕃上疏桓帝，直斥厚赏中宦近臣之非，进而建议简出宫女，严肃选举。“自蕃为光禄勋，与五官中郎将黄琬共典选举，不偏权富，而为势家郎所谮诉，坐免归。”延熹八年（165），陈蕃拜太尉。中常侍苏康、管霸等“排陷忠良，共相阿媚”，大司农刘祐、廷尉冯绲、河南尹李膺，均以“忤旨”之名获罪。陈蕃在朝会上为之辩白，固请原宥并加任用，“言及反复，诚辞恳切”，而桓帝不听。“时小黄门赵津、南阳大猾张氾等，奉事中官，乘势犯法，二郡太守刘瓆、成瑨考案其罪，虽经赦令，而并竟考杀之。宦官怨恚，有司承旨，遂奏瓆、瑨罪当弃市。又山阳太守翟超，没入中常侍侯览财产，东海相黄浮，诛杀下邳令徐宣，超、浮并坐髠钳，输作左校。”陈蕃与司徒刘矩、司空刘茂一起谏请免除惩罚，桓帝不悦。陈蕃乃独自上疏，激烈批评中宦擅权、敛财，援救刘瓆、成瑨等。“宦官由此疾蕃弥甚。”延熹九年（166），“李膺等以党事下狱考实。蕃因上疏极谏”，极为大胆激切：“臣闻贤明之君，委心辅佐;亡国之主，讳闻直辞。……伏见前司隶校尉李膺、太仆杜密、太尉掾范滂等，正身无玷，死心社稷。以忠忤旨，横加考案，或禁锢闭隔，或死徙非所。杜塞天下之口，聋盲一世之人，与秦焚书坑儒何以为异？……今陛下临政，先诛忠贤。遇善何薄？待恶何优？夫谗人似实，巧言如簧，使听之者惑，视之者昏。夫吉凶之効，存乎识善;成败之机，在于察言。人君者，摄天地之政，秉四海之维，举动不可以违圣法，进退不可以离道规。谬言出口，则乱及八方，何况髠无罪于狱，杀无辜于市乎！”桓帝震怒，遂策免陈蕃。灵帝即位，陈蕃为太傅，与大将军窦武谋诛宦官，陈蕃上疏太后曰：“今京师嚣嚣，道路諠哗，言侯览、曹节、公乘昕、王甫、郑飒等与赵夫人诸女尚书，并乱天下。附从者升进，忤逆者中伤。方今一朝群臣，如河中木耳，泛泛东西，耽禄畏害。……元恶大奸，莫此之甚。今不急诛，必生变乱，倾危社稷，其祸难量。”太后不允。陈蕃、窦武终为宦官曹节等杀害灭族。（《后汉书》卷六六《陈蕃传》）

黄琼，为官“达练官曹，争议朝堂，莫能抗夺”。桓帝元嘉元年（151），拜司空。“桓帝欲襃崇大将军梁冀，使中朝二千石以上会议其礼。特进胡广、太常羊溥、司隶校尉祝恬、太中大夫边诏等，咸称冀之勋德，其制度赉赏，以宜比周公。”只有黄琼坚决反对。永兴元年（153），迁司徒，转太尉，一概不用梁冀举荐之人：“梁冀前后所讬辟召，一无所用。虽有善人而为冀所饰举者，亦不加命。”黄琼大力整肃吏治，“举奏州郡素行贪污至死徙者十馀人，海内由是翕然望之。”宦官单超等“五侯”擅权，倾动内外，黄琼“自度力不能匡，乃称疾不起”。至延熹七年（164）病笃，乃上疏历数外戚、中宦专擅贪婪之恶，并直言桓帝为政不优、不辨忠奸：“（陛下）即位以来，未有胜政。诸梁秉权，竖宦充朝，重封累职，倾动朝廷。卿校牧守之选，皆出其门;羽毛、齿革、明珠、南金之宝，殷满其室。富拟王府，势回天地。言之者必族，附之者必荣。忠臣惧死而杜口，万夫怖祸而木舌，塞陛下耳目之明，更为聋瞽之主。故太尉李固、杜乔，忠以直言，德以辅政，念国亡身，陨殁为报，而坐陈国议，遂见残灭。贤愚切痛，海内伤惧。又，前白马令李云，指言宦官罪秽宜诛，皆因众人之心，以救积薪之敝。弘农杜众，知云所言宜行，惧云以忠获罪，故上书陈理之，乞同日而死，所以感悟国家，庶云获免。而云既不辜，众又并坐，天下尤痛，益以怨结，故朝野之人，以忠为讳。……黄门协邪，群辈相党，自冀兴盛，腹背相亲，朝夕图谋，共构奸轨。临冀当诛，无可设巧，复记其恶，以要爵赏。陛下不加清澄，审别真伪，复与忠臣并时显封，使朱紫共色，粉墨杂蹂，所谓抵金玉于沙砾，碎珪璧于泥涂。四方闻之，莫不愤叹。”这封奏疏，也凸显了东汉后期士人对刘汉王朝的失望和怨愤。（《后汉书》卷六一《黄琼传》）

如上这类尽忠职守的士人还有很多，如王畅、种暠、陈球（《后汉书》卷五六《张王种陈列传》），刘陶、李云、刘瑜、谢弼（《后汉书》卷五七《杜栾刘李刘谢列传》），傅燮、蓋勋、臧洪（《后汉书》卷五八《虞傅蓋臧列传》），吴祐、延笃、史弼、卢植（《后汉书》卷六四《吴延史卢赵列传》）等，都是东汉后期忠诚耿直、刚毅不阿的士人。《后汉书》卷六六《陈蕃传论》揭示了这部分士人的心态：“桓、灵之世，若陈蕃之徒，咸能树立风声，抗论惛俗。而驱驰崄阸之中，与刑人、腐夫同朝争衡，终取灭亡之祸者，彼非不能洁情志、违埃雾也;愍夫世士以离俗为高而人伦莫相恤也。以遁世为非义，故屡退而不去;以仁心为己任，虽道远而弥厉。……功虽不终，然其信义足以携持民心。汉世乱而不亡，百余年间，数公之力也。”

而这个时期更多的士人，则选择疏离或远遁。《后汉书》卷六二《荀韩钟陈列传·陈寔传论》说汉末士风道：

汉自中世以下（指东汉中期以后），阉竖擅恣，故俗遂以遁身矫絜放言为高。士有不谈此者，则芸夫、牧竖已叫呼之（谓讥笑之）矣。故时政弥惽，而其风愈往。

仕途黑暗险恶，士人必然选择远离朝廷。东汉后期的许多士人，或迫于生计，或迫于强行辟召而入仕，但为官意愿淡弱。一旦有机会，便会脱身而去。例如：

荀爽，是荀子十二世孙，荀淑之子，“幼而好学，年十二，能通《春秋》《论语》。……耽思经书，庆吊不行，征命不应。”桓帝延熹九年（166），太常赵典举爽至孝，拜郎中，爽对策后“即弃官去”。“后遭党锢，隐于海上，又南遁汉滨，积十余年，以著述为事，遂称为硕儒。党禁解，五府并辟，司空袁逢举有道，不应。”至灵帝末献帝初，何进、董卓接连辟召，“爽欲遁命，吏持之急，不得去”，才被迫入朝。（《后汉书》卷六二《荀淑传附荀爽传》）

宗慈，“举孝廉，九辟公府，有道征，不就。后为修武令。时太守出自权豪，多取货赂，慈遂弃官去。征拜议郎，未到，道疾卒”。（《后汉书》卷六七《党锢列传》）

檀敷（字形：左尃右攵），“少为诸生，家贫而志清，不受乡里施惠。举孝廉，连辟公府，皆不就。立精舍教授，远方至者常数百人。桓帝时，博士征，不就。灵帝即位，太尉黄琼举方正，对策合时宜，再迁议郎，补蒙令。以郡守非其人，弃官去”。（《后汉书》卷六七《党锢列传》）

许劭，善于赏贤拔士，与郭泰齐名。其时许劭与从兄许靖俱有高名，好品评人物，每月更换品题，时称“月旦评”。许劭曾品评陈寔、陈蕃云：“太丘道广，广则难周;仲举性峻，峻则少通。”为了避祸，遂不与他们交往。又曾被胁迫品评曹操：“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曹操大悦。许劭由是扬名天下。许劭初曾为郡功曹，府中官吏因而“莫不改操饰行”。献帝即位，“司空杨彪辟，举方正、敦朴，征，皆不就”。或劝其出仕，劭对曰：“方今小人道长，王室将乱，吾欲避地淮海，以全老幼。”于是携家南下广陵。（《后汉书》卷六八《许劭传》）

还有更多的士人，或博通经籍，或多才高名，却绝不肯入仕。例如：

郑玄，耽精儒学，不乐为吏。游学十余年，学问大成后，仍归乡里，“客耕东莱，学徒相随已数百千人”。桓灵之际党锢案发，郑玄“乃与同郡孙嵩等四十余人，俱被禁锢。遂隐修经业，杜门不出”。灵帝末，解除党禁，大将军何进辟召，州郡胁迫，玄不得已而赴京，但是“不受朝服，而以幅巾见”，转天即逃归。“后将军袁隗表为侍中，以父丧不行”;“董卓迁都长安，公卿举玄为赵相，道断不至”;袁绍“举玄茂才，表为左中郎将，皆不就”;“公车征为大司农，给安车一乘，所过长吏送迎。玄乃以病自乞还家”;建安五年（200），袁绍与曹操战于官渡，令其子袁谭逼迫郑玄随军，“不得已，载病到元城县，疾笃不进”。当年六月病卒。（《后汉书》卷三五《郑玄传》）

郭泰郭泰，《后汉书》写作“郭太”。李贤注曰：“范晔父名‘泰’，故改为此‘太’。”本书均回改。，“博通坟籍，善谈论，美音制”，游于洛阳，名震京师。尤其擅长评骘人物，“其奖拔士人，皆如所鉴”李贤注引《谢承书》曰：“泰之所名，人品乃定，先言后验，众皆服之。故适陈留则友符伟明，游太学则师仇季智，之陈国则亲魏德公，入汝南则交黄叔度。初，泰始至南州，过袁奉高，不宿而去;从叔度，累日不去。或以问泰，泰曰：‘奉高之器，譬之氿滥，虽清而易挹。叔度之器，汪汪若千顷之陂，澄之不清，挠之不浊，不可量也。’已而果然。泰以是名闻天下。”。“司徒黄琼辟，太常赵典举有道”，或劝其仕进，郭泰对曰：“吾夜观乾象，昼察人事，天之所废，不可支也。”遂不应召。当时京城清议领袖之一范滂品评郭泰云：“隱不违亲，贞不绝俗。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郭泰虽不仕进，但颇善自保：“虽善人伦，而不为危言覈论，故宦官擅政而不能伤也。及党事起，知名之士多被其害，唯林宗及汝南袁闳得免焉。遂闭门教授，子弟以千数。”（《后汉书》卷六八《郭泰传》）

符融，“幅巾奋袖，谈辞如云”。因慧眼识郭泰而知名。“州郡礼请，举孝廉，公府连辟，皆不应。”太守冯岱礼请，符融“辞病自绝”。“会有党事，亦遭禁锢。”优游不仕，以寿终。（《后汉书》卷六八《符融传》）

黄宪，字叔度，风仪高迈，才学深湛，深得时人赞誉：黄宪十四岁时，荀淑偶遇之，“竦然异之，揖与语，移日不能去”。戴良才高倨慠，“而见宪未尝不正容，及归，罔然若有失也”，云：“良不见叔度，不自以为不及;既覩其人，则瞻之在前，忽焉在后《论语·子罕》：“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固难得而测矣。”陈蕃、周举常相语曰：“时月之间不见黄生，则鄙吝之萌复存乎心。”但是黄宪绝不出仕：太守王龚“礼进贤达，多所降致，卒不能屈宪”;多次被“举孝廉，又辟公府。友人劝其仕，宪亦不拒之，暂到京师而还，竟无所就。……天下号曰‘征君’”。（《后汉书》卷五三《黄宪传》）

徐稺，“屡辟公府，不起”。桓帝初，陈蕃为太守，“以礼请署功曹，稺不免之，既谒而退”。“后举有道，家拜太原太守，皆不就。”延熹二年，陈蕃、胡广并荐，“桓帝乃以安车玄纁，备礼征之，并不至”。又“尝为太尉黄琼所辟，不就”。（《后汉书》卷五三《徐稺传》）

姜肱，“博通《五经》，兼明星纬，士之远来就学者三千馀人。诸公争加辟命，皆不就。”“后与徐稺俱征，不至。桓帝乃下彭城使画工图其形状。肱卧于幽闇，以被韬面，言感眩疾，不欲出风。工竟不得见之。”中常侍曹节既诛陈蕃、窦武，“欲借宠贤德，以释众望，乃白征肱为太守。……（姜肱）乃隐身遁命，远浮海滨。再以玄纁聘，不就。即拜太中大夫，诏书至门，肱使家人对云‘久病就医’。遂羸服间行，窜伏青州界中，卖卜给食。召命得断，家亦不知其处，历年乃还”。（《后汉书》卷五三《姜肱传》）

申屠蟠，“家贫，佣为漆工”。名士郭泰见而奇之。同郡蔡邕亦深所推重，自己被州郡辟召，乃辞让申屠蟠。“后郡召为主簿，不行。遂隐居精学，博贯《五经》，兼明图纬。”“太尉黄琼辟，不就。”“再举有道，不就。”其时，京师游士范滂等清议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节下交。于是，太学生争慕其风，以为文学将兴，处士复用。蟠独叹曰：“昔战国之世，处士横议，列国之王，至为拥篲先驱，卒有坑儒烧书之祸，今之谓矣。”“乃绝迹于梁砀之间，因树为屋，自同佣人。”大将军何进连征不至。灵帝中平五年（188），复与荀爽、郑玄、韩融、陈纪等十四人并征为博士，申屠蟠不至。次年，董卓擅为废立，公车再征蟠、爽、融、纪等，仍是只有申屠蟠不到。（《后汉书》卷五三《申屠蟠传》）

周勰，出身儒学世家，祖父周防习《古文尚书》，撰《尚书杂记》三十二篇，四十万言。（《后汉书》卷七九上《儒林列传》）父周举（字宣光）博学洽闻，为儒者所宗，时人誉为“《五经》从（纵）横周宣光”，历任多个州郡刺史、太守及中朝尚书、大鸿胪、光禄大夫。清公亮直，常上书直言得失，名重朝廷，甚见尊重。（《后汉书》卷六一《周举传》）而周勰则偏爱道家思想，“少尚玄虚，以父任为郎，自免归家。父故吏河南召夔为郡将，卑身降礼，致敬于勰。勰耻交报之，因杜门自绝。后太守举孝廉，复以疾去。时梁冀贵盛，被其征命者莫敢不应，唯勰前后三辟，竟不能屈。后举贤良方正，不应。又公车征，玄纁备礼，固辞废疾。常隐处窜身，慕老聃清净，杜绝人事，巷生荆棘”。（《后汉书》卷六一《周举传附周勰传》）

袁闳，“少励操行，苦身修节。……累征聘举召，皆不应。居处仄陋，以耕学为业。从父逢、隗并贵盛，数馈之，无所受。闳见时方险乱，而家门富盛，常对兄弟叹曰：‘吾先公福祚，后世不能以德守之，而竞为骄奢，与乱世争权，此即晋之三郤矣。’延熹末，党事将作，闳遂散发绝世，欲投迹深林。以母老不宜远遁，乃筑土室，四周于庭，不为户，自牖纳饮食而已。旦于室中东向拜母。母思闳，时往就视，母去，便自掩闭，兄弟妻子莫得见也。及母殁，不为制服设位，时莫能名，或以为狂生。潜身十八年，黃巾贼起，攻没郡县，百姓惊散，闳诵经不移。贼相约语不入其闾，乡人就闳避难，皆得全免。年五十七，卒于土室”。（《后汉书》卷四五《袁安传附袁闳传》）袁闳自筑土室，杜门不出，实为东汉后期士人群像的漫画式呈现，颇具象征意义。

东汉后期，士人群体何以倾向于选择避世？下列肺腑之言就是其真实心态：

许劭曰：“方今小人道长，王室将乱，吾欲避地淮海，以全老幼。”

郭泰曰：“吾夜观乾象，昼察人事，天之所废，不可支也。”（以上《后汉书》卷六八《郭符许列传》）

申屠蟠曰：“昔战国之世，处士横议，列国之王，至为拥篲先驱，卒有坑儒烧书之祸，今之谓矣。”

徐稺曰：“大树将颠，非一绳所维，何为栖栖不遑宁处？”（以上《后汉书》卷五三《周黄徐姜申屠列传》）

东汉后期，外戚、中宦、权臣交替专权，天灾人祸、民乱边患频仍，吏治贪酷，选举唯亲，大肆迫害士人。种种现象，都呈示着：刘汉王朝业已腐败不堪，大厦将倾。士人群体疏离远举，只为全生保身而已。

延笃《与李文德书》的自述，或可视为东汉后期士人群体心态的表白：

夫道之将废，所谓命也。……吾尝昧爽栉梳，坐于客堂。朝则诵羲、文之《易》，虞夏之《书》，历公旦之典礼，览仲尼之《春秋》。夕则消摇内阶，咏《诗》南轩。百家众氏，投间而作。洋洋乎其盈耳也，涣烂兮其溢目也，纷纷欣欣兮其独乐也。当此之时，不知天之为盖，地之为舆;不知世之有人，己之有躯也。虽渐离击筑傍若无人，高凤读书不知暴雨，方之于吾，未足况也。且吾自束修已来，为人臣不陷于不忠，为人子不陷于不孝，上交不谄，下交不黩，从此而殁，下见先君远祖，可不惭赧。如此而不以善止者，恐如教羿射者也。慎勿迷其本，弃其生也。（《后汉书》卷六四《延笃传》）

士人守正洁身但已无力挽回社会的颓败，面对不可掌控的生存风险，唯有“勿迷其本”，全生保身罢了。

[參 考 文 献]

[1]皮锡瑞.经学历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4.

[责任编辑 连秀丽]

The Awakening of Individual Life Consciousness of Scholars in the Late Eastern Han Dynasty

ZHANG Feng-yi

Abstract：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deology， culture and literature， the late Eastern Han dynasty was a very important historical period. The deep corruption of politics and the corresponding overall decline of society led to the diversification of ideology and culture： Studies of Confucian Classics declined， and Taoist ideology made a strong resurgence. Buddhism， Taoism were also quietly rising. The political ecology of the late Eastern Han Dynasty in which the relatives（relatives of a ruler or an emperor on his mother’s or wife’s side）， eunuchs， powerful ministers engaged in tussles and monopolized power successively， which brought great political risks to the scholars. Not only was the official career hard， it could even be life-threatening. Because of this， the attitude towards life of the scholars in the late Eastern Han Dynasty changed greatly： In the basic pattern tending to pluralism， there was a tendency to alienate the political power and chose to survive. This situation pushed the literature of the late Eastern Han Dynasty towards self and emotion， towards independence and self-sufficiency.

Key words：Late Eastern Han Dynasty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Scholars’ Mentality Survival

31925003382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