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导条约》是冷战国际核秩序的产物，它反映了美苏想要维持核平衡与核霸权的目标，体现了冷战国际核秩序的内在矛盾。随着冷战结束，冷战国际核秩序的内在矛盾不断发酵，《中导条约》赖以存在的主客观条件都已改变，不能维护核平衡与核霸权的问题不断凸显，这导致了《中导条约》的解约，也标志着冷战国际核秩序的最终解体。重构国际核秩序就要抛弃冷战思维，加强多边协调;以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主要目标，抛弃核民族主义;探索全球核安全治理的新模式，多层主体、多种措施地构建符合核形势发展的新规则、新机制。

[关键词]《中导条约》 核秩序 俄美关系 地缘政治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后冷战时期欧洲安全架构中的多元化模式研究”（17BGJ049）

[作者简介]胡晔，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历史学博士（北京 100872）

[DOI编号]10.13761/j.cnki.cn23-1073/c.2022.02.007

1991年5月6日，美国罗伯特·W·帕克将军终于完成了《中导条约》包含的美国导弹系统的清除工作，在最后的纪念仪式上，他说：“请记住，我们正在见证的不仅仅是这一崇高武器系统的消失，也是地球上两个最强大的国家之间历史性协议的重要里程碑。”[1]111被帕克将军誉为“历史性协议”的《中导条约》是苏美两国在1987年底签订的。条约规定苏美双方不得生产、测试和部署射程在500—5500公里的陆基弹道导弹和陆基巡航导弹，这相当于彻底销毁了一个武器类别，因而在世界军控史上的地位尤为重要。

《中导条约》的签订曾给热爱和平的人们带来无限希望。他们强烈要求以《中导条约》为起点，实现全球无核化。然而事与愿违，俄美双方就《中导条约》的履约争议从未间断，两国政府经常指责对方违反条约。2014年7月，美国在年度军控履约报告中指责俄罗斯违反《中导条约》，俄罗斯外交部则回击称美国的指控“饱含偏见和无礼”[2]。2019年2月2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宣布如果俄罗斯不放弃非法导弹部署并且遵守条约，美国就暂停其条约义务，并在六个月内行使撤出权。蓬佩奥的声明换来的是普京对暂停《中导条约》法案的签署。8月2日，美国宣布正式退出《中导条约》，俄罗斯也随即退出。

这个“历史性协议”最终被历史埋葬。学者们多是从美、俄的立场出发，分析其退约原因。《中导条约》是美苏在冷战时期构建的国际核秩序的组成部分，它的成功签约具有深刻的时代烙印。伴随冷战结束，地缘政治的巨大变革以及“第二核时代”的到来，《中导条约》已愈发无法满足美俄的利益诉求。它的失败，既标志着冷战时期构筑的国际核秩序走向瓦解，又给我们带来了新的问题，即如何重构一个全新的国际核秩序？

一、冷战时期的国际核秩序

从核武器诞生之日起，如何构建国际核秩序就是国际社会需要面对的问题。冷战初期，由于美苏两国剑拔弩张的关系，双方陷入紧张的军备竞赛中，竞相发展核武器，不断提高核武器的数量和质量。在这种背景下，不可能建立起有序的国际核秩序。20世纪60年代末，冷战局势趋于缓和，美苏核军备也形成相对均势，这使得构建国际核秩序成为可能。为稳定美苏之间的战略均势，使两国核力量发展保持平衡状态，美苏之间的核军控谈判在70年代取得了巨大进展，国际核秩序也在这一时期逐步建立起来。1968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1972年《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的条约》和《美苏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某些措施的临时协定》、1973年《美苏双方防止核战争协定》等均在这一时期签订[3]181。70年代末，伴随苏联入侵阿富汗，里根推行新遏制政策，导致双方关系再次陷入低谷，军控谈判也陷入低潮。随着美苏关系缓和，1987年《中导条约》以及1991年《削减战略武器条约》（Strategic Arms Reduction Treaty， START）的签订，既标志着70年代以来一系列军控谈判达到高潮，也标志冷战时期的国际核秩序最终形成。

冷战国际核秩序是国际社会在核军备发展、核武器使用原则以及核不扩散三个方面逐渐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形成的国际规范与制度安排。主要内容包括限制核军备、防止核武器扩散、防止核战争[4]。它的形成过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与制约。总体而言，全球核力量的发展是推动其建立的根本原因，美苏的政策选择影响其发展进程，地缘政治格局推动其不断演进。由于冷战国际核秩序形成于美苏争霸的特定历史时期，必然会有浓厚的时代色彩。它是美苏两国主导的，在维持核霸权的基础上，追求战略平衡的产物，因此它具有维持美苏核霸权与核平衡的双重特点。冷战国际核秩序的双重特点也造成了它的双重矛盾，即美苏之间想要维持核平衡的矛盾，以及美苏想要维持针对其他国家核霸权的矛盾。美苏想要维持核霸权必然要保持强大的核武器库，这就与防止核扩散、防止核战争、限制核军备的核秩序截然相反，也会招致其他国家的不满，进一步地刺激其他国家发展核武器。随着其他国家核军备不断发展壮大，也会挑战美苏的核霸权。同时，美苏想要维持双方核平衡，就会陷入军备竞赛与军控谈判的拉锯战，因此这一时期的国际核秩序本身就是美苏不断妥协的产物。冷战国际核秩序包含的结构性矛盾预示了其崩溃的结局。

二、《中导条约》与冷战国际核秩序

《中导条约》签订于冷战后期，它是冷战国际核秩序发展的产物，它的签订过程、具体内容无不体现出美苏想要维持核平衡与核霸权的目标，也处处反映了冷战国际核秩序的结构性矛盾。

第一，全球核力量的发展为《中导条约》的签署提供了客观条件。1987年《中导条约》签署时，美国和苏联不仅有世界上能力最強的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而且在核武器数量上也占据绝对优势。根据《原子科学家公报》的统计数据，当时美国拥有核武器储备23575个，苏联43000个，英国422个，法国420个，中国230个，以色列47个， 而其他国家还没有核武器。[5]苏联是向其他国家提供导弹的最重要供应国，特别是苏联的SCUD-B300公里短程弹道导弹及其改型是第三国导弹中最常见的导弹。当时美国政府分析认为，只有8个国家（美国、苏联、中国、英国、法国、以色列、印度、朝鲜）能够自主或在有限的外国援助下生产射程超过300公里的导弹[6]17。此时的美苏在全球范围内拥有绝对的核霸权，其他国家的核力量都不足以对其构成挑战。

同时，美苏两国的核力量发展旗鼓相当，双方维持着核平衡态势。1983年底，美苏的战略核弹头总数已分别达到9665枚和8880枚。虽然苏联的陆基洲际导弹在命中精度和分导技术上仍落后于美国，但是在数量、投掷重量和弹头当量上已占有优势[7]89。从导弹部署来看，截至1986年，美国部署在欧洲的潘兴-Ⅱ式导弹与巡航导弹达286枚，而苏联在欧洲拥有270枚SS-20导弹，双方在欧洲的战略核力量处于相对平衡的水平[8]4。在《中导条约》签署之前，美苏双方处于高水平的核僵持状态，一旦發生直接冲突，美苏将陷入不得不在核报复或投降之间择其一的困境[9]89。

第二，美苏的缓和政策为《中导条约》的签署提供了主观上的可能。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提出外交新思维，大幅度调整对外政策，放弃原来的政策与主张，实行全面退让。苏联的观念、立场和政策都发生了巨大而根本性的变化[10]1277。戈尔巴乔夫认为，核战争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因此必须建立一个“没有核武器，没有暴力和仇恨、恐惧和猜疑的世界”[10]1302。1984年，里根提出美国对苏政策建立在三项指导原则基础上，即“现实主义”“实力”与“对话”[10]1280。同年，共和党在总统竞选纲领中把武器控制放在国家安全的首位。里根在乔治城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关于对外政策讲话中说，美国当今在世界上面对的首要挑战是减少核战争的威胁[10]1296。在美苏关系进入新缓和后，从1985年开始，里根和戈尔巴乔夫先后举行了五次最高级会晤，在核裁军方面达成许多共识，双方最终签订了《中导条约》[10]1277。

第三，地缘政治的考量促成了《中导条约》的签订。美苏签署《中导条约》主要着眼于缓和双方在欧洲地区的核力量竞争。中程导弹不仅可以作为威慑手段，而且具有射程短、火力足、精度高的特点，可以在常规战争中作为战术核武器使用，因此具有极高的现实风险。欧洲是美苏部署中程导弹的重灾区。美国在欧洲部署的数百枚“潘兴-Ⅱ”等弹道导弹的火力范围覆盖了莫斯科及其东部地区，严重威胁了苏联的安全。而苏联部署的SS-20等上千枚导弹则严重威胁了美国的欧洲盟友及其在当地的驻军安全。尽管苏联的导弹可以威胁到美国在欧洲的盟友，但是却无法对美国本土构成威胁，因此苏联认为美苏在中程导弹问题上存在力量失衡的问题。销毁中程导弹对美国而言可以解除欧洲盟国和自身驻军的危险，对苏联而言可以消除外部威胁和力量失衡问题。由此，地缘政治安全亦是促成《中导条约》签订的原因之一。

在冷战背景下诞生的《中导条约》，处处体现着美苏想要维持核霸权与核平衡的目标。《中导条约》中削减武器的条款体现了美苏想要向下维持核平衡的考量。由于其他国家都不足以对美苏的军事力量构成挑战，美苏都将对方视为最主要的军事威胁。《中导条约》涉及的具体导弹类型包括：美国的“潘兴-1A”“潘兴-1B”“潘兴-Ⅱ”型陆基弹道导弹、BGM-109型“战斧”陆基巡航导弹以及附属发射装置;苏联的SS-4、SS-5、SS-12、SS-20、SS-23型导弹和发射装置[11]62-112。对美国来说，《中导条约》在全球范围内消除了苏联最有威胁性的SS-20和SS-23两类导弹系统，就消除了美国及盟友在中短程和中程导弹方面面临的威胁。苏联也认为美国的“潘兴-Ⅱ”和BGM-109型“战斧”陆基巡航导弹是特别危险的武器，可能对其指挥和控制系统突然发动毁灭性袭击[12]40-62。《中导条约》也直接消除了这些导弹对苏联构成的威胁。美苏在条约中拆除的中短程导弹在双方武器库中所占比重不大。同时，条约并未销毁核弹头本身，而是主要销毁核弹头的运载工具——陆基中短程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最后，条约主要限制的是陆基力量，对海基和空基力量没有做出限制。因此从《中导条约》规定的内容来看，它并不能有效限制俄美双方核力量的发展。

冷战国际核秩序的矛盾在《中导条约》中体现殆尽。《中导条约》的第十五条款规定此条约“无限期”。相比之下，大多数双边军备控制的协议都是有期限的。这个“弹性”的条款留给双方更多的解释空间，如果苏美没有一方退出条约的话，条约将无限期执行下去。反之，如果一方退出条约，就代表着条约的废止。这一方面体现了双方在谈判的时候，想达成裁军目标，并尽可能将成果维持下去;另一方面，也可看出双方并不确定未来情况的发展，不想让一纸条约成为自己今后扩充军备的枷锁。《中导条约》中备受称赞的核查机制也存在问题。条约中包含的《消除条约》议定书规定，陆基导弹、发射装置和支持设备要在三年内永久消除。而根据条约中另外包含的核查议定书规定，在条约生效十三年后，结束对已消除的设备进行现场核查。《中导条约》本身没有期限，如果缔约国想在条约生效十三年后再对陆基导弹、发射装置和支持设备进行现场核查的话，就超过了核查权力的范围。因此条约中核查条款的时间限定与条约本身的无时限规定就形成了矛盾。最后，条约也没有成立固定化的核查机制，定期行使核查权力。《条约》曾设立“特别核查委员会”（SVC），目的是“解决有关违反行为的问题”，促进《条约》的“可行性和效力”，应两个参加国的要求召开会议处理争端[11]62-112。在条约最初执行阶段，委员会还定期举行会议，被认为是解决争端的有效工具。但是，随着核查时限的到期，以及缺乏可以维持条约运行的组织机构，委员会开始慢慢变得有名无实。现场核查期满后，运用技术检查手段成为缔约国监测条约遵守情况的工具。然而，技术核查“排除了及时、严格和公正地查明和调查（任何）违规行为的可能性”[13]64。早在1988年，美国参议院特别情报委员会就预见到“（由于他们体积小得多）违反条约的陆基巡航导弹力量可能不会像弹道导弹系统那样被迅速发现”[14]。

此外，《中导条约》的签订并不意味着美国放弃了在中短程导弹领域的绝对优势，反之，美国试图在条约外另建制度保持其优势地位。1987年4月，就在《中导条约》签订前，美国与几个最亲密的盟友（后来的七国集团）组成“导弹技术控制制度”（MTCR），旨在防止可运载大规模杀伤性武器（WMD）的导弹和无人驾驶航空飞行器及相关技术的扩散。该团体的成员同意不出售或转让能够携带500公斤弹头射程达300公里导弹的关键部件、技术、或完整的系统[15]。因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弹头重量超过500公斤，并且0—300公里代表短程导弹，因此这个制度主要为了限制国际市场上短程导弹运输系统携带常规弹头以及潜在的核扩散。“导弹技术控制制度”对参与国以外的想要开发更有能力、射程更远导弹的国家造成了很大障碍。到1991年中期，当美国和苏联完成《中导条约》规定的拆除其短程和中程导弹武库的任务时，这类有效和精确的导弹基本上仍然属于这两个超级大国和美国少数几个亲密盟友。

在冷战国际核秩序下构筑的《中导条约》，并不能有效地维护苏美的目的。看似弹性的核查条款，实际上给苏美任意毁约大开方便之门，它的存续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双方的自觉遵守，因此它并不能长期、有效的维持苏美之间的核平衡。《中导条约》的存在依赖于苏美在全球的绝对核霸权、苏美两国之间的核平衡以及苏美之间的政治缓和。它是冷战国际核秩序双重矛盾下暂时妥协的产物，并未解决冷战国际核秩序的结构性矛盾。苏美依然会为维持核平衡与核霸权暗中较劲，其他国家依然会为自身安全发展核力量。因此，《中导条约》在苏美关系缓和、其他国家不足以威胁其霸权时，自然可以相互遵守。而在苏美关系紧张、其他国家核军备日益强大的时候，就可以肆意撕毁。

三、冷战结束后国际核秩序的变化与《中导条约》解约

1991年底苏联解体，标志着以美苏对抗为基本特征的两极世界格局的终结。然而在冷战结束后的一段时期里，冷战国际核秩序依然得以存续，究其原因在于继承前苏联遗产的俄罗斯依然具有强大的核力量，国际格局的变化并未冲击俄美的核平衡与核霸权。随着时间的流逝，冷战国际核秩序的内部矛盾开始不断发酵，俄美维护核霸权与防止核扩散的冲突，以及俄美之间无法保持核平衡的困境，冲击着《中导条约》赖以存在的主客观条件，最终使其走向解体，也让冷战国际核秩序走向终结。

第一，全球核力量的巨大变化让《中导条约》的存在缺乏了客观条件。冷战国际核秩序并不能有效地防止核扩散的问题不断凸显。冷战结束后，有核国家不断增多，全球范围内的短程、中程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在质量、数量和战略价值上都有所提升。1998年，印度连续进行了5次核试验，震惊了世界。2006年以后，朝鲜先后进行了6次核试验，大力发展导弹技术。美国国家航空情报中心（NAIC）对冷战后全球导弹发展进行了连续的调查。1999年的美国国家航空情报中心报告列出了5个国家（中国、印度、巴基斯坦、朝鲜和伊朗）在研发弹道导弹，但发现只有中国生产了这种类型的导弹，并进行了实际部署[16]9。到2000年，报告列出了一枚朝鲜部署的中程弹道导弹;三年后，巴基斯坦、伊朗也加入到了朝鲜的行列[17]10-11。2005年美国进行的导弹调查发现一枚斯洛伐克短程弹道导弹（没有说明其状态）、一枚已部署的中国短程弹道导弹和两枚状态不明的埃及短程弹道导弹。研究还发现，有七个国家现在要么部署了中程弹道导弹，要么正在开发此类导弹[18]28-38。全球范围内中程导弹的增长，威胁着俄美的核霸权。这给俄美带来了80年代《中导条约》协商时没有预见的挑战，也成为俄美要弃约的借口。2007年慕尼黑安全会议上，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说：“今天，许多其他国家拥有（短程和中程地面发射）导弹，包括朝鲜、韩国、印度、伊朗、巴基斯坦和以色列。许多国家正在研究这些系统，并计划将其纳入其武器库。只有美国和俄罗斯有责任不制造这样的武器系统。显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考虑确保我们自己的安全。”[19]在《中导条约》签署的时候，拥有中程和短程导弹的国家只有美国、苏联、法国和中国，但现在已经有将近30个国家，其中大部分是俄罗斯的邻国。

同时，在变化的国际环境中，冷战国际核秩序也无法维系俄美之间的核平衡。冷战结束后，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也是核力量最强大的国家，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具有常规武器和核武器的双重优势。然而美国却依然夸大其面临的核安全威胁，始终将俄国作为假想敌，认为他们与俄罗斯的非战略核武库存在差距。2019年1月，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处（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的一份报告估计，美国拥有500枚非战略武器（欧洲可能有200枚），而俄罗斯拥有1000至6000枚。从战略角度看，美国认为SSC-8导弹增强了俄罗斯的战区核能力，俄国可能用它对北约进行胁迫和侵略[20]7-8。美国认为俄国不遵守军备控制条约的行为以及部署SSC-8导弹的行为，威胁了美国及盟友的安全。因此美国不能无限期地留在限制自身的条约中，而对俄罗斯部署高能力平台不做任何事情。事实却恰恰相反，根据俄美2019年的核武器对比情况来看，美国依然占据优势。美国的海基和空基核力量更加强大，潜射弹道导弹技术更高，导弹防御体系也更完善。美国的核潜艇、战略轰炸机的完好率也要高于俄国。俄罗斯只在陆基核力量上保持较高的水准[21]。因此在俄美的不平衡中，实际上是美国占据主导优势。然而无论谁占据优势，《中导条约》签订前俄美核平衡的态势已经不复存在[22]。

第二，俄美日趋紧张的关系也让其失去了存续的主观可能。美国在2017年的《国家安全战略》中公开宣布大国竞争已经回归。在《中导条约》签署30周年之际，美国国会多名议员提出俄罗斯的“伊斯坎德尔”战役战术导弹会对美国部署在罗马尼亚、波兰的导弹防御系统以及北约的军事基地构成直接威胁。2018年美国的《国防战略》以及《核态势评估》矛头直指俄罗斯和中国，认为与“修正主义国家”长期的战略竞争是美国安全与繁荣的核心挑战，更是突出美国面临的核安全威胁。特朗普政府对核力量极为重视，通过增加国防开支重振军力、研发低当量潜射弹道导弹、加快美国核力量现代化，公然违背国际核秩序。

美国对国际核秩序的肆意践踏，是其一向奉行“功利主义”原则的结果。美国加强核武器力量的做法激起了俄罗斯的针锋相对。普京在2018年3月发表的国情咨文中公布了俄罗斯正在研发的七种新式武器系统：重型弹道导弹萨尔马特代替苏联时期的R-26M，北约对其代号为SS-18;核巡航导弹;無人水下高速航行器系统;空射高超声速导弹;高超音速滑翔器;激光武器;以及俄罗斯的国家导弹防御体系已经基本建立。实际上，俄罗斯对《中导条约》的不满由来已久，认为条约是在苏联做出巨大让步、严重有损国家利益的条件下签署的，本质上是不公平条约，因此早就想废除条约束缚。随着俄美核竞争日趋紧张，废除《中导条约》是双方必然的选择。

第三，地缘政治安全的考量加速了《中导条约》的解体。冷战时期，苏美之间的导弹竞争主要集中在欧洲，因此《中导条约》的签署主要缓和了苏美在欧洲地区的核竞争。冷战结束后，中东和亚太地区也成为美国军事关注的重点，美国想要在这些地区进行核力量部署，维护全球霸权，自然不愿意被《中导条约》束缚手脚。俄罗斯的地缘环境更为复杂，其周边的格鲁吉亚、乌克兰等地区危机和冲突频发。北约东扩、美国在欧洲部署导弹防御系统，更让俄罗斯的安全环境不断恶化。这些都使得俄罗斯决策层认为研发和部署陆基中程、中短程导弹十分必要。俄罗斯必须补齐自身军力短板，实现不同作战目标，而《中导条约》成了俄罗斯发展军事能力的桎梏。与此同时，俄罗斯认为朝鲜、中国、伊朗、印度、巴基斯坦等国都在积极发展中程导弹，尽管目前俄罗斯与这些国家关系良好，但是俄罗斯也要未雨绸缪，提早应对。在波谲云诡的国际环境下，《中导条约》显然不利于俄罗斯的国家和军事安全。

《中导条约》的内容也不适用于日益更新的军事技术。随着拥有中短程弹道导弹的国家越来越多，俄美不仅需要限制中短程导弹的发展，也需要构建起《中导条约》并未建立的有效的信息交换系统，以防止突发的核危险。同时，当今军事博弈的核心领域包括海基和空射巡航导弹、高精度制导武器、无人机等，但是《中导条约》并未涉及。《中导条约》在解决履约争端的问题时也遇到困难。条约生效三年后，彻底拆除了俄美所有短程和中程导弹，全面实现了零——零首要目标。虽然条约规定，现场视察需要持续到2001年5月，不过在拆除目标实现后，这些核查和解决争端的条款却如同虚设。俄罗斯和美国并没有每年交换必要信息，负责解决履约争议的“特别核查委员会”（SVC）也没有定期召开会议解决俄美分歧。现场核查结束几年后，美国就开始怀疑俄罗斯违反条约，并通知其北约盟友，告知俄罗斯违反了《中导条约》。俄罗斯回之以一份冗长的清单，列举了美国的虚假指控，并称美国才是条约的违反者，而不是俄罗斯[23]。“军备控制协议中规定的磋商机构应该是提出合规问题的首选论坛”[24]161，然而在《中导条约》的履约过程中，美国从开始就未打算通过协商机制解决问题，而是采取外交、军事和经济措施等“综合策略”迫使俄罗斯重新遵守《中导条约》。美国的外交声明和行动都是在条约之外进行的，这会让俄罗斯认为美国更愿意在条约之外解决争端，同时也认为美国并不重视《中导条约》。

美国自2013年起就多次在不同场合指责俄罗斯违背《中导条约》。奥巴马在2014年7月给普京信中指责俄罗斯测试SSC-8陆基中远程巡航导弹。SSC-8导弹不仅可以打击美国的欧洲盟国，而且对美国在波兰、罗马尼亚、韩国、日本的导弹防御系统构成威胁。俄罗斯则认为美国在波兰和罗马尼亚的导弹防御系统使用了标准-3导弹发射装置，这种装置能够发射属于中程导弹范畴的战斧式海基巡航导弹，明显违反了《中导条约》。由此可见，俄美相互指责对方违反了《中导条约》规定，继而也打破了《中导条约》维护的双方核平衡态势。《中导条约》的解约，是冷战国际核秩序内部矛盾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在变化的核秩序下，它所维护的脆弱的平衡已被打破。《中导条约》的解体，是俄美双方彻底撕毁了维系冷战核秩序的遮羞布，标志着其最终的瓦解。

四、重构国际核秩序

《中导条约》的解约意味俄美再次签署军控协议的希望更加渺茫。军控和裁军协议的达成离不开大国的自我克制与信守承诺，如果大国坚持单边主义态度，不仅会在国际社会树立不好的示范效应，更会让全球安全风险丛生。《中导条约》的解约让本已凸显的国际核失序问题进一步恶化。事实上，新一轮的全球核军备竞赛已经开启。2019 年8月，美国在退出《中导条约》仅半个月后，就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圣尼古拉斯岛（San Nicolas Island）使用移动发射装置测试了射程超过500公里的陆基中程巡航导弹。这次测试表明美国的技术储备和前期研发准备非常充分。同时，核武器的使用存在逐步降级的可能。2018年美国的《核态势评估》至少30次提到核武器在威慑非核攻击中的作用，表明美国要用核力量对核打击和常规打击进行双重威慑。俄罗斯则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已经正式废除了“不首先使用核武器”（No-First Use）原则，随着其常规力量的衰落，人们普遍认为，俄罗斯越来越依赖核武器，尤其是非战略核武器（Non-Strategic Nuclear Weapons）。2010年的《俄罗斯国防》（National Defense of Russia）指出，使用核武器是为了应对威胁国家存亡的大规模常规攻击和潜在的核攻击。最后，在国际范围内，核武器扩散的态势也不断加剧。美国将一些国家列为打击对象的行为，只会让这些国家被迫采取反制措施，加紧发展自己的战略力量，缩小他们和核大国之间的军事差距，以期维护自身安全以及重建战略平衡。

冷战国际核秩序的崩溃是其内部结构性矛盾不断发展的结果，根源在于俄美想要维持核霸權和核平衡，是冷战对抗思维的具体表现。然而俄美退出《中导条约》后，大肆发展核武器，降低核武器使用门槛，进一步刺激核扩散的行为恰恰是冷战对抗思维的延续。表明二者想在不断变化的国际核力量中，继续维持核霸权的野心。过去的历史经验说明，在冷战对抗思维之下构筑的国际核秩序在设计之初就有很多弊病，不能适应更大多数国家及人民的发展、不能根据力量变化作出相应的调整，因此终归逃不过失败的命运，这就需要革故鼎新，构建与时俱进的国际核秩序。冷战时期的国际核秩序，是强者立法、弱者守法，只有利于少数国家而不利于大多数国家，不是合作共赢、和谐共生的国际核秩序。想要建立真正有序、持久的国际核秩序必然要放弃冷战对抗思维，放弃单边主义和双重标准，这样才可以真正摆脱旧秩序的窠臼。

冷战时期的国际核秩序说到底是苏美在核武器领域具有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建立的。在国际核力量发生巨大变化的当今，它显然已经不合时宜。冷战时期国际核秩序的建立，很大程度上是苏美两国之间协商的结果，缺乏苏美与其他国家的沟通。冷战国际核秩序也沦为苏美维持核霸权的工具，并没有顾及其他国家的利益诉求。在当今国际体系、国际核力量发生巨大变化的背景下，新的国际核秩序必然要满足所有国家的诉求。国际核秩序的重构要求各国协调与合作，包含的题中之意就是需要各国奉献共商精神，采取协调战略。未来的国际核秩序要建立在多边协调的基础上，加强有核国家与无核国家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重构国际核秩序本质上是全球治理的范畴，因此我们也要探索核问题全球治理的新模式。构建和谐共生、合理有序的国际核秩序是人类政治文明向更高阶段迈进的关键，也是国际政治理论探讨的方向之一。全球治理是在没有世界政府的情况下，国家或非国家行为体通过谈判协商，权衡各自利益，为解决各种全球性问题而建立的自我实施性质的国际规则或机制的总和[25]56。在国际核秩序的构建主体上，核大国依然要发挥主导作用，但是联合国及其安理会、国际原子能机构等核军控组织与机构、相关地区组织与国家、非政府组织等也都要加入其中。在构建方式上，要运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多层面的举措。在构建目标上，既要让已经形成的国际规则持续发挥作用，又要建立更符合核形势发展的新规则、新机制。

重構国际核秩序归根结底需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最终目标。当今国际核失序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核大国采取狭隘的核民族主义措施导致的。核安全问题本身是跨越国界的，核民族主义无法构筑起保护核安全的高墙，只会让国际核秩序陷入混乱的深渊。因此只有核大国抛弃狭隘的核民族主义，国际社会才有可能逐步建立起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识，才能真正建立有序的国际核秩序。同时，任何一套行之有效的国际规则体系，都应该是绝大多数国家共商、共建的成果。只有国际社会的主要力量协调合作，普遍和持久的国际核秩序才能得以形成并得到维护。在重构国际核秩序的竞争和博弈中，中国要有所担当、奋力而为，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下，将有关国家推向重构国际核秩序的轨道，而不是分道扬镳，渐行渐远。

创建良好的国际核秩序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同为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望，凝聚了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对世界“良治”的期望，是人类共同价值观的体现。良好的国际核秩序，需要扩大核秩序构建主体，加强多国参与;要抛弃核民族主义，各国平等协商，共建共享;在国际核秩序的维护上，要各国共同参与、共同治理。在国际核秩序亟需重构的背景下，中国应为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安全，为重构国际核秩序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思想。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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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编辑 李睿思]

Reconstructing the International Nuclear Order： the Evolution of the INF Treaty and the International Nuclear Order

HU Ye

Abstract：The Intermediate-Range Nuclear Forces Treaty （INF） was the outcome of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nuclear order. It reflected the goal of maintaining nuclear balance and nuclear hegemony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oviet Union， and also reflected the internal contradiction of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nuclear order.With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the internal contradictions of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nuclear order continued to grow， and the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conditions on which the INF Treaty was based has changed. The problem of failing to maintain nuclear balance and nuclear hegemony beca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which led to the termination of the INF Treaty and marked the final disintegration of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nuclear order.To reconstruct the international nuclear order， we must abandon the Cold War mentality and strengthen multilateral coordination.With the building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s its main goal， nuclear nationalism should be abandoned.We should explore a new model of global nuclear security governance， and establish new rules and mechanisms that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uclear situation through multi-tiered bodies and multiple measures.

Key words：INF Treaty The Nuclear Order Russia-USA Relationship Geopolitics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