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延平 陈友莲

(1. 湖南女子学院 商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04; 2. 中国人民大学 应用经济学院, 北京 100872;3. 湖南女子学院 图书馆, 湖南 长沙 410004)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综述

部分妇女作为弱势群体因为健康、教育、信息等权利被相对剥夺而处于贫困状态,女性贫困逐渐成为全球关注重要问题[1]、社会主要焦点和反贫困工作重点。20世纪60年代后人们开始重视女性贫困问题,皮尔斯1978年首次阐述“贫困女性化”概念并提出“妇女是贫困中的最贫困者”重要命题。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确定“妇女与贫困”作为十二个重大关注领域之一,2015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强调消除包括向所有妇女和女孩赋权等形式的贫困,实现性别平等。我国贫困人口50%以上是妇女,妇女贫困作为反贫困工作新内容、新问题和新挑战对我国社会发展意义深远。妇女致贫因素包括经济和非经济等多种因素,其中非经济因素作为容易忽略但相当重要的妇女致贫成因成为学界政界研究重要课题和重要问题。妇女致贫非经济因素究竟包括哪些具体因素?非经济因素会不会影响妇女贫困及其影响程度如何?如何从非经济因素探讨妇女脱贫路径?妇女致贫非经济因素及其脱贫实现路径探索对消除我国妇女绝对贫困、解决相对贫困和促进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

国内外学者关于妇女贫困研究建树颇丰,在女性致贫成因研究方面,Pelkowwski、Tong研究发现健康水平会对贫困妇女工作时间和家庭收入带来负向影响[2-3]。Amartya·Sen研究表明致贫因素包括收入和其他能力因素[4]。Ilona Kiausienè 研究欧盟成员国妇女贫困问题后指出失业是妇女致贫最主要因素[5]。José Espinoza-Delgado、Stephan Klasen认为就业、家务和社会保护是尼加拉瓜妇女致贫因素[6]。Yélé Maweki Batana选取了资产和健康、教育和赋权等作为妇女致贫因素并基于A-F指数测度了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妇女贫困程度[7]。

妇女致贫因素包括收入贫困因素和健康[8]、教育[9]等非收入贫困因素。温友祥、司海英以甘肃省贫困妇女作为研究对象指出妇女致贫因素包含自然条件和资源禀赋、社会环境和发展程度、经济和生产力水平、传统思想和思维观念等[10]。赵颖坤提出家庭和社会地位、就业性别歧视、受教育水平、社保和医疗保健等成为妇女致贫因素[11]。叶普万提出社会制度和政策、社会习俗和权利缺失等农村妇女致贫因素[12]。贾慧咏认为妇女致贫因素包括政治经济体制、社会和文化制度、个人和家庭因素[13]。邵彩玲、孙运宏认为性别差异、收入水平、教育程度、社会制度和结构等影响女性贫困[14-15]。刘欣指出妇女贫困是自然条件、个人状况、家庭和社会(含客观社会结构)等多重因素叠加作用结果[16]。闫坤等提出制度保障缺失是女性致贫主要因素[17]。曹雪梅分析了包括传统思想观念、受教育程度、身心健康和素质等女性致贫非收入性因素[18]。柳建平围绕健康和教育、收入和消费等个体性因素与地区、家庭公共品等公共性因素发现甘肃省男女贫困发生率存在较大性别差异[19]。

关于特殊区域女性贫困、特殊女性群体贫困问题研究,朱玲在甘肃、青海、云南等省份农牧区调研基础上提出了传染病、妇科病和孕期产期护理等女性致贫的健康因素[20];王增文将老年女性贫困划分为暂时性和持续性等贫困类型,并利用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女性致贫决定因素[21]。女性多维贫困研究方面,张晓颖等使用AF法测算了北京市451名家政服务流动妇女多维贫困指数,发现流动妇女实现了收入脱贫,但在社会融入、生计水平、教育培训等处于相对贫困[22];吴海涛等利用AF法测算了湖北省农村家庭贫困性别差异,发现女性在教育、消费、决策权等表现出明显贫困[23]。

总之,妇女致贫成因研究多偏向经济因素和健康、教育等非经济因素,家庭人口、理解能力、智力水平、待人接物水平和语言表达能力等与妇女致贫有关的非经济因素研究略显薄弱。为此,我们主要利用Eviews8.0软件对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2016)分析我国妇女致贫非经济因素,旨在为我国妇女探索脱贫实现路径提供对策建议。

二、研究设计与变量选择

(一)研究假说的提出

舒尔茨(TheodoreW.Schultz)提出贫困问题要思考包括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知识资本(含知识、技能)等“全面的生产要素”[24],同时从人力资本视角解释现代经济发展因素,认为人力资本成为现代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人力资本理论也明确提出人力资本成为促进国民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主要因素,同时认为在很大程度上人力资本质量和人力资本投入决定了人类社会发展前景。目前,妇女致贫问题研究多是基于人力资本理论且多以经济因素研究分析为主,缺乏对包括家庭人口、教育程度、健康状况、理解能力、智力水平、待人接物水平和语言表达能力等非经济因素的分析。因此,本研究基于非经济因素视角考量妇女致贫成因,选取贫困妇女和非贫困妇女调研数据,通过选取相应变量建立Logistic二元回归模型,实证分析我国妇女致贫非经济因素。基于经济学、社会学相关理论观点和研究经验,我们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1.人口陷阱理论(the theory of population trap)作为西方经济学理论试图把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关联起来,用以解释发展中国家贫困落后问题。人口过度增长是导致部分国家贫困落后根本成因,人口增多制约和阻碍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导致国民贫困和国家落后。基于人口陷阱理论,我们提出如下假说:

H1:家庭人口与妇女贫困呈正向关系,家庭人口增多,妇女贫困增加;家庭人口减少,妇女贫困减少。

2.人力资本理论重视将教育作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反贫困重要工具,通过教育传授、传播和转移知识与技能,提升个人或贫困者素养并使之成为人力资本。妇女受教育程度提高会增强妇女理解能力、智力水平、待人接物水平和语言表达能力,促进妇女就业,增加妇女收入,减少妇女贫困。人力资本理论和能力贫困理论强调通过教育实现人口素质和个人能力提升,我们提出如下假说:

H2:受教育程度与妇女贫困呈负向关系,受教育程度提高,妇女贫困减少;受教育程度降低,妇女贫困增加。

H3:理解能力与妇女贫困呈负向关系,理解能力提高,妇女贫困减少;理解能力降低,妇女贫困增加。

H3:智力水平与妇女贫困呈负向关系,智力水平提高,妇女贫困减少;智力水平降低,妇女贫困增加。

H5:待人接物水平与妇女贫困呈负向关系,待人接物水平提高,妇女贫困减少;待人接物水平降低,妇女贫困增加。

H6:语言表达能力与妇女贫困呈负向关系,语言表达能力提高,妇女贫困减少;语言表达能力降低,妇女贫困增加。

3.人力资本理论认为健康成为人力资本重要组成部分,健康状况良好与否是人力资本发挥效率效能的重要标准。健康状况良好会提升妇女工作能力和促进妇女就业,提高妇女收入,妇女贫困减少,由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说:

H7:健康状况与妇女贫困呈负向关系,健康状况良好,妇女贫困减少;健康状况恶劣,妇女贫困增加。

(二)变量选择

对于相应的假说,我们选取相应变量进行验证,变量选取如下:

1.被解释变量

对解释变量贫困(poverty)构建二值选择变量:0表示非贫困,1表示贫困,参照标准是国家2016年贫困线,即年收入低于(含)3000元以下的为贫困妇女,年收入高于3000元以上的为非贫困妇女。

2.控制变量

(1)家庭人口(population),我们根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中数据确定妇女家庭成员人口规模数。

(2)教育程度(education),根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中所设计问卷“您认为自己最少应该念完哪种教育程度?”得到受教育程度调查数据。我们将妇女受教育程度按照学历即文盲、小学、初中、高中(中职)、大学(大专)、硕士以上五个等级换算为受教育年限,分别记0年、6年、9年、12年、16年和19年。

(3)健康状况(health),根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中所设计问卷“受访者的健康状况”得到健康状况调查数据。我们采用赋分健康状况,健康状况良好程度分别赋分为1分、2分、3分、4分、5分、6分和7分,表示很差、较差、差、一般、好、较好、很好水平。

(4)理解能力(understand),根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中所设计问卷“受访者的理解能力”得到理解能力调查数据。我们采用赋分理解能力,理解能力高低程度分别赋分为1分、2分、3分、4分、5分、6分和7分,表示很差、较差、差、一般、好、较好、很好水平。

(5)智力水平(intelligence),根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中所设计问卷“受访者智力水平”得到智力水平调查数据。我们采用赋分智力水平,智力水平高低程度分别赋分为1分、2分、3分、4分、5分、6分和7分,表示很差、较差、差、一般、好、较好、很好水平。

(6)待人接物水平(sociability),根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中所设计问卷“受访者的待人接物水平”得到待人接物水平调查数据。我们采用赋分待人接物水平,待人接物水平高低分别赋分为1分、2分、3分、4分、5分、6分和7分,表示很差、较差、差、一般、好、较好、很好水平。

(7)语言表达能力(language),根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中所设计问卷“受访者的语言表达能力”得到语言表达能力调查数据。我们采用赋分语言表达能力,语言表达能力高低分别赋分为1分、2分、3分、4分、5分、6分和7分,表示很差、较差、差、一般、好、较好、很好水平。

上述变量指标的选取依据、变量说明和预期影响方向如表1所示。

表1 变量指标选取依据与预期影响方向

三、研究方法与数据描述

由于本研究中因变量为贫困和非贫困妇女选择,仅取有限多个离散的值,因此我们不能建立简单的线性回归模型并使用OLS或其他变化形式去估计模型的参数,而需要选择二值选择模型进行研究。假设个体i是否贫困妇女是由可观察因素决定的,我们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进行估计是否为贫困妇女,妇女致贫非经济因素模型公式表示为:

其中,Pov为二元贫困选择变量,代表是否贫困妇女(poverty=1表示贫困妇女;poverty=0表示非贫困妇女),α表示回归截距,u表示随机误差项,Popi、Edui、Heai、Undi、Inti、Soci、Lani表示个体i是否为贫困妇女的特征变量,分别为受访者妇女家庭人口、教育程度、健康状况、理解能力、智力水平、待人接物水平和语言表达能力,β1、β2、β3、β4、β5、β6、β7分别表示各自变量的回归系数。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数据库,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ISSS)组织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是全国性大规模的社会跟踪调查项目,重点关注家庭经济、教育健康、婚姻医疗、家庭规模以及家庭动态等研究主题。CFPS 样本覆盖我国25个省(市、自治区),样本规模高达16000户,调查对象包括全部家庭成员[24]。我们使用该数据库2016年度数据展开研究,主要选取家庭人口、教育程度、健康状况、理解能力、智力水平、待人接物水平和语言表达能力等非经济变量分析妇女致贫成因。根据调查数据和研究需要,我们主要剔除问题缺失等不符合要求的样本,其中符合条件贫困妇女均包括在研究样本之内,其中符合条件的非贫困妇女采用随机抽出,抽取条件包括收入水平差异、城乡区别、省份差异等等。完成数据处理后,共得到有效样本466个,作为回归模型建立的数据基础,进而利用Eviews8.0软件进行数据处理。

四、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一)变量描述性分析

从表2可以看出,贫困(poverty)、家庭人口(population)、教育程度(education)、健康状况(health)、理解能力(understand)、待人接物水平(sociability)变量描述概率为0.0000,语言表达能力(language)概率为0.0002,说明1%水平下在统计上是显著的;智力水平(intelligence)概率为0.0187,说明5%水平下在统计上是显著的。

表2 变量描述性分析

(二)妇女致贫非经济因素回归分析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2016年度数据,利用Eviews8.0建立Logistic模型实证分析了我国妇女致贫非经济因素。以贫困(poverty)作为因变量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妇女致贫非经济因素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非经济因素回归分析结果

通过回归结果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研究结果:

1.家庭人口方面,回归系数为0.9345,伴随概率值0.0001,表明在1%的显著水平下在统计上是显著的,系数为正且显著,说明家庭人口对妇女贫困有正向影响,家庭人口增多,妇女贫困增加,与预期一致,证明了家庭人口增多妇女贫困增加假说1。

2.教育方面,回归系数为-0.1181,伴随概率值0.0145,表明在5%的显著水平下在统计上是显著的,系数为负且显著,说明受教育水平对妇女贫困有负向影响,受教育水平提高,妇女贫困减少,与预期一致,这也证明了受教育程度提高妇女贫困减少的假说2。

3.健康状况方面,回归系数为-0.5544,伴随概率值0.0409,表明在5%的显著水平下在统计上是显著的,系数为负且显著,说明健康状况对妇女贫困有负向影响,身体健康良好,妇女贫困减少,与预期一致,这也证明了健康状况提高,妇女贫困减少的假说3。

4.理解能力方面,回归系数为-0.5541,伴随概率值0.0094,表明在1%的显著水平下在统计上是显著的,系数为负且显著,说明理解能力对妇女贫困有负向影响,理解能力增多,妇女贫困减少,与预期一致,这也证明了理解能力受教育程度提高妇女贫困减少的假说4。

5.智力水平方面,回归系数为-0.6174,伴随概率值0.0382,表明在5%的显著水平下在统计上是显著的,系数为负且显著,说明智力水平对妇女贫困有负向影响,智力水平提高,妇女贫困减少,与预期一致,这也证明了智力水平提高妇女贫困减少的假说5。

6.待人接物方面,回归系数为-0.8772,伴随概率值0.0204,表明在5%的显著水平下在统计上是显著的,系数为负且显著,说明待人接物对妇女贫困有负向影响,待人接物水平提高,妇女贫困减少,与预期一致,这也证明了待人接物水平提高妇女贫困减少的假说6。

7.语言表达方面,回归系数为-0.4421,伴随概率值0.0292,表明在5%的显著水平下在统计上是显著的,系数为负且显著,说明语言表达能力对妇女贫困有负向影响,语言表达水平提高,妇女贫困减少,与预期一致,这也证明了语言表达能力良好妇女贫困减少的假说7。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得到以下研究结论:

(1)家庭人口、教育程度、健康状况、理解能力、智力水平、待人接物水平和语言表达能力等指标是妇女致贫的非经济因素。

(2)人口陷阱理论提出相应结论是符合妇女贫困现实的,家庭人口对贫困有正向影响,家庭人口增多,妇女贫困增加,反之家庭人口减少导致妇女贫困减少。

(3)人力资本理论提出健康与贫困结论是成立的,健康状况对贫困有负向影响,身体健康良好,妇女贫困减少,反之健康状况降低妇女贫困增加。

(4)人力资本理论提出教育程度、理解能力、智力水平、待人接物水平和语言表达能力等与经济收入密切相关,教育程度、理解能力、智力水平、待人接物水平和语言表达能力影响妇女就业和经济收入。教育对贫困有负向影响,教育水平提高,妇女贫困减少;健康对贫困有负向影响,身体健康良好,妇女贫困减少;智力水平对贫困有负向影响,智力水平提高,妇女贫困减少;待人接物对贫困有负向影响,待人接物水平增多,妇女贫困减少;说明语言表达对贫困有负向影响,语言表达水平提高,妇女贫困减少。

(三)妇女脱贫实现对策建议

上述研究表明家庭人口、教育程度、健康状况、理解能力、智力水平、待人接物水平和语言表达能力等非经济因素影响妇女就业和经济收入,从而影响妇女是否贫困。我们尝试从这些非经济因素探讨妇女脱贫实现路径,为妇女反贫困、解决绝对贫困和促进共同富裕提供对策建议。

1.适度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特别是贫困妇女质量

其一,要适度控制国家和家庭人口数量。国家层面既要促进国家经济发展又要控制保持人口适度增长。国家要有计划地调节人口增长速度和增长数量,使之与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有效控制家庭人口增长和家庭人口数量,可以使更多妇女从家庭事务得以解放和解脱,从而摆脱贫困。

其二,要提高国家和家庭人口质量。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不能单独追求数量、产量和速度,要重视人口质量,做好人力资源优化配置,要跳出人口陷阱,提高国家和家庭人口质量特别是贫困妇女质量,从而消除妇女贫困。

2.提高妇女受教育程度和水平,开展贫困妇女教育扶贫

舒尔茨提出教育成为人力资本主要内容,故教育是人力资本投资的合适代表[25]。“教育扶贫是指每个孩子、每个家庭获得自我发展能力的长效机制的精准扶贫”[26]。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摆脱贫困,其意义首先在于摆脱在头脑中意识和思路的‘贫困’,只有首先‘摆脱’了我们头脑中的‘贫困’,才能使我们所主管的区域‘摆脱贫困’,才能使我们整个国家和民族‘摆脱贫困’,走上繁荣富裕之路。”[27]教育直接作用和影响贫困妇女,通过教育“从根本上扶助并保障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基本权利和可持续发展权利,为他们摆脱贫困和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28]。教育使贫困妇女学习知识和掌握技能,提高贫困妇女自我发展能力,帮助贫困妇女彻底摆脱贫困,教育成为提升妇女素养、解决贫困妇女多维贫困、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有效途径之一。

其一,构建政府、学校、企业、社会组织和贫困人口等利益相关者五位一体的教育扶贫主体,全员推动教育发展促进妇女脱贫和妇女发展。政府是教育扶贫主体,引导学校、企业、社会组织和包括贫困妇女在内的贫困人口共同参与,形成教育扶贫合力,加强多元利益相关者教育扶贫主体合作,保障贫困妇女接受教育,提升贫困妇女教育扶贫成效,深度推进贫困妇女教育精准扶贫。学校要主动承担人才培养教育职责,坚守初心,努力培养包括贫困妇女在内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才。企业要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积极参与教育扶贫,积极组织贫困妇女职业培训和技能培训。社会组织积极参与教育发展和教育扶贫,拓展社会资金融资渠道,筹措社会资金投资贫困妇女教育。贫困人口特别是贫困妇女积极接受教育和参与教育扶贫,转变观念主动接受更多教育机会,提升自身知识文化水平。

其二,构建精神扶贫、智力扶贫、知识扶贫、能力扶贫和职业扶贫等五位一体教育扶贫体系,全方位促进妇女脱贫和妇女发展。教育在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中具有基础性、先导性和持续性作用[29]。教育就是一种生命经验的赋予,超越了人力资本范畴,使得贫困妇女拥有了攻击无知和反贫困的强大武器[30]。围绕扶志、扶知、扶能、扶智开展教育扶贫帮助贫困妇女从思想上突破‘贫困文化’藩篱解决贫困问题[27],从而补足贫困妇女精神、知识、智力和能力短板,提升贫困妇女素养和素质,帮助贫困妇女将知识资本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最终实现知识转化为财富价值。通过教育途径把生存技能、职业技能、知识创新和创业技能传授给贫困妇女,提升贫困妇女社会生存和自我发展能力。“要改变一般的人的本性,使他获得一定劳动部门的技能和技巧,成为发达的和专门的劳动力,就要有一定的教育或训练。”[31]职业教育属于“跨界的教育”,“跨界”属于职业教育本质和特征[32],让贫困妇女掌握一技之长和职业技能,拥有持续摆脱贫困的动力和能力。

3.提高妇女健康水平,建立贫困妇女健康扶贫长效机制

健康被剥夺是个体陷入贫困主要原因之一[33]。Sen(1981)提出的可行性能力贫困定义[34]阐述了提高包括贫困妇女在内的贫困人口健康水平成为减贫和脱贫重点。健康扶贫是保障贫困人口特别是贫困妇女健康权利,防止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重要措施,健康扶贫成为反贫困、脱贫攻坚难中之难和重中之重[35]。

其一,健全医疗设施,完善贫困妇女医疗服务。完善基本公共卫生健康服务包括健全医疗设施、加强医技人才培育培训、加强基层医院和基层卫生室(所)标准化建设、开通并完善基层卫生室(所)医保支付系统,重在提高基层医疗资源使用效率和医保监管,补齐医疗服务设施和健康扶贫短板,确保贫困妇女享受优质医疗医药服务和方便贫困妇女看病就医,为贫困妇女健康状况提供医疗服务。

其二,提升医疗水平,健全贫困妇女医疗保障机制。提升医疗水平、健全医疗保障机制是健康扶贫重要内容,可以确保贫困妇女健康有人管、患病有人治、生病有人护理、治病有政府报销、大病有政府救助。同时,扩大医疗保障服务范围,提供包括生病治疗、治病护理、治病跟踪、康复训练、医疗动态管理等医疗保障服务,推动医保综合改革,健全医疗保险,推进疾病综合防控,推广医院联合治疗,减少贫困妇女医疗支付,提升贫困妇女健康水平,防止贫困妇女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

其三,完善医疗救助制度,落实贫困妇女健康扶贫政策。建立和完善医疗救助制度将因病致贫妇女精准纳入医疗救助体系并明确其认定标准、报销基准、动态退出机制。同时,做好健康扶贫政策安排和健康扶贫政策配套衔接,适时适当视具体情况扩大健康扶贫政策全面性和覆盖面,确保贫困妇女健康扶贫政策落实落地,保障贫困妇女“看得起病、吃得上药、治得好病”。

4.提高妇女能力和智力水平,开展贫困妇女能力扶贫

阿马蒂亚·森将贫困视作是一种能力欠缺与剥夺从而深化贫困内涵。他认为“这样界定贫困才能显示真正符合人本身的利益、符合人的全面发展的实质,才是从现代意义上揭示贫困的真谛。”[36]阿马蒂亚·森深度探究贫困根源和探索贫困成因,进而提出消除贫困根本之路——以教育为路径提升贫困妇女能力水平和智力水平,解决其能力贫困。

能力贫困可谓是致贫重要根源之一,教育和赋能培训作为改善能力贫困有效途径,是解决贫困问题和消除贫困妇女能力贫困的重要举措,可以提升贫困妇女理解能力、待人接物水平、智力水平和语言表达能力,促进贫困妇女减贫脱贫。教育作为改善能力贫困、投资人力资源等重要手段,通过传授理论知识、专业知识与技能技术等能力培养从而提升贫困妇女能力水平,提高贫困妇女自我造血功能和内生发展能力。赋能培训包括通过专题讲座、技能操作、入户指导和实习实训等能力培训赋予贫困妇女职业技能和家庭技能,旨在提高贫困妇女家庭管理、家庭教育、家风培育、就业创业等技能和素养,最终消除贫困妇女能力贫困和实现贫困妇女减贫脱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