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金明 张艳艳

(三峡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北 宜昌 443002)

马克思曾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1]11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共产党在深刻认识中国国际地位、冷静判断世界发展形势后做出的理性思考和必然选择[2]。近年来,随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全球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其国际传播引起国内学界的广泛关注,并成为新的学术生长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研究在取得可喜成就的同时,仍存有进一步深度耕犁的学术空间。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传播研究现状

习近平总书记在出访俄罗斯时指出,随着世界各国相互依存程度的不断加深,世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3]5,这昭示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开始走出中国,向世界传播。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在国际重大场合和时间节点向世界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和普遍认可。同时,国内学界也掀起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传播的研究热潮。

1.研究持续升温

当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传播研究总体呈上升趋势,正成为新的学术生长点,着重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举办相关的研究论坛、研讨会等学术活动。2019年共举办3次学术研讨会,分别是中国政法大学全球化与全球问题研究所、《国际论坛》杂志社等共同主办的“全球大变革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研讨会,中国太平洋学会、《太平洋学报》编辑部主办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传播与实践”研讨会,福州大学举办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国际学术研讨会。2020年上海师范大学主办的“动荡变革期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国际学术研讨会。2021年举办2次学术研讨会,分别是中国传媒大学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院主办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智库论坛(2021)”,同济大学主办的“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学术研讨会。

二是涌现出一批国家级基金项目。2017年有1项国家基金项目,是四川大学刘肖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外传播的时、度、效研究”。2018年有2项,分别是东北财经大学栾林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同问题研究”、浙江工业大学邵鹏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全球传播秩序重建研究”。2019年有2项,分别是浙江大学刘同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构建与国际认同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贵州师范大学贾付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2020年有2项国家基金:南京师范大学沈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海外传播和国际认同提升策略研究”、广西财经大学自正权的“基于语料库的东盟国家媒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传播研究”。2021年有2项国家基金:中国石油大学(北京)曾蕊蕊的“基于数据挖掘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海外传播”、三峡大学王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海外传播和国际认同提升策略研究”。以上9项都是与本文密切相关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2.研究成果丰硕

通过中国知网CNKI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作为主题进行检索,截止到2021年12月,这一研究正成为新的学术生长点。一是知网收录期刊发表论文数量大幅上升(见表1),代表性文章见表2。二是发表了系列高水平学术论文和翻译出版了相关理论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被译为英文、俄文、阿拉伯文等多个版本,面向海外发行。《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被译成英文、日文、法文等多个版本,并在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传播。

表1 2016年—2021年CNKI收录的有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传播的发文量

表2 知网收录的有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传播的代表性文章

3.研究样式多维

通过梳理得知,国内学界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传播的研究并没有囿于单一的研究模式,而是呈现出多维的研究样态。

一是多领域推进。随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传播研究的持续推进,国内学界从政治学、传播学、法学等多学科领域对此展开研究探讨。

二是多层面切入。当下,国内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研究主要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不同的层面切入。在宏观上,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4];在中观上,学界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看作是新时代我国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新发展;在微观上,学界全面审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传播的有利条件、理论依据,深刻剖析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传播的现实困境,并提出许多建设性的对策和建议。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传播研究要旨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不是无源之水,它是对历史的继承、理论的创新以及对实践发展的把握。目前,国内学界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传播的研究,主要围绕其传播的原因、传播的内容、传播的成效、传播的困境以及传播的对策展开。

1.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传播的原因研究

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既是中国对时代发展脉搏的精准把握,也是国际社会顺应世界发展大势的重要举措。

一是顺应世界发展的历史潮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是对全球化浪潮和世界和平发展趋势的积极回应。武士红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既是中国共产党对当前全球化发展趋势做出的科学分析,又是对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愿景的准确把握[5]。

二是符合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望。张治江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体现了中国与世界的紧密联系,这一倡议找到了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汇合点和契合点[6]。陈金明、谢丞认为,“共通性”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显著特征,它是以全人类共同利益为基础,以实现世界人民福祉为旨趣[7]。

三是破解全球危机的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在纷繁复杂的世界发展格局下,中国对全球治理危机作出的新思考。宋建丽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既彰显了中国对和平繁荣发展倡议的维护,又充分体现了中国在把握客观规律的基础上,为应对世界发展困境所给出的中国治理方案[8]。

四是提升中国形象的有力抓手。张云飞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西方国家指责中国实行新殖民主义的有力回击,对提升中国国际形象具有重大作用[9]。徐艳玲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改变了中国自近代以来被欺辱而形成的“受害者”心态,展示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长远眼光和宽广胸襟[10]。

2.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传播的内容研究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思想渊源、科学内涵、实践路径构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传播研究的主要内容,国内学者对其展开深入探讨。

(1)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思想溯源。第一,经典理论说。学界分别以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世界历史理论、唯物史观为切入点,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思想溯源进行了深入探讨。田鹏颖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既来源于马克思“自由人的联合体”思想,又借鉴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11]。

第二,中国传统思想说。雷江梅、赵耀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蕴含着中国传统“和合”文化的基因,继承了儒家非暴力的对外交往方式[12]。

第三,当代中国外交思想说。宋伟、齐桐萱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共赢的外交理念一脉相承[13]。高地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是对“和平共处”“和谐世界”等重要外交思想的继承与发展[14]。

(2)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科学内涵。国内学界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科学内涵解读,大致形成了两要素说、三要素说、四要素说和五要素说等不同观点。

第一,两要素说。刘英杰、徐菲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可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以社会主义发展理念为主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另一个则是作为治理工具的人类命运共同体[15]。叶险明则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由两个类别构成:一是文化心理层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二是社会意识层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16]。

第二,三要素说。刘传春认为,随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由政治口号落实为中国外交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逐渐明确为实现人类共同安全、共同发展、共担责任的价值理念[17]。

第三,四要素说。李爱敏从国际主义理论出发,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自身内蕴四个层面的含义:分别是“新型权力观”“新型义利观”“新型文明观”和“新型交往观”,这四个层面奠定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思想基础[18]。

第四,五要素说。陈鑫[19]、田鹏颖和张晋铭[20]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并非单一的概念,而是涵盖政治、经济、社会、生态与安全“五位一体”的整体概念,是一种超阶级、超国家和超民族的人类价值的总体布局。对这一观点仍需学界予以进一步探讨。

(3)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路径。高扬认为,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影响日益增强,这一倡议已经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入新发展阶段的重要着力点[21]。

3.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传播的成效研究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传播态势良好,呈现出传播领域广泛、传播反响强烈、学者高度关注等特点。

(1)国际传播领域广泛。陈金明、谢丞指出,随着习近平总书记出访的足迹遍及世界各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范围突破国界限制,正从中国走向世界,并且乘着互联网迅速发展的东风,国际传播领域不断从一维空间向三维空间扩展[7],即突破时间、地域、语言的障碍,国际传播的受众面不断扩大。

(2)国际传播反响强烈。第一,获得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及各国政要的支持与认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载入联合国决议到写入多(双)边合作文件,再到列入国际重要议题,已然成为国际社会重要共识。譬如,腾文生指出,多国政要、国际组织负责人一致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仅揭示了各国相互依存和人类紧密相连的客观规律,而且也是造福中国、造福世界的最佳途径[22]。

第二,各国媒体报道热情高涨。国内学者通过对德国、俄罗斯、澳大利亚、沙特阿拉伯等多个国家主流媒体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报道的分析,结果显示,至2020年5月,多国主流媒体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报道总体呈上升趋势,其中,沙特阿拉伯主流媒体《利雅得报》相关报道多达334篇[23]。

(3)海外学者高度关注。宋婧琳和张华波[24]、王淼和王鹏[25]等学者指出,海外学者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动机、行为、影响、前景”等进行较为深入的探讨,并达成一致的共识。意大利学者安德烈·卡托内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符合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描绘的人类未来,是马克思国际主义在21世纪的当代体现[26]。

4.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传播的困境研究

通过对相关文献资料爬梳发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传播面临“普及度高、认可度低”的尴尬处境,国内学者从国内国际两个层面进行了探讨。

(1)国内层面。对外传播体系尚未健全,限制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当前,我国的国际传播体系建设处于发展阶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传播仍面临着多方面因素的掣肘。

第一,话语主体较为狭窄,主要以官方传播主体为主。陈鑫指出,当前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传播以元首外交、主场外交、党刊党报等官方话语主体为主,其他非官方话语主体和国际组织的传播作用尚未得到较好的发挥[27]。

第二,学术深度有待提升。王祯、李包庚指出,中国国际学术话语的长期缺位、乏力及中国话语逻辑论证偏弱,是造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面临西方质疑、传播受困的重要原因[28]。

第三,话语平台分布失衡。周继业指出,当前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传播的话语平台分布失衡,主要以官方平台和传统媒体为主,例如政府间的对话、首脑互访、国际会议、报纸、电视等,而民间力量和新兴媒体运用有待进一步提升[29]。

第四,表达方式较为刻板。刘肖、董子铭指出,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传播中,我国主流媒体的对外宣传存在着官方色彩和事业属性过重、机械灌输、生硬推送等倾向,导致国际社会形成了“中国传媒=政府官方=宣传”的刻板印象[30]。

(2)国际层面。各类挑战层出不穷,束缚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

第一,西方发达国家的肆意抹黑。隋春艳指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在“世界中心主义”“国强必霸”等思维定式影响下,将“一带一路”倡议恶意曲解为中国对丝路沿线国家的经济渗透、文化控制和战略控制[31],这就导致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长期弥漫着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怀疑、抗拒乃至抵触情绪[32]。

第二,部分发展中国家的不信任。一是质疑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和平性。王祯、李包庚指出,由于西方发达国家“国强必霸”的阴霾萦绕及国际社会长期叫嚣“中国崩溃论”等多种因素,造成了部分发展中国家、周边邻国对中国的猜忌、不信任感加深[28]。二是怀疑中国经济发展的稳定性。李欢欢等学者指出,由于全球经济发展低迷,加之西方唱衰中国经济,使得部分国家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忧虑,怀疑中国经济能否保持稳定增长,从而能否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作出中国应有的贡献[33]。

5.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传播的对策研究

针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传播面临的困境,专家学者从全局视野出发,提出了增强国家综合实力和完善传播话语体系等对策思考。

(1)增强国家综合实力,夯实话语传播基础。

第一,提升经济发展硬实力。陈鑫提出了三条增强国家综合实力的措施,一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夯实话语传播的经济基础;二是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完善产业结构和推动产业升级;三是注重军事力量的发展,坚持改革强军[27]。

第二,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姜丽认为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应从三方面着手,一是充分挖掘中华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二是尊重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性、特殊性,树立文明多样性的意识,从世界优秀文明成果中汲取精神滋养;三是坚定文化自信,推动文化体制改革稳步前进[34]。

(2)完善传播话语体系,加强传播能力建设。

第一,构建多元传播主体。摆脱单一官方传播主体束缚,充分发挥多元传播主体作用。廖为民指出,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国际传播的主体不能仅局限于官方和传媒业,要充分发挥企业、社会组织等不同传播主体的效用[35]。

第二,突出传播受众地位。费爱华指出,提升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认知度,在策略上应顺应正在变化的国际受众心理环境,秉持“受众中心”的传播理念,倾听受众的呼声,在把握受众需求的基础上,打造符合受众需求的产品,从而达到同频共振的传播效果[36]。

第三,丰富传播话语内容。金天栋、任晓指出,加强人类命运共同体学术话语建设,增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学理性和逻辑性,使之言之有理、言之有物、言之有据,是消除西方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解停留在政策层面的重要手段[37]。

第四,搭建国际话语平台。何国平、王珮指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坚持“台网并重、先网后台”的基本原则,以推动中国广播电视台国际化为抓手,主动设置重大议题,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传播注入新的发展动力[38]。

第五,优化话语传播方式。陈华明、李畅从政治展示视角出发,提出将抽象、晦涩的政治理念嵌入到各种视觉符号中的政治展示思路,这一做法不仅契合了当前“视觉中心主义”的文化背景,而且更有利于同新媒体技术融合[39]。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传播研究展望

国内学界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传播研究已烙下了辛勤探索的足迹,在一些重大问题的探讨上,既取得广泛共识,也存在不同见解。未来这一领域的研究可从以下四方面进行深度耕犁。

1.夯实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传播的学理基础

当下,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传播研究中,存在学理性、解释性研究不足[37]和“重政治轻学理”等现象,这就要求我们回归其学理向度,充分挖掘这一理念所蕴含的科学性和真理性,从而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传播提供理论支撑。

(1)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学理研究。

“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1]9一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的界定要以“共同体”为逻辑起点,在考察“共同体”的流变中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科学性。另一方面,厘清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其理论渊源的关系。明确人类命运共同体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吸收和借鉴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合理因素,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外交思想,从而增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传播的说服力和解释力。

(2)廓清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识偏差。

当下,有学者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看作是超越意识形态的“普世”方案,甚至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同于马克思“自由人的联合体”[40]。对此,一方面,我们应明确人类命运共同体反映了全人类共同价值。另一方面,我们要深知,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特定时代发展的产物,与马克思的“自由人的联合体”既相联系,又相区别。虽然中国所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与“自由人的联合体”的最终历史走向和发展目标具有一致性[41],但是二者的物质基础、时代要求等不可同日而语。

(3)拓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深度。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诞生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历史时期,是对“虚幻共同体”和“抽象共同体”的超越,其自身内涵着对资本统治狭隘历史的检视维度[42]。当前,经济全球化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日益凸显,资本主义仍占据世界发展的主导地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进行分析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传播研究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这就要求学者既要从理论的高度剖析“世界中心主义”思想的实质[43],又要着重揭露当前资本逻辑统治历史的两面性,从而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提供理论支撑。

2.创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传播的研究范式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传播研究中,文献分析法、历史分析法是常见的研究方法,实证分析和定量研究则较为鲜见。因此,应从以下几方面创新其研究范式。

(1)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共同发力。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传播研究兼具理论性与实践性,因此,学界既要注重运用哲学思辨方式深入探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生成逻辑和传播路径,同时又要加强其实证研究和定量研究,在充分利用统计数据、图表等实证方法的基础上,从现实层面强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传播的问题导向力,彰显其研究的客观性、真实性,增强其研究结论的说服力和可信度。

(2)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密切结合。

当前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传播的研究,大多是从宏观角度进行分析,微观层面的具体考量尚显不足。随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研究不断向纵深发展,这一理念逐步由抽象走向具体、由理论走向实践、由一国走向多国,由全球经济倡议向文化、政治、安全、生态以及互联网等多领域延展,从而衍生出不同的命运共同体模式。譬如,在政治层面,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突出亲、诚、惠、容”[3]65的周边命运共同体;在生态层面,则衍生出人与自然命运共同体,宏大而抽象的命运共同体开始变得更为具体。因此,未来学界在探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时,既要从宏观层面把握其国际传播的全貌,又要从微观角度分析其具体理念的传播态势。

(3)国内视角与国际视角相互统一。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研究并非设置“话语沟壑”、将他者排斥在外,而是一项开放式研究。因此,学界可通过对“他者镜像”的观察与审视,获取“由我观之”以外的新视野,掌握和了解国外学者有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传播研究的新动态,但这并非本着“学徒心态”不加批判地加以吸收,而是要做到以我为主,为我所用,既要有主体性、原创性,也要有全局性、统合性[37]。

3.提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传播的标识性概念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自提出以来,西方国家凭借对国际话语权的掌控,妖魔化解读这一理念。为突破西方话语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包围圈,有利推进其国际传播,“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44]。

人类命运共同体标识性概念,是指最能反映这一理念的本质特征和价值观念的概念范畴。当前,“共商共建共享”“正确义利观”“丝路精神”“利益共同体”等已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话语的核心词汇和标识性概念[45]。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的严峻时期,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倡议,这一倡议作为当前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传播的标识性概念之一,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以人为本、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实现了民族特色与世界价值的统一,推动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国际社会的广泛传播。

中国既是知识的接受者、消费者,更是知识的生产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为打造崭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标识性概念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这就需要我们在学理性支撑、通识性表达上下功夫,使人类命运共同体标识性概念既体现中国特色,又凝聚全球共识。人类命运共同体标识性概念的提炼可从两方面着手:第一,打造代表普遍利益、融通中外的标识性概念。现实利益的诉求既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标识性概念的核心内容,也是其标识性概念能否生成的直接动因。因此,要寻找到中国与世界人民利益的交汇点,并用高度凝练的概念充分表达出来。第二,做好标识性概念的“新表达”。运用最佳形式呈现出标识性概念的思想造诣,这就意味着提炼的标识性概念不仅在内容上要具有理论高度、展现理论思维,而且在表达形式上还要让国际受众听得懂、能接受,善于运用通识话语表达普遍利益、恢宏话语凸显大国担当、亲和话语彰显人民情怀、世界话语传递中国价值[46],在回应世界人民的所思、所想和所疑中,彰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文化魅力,增强文化认同,传递中国价值。

4.探讨完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传播体系

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入人心,需打造高效、灵活的对外传播体系,从而提升其国际传播效率。

(1)在传播主体上,强化传播主体意识。

第一,强化传播主体的话语自觉和全球意识。自觉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传播的时代机遇与挑战应对,并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传播实践中。

第二,明确传播主体的目标任务。精准定位各层级传播主体的传播目的、话语内容、传播方式,发挥不同传播主体的比较优势和资源禀赋。例如,以政府为主导的官方传播主体,要发挥好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传播中的引领、规划等作用;民间组织或个人则通过开展人文交流等多种方式,实现“国相交,心相通”的效果。

第三,变接受者为传播者。行动是最好的语言。中国借助“一带一路”合作倡议让周边沿线的国家和地区搭上了中国发展的快车,也让越来越多的民族和国家感受到中国愿与世界各国携手共进的诚心,多国领导人和知名人士也由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接受者转变为传播者。

(2)在传播受众上,探讨打造精准传播格局。

第一,精准划分是前提。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传播受众辐射范围广泛、层次结构丰富,因此,需对传播受众按照不同分类标准进行精准划分,既要树立“一国一策”的传播意识,又要结合传播受众的媒介使用特点、个人偏好与需求等进行多维度、多层面的精准划分。

第二,尊重差异是关键。精准传播既要求我们顺应社会传播分众化和差异化趋势,又要重视国际传播受众的贴近性和针对性,对国际传播受众的思想倾向、经济状况、文化水平、心理需求进行深入调查。以尊重传播受众的差异性为前提,精准匹配不同传播受众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认知需求,激活传播受众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了解、认知乃至认同的主动性。以传播受众对这一理念的认知和兴趣为切入点,以小切口实现大传播,以微事件彰显大意义。

(3)在传播效果上,探讨设置话语反馈机制。

建立话语反馈机制不仅有利于传播主体了解传播效果,而且有利于进一步优化和协调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方式等要素,提升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效果。

第一,运用技术手段,建立受众分析数据库。舆情监测、大数据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及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相互融合的日趋成熟,都为获取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传播的信息反馈提供了技术支撑和分析保障。积极引导国际受众与媒体交流互动,让更多的受众参与到其中,对国际传播受众的留言、要求和建议等信息进行整理、归纳和总结,筛选出具有代表性和参考性的受众样本,从而建立受众分析数据库。

第二,设置评价体系,规范信息反馈。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切实提高党的新闻舆论的“传播力、影响力、引导力、公信力”[47],这一论述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传播评价体系提供思想指南。因此,在评价体系构建中,既可将“报道量”“传播效率”“内容质量”作为评价体系“传播力”[56]的衡量标准,又可将受众覆盖率和转载、评价率作为“影响力”的衡量指标;既可将传播立场是否坚定、是否发挥舆论作用等作为“引导力”的衡量标准,又可将是否客观展示中国形象、准确阐释其背后蕴含的中国主张作为“公信力”的评判指标。

总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责任担当,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为世界谋大同的天下情怀。这一理念的国际传播,既是中国所需,也是时代的呼唤。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探索完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传播体系,将为解决全球面临的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和治理赤字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