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乾，钟昌标，黄远浙

（宁波大学 商学院，浙江 宁波 315000）

近年来，中国环境污染日趋严重，资源承载压力日趋加重，环境恶化和资源受限正制约着社会发展。工业是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但也伴随着环境污染。当前我国强调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是绿色可持续的发展，因此，如何实现工业绿色发展是亟待解决的重要议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将环境因素考虑在内，是对传统全要素生产率的修正，能够更全面地反映经济增长质量。近年来我国对外开放步伐不断加快，2016 年占比全球OFDI 首次超过一成。从行业层面来看，2016 年工业对外直接投资额为365.7 亿美元，占比27.15%，那么在中国大力实施绿色发展战略和“走出去”战略背景下，快速增长的对外直接投资是否能够促进中国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如果能，环境规制是否能调节二者之间的关系？这种非线性调节效应是否存在区域差异？区域间吸收能力的差异又会如何影响OFDI 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这些将是本文研究的重点内容。

1 文献综述

1.1 OFDI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当前关于OFDI 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OFDI 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线性影响研究。张建和李占风[1]利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发现中国从对外直接投资渠道获得明显逆向绿色技术溢出，OFDI 与GTFP 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协天紫光等[2]发现虽然OFDI 能提升GTFP，但这种提升作用是边际递减的。朱文涛等[3]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发现OFDI 逆向技术溢出不仅促进本区域GTFP 增长，还存在空间溢出作用。此外，上述学者都注意到，OFDI 对GTFP 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OFDI 对东部地区GTFP 的促进作用较为显著，但是对中西部地区GTFP 影响并不显著。二是吸收能力对OFDI 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研究。有学者认为OFDI 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不是自发生成的，而是依赖母国多种禀赋特征，当约束条件达到门槛值，OFDI 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才能得到有效发挥。Bitzer&Kerekes[4]实证研究发现，一国人力资本对该国吸收国外的技术溢出存在门槛值，只有跨越该值才能有效地吸收外国的技术外溢，促进本国TFP 的提升。Chang 等[5]、Lee[6]认为母公司的吸收能力决定了OFDI 逆向技术溢出效应。韩先锋等[7]、Huang[8]发现OFDI 只有跨越环境规制门槛值后，才能提高国内创新绩效。

1.2 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当前对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关系的研究，学术界并未达成一致的结论。Seyoum 等[9]、Walley &Whitehead[10]、伍格致和游达明[11]均发现环境规制会增加企业生产成本，挤占研发投入，不利于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而王鹏和尤济红[12]、何爱平和安梦天[13]发现当前环境规制对工业GTFP 的提升是显著有效的。也有学者发现，环境规制对GTFP 存在非线性影响。李斌等[14]发现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殷宝庆[15]发现环境规制与GTFP呈“U”型关系；刘和旺和左文婷[16]发现环境规制与GTFP 是倒“U”型关系，环境规制处于合理水平才能兼顾环境与效率。

上述已有研究表明，目前学者们主要探讨OFDI 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OFDI 逆向技术溢出的比较多，为此，可从以下两个方面丰富既有文献：第一，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和我国大力实施可持续性发展战略背景下，本文将清晰刻画OFDI 对GTFP 的影响机制，并进一步考察OFDI 与环境规制交互作用对GTFP 的影响，弥补现有文献对三者关系理论分析的不足。第二，从吸收能力视角选择合理门槛变量，运用门槛模型实证检验OFDI 对GTFP 的非线性门槛效应，对两者关系形成有益补充。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2.1 OFDI对母国GTFP线性影响分析

OFDI 对母国GTFP 的线性影响，可以从经济效率和环境质量两方面进行分析。

（1）从经济效率角度来看，OFDI 通过逆向技术溢出影响母国TFP 进而对母国GTFP 产生影响。跨国公司进行“技术寻求型”OFDI 能够获取东道国先进的绿色技术，再通过学习和竞争效应、知识溢出效应、产业关联效应这三条渠道发挥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对母国生产率发挥作用。

学习和竞争效应：一方面，OFDI 企业需要与东道国企业进行竞争，这促使投资企业不断学习和吸收竞争对手先进的技术研发等，并向国内进行反馈，对反向溢出的技术进行创新升级，提高生产效率。另一方面，拥有更多的与国外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合作的机会，在获得更前沿的知识和技术的基础上尽快突破现有技术，最终提升母国企业生产效率。知识溢出效应：企业进行OFDI 引入高水平研发人员和技术人员共同服务跨国企业，通过内部交流和学习进而提升已有人员的技术水平，跨国企业再将培养的高水平人力资本对母国国内企业进行反馈，从而促使国内人力资本整体水平提升，最终提高母国生产效率。产业关联效应：跨国公司技术水平得到提高后，为了保证产品质量，其对中间产品质量会有更高要求。为了满足母国跨国公司的要求，上、下游企业亟须提高生产技术、产品质量。母国跨国公司通过技术交流、技术转让等方式向上、下游企业提供先进技术，最终促进了产业间技术水平的提升。

（2）从环境质量角度分析，OFDI 会通过三大效应影响母国环境质量，进而对母国GTFP产生影响。规模效应：跨国企业进行OFDI 会扩大母国经济规模，在增加能源消耗的同时也会导致污染物排放量增加，不利于母国环境质量的改善。结构效应：OFDI 会通过清洁型生产技术等途径优化产业结构，根据现有研究[17]，中国OFDI通过产业结构优化效应改善中国环境质量，促进工业绿色转型升级。技术提升效应：当跨国企业投资目的国以发达国家为主时，其主要目标便是提升技术水平。发达国家居民人均收入较高，对生态环境要求较高，具有强烈的环保意识，因此，发达国家为了满足国民需求，会加大对环保技术的研发和环保产业的扶持力度，这使发达国家拥有先进的清洁能源技术、污染防治技术以及环保系统。因此，企业在发达国家进行生产经营活动时，可以获取逆向技术溢出，提升环保技术，促进母国低碳经济的发展，改善母国环境质量。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本文提出假说1。

假说1：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的条件下，OFDI 对中国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具有正向影响。

2.2 OFDI对母国GTFP非线性影响分析

（1）环境规制。环境规制对二者的调节作用为：面对严格的环境规制，跨国企业会有两种选择：第一，如果跨国企业选择逃避国内严格环境规制的约束，会选择环境规制比较宽松的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主要目的是转移“三高一低”的产业，在此种情形下，跨国企业没有动机学习和模仿国外先进的绿色技术，还会挤占国内生产性投资，进而不利于母国GTFP 的提升。第二，如果跨国企业选择应对国内严格的环境规制，会选择绿色技术水平较高的东道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跨国企业提升生产技术水平。在此种情形下，严格的环境规制对OFDI 起着“筛选”作用，它既能促使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对母国环境质量发挥正向作用，也能推动国内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提高生产效率，进而提升母国GTFP。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本文提出假说2。

假说2：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的条件下，OFDI 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环境规制的调节效应和门槛效应。

（2）吸收能力。母国吸收能力主要是指母国能否对传递回国的知识、技术等进行吸收、转化和创新。通过梳理文献，本文从金融发展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来阐述吸收能力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非线性影响。金融发展：母国想要通过OFDI 消化吸收OFDI 逆向技术溢出，离不开该国金融体系的支持。一方面，跨国企业进行OFDI 需要母国提供巨额资金支持，若母国金融发展水平较为落后，则无法满足跨国企业的融资需求，这会削弱跨国企业进行OFDI 的意愿和能力；另一方面，跨国企业引进先进的技术后，需要对本国人员进行培训、改造母国企业相对落后的技术，这也需要投入大量资金，需要发达的金融市场提供支持。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有益于吸收和创造新知识、研发新技术。只有当人力资本积累达到一定的水平时，母国才能充分吸收OFDI 的逆向技术溢出，提升一国经济效率，进而提升母国GTFP。由于自然环境、地理区位等因素，各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存在一定差异，这会导致OFDI 对母国GTFP 的影响会随着两者发展水平的不同呈现门槛效应。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本文提出假说3。

假说3：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的条件下，OFDI 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

3 研究设计

3.1 计量模型的设定

为检验前文中提到的假说1 和假说2，本文构建OFDI 与GTFP 关系计量模型：

式中：GTFPi,t是本文核心被解释变量，代表i时期t省份的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OFDIi,t是本文核心解释变量，表示i时期t省份的对外直接投资额；EREGi,t是环境规制水平；di、vt表示个体效应和时期效应。控制变量ENDOi,t、ENERi,t、INDUAi,t、RDi,t分别表示禀赋结构、能源结构、产业结构、研发投入。

考虑到内生性，本文将GTFP 滞后一阶作为工具变量引入方程，构建系统GMM 动态面板模型以尽可能降低误差，并进一步检验模型的稳健性。

为验证假说3，本文构建门槛面板回归模型。除环境规制以外，本文还将分别探究人力资本水平（PEDU）和金融发展水平（FIN）将如何影响OFDI 对GTFP 正向作用的发挥。

3.2 指标说明与数据处理

（1）对外直接投资（OFDI）。由于OFDI 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是本文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因此参考李梅和柳士昌[18]的研究，选用OFDI逆向技术溢出额作该指标的代理变量。测度方法估算OFDI 逆向技术溢出额，其公式为：

式中：Sj,t代表t时期中国对目的国j的R&D 资本存量，OFDIj,t代表t时期中国对目的国j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依据数据可获得性、完整性以及相关学者的研究，本文选取英国、法国、美国、德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加坡、韩国、日本、意大利、瑞典11 个国家作为我国主要投资东道国。Yj,t代表t时期东道国j的GDP。R&D 资本存量计算步骤为：首先将2004—2016 年各东道国R&D 支出占GDP 的比重与各东道国GDP 相乘，估算出各东道国当期R&D 支出；然后用各东道国历年消费价格指数将当期R&D 支出进行平减以获得2004 年不变价格；最后采用永续盘存法，其中δ为折旧率，取值5%。基期R&D 资本存量g为各东道国研发支出的年平均增长率。数据来源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国际统计年鉴》和世界银行数据库。

为了具体衡量各省份在对外直接投资中获得的国际R&D 技术溢出额，我们在公式（4）基础上加入各省份的权重。各地从对外投资中获得的国外R&D 溢出可以表示为：

（2）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GTFP 是本文的核心被解释变量，本文将资源消耗和环境约束同时纳入全要素生产率框架中，运用包含非期望产出的方向性距离函数，并结合ML 生产率指数测算得到2004—2016 年中国省际工业GTFP。ML 指数反映的是环比增长，因此，需要将历年ML 指数累乘得到最后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投入要素包括资本、劳动和能源。资本采用工业部门固定资产投资净值，以2004 年为基期，用历年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进行平减。劳动选取各省份工业城镇单位从业人员年末数（单位：万人）。能源则以各省份能源消耗总量（单位：万吨标准煤）；非目标产出：考虑到“温室效应”已成为最突出的全球性环境问题之一，而二氧化碳排放是其主要诱因。因此，本文选取二氧化碳排放量代理非期望产出指标。本文采用MAXDEA7.0对GTFP进行测算，数据来源于《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3）环境规制（EREG）。EREG 为环境规制严格度。现有文献衡量环境规制的主流方法可以分为三大类：第一类用减排成本或治污投资来代表环境规制的严格程度；第二类使用污染减排量、排放量或排放强度对环境规制进行测算；第三类是构建环境规制综合指数。第一类方法从成本视角对环境规制进行测算，会受一国（地区）本身的环境治理能力和技术水平的影响，不能准确反映环境规制严格程度。第二类方法从效果视角来测算环境规制，但并不能保证这些效果完全来源于环境规制而非其他政策[19]。因此，本文借鉴赵细康[20]、傅京燕等[21]的思路对各省份环境规制水平进行测量。

（4）控制变量。禀赋结构（ENDO）用各省份每平方千米土地上的公路长度与铁路长度的几何平均值来表示；能源结构（ENER）用各省份煤炭消费量与能源消费总量的比值表示；产业结构（INDUA）借鉴干春晖等[22]的做法，采用泰尔指数来表示，产业结构优化能够促进资源合理配置和结构协调进而提升GTFP；研发投入（R&D）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D内部支出额与工业增加值的比值来衡量。

（5）门槛变量。人力资本水平（PEDU）参考陈超凡[23]的研究选取各省份人均受教育程度衡量；金融发展水平（FIN）参考郑强[24]的研究采用各省份金融机构各项存贷款余额占地区GDP 比重衡量。

（6）数据来源。本文研究数据均来源于EPS 数据库、各省份统计年鉴以及《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EPS 数据库包含诸多宏观层面数据指标，比如宏观经济、财政税收、劳动经济等；各省份统计年鉴披露了对应省份经济运行相关指标。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完整性，本文最终选取中国30 个省份（不包括西藏和港澳台地区）为研究样本，样本时间跨度为2004—2016 年，样本观测值为390。

4 实证结果及分析

4.1 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效应

从表1 可知，我国OFDI 能够显著提高中国工业GTFP，表明我国OFDI 能够发挥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我国企业进行OFDI 更加倾向于绿色技术的可获得性，最终改善GTFP，假说1 得到验证；从环境规制的结果来看，我国环境规制不利于中国工业GTFP，可能是由于我国当前环境规制未处于合理水平，企业未能发挥“创新补偿效应”和越过“波特拐点”[25]，不利于GTFP 的提升。从OFDI 和环境规制的互动效果来看，该系数显著为正，说明面对国内严格的环境规制，我国企业选择直面挑战，促使OFDI 发挥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进而有利于提升GTFP，验证了假说2。控制变量估计结果均与预测系数相符。禀赋结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我国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GTFP 的提升；产业结构系数显著为正，有利于GTFP 的提升，可能是因为长期以来我国以传统资源密集型产业为主，呈现“三高一低”的特征，产业结构优化能够改善此特征，进而推动工业绿色转型升级；研发投入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表明我国当前阶段研发投入不足，绿色技术并未得到充分发展，难以发挥研发投入对GTFP 的提升作用。

表1 OFDI对GTFP影响的估计结果

为分析OFDI 对GTFP 影响的区域差异，本文将中国划分为东部和中西部两大区域，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山东、福建、广东和海南10个省份，剩余20 个省份为中西部区域。从分样本结果来看，OFDI 对东部地区GTFP 的提升作用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这是由于东部地区OFDI 以技术和效率为主要动机，有益于OFDI 发挥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进而提升东部地区GTFP；单独考虑环境规制对两大区域GTFP 的影响时，可以看出环境规制对中西部地区GTFP 影响显著为负，这可能是由于中西部地区技术创新能力较弱，财政投入不足，较为严格的环境规制会加重企业负担，降低企业产出水平，不利于GTFP 的提升；OFDI 与环境规制的合力作用在东部地区显著为正，这主要由于东部地区经济发展快于中西部地区，对生态环境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出台的环境规制政策使经济发展更趋于“友好型”，进而促使GTFP 提升；而中西部地区在加快工业化进程中更加注重经济总量的提升，疏忽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进而导致环境规制的正向调节作用变得不显著。从控制变量来看，中西部地区禀赋结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我国当前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中西部地区GTFP 的提升，这可能由于近年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得到迅速发展，有效降低“冰山成本”，提高中西部地区产出水平，进而提升GTFP；产业结构系数在东部地区显著为正，在中西部地区为正但不显著，可能由于东部地区将落后产业转移到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使GTFP 提升；研发支出系数在东部地区显著为正，在中西部地区为正，但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东部地区本身相对于中西部地区经济更为发达，企业拥有更多的资金进行研发投入促进技术升级，进而促使GTFP 的提升。

4.2 内生性与稳健性

考虑模型因变量关联关系和遗漏变量可能导致的估算结果偏差和伪回归问题，本文考龚新蜀和李梦洁[26]的思路，将内生解释变量的一阶和二阶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纳入模型对全局样本进行2SLS 回归，结果见表2，与前文结论一致。考虑到全局样本的稳健性问题，本文采用工业污染治理投资额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作为环境规制的代理变量，考察模型的稳健性，由表2 可知，结果稳健。为进一步检验模型稳健性，并且探讨一下前期GTFP 是否会对后期GTFP 产生影响，本文采用系统GMM 构建动态面板回归模型。由表2 可知，GTFP 滞后一阶系数显著为负，说明上一期GTFP 不利于当期GTFP 的增长，即对当期的GTFP 存在消极阻碍作用，表明GTFP 提高存在反向调整压力，但回归系数小于1，表明这种消极阻碍作用正在慢慢减弱。

表2 OFDI对GTFP影响的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

4.3 面板门槛估计结果

门槛面板估计首先通过自主抽样300 次检验门槛效应存在性，从表3、表4 可知环境规制（-3.1937）、人力资本（7.9831）和金融发展（1.6333）都通过了单门槛效应检验，表明在上述三个门槛变量影响下，OFDI 对GTFP 的促进作用存在非线性影响，且存在最优门槛值，假说3 得到验证。表5 第（1）列表明，当环境规制水平跨越门槛值后，OFDI 对GTFP 的影响系数由0.00169变为0.0504，即OFDI 对GTFP 提升作用呈现“U”型，表明只有适度的环境规制才有助于OFDI 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有效发挥。究其原因，可能是当地区的环境规制过于宽松时，“搭污染便车”可以直接为企业带来利益，企业对绿色技术创新的积极性可能下降，从而导致OFDI 的正向环境效应不明显。相反，如果环境规制过于严格时，在高昂的减排成本压力下，企业可能采取“以罚款代治理”或者其他转移环境规制成本的策略，这也会削弱其环境技术创新的动力，进而不利于GTFP 的提升。表5 第（2）列表明，在人力资本的影响下，OFDI对GTFP 提升作用呈现“U”型，当人力资本水平跨越门槛值后，OFDI 对GTFP 的影响系数由0.112 变为0.153，表明人力资本是影响吸收和学习来自东道国先进技术的重要因素，提高GTFP 是需要技术创新来推动的，而技术创新又是一项需要高素质劳动力的活动，较高的人力资本水平会显著提升投资国消化吸收能力，从而促进OFDI 逆向技术溢出。表5 第（3）列表明，当金融发展水平跨越门槛值后，OFDI 对GTFP 的影响系数由0.220变为0.113，即OFDI 对GTFP 提升作用呈现倒“U”型，表明当金融发展处于合理水平时，OFDI 企业可以利用当地较为成熟的金融市场充裕自身资金链以支撑海外扩张活动，学习东道国先进的生产技术等，帮助企业升级自身技术，进行绿色技术创新，从而促进GTFP 的提升。过高的金融发展水平虽然能够吸引外资流入、提高流动性供给，但地方金融体系的政府监管和垄断行为，弱化了市场机制，对私有经济产生“挤出效应”，阻碍了区域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

表3 门槛存在性检验

表4 门槛估计值和置信区间

表5 OFDI对GTFP门槛估计结果

5 结论与启示

5.1 结论

本文基于2004—2016 年我国30 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交互模型和门槛模型得到如下结论：（1）在全样本估计中，OFDI 对GTFP 的提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环境规制正向调节二者之间的关系，系统GMM 表明，GTFP 的增长会受到前期抑制影响，我国迫切需要提升工业GTFP，实现工业绿色转型。（2）分区样本估计中，东部地区OFDI、OFDI 与环境规制的合力作用能够促进GTFP 的增长；中西部地区OFDI 也能够对GTFP 产生正向影响，但提升作用小于东部地区，且环境规制对OFDI 与GTFP 的正向调节作用不显著。（3）门槛回归结果表明，OFDI 对GTFP 的非线性影响表现为人力资本、金融发展和环境规制的单门槛效应。

5.2 启示

第一，我国应当充分重视OFDI 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进一步提升对外直接投资质量，引导企业向发达国家进行投资，积极吸收和引进发达国家先进的绿色生产技术，实现经济新常态下我国工业绿色转型。第二，制订多元化投资布局，既要鼓励企业投资海外高新技术产业和清洁能源产业，也要支持企业与当地研发机构、高校等进行项目合作，进而扩大技术溢出渠道，同时制订适宜的环境规制，有效发挥环境规制的正向调节作用，最终提高本国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第三，各地区在试图通过OFDI 提升地区GTFP 时，应当充分考虑金融发展状况，将金融发展提升至合理水平，为各地区吸收OFDI 逆向技术溢出提供良好的金融环境。第四，对不同区域我国应当实施异质的对外投资策略：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应当制订与该地区发展相适应的环境规制，该地区人力资本水平较低，在重视当地教育水平发展的同时，加大人才引进力度，使人力资本水平尽快跨越门限值；东部地区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经济发展较为迅速，应充分利用人才聚集优势，提升对外投资层次，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时优先考虑技术和效率，才能更好促进地区GTFP 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