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雯丽 张英

自费翔、濮存昕之后，蒋雯丽作为第三位“中国艾滋病预防形象大使”，因此成为了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妇女儿童委员会委员。

此外，蒋雯丽作为亚洲国家地区两名代表之一，到伦敦参加联合国举办的“女性防艾滋病全球行动”活动。与联合国预防艾滋病形象大使第三任“007”罗杰·摩尔以濮存昕参加了由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中国预防性病艾滋病基金会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共同主办的“阳光下我们一起成长”首届关怀艾滋病致孤儿童夏令营的开营仪式，仪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和变革的大时代一样，蒋雯丽本人也是中国传奇的一部分。

22岁，蒋雯丽靠舞蹈机缘考上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之前，她在安徽老家一个自来水厂工作，每天的日常是看泵房的仪表。一部部作品铺道，成为如今的“国民妻子”，获得近十个“影后”称号。

舞台上，属于蒋雯丽的不止是电影和电视剧，还有话剧。她演过林兆华的话剧《樱桃园》。在《樱桃园》里，蒋雯丽扮演的是没落贵族柳苞芙·安德烈耶夫娜，这是一个活在工业化时代之前、田园时代的人物。

在北京后海的一间酒吧里，素面朝天的蒋雯丽接受了我的专访。这些年，她出现在电影上的频率并不是很高，但经常在电视机里亮相，一露面就是高口碑的大作，《正阳门下小女人》《花儿与远方》《守婚如玉》《金婚》《牵手》《大宅门》《中国式离婚》《娘要嫁人》等作品，都是她的代表作。

在一个娱乐化的时代，蒋雯丽不是一个可以用美貌定义的女明星，而是难能可贵有艺术创作实力，实实在在把表演当一回事的女演员，被网友称为“天生演技派”。

上海举行的第25届白玉兰奖，蒋雯丽凭借《正阳门下小女人》，拿下“视后”奖杯。《正阳门下小女人》描述了半个世纪的中国故事，时间跨越前后长达五十年，蒋雯丽要从二十岁一直演到七十岁，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因为年龄差的设定，在接戏的最初也有过犹豫，但还是被剧本和导演所吸引，在《正阳门下小女人》之前我也演过类似时间跨度大的作品，比如《金婚》和《娘要嫁人》，只要摆正心态用演技还是能驾驭的。”最后，蒋雯丽完成了这个貌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采访过蒋雯丽，才知她的成功不是偶然：所有的剧本，她都是从头看到尾，把角色台词背得滚瓜烂熟，并做大量的表演功课，给角色写人物小传，理解人物的前世今生。深入地理解人物，再设定表情和形体动作，揣测角色的内心，才能恰如其分地演绎出角色该有的特质与样子。

艾滋病预防形象大使

张英：你是怎么成为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妇女儿童委员会委员和中国艾滋病预防形象大使的？

蒋雯丽：我是2003年年初成为中国自费翔、濮存昕之后的第三位预防艾滋病宣传员的。从我自己来说，我一直是希望能够做一些公益的事情。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一种对社会对人的责任心，就希望除了自己做自己的事情以外，还能帮助更多的人。所以当中国预防艾滋病协会打电话让我来做这个宣传员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于是就答应了。他们希望有一个女性的宣传员出现，能够针对女性起一些作用。

当时我想，像我这么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我自己就不知道艾滋病是通过什么途径来传播的。一些偏远地区的人就更不知道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件挺值得去做的事情。我与预防艾滋病协会所签的协议中没有时间限制，也就是说我将无限期地履行协议内容，整个协议不涉及任何商业行为及目的，彻底是一个公益行为。在不拍戏、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我会出席一些有关预防艾滋病的会议和相关活动。

我还到伦敦参加联合国举办的“女性防艾滋病全球行动”活动，成为“女性防艾滋病全球行动”的委员。亚洲一共派出两名代表参加该活动。我作为中国大陆的代表，参加会议的有二十多个委员，来自世界各国。比如像非洲就有许多国家，南非、肯尼亚，很多国家都会有代表。还有柬埔寨、泰国，好像亚洲是这么几个国家。像柬埔寨代表，是西哈努克亲王的孙女，她在柬埔寨是代表了这么一个年轻女性的意味，就是她在柬埔寨很有呼吁能力，大家也会很愿意听她的声音。像泰国代表，是在泰国发明了“大白菜运动”。为了让人们不要把艾滋病看成洪水猛兽，她就把避孕套做成大白菜的样子，推广避孕套的使用。她有很多的创举，让这个人来宣传，教育这一代的泰国青年。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教育和宣传。她推广这个“大白菜运动”，使得一代年轻人都知道艾滋病是怎么一回事，怎么样去预防，所以泰国的艾滋病感染率呈下降趋势。像英国，是大家都知道的艾玛·汤普森。这些成员当中一共只有两个演员，一个是我，一个是艾玛·汤普森。

张英：具体来说，作为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妇女儿童委员会委员，你能够做些什么工作呢？

蒋雯丽：到英国参加这个会议之前，关于作为这个委员，我完全不知道我应该做什么，因为它也是刚刚成立嘛。在开会的过程中，它也没有具体地要求你做什么，它只是对各个国家的情况做了介绍。那我听到南非是怎么做的，泰國是怎么做的，看到不同国家在这方面的工作经验。像艾玛·汤普森，她觉得作为一个艺人，我们不一定能够像专业的人士那样去救死扶伤，但是我们可以凭着一颗爱心，去帮助那些无助的人。因为你做演员，可能观众当中会有一些人喜欢你、信任你，所以你可能会有一些号召力，能够用自己的影响做一些宣传，还能够对他们有一些帮助，我是这么想。

我后来看了一些资料，听一些朋友的介绍，比如说像泰国，在当时感染率那么严重的情况下，怎么样能够让这个迅速下降，其实跟他们的宣传有特别大的关系。我们国家，有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她完全是自费地做一些宣传资料。国家大力度地去宣传它，因为你只有宣传，让大家明白它的传播途径以后，对这个东西才不会感觉到那么恐惧，也知道如何去预防。

除了开会以外，我们想去看看英国社会和政府是怎么关爱这些艾滋病患者的。英国政府在Brighton（布赖顿）设立了一个医院，免费为所有的患者看病、治疗。我们还采访了其中一个患艾滋病十五年的人。这个小伙子很愿意交流，说了很多自己的感受，他特别希望我们这个节目将来在中国播出，中国政府能够为艾滋病人多做些事情，也希望中国的艾滋病人不要丧失信心。那个医院的环境也很好，后面有一个花园，在一个山顶上，能够看到很好的风景，一点不像是医院，而充满了家庭氛围，我们当时都把它拍下来，作为资料带回来，希望能够对国内这方面的工作有启发。

张英：看过一张你搂着一个患艾滋病的孩子的照片，你当时不害怕吗？

蒋雯丽：那组照片我们拍了三四组，有的是我和小孩手拉手的，有的是头碰头的，但基本上我都是正脸，那个小孩是背脸。我们不想让这个孩子知道这事。当时那个孩子自己还不知道自己得了艾滋病。我并不知道艾滋病的传播途径，但是我至少心里知道我跟他这样接触是不会得艾滋病的。我们在拍照的时候，还抱着他，就是有一些亲密的动作，因为是一个7岁的孩子。

当时我看到这个孩子的时候，心里就特别难受，因为他的母亲在一次做手术的时候，输血被感染艾滋病。她母亲当时不知道，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她感染给了她的丈夫，然后两个人也不知道。血液、精液、母婴，艾滋病的传播全部过程都在这个家庭里体现了，我心里特别难受，生命怎么对他们如此不公。

艾滋病可怕在于它没有症状，有七年的潜伏期，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容易带给很多人，到目前为止，大家还没有找到一个能够治愈它的方法。

后来我还去了山西运城，然后去关爱一些父母得了艾滋病的孩子，其中有些是孤儿，父母都死掉了。看了就想为他们做点事。艾滋病孤儿同样是祖国的花朵和希望，是我们的亲人。他们大多生活在贫困、恐惧、被人歧视的环境里，他们长时间忍受失去父母的痛苦，他们是最脆弱的群体，最需要社会力量和各方人士的关怀。我希望以自己的影响力，尽可能地帮助那些遭受艾滋病不幸的人们。

张英：作为中国艾滋病预防形象大使，你对这方面的工作了解吗？参与过哪些工作？

蒋雯丽：我觉得艾滋病在中国逐渐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此十分重视，中国国家预防艾滋病工作委员会成立了，媒体的关注程度也在与日俱增。在河南，地方政府已经派干部驻进村里，帮助艾滋病人做一些实际的事情。我认为大力建设防治艾滋病的基础设施，也应该提到日程上来。

像吸毒，毒品通过针管进入血液，这个也是传播艾滋病的途径。现在国家已经采取控制措施了。在性的方面，主要是靠一些宣传。还有就是宣传力度还不够大，仅仅靠我们宣传员去参加一些活动，我觉得这些还是远远不够的，我也是跟中国预防艾滋病协会商量，要拍一些公益广告，拍一些真正有震撼力的纪录片，能够在中央台的黄金时段里滚动播出，一方面让大家消除误解和偏见，另一方面知道艾滋病是怎么传播的，有一个正确认识，从而去预防它。

在这之前我在清华大学跟学生们讨论过艾滋病这个问题，后来我们又在王府井现场发放过安全套，因此又锻炼了一次。

我记得去曼谷参加艾滋病大会，有一天晚上，我和濮存昕一起到曼谷一个特别有名的红灯区发放安全套。因为我语言不通，我不会说泰语，我就一直微笑着，把安全套给周围的人，他们就很高兴地接过来。同行的还有泰国人，已经事先跟他们说好了，说中国的明星要给他们发放避孕套;也有一些媒体在那报道。我就提了个篮子，而且穿的是旗袍，我觉得好像也没有特别的，他们有的要、有的不要，有的大把去抓这样。挺有意思，而且他们说中国的避孕套比泰国的好。泰国在这方面做得就很直接，我觉得他们对待避孕套的问题就像是对待大白菜一样，像家常便饭，如果有性行为的话，就使用避孕套，这是最后的防线。

演话剧更加自由

张英：你对契诃夫的戏剧了解多少？怎么理解《樱桃园》呢？

蒋雯丽：我以前对契诃夫不了解。小时候看过他的一些短篇小说，像《套中人》收入到中学课本里，我觉得写得很好。我对戏剧也不是很了解，因为我是电影学院的，对戏剧不像学戏剧专业的人那么有研究。通过这次表演契诃夫的戏剧，我对他在戏剧上的贡献也有了一定的认识。他的作品不像传统戏剧那样有情节有冲突，没有高潮迭起，它需要演员有特别平和的心态，在语言中去体会人物心理和他所传达的东西。

先前也有一个契诃夫的戏找我，但是那个剧本我读不进去。林兆华称《樱桃园》这个戏是喜剧，不想把它演成一个悲剧。故事背景也挺有意思，和中国目前的现实有些相通的地方，樱桃园就要失去了，生活在其中的地主知道这个情况后，却不愿正视这个现实，他们不听由农奴长大的资本家把樱桃园改建成别墅的建议，认为《樱桃园》虽然是没有价值的东西，但是它多美丽多有诗意啊，他们宁愿让它失去也不想采取行动改变樱桃园。

我们的生活中，有些东西看起来好像没有价值，却见证了历史，可以让后人凭吊、思考，所以它们有保存的价值。这些地主的生活方式是有问题的，但他们的思想和人生态度是新兴的资本家无法理解和取代的。

张英：怎么对话剧产生兴趣的呢？它是你的一个梦想吗？

蒋雯丽：大学毕业那年，我演过《原野》，但那是一个电影学院表演系学生的必修功课，没什么感觉，之后我再没登过话剧舞台。但在离开那个舞台很长一段时间后，有一次我梦见自己又回到了那个舞台上，然后又一次离开，并且永远回不去了。我感到很痛苦，在梦中哭了出来。醒来后我自己都觉得惊讶。

这些记忆在我心里是很难抹去的，而且话剧是很锻炼人的，虽然电影电视剧的报酬高，但是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国内，有很多好的演员在演电影电视剧的同时，也会不计报酬地到舞台上演出。之前一位国外的朋友还对我说，看见某某在演话剧，他说，平时只能在屏幕上看到他们，没想到现在能看到他本人，很开心。他们不是为了收入，只是因为自己喜欢，做一件让自己高兴的事。对我来说，演话剧也是基于这样的理由。话剧不是电视剧，花几个月时间来排练、演出，从挣钱的角度来说，差不多是在做义工。

张英：和林兆华合作愉快吗？

蒋雯丽：林兆华真是大师级人物，他一直在话剧形式上不断摸索、创新。演艺界有他们这么一些人，真是很好的事。林兆华不是招了一个研究生班吗，班上有法国的、日本的学生，有学哲学的，有学舞蹈的，很多人以前不是学话剧的。我就跟他们一起排练学习，它的舞台设计也非常有象征性，导演还招来一个舞蹈队，想在话剧中融入現代的元素。我们表演最初的一个问题就是放不开肢体。而在这个剧里，他是想让我们放开肢体，让肢体成为一种语言，心灵自然也就放开了。

张英：为什么没有接田沁鑫的《生活秀》呢？

蒋雯丽：田沁鑫是非常好的导演，但我对《生活秀》不是很有兴趣。可能是因为我这么多年没演话剧，导演对我比较担心，让我演妹妹，不是主角。而且我演的妹妹这个角色不太有意思。不是说主角配角的问题，而是我觉得《生活秀》这个戏不耐琢磨，让人一眼看穿，不像契诃夫的戏。我两个月来一直在琢磨，不断有新发现、新感受。我想这么多年没演话剧了，要演就要找一个能过瘾的。

张英：你演话剧是不是更加自由？

蒋雯丽：这是肯定的。电影和电视剧都是分镜头的，一个一个来的，现在导演还好，会让演员演完一个场景。以前拍电视剧都是镜头分得很碎的，比如说要说一句“我累了，我想喝咖啡”，经常是先把灯光打在这儿，先拍“我想喝咖啡”，再重新布置，拍那一句“我累了”，一切都没有前因后果的。相比起来，话剧就比较连贯。我印象特别深的是，看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天下第一楼》时，我觉得那个男演员在舞台就处于飞起来的状态，特别享受。

张英：那么这个话剧特别让你过瘾吗？

蒋雯丽：还没有。我这么多年没演话剧了。等演出时可能会有过瘾的感觉，那时还有观众的呼声。

“国民妻子”

张英：《中国式离婚》里林小枫这个角色的形象跟你以往扮演的形象相差挺远的。

蒋雯丽：我当初接林小枫这个角色完全是因为她很有创造性。她好的时候很好，坏的时候很坏，很有发挥的空间。当时我完全没有想观众的反应，演员应该要像林导演那样不断尝新，不断有创造。我不能老是演贤妻良母、忍辱负重型的角色，也要有不断的尝试。当然如果这类角色有特别打动我的，我也是能够接受的。

张英：你怎么看电视剧里林小枫这个人呢？是不是因为她“望夫成龙”，而导致了他们婚姻出现问题？

蒋雯丽：当我还在拍其他戏时，就看了这个剧本，在电话里就和编剧王海鸰老师聊过：“你写这个戏，就不怕被女性观众骂吗？”我虽然不是一个女权主义者，但我觉得这个家庭的婚姻问题不都是因为林小枫造成的，即便她这么做，也有内在原因的。这个戏几乎是站在男性的立场上来写的，也会有偏颇的地方。王老师也承认，与她交谈的全是男性，因此在《中国式离婚》里，她只写了男性对婚姻的意见，是有些偏颇的。因为我是这个剧本的第一个女性读者，王海鸰老师说肯定接受我的意见，但是剧本已经定了，有些东西无法改。况且我的生活面也不广，有一部分家庭的生活也是我不知道的。

林小枫与我在《牵手》里演的角色不同，她就是一个普通妇女，讲实际，希望夫荣子贵。这也是传统思想的惯性影响。现在女性的自我意识还不够强，大多数女人觉得男性都应该在外面撑起一边天，在事业上春风得意出人头地，如果撑不起来，就会觉得男人没出息。但作为一个演员，我还是觉得她非常有创造性，有发挥的余地。

张英：和陈道明合作愉快吗？

蒋雯丽：陈道明是一个很好的演员，我一直很期待与他的合作。十年前，当时张元拍《一地鸡毛》，本来是让我和陈道明演的，结果拍了十来天后，因为导演的问题停拍，没合作下去。在这十几年里，我碰到陈道明时，大家都想有机会再合作。

陈道明是一个很有主见的演员，因为他的建议，剧本在一些细节上，就有了变化。比如在娟子婚礼上，男主人公宋建平让肖洁而不是自己的老婆林小枫去了，因为他不想带自己的老婆到公司的聚会上，怕老婆上不了台，或者说出什么让自己难堪的话来。原剧本是这样的，这样的话，后面林小枫种种疯狂的发泄都有了合理的解释。但陈道明认为这不合理，一个人不可能让别人代替自己的老婆去参加婚礼，于是在现在的电视剧里就改为宋建平酒醉后的行为，那本来是一个很重大的场景，现在就分量轻了许多，矛盾和冲突就削弱了许多。但是，这样修改后，一些情节看起来合理了，而另一些情节就很难解释了。这种拍摄前临时调整也是挺可怕，也留下了一些遗憾。

和陈道明合作非常愉快，他是一个很有想法的人，很孩子气，不像一个大明星，平时生活很简单、很清静，没什么社交。人们觉得他清高什么的，但合作起来挺好的。

张英：你演的这个女人很真实，你了解这些人的生活吗？

蒋雯丽：在这之前我正在拍《好想好想谈恋爱》，他們说这是中国版的《欲望都市》，非常时尚。我也是演很时髦的一个白领角色，整天穿着漂亮的时装，踩着高跟鞋走来走去。《好想好想谈恋爱》实际上写的是四个单身女人，谈的是爱情，想的是爱情，什么都是爱情。我那天看了导演的一个宣传片，最后的镜头就是我的一段，对着镜头的一段独白，说我们女人，每天说的是爱情，想的是爱情，什么都是爱情，难道我们一天到晚就只有爱情吗，我不这样认为。

这个戏拍完了以后，我到《中国式离婚》剧组试妆，结果他们说我无论怎么打扮都太时尚了。当时宋建平不愿带他老婆出席婚礼的戏还没改，他们就想方设法改变我的外形，使宋建平觉得林小枫这女人带不出去。

后来有一次，我什么妆也没化，穿了一件七十年代特土气的衣服，还加重色斑什么的，这样子外形就比较像了，与《好想好想谈恋爱》里的白领完全跳开来了。拍这个戏的时候，我完全没有化妆，希望把自己弄得难看一点，弄得老一点丑一点，憔悴一点，跟日常生活里一样非常放松，不戴面具，完全放开了。有些演员总是想演一些漂亮的角色，这实际上非常分散表演的，过于注重外表就很难深入到内心里去。

“母亲专业户”

张英：除了获奖的《台湾往事》，你还演过《大宅门》这样的古装戏。

蒋雯丽：我演过《日落紫禁城》《大宅门》这样的武打片、古装戏，故事本身很有意思，选的人物也不错。但演以前年代里的人物，因为很多东西需要想象，你穿上以前的衣服，外在形象再像，但是衣服里的身体是现代人，演员再认真，也演不出那个味道来，因为你没有在以前的年代里生活过。以前的人走路说话的姿势、形态都跟我们现在完全不一样。演得再好，我觉得还是不自然，演的时候经常会有点架起来，就很希望有一个内行的人给我们指导一下，因为如果演成一个现代人那就莫名其妙了。而且古装戏主要还是看故事情节，不像现代戏那么贴近生活。现代戏的人物感情也更加丰富一些。

我是一个比较笨的演员，不懂得用什么技巧，生活中也是一样，没什么花样。所以说，文如其人、戏如其人，这样演起来更加本色，更加真情流露。因为我不懂得什么技巧，就首先要感动我自己，这样才能去感动对手、感动观众。说起来，我还是喜欢演《当代生活》里的普通老百姓，比较真实。

张英：从《牵手》《刮痧》里的温柔如水，到《黑冰》里女警察的坚硬，到《中国式离婚》的泼辣，你演的角色感性、自然、生动，令人难忘。接到一个角色后，你通常会做哪些准备？

蒋雯丽：我对自己演戏的表现还是非常不满的，还是一直在琢磨。包括这次演话剧，我都是希望给自己一次学习的机会。在生活中很点滴的事情我都会联想到表演。比如说，我练瑜珈，教练说放松放松，我觉得在生活中如果真的把肢体完全放松开了，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我从小孩身上发现，小孩在幼儿园里就被教得规规矩矩，但外国的小孩就非常放开，让他们自己发展天性。从这些事上我都联系到了表演，所以我在演的时候就让人物越简单越好。我们演戏演了这么多年，有了一些技巧，反而是要将它们忘掉，回到原初的状态。许多非职业演员演得比职业演员更加真切，也是这个原因。这是我悟出来的一个道理吧。

张英：演了那么多的母亲角色，你都快成“母亲专业户”了。

蒋雯丽：在《台湾往事》里我演一个母亲。有人说，蒋雯丽你怎么老演母亲啊？你都成母亲专业户了。我说像这个年龄的女人在生活中有几个不是母亲啊？我自己就是母亲，做母亲的感受对自己在角色的扮演上也会有帮助的。所以人物身份不是问题，关键是你能不能演好。

上大学的时候，有句话说，开始时你看山是山、看水是水，之后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最后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演戏跟做人是相通的，人生到什么阶段，演戏也到什么阶段，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来。

我当然希望演一些突破性的角色，不希望观众把我归到哪一类的类型演员上，希望多演一些内心丰富、变化丰富的角色。但是，作为演员，你只能等待。

张英：在你演过的角色中，哪个角色最有感觉？

蒋雯丽：最早是《霸王别姬》，在大二那一年。我非常感谢陈凯歌让我演这个角色。在此之前我都是演本色的角色，当时还有导演把我定位成一个本色演员。我当时很没有信心，有入错行的感觉。我觉得自己太内向，不适合做演员。但演了《霸王别姬》这个戏之后，我就觉得原来我还可以演别的角色。让我对自己有了信心，有了兴趣，况且那个戏一直很受好评。还有通过它我也认识到化妆对演戏的重要性。当我化完妆，我马上觉得自己就是那个人了。就是它的化妆和造型一下子把我带到了自由的艺术境界里，而不是自己努着力演出来的。

那部戏后我就没演什么电影，那时不好的本子不想演、好的又没等到，就这么过去了，后来我就去了美国，想再出去学一学、看一看。

张英：为什么没有接其他的戏呢？是不是太挑剔了？

蒋雯丽：各种原因都有吧，我对剧本比较讲究，一是看故事，二是看我自己的角色是不是合适我，我能不能理解、接受这个人物，如果能够把握好、吃透这个人物，我就接;不合适，就谢绝。我不可能什么都演，总是要尽量挑我自己喜欢的，因为我是用内心来演的，但我还是尽量自己去尝试。

从美国回来后我还是演电影，先是《木帮》，讲东北深山林区里拉帮套的故事。后来是刘苗苗的《你以为你是谁》，又改为《家事》，我演得非常认真。当时在长春电影节上，宋春丽劝我要多拍戏，一个演员老不拍戏，感觉会越来越生疏。从那时起，我开始拍电视剧了，就算给自己一个锻炼的机会。

年轻的时候，人容易好高骛远，只看到顶尖上的东西，但其实你离那儿还远呢，而且不一定有机会。所以我现在就是做好眼前的，一部一部拍。如果我没有过去演过那么多角色的积累，也不会有机会让大家现在这样接受我。这么多年，我一直通过演各个角色，不断认识自己。

张英：比起电影的不顺，你拍电视剧很顺。

蒋雯丽：主要是因为我不会设计自己，而且也没人帮我设计。拍戏吧，一直都是别人找我，有合适我的角色，我在一边看着，不会主动出击，时间就这么错过去了。但我也没觉得怎么样。

加上很长一段时间里，整个电影市场都很低迷。我自己倒是看得比较平和，无论电影电视对演员来讲都是创造一个角色。但是电视的需求量大、观众多、社会影响力大，不像电影观众比较少。况且现在电影受各种因素影响，也没那么精致了。但是电视剧量大，比较辛苦，也不求那么精致，会有很多遗憾，相比较来说，还是电影精致一些。

张英：最難熬的是哪一段？

蒋雯丽：最难过的可能是大学四年，我一直在否定自己，觉得自己不适合做演员。原先我想当老师，阴错阳差进了电影学院，命运这东西也挺有意思的。我大一拍《悬崖百合》就得了奖，但那不是一个大众的戏，大众并不了解我，包括我演的电影，也没有很多人看。那时大家都不认识我，也没有自己喜欢的戏演。

当时同学甚至晚辈都很快蹿红，而自己表现平平，这是学院出来的很多孩子都要面临的问题。每个人都觉得自己不差，要不然就不会去学这个了，但是现在很多学表演的人都改行做别的去了，那么我现在还在做演员，我就觉得很幸运。

可能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命运吧，如果很早就成功了，当然也很好。反之，漫长的时间里，因为没能成功，有很多机会在圈内摸爬滚打，你付出那么多的努力，却得不到肯定，一直被架在那儿了，看不到希望。

我不是一个事业心很强的人，可以要感情不要事业。大学毕业后我就结婚了，当时我的爱人顾长卫去了美国，我就跟着去了。在美国生活的时候我也想学点别的东西，在过语言关读英语时，我甚至想去读室内设计专业。就在这个时候，长春电影制片厂来找我拍电影，那个时候我还是觉得电影是我最喜欢的。离开了电影这个圈子几年、有了距离以后，我才知道自己最爱的仍然是电影，所以凭着这个感觉，我就回来拍戏了。

张曼玉说得很好，你不要老看顶尖上的人，那太少了;除了他自己的努力，还有多少的机会。刚才说了，我也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调整，也曾觉得自己是不是不适合做演员，后来觉得我还是喜欢这一行的，然后就从最基本的做起：有人来找我，我就拍，演好自己的角色就可以了。经过漫长的时间，心态越来越平和，突然有一天导演、观众都认可了我，这时候你才知道成功了。

爱情和家庭

张英：和日本影迷想象中的“最佳妻子”相比，生活中的蒋雯丽是怎样的一个人？

蒋雯丽：我天性热情、喜欢自由。我从小接受的是传统的教育，小时候还要照顾弟妹啊，在生活里我也挺老实、挺克制的，但是，离开学校和家庭，社会上又有许多和你受到的教育截然相反的一面。因为生活中压抑的东西太多，所以我在内心有时候有强烈的反抗欲望，好像要突然爆发。我从小就不善于和别人交流，我其实生活在一个很封闭的世界里的。现在年纪大了，反而知道怎么跟人交流了。加上演戏还是一个很好的发泄的途径，能让我张扬个性，恢复、平衡内心，平静下来，心平气和对待一切。

我感觉我不是个有头脑的人，不会特别地去经营自己。怎样走自己的道路，我没有想那么多，演员应不应该结婚、生孩子等等，一切顺其自然。

日常生活中的我，是一個普通的人，有一个三口之家，过着普通的日子。我没有把自己当作一个演员或明星，那样的话，跟人交流会很困难，因为演员只是我工作谋生一个职业而已。

张英：作为表演系的漂亮女生，你当初为什么不选择一个导演而是选择一个摄影师做丈夫？

蒋雯丽：我那时年轻，思想很单纯，从一个小城来到北京，读表演系，到做演员，这个圈子跟我原来的生活完全不一样。我觉得漂浮不定，没有安全感，顾长卫这个人挺质朴、挺踏实的，沉得住气，跟圈内很多人不一样。他身上有我喜欢的东西，还感觉到一种缘分，这是以前我没有感觉过的，于是就决定嫁他了。或许随着人年龄增长、思想渐渐复杂，反而不容易做决定。但是，那个时候我真的感觉，没有比他更合适我的人了。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很欣赏他。

张英：你演戏很感性，但生活中很理性。难道没有别的更好的选择吗？

蒋雯丽：不是理性，只是简单。一结了婚，这扇门就关上了，不会去东想西想。不像单身的时候，会面临很多诱惑和机会。而且对我来说，可能性肯定是有的，只是我不想给自己这个机会。

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跟顾长卫交往了一段时间，就觉得我跟他有缘分，可以托付终身。之前从来没有这种感觉。我不是一个理性的人，不会想很多现实问题，那我就跟着感觉走，就这样好了。女人可能很多都凭感觉的。

我不是一个很注重外表的人，尤其是男人，应该更看重内心。可能男人跟女人不一样，男人更看重女人的外表。女人要求男人有质感，一些更内在的东西。

张英：你们已经结婚十几年了，应该说婚姻上是什么问题都经历过了，您怎么处理这些问题呢？

蒋雯丽：我们俩做一样的东西，有很多的共同语言。而且我觉得他很有才华，我一直很欣赏他。这个不是用成就来衡量的，我一直保持着这么一种心态。还有就是我们聚少分多，而且一有矛盾，我们就分开了。相处时间不多，在一起时总是觉得新鲜，反而没什么矛盾了。其实我也没有怎么想过，就这么过来了。大家各自做自己喜欢的事，一会儿跳出生活，一会儿又跳回生活，这样反倒有利于婚姻。

张英：你们为什么一直没有合作？顾长卫现在也做导演了。

蒋雯丽：除了《霸王别姬》，当时他是摄影师，我是演员，导演是陈凯歌，但是我们一直没有合作过。他可能不习惯吧，太熟悉了，反而不好合作了。在生活里，他跟我拍照片的时候都会紧张。

张英：你一直演婚姻中的女性，当生活中有问题时，你怎么处理呢？

蒋雯丽：这些对我也有教育，使我知道怎样更好地处理这些事情。虽然我自己不是一个事业心很强的人，原先可以为感情放弃事业。现在我成熟了，我觉得女性还是应该有自己的事业、自己的空间。如果自己什么也没有，总跟着他，对两人来说未必是好事。你会对他要求很高，希望他时刻陪伴自己，那样两人都会很累。

谈恋爱的时候总是希望时时刻刻在一起，但到后来成家了，孩子啊、家务啊会分散一部分精力，这样对双方反而都好。我觉得女人要不断对自己提出要求，少要求别人如何如何。这点我跟林小枫相反，她总是要求对方。我想首先要自己开心，才能让对方开心。

张英：看过你写的文章，你一直在容忍他理解他。

蒋雯丽：我很宽容，其实他比我大很多，原来像一个大哥哥，生活越久，现在越来越觉得他像一个小孩。两个人在一起生活久了，总会有一些亲情。

张英：怎样在婚后保持一种恋爱时的状态？

蒋雯丽：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也不知道该怎么做，每个人都是不同的。我想最重要的就是不要要求对方太高，多要求自己。

（责任编辑：丁小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