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学敏

是在二四年夏天，我第一次见到了杨遥。他带着一种远方乡下的气息，让我想起了故乡的表哥们。那时候杨遥确实在乡下，在代县的一个村庄里教书。后来杨遥给我讲过从他老家来太原的那趟绿皮火车，火车上挤满了散发着汗味的同乡们，他说过这些老乡们使用的语言和《金瓶梅》里的语言是一样的。当我第一次读到契诃夫给朋友在信中提出的写作建议，说如果你要学习写作，你就最好坐上最普通的交通工具，去很远的地方走一走，我马上就会想到绿皮火车上的杨遥。后来他调来太原工作，好多次从聚会上离开，赶往火车站去搭乘那趟绿皮火车。杨遥讲过，绿皮火车是能给他带来灵感的一个地方，同样的地方还有拥挤的菜市场，他经常会到这样的地方去走一走。而那些金碧辉煌的大厦里的人们，动作和表情往往带有一种表演性质，没法给人提供真实的细节。

我常常去想杨遥教书的那个乡村学校，我想象它有一个巨大的院子，地面没有硬化，一下雨就变得泥泞不堪。暮色降临的时候，可以听到猫头鹰的叫声。办公室的门太薄了，风呼呼地从门缝里吹进来。他趴在桌子前，钢笔在纸稿上发出唰唰唰的声音。他曾经在那间办公室写过一个四万多字的中篇小说。

那天杨遥从乡下赶到太原，具体是做什么的？我现在已经完全记不得了。但我觉得这极有可能是一次突然起意的旅行。杨遥有许多小说描述男主人公独自去旅行的情形。我脑子中还能模模糊糊地记得这个男主人公在青岛的大海边或者在野三坡的一个旅馆的房间。有一次我想到，杨遥小说的主人公大多是被一种精神需要给折磨的，而不是被物质或者其他东西。他的主人公们老是想从平凡庸俗普通的日常生活中飞起来，有时候他们用旅行去达到这个目的。有一次杨遥真的让他的小说主人公借助呼啦圈飞起来了。杨遥是我身边写异国写得最多的一个朋友，他写过一个剃头匠的巴黎，写过小津安二郎的日本，还写过乔伊斯和卡夫卡的国家。他多想到远方啊。他真的会一个人独自去很远的地方旅行。

那所乡村学校周围，有被一个父亲拉在平板车上死因不明的儿子的尸体，生前此人做过些“坏事”，父亲没有追究，就那么草草地把他给埋掉了;那个乡村小学周围，有为大车司机们而开设的提供服务的小饭店，小饭店里有从远方而来的穿白裙子的漂亮女孩;那个乡村小学的周围，有因为吸毒贩毒而被警察抓住的骨瘦如柴的小学同学，这些同学后来也有早早离世的人。杨遥坐在桌子前一天一天一天地写着。他想成为一个作家，他想离开这个地方。有一次他看到报纸上登出消息，说是北京的鲁迅文学院要开函授培训班。他就自费去读了这个培训班。有一次他在《中国青年报》上看到一个消息，号召青年们做志愿者，到潮白河的边上去植树，杨遥也去了。单位领导不同意，他也走了，大不了我以后就不回来了，他这么想。他在一个文学网站认识了许多写作的人，这些人要在北京举行聚会，杨遥坐着绿皮火车也去了。许多年后，他还能激动地给我们讲述当时聚会的情景。他在一个朋友宿舍的地上打了地铺，一晚上都没有睡，他们一直在聊文学。

后来通过一些小说，他确实一次又一次去了远方，他调到了县政府办，调到了市里的宣传部，后来又调来了省作协。

原先南宫旧古玩市场还在的时候，杨遥经常会去，他家里有许多从南宫古玩市场买回来的东西，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两把椅子，那两把椅子的木头被磨得发亮。我们每到一个地方，他都会带一些类似的东西回来，比如他从壶口瀑布背回来了两块石头。他经常在网上看那些拍卖的石头，他两眼冒光激动地对我说，难道你不觉得这块石头看上去非常漂亮吗？就好像是一幅山水画似的。有一段时间他开始收藏文学刊物的创刊号，谈论起自己收藏的某个独特的、别人没有的创刊号时，他的语气就会变得狂热得意。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过“跟屁虫”这个东西，直到杨遥迷上野泳之后，他骑那么远的路，来到河水边，脱光衣服带上跟屁虫，一路往闪光的河面远处游去。他游泳的姿势并不标准，当他谈论起野泳的时候，语气里神色里都有一种，恨不得告诉世界上所有人，再也没有比这更快乐的事情了的样子。还有骑自行车，骑一整天车去平遥再回来，离市区还有十多公里的时候，车胎给爆了，他只好推着前行。当时天已经黑了，带着两条刺眼光柱的大车们一辆接一辆地呼啸而过，他腿都并不拢了，吸进去的大都是尘土。

对了，还有做饭。每天中午他都会回家给孩子做饭。星期六星期日他会花很长时间去菜市场购买食材。有一次我问他，难道你不觉得这样浪费时间吗？他惊奇地对我说，做饭多有意思呀。不做饭你又能拿时间来干什么呢？

在杨遥最近的一个小说里，他写到覺得城市里的每一个人都有隐疾，每个人内心都难以得到安宁。在另外一篇小说里，他让一个内心难以得到安宁写不出来东西的作家，被远在故乡的父亲给拯救了。杨遥说，通常我们都认为城市里的年轻的是新的，但我在这篇小说里想说的是，那些在乡下的我们认为是土的东西，也许才是新的。

现实中的杨遥也确实真正到了乡下，他到一个偏远的镇里挂职做副乡长，参与扶贫工作。年轻的时候杨遥就曾经做过副镇长的。他说现在和当初完全不一样了。

扶贫之后，杨遥的小说变化很大，他写了一系列的扶贫小说，其中甚至还有一个长篇。现在除了描述那些想去远方的人的小说，他还写起了这种积极参与到生活中的人的小说。

这些年杨遥写了多少小说啊？他的习惯是每天五点起床，不论前一晚睡多晚他都能起来，写上一个多小时后，和老婆孩子一起吃完早餐，各自离家。如果是在冬天，我们这个城市的五点还是漆黑一片。不知道那个坐在乡村小学桌子前面写小说的杨遥，看到现在这个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坐在桌子前敲动键盘的杨遥，会不会觉得自己已经成功地抵达了梦想中的远方。

在乡下扶贫时，工作条件比较艰苦，两个人住一个房间，地面还是粗糙的水泥地，没有暖气，很冷。杨遥穿着一件大衣，头上戴着矿灯，灯光照在他拿着的书页面上。他会默默地读上很久的书，偶尔回头去看看那个还睡着的同伴，担心自己的响动把对方给吵醒。

到扶贫那个村子的路是很遥远的，我记得有一次下大雪，他换乘各种交通工具，用了整整一天才到。这种在路上的感觉是他喜欢的吗？在路上他才能感觉到生活的本质而不是表演吗？这是远方吗？

他用矿灯读书复习了多久，我并不清楚。过了段时间他就成功地考上了北师大的创意写作硕士。他又到北京去了。有关北京我们知道点什么呢？他去那儿读了几年书，又回来了。

现在他们单位搬了地方，恰好就在我住的小区对面，从我的窗户看出去，是可以看到杨遥办公室的窗户的。当然因为距离实在是远，也仅仅只能看到窗户。但我可以想象出里面的情景，杨遥低着头在敲打着键盘。也许在写单位的材料吧。在太原他就是这副样子。

杨遥曾经描述过我年轻时候的贫穷，说我们第一次见面时，在青年宫大门东边的一家小火锅店吃饭，肉是一盘一盘要的，啤酒也是一瓶一瓶要的。捉襟见肘的状况显露无疑。

在这儿我也描述一下他年轻时的贫穷吧。杨遥曾经被调到类似高速公路管理局那么一个地方去上班。第一天上班时，他花三块五买了一盒平时自己抽不起的香烟，打算敬给单位的新同事。结果那包烟他没拿出来，因为宿舍的同事们全抽的是二十多块的芙蓉王，甚至还有同事抽中华。杨遥不愿意给别人展示自己的贫穷，就对别人说自己是一个不抽烟的人。我身边这些年也有朋友，陆陆续续地戒烟，但没有一个像杨遥这么坚定的。他真的再也没有抽过烟了。

那天吃完火锅后，我们走出玻璃店门，白色的阳光落在身上，让我觉得有些热。杨遥和他带来的那个在大学教书的朋友沿着府东街往东走，我当时真的感觉就好像一个乡下的表哥要去赶绿皮火车回家了。

距离那个贫穷的街边小火锅店，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难以置信。

（责任编辑：李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