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锦丞

我对写作的理解有一段循序渐进的历史。

在最血气方刚的时候，我读到几本大部头的长篇小说，它们构成了我对文学的全部想象。我蜷缩在被窝里发抖，准备以后写出那样的一本大部头作品，付出一生也在所不惜。（我的心中时常出现一杆无厘头的天平，衡量各个文学经典巨作与我生命的重量。）这样的激情毫无来由。我家祖上有冲动的基因，魁梧的爷爷年轻时拖着铁链在街上走，看见歹徒就用链条锁了，交到派出所去。现在他的孙子将链条锻作了刀笔，准备将文字驯养得服服帖帖。

初上大学时，我野心勃勃，把自己关在阅览室，妄图以一己之力跋涉文学史的历程。这是非常荒诞的一段生活经历。我在图书馆里模仿着写下汉大赋、古典史诗和戏剧。我在书籍的包围中东突西撞。那是一段不快乐的回忆。有一天我正在闷头写作，写得很懊恼，忽然看见隔壁桌的男孩嘬着糖，愉快地翻读着《鹿鼎记》，他阅读时，发自内心的笑容真让我羡慕。我忽然想，我的天，我在干什么？这才撇下抄了一半的汉大赋，结束了这场荒唐的写作训练。写下的那一句恰好是：“雀漏罘网。”好像被捕的雀儿找到了新的出口。

此后的一段时间，我为带有实验性质的先锋写作而着迷。现在年纪稍长几岁，有了更多的智慧，发觉那种着迷几乎是出于一种青少年的叛逆心理。我是一个青少年哪吒，还没有修炼出三头六臂，就妄图击败滋养我的文化父辈。我开始摒弃有意义的写作。（总是如此。想当年我们这些自诩为先锋的写作者，好像对钻研情节的作家鄙夷得很。）我觉得每一种形式都有它微妙而独特的力量，形式能够完全构成写作意义。我甚至开始钻研字号、字符、字体颜色，开始钻研标点符号的独特用法。我摒弃连贯的表意和形象思维，原因仅仅是我的《文学理论》课本断定形象思维是文学审美的基础（大致是这样的一句话，这门课我没有学好）。我就迫不及待地背离它。我感受着每一个文字的音节和短语的速度，将它调和，试图以一种纯粹的音乐节奏、色彩感受来创造出一种新的审美可能。为了写作这些几乎没有情节的小说，我把自己弄得乱糟糟的。我狭窄的个人情绪很快就被写个干净，有一段时间，我觉得自己再也写不了任何东西。魁梧的爷爷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他挥舞着铁链，骑在马上，向着扎堆的盲流子冲去。最后寡不敌众，爷爷掉下了马，被狠狠教训了一顿。现在，他的孙子用这支铁链锻作的钢笔，想要推翻整个文学的审美秩序，他对着文学的殿堂叫嚣，但没有人搭理这颗小芝麻。我废弃的稿子都躺在文件夹里，至少有几十万字。这是我和爷爷可怜的滑铁卢。

去年3月份，有一个约稿的契机，于是我决定收敛刺人的反抗，至少是一种伪装，把自己打扮成一个乖乖的、惹人疼爱的、忠厚老实的写作者。我开始写一系列童年回忆散文（也可以称之为小说）。我尽量让人物有本，尽量记录自己真实的童年生活。难以相信，我的的确确是在一个没有名字的幼儿园里长大的，这所幼儿园里的卧铺的的确确如同大航海时代押送黑奴的船舱甲板。我的父亲确实到县城谋生。这些内容有虚有实，有时我甚至会混淆现实和虚构的界限。我看着老家门前的马路——文中它叫作长宁街，甚至觉得我就生活在自己创造的文本当中。这是一种非常奇妙的经历，就像喝醉了酒，摸不准幻想的界限，但我喜欢这种感觉，我喜欢不清醒。

原本，我还想继续写母亲带我去看马戏团大象的经历，想写母亲那件黄色的旧毛衣，我抱着她的脖子，在回来的路上睡着了。但这些回忆还来不及写下来，就到了交稿日。稿子交上后，我另写了一些奇怪的小说，所以这一些回忆到现在也没有补记下来。

写这一组散文小说，对我而言是非常温暖的一次创作经历。作品设定在生我养我的后渚小村，围绕我童年时所熟悉的亲人、朋友，其中一些人现在不知所终，长大以后再没有见过面。我在写作中重新游历了自己的童年，回忆我的成长，甚至能够精确地感受到幼儿园的砖瓦和瓦上湛青的狗尿苔。在快功率时代，连入睡都要讲究效率，静下心来回忆过往是多么难得的事。

时间和衰老，是我所热衷的写作主题。我一度觉得自己患上了时间敏感症。几乎我所写的所有作品，深究下去，背后都是对于时间流逝的惊慌与恐惧。由这类对时间的敏感所生发的具体内容，则包括了容易消逝的青春、关于童年的回忆。

而且，我相信文学作品是一種特殊的时间容器。它装载你的情感，无论有没有读者，都将鲜活地保留在纸张上。我在小说《白房子》里写到，两个失败的作家对作品获得世俗的成功不抱有任何期望，相约在一栋白房子里写下所有的回忆以期永远保存。我在写作这一组散文小说时，至少其中的部分篇章，带有和“白房子”作家完全相同的写作观念：我希望写下来，并借此反复地徜徉在某一段经历里。时间过得太快了，但在我印作铅字的杂志中，笔下的人物将永远青春。我则一翻开书籍，就能轻易地重新走进儿时的后渚小村。

插说一则小故事：这一组散文小说写完后，我将打印稿放在桌上。没过几天，爷爷面色凝重，要与我借一步说话。他将我叫到角落，说：

“你怎么在文章里写我矮？村里整个小队，没有一人说我矮的！下次不许再写我的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