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水河塔尔梁五代墓壁画中的“金鸡”“玉犬”“地轴”新论

2022-03-09刘兴妤

收藏与投资 2022年2期

关键词：金鸡

摘要：2010年，考古工作者在内蒙古清水河窑沟乡塔尔梁村挖掘了一座五代时期的墓葬，墓地保存较好，墓室有砖雕和壁画，壁画中有内容为“金鸡”“玉犬”和“地轴”的墓葬神煞，学界将壁画内容中的“玉犬”称为“虎形灵兽”，将“金鸡”称作“雄鸡”，“地轴”称作“伏羲女娲图”。本文对清水河塔尔梁墓壁画中的“金鸡”“玉犬”“地轴”作新的论述并加以考证。

关键词：清水河塔尔梁；墓葬壁画；神煞

2010年11月，在内蒙古清水河县窑沟乡塔尔梁村的一次挖矿采掘过程中，工人发现了两座砖室壁画墓，经内蒙古文物考古所抢救性发掘后，认定这是五代时期的两座壁画墓（编号M1、M2），共揭取壁画18平方米，两座墓葬大小不一，前后间距5米，坐落、结构基本一致，为圆形仿木结构单室砖室墓，由墓门、甬道和墓室三个部分组成，其形制结构和随葬品与清水河卯五代壁画墓、准格尔旗大沙湾壁画墓基本相同，都是同一时期的壁画墓。

清水河塔尔梁墓M1，墓室地面直径达2.92米，高度为2.37米，用22层青砖从地面垒砌到穹顶，依次递减。室内穹顶泥层脱落，看不出有壁画的痕迹，其余内壁布满壁画。壁画大致可以分为三层：顶层是红色装饰带，宽度在20厘米左右，环绕墓室一周；第二层为斗拱，绘有三佛图、玄武图等；第三层壁画内容最多，有四神图、丧葬图、农耕图、商旅图、宴饮图、出行娱乐图和孝行图等。清水河塔尔梁墓的壁画虽然篇幅较小，但是内容十分丰富。壁画通过不同的角度描绘了墓主人生前的生活场景。其中有画面复杂的殡葬图，描绘奔丧、抚棺、举哀和出殡的情景，还有一副棺材，这些细节上的描绘，表现了当时的丧葬习俗以及人们对离世的认识。塔尔梁五代墓葬壁画为研究内蒙古辽金时期的经济、文化和生活习俗提供了重要参考，是一批十分珍贵的实物资料。

一、“金鸡”“玉犬”

在塔尔梁五代墓M1室壁画中出现了一只鸡和一只狗的形象，画面中的雄鸡头部向左，红色鸡冠，全身羽毛红黄相间，昂首站立，眼睛圆睁，看起来威武神俊（图一）。狗的口中衔着一根骨头，占据大部分画面（图二）。根据曹建恩先生在《内蒙古清水河塔尔梁五代壁画墓发掘简报》一文中的说法，在墓室东北壁，在青龙图所在的同一画面中出现了一只公鸡，抚琴图右侧有一虎形灵兽。杜晓黎、康贵彬在《清水河窑沟乡塔尔梁五代墓葬壁画题材内容及审美特征》一文中提到墓室东壁有一幅雄鸡和伏羲女娲图。《北方草原古代壁画珍品》一书也对壁画作了“一只雄鸡和一只毛色金黄的大狗”的注释，但并未过多描述。

考《太汉原陵秘葬经》对墓葬明器的记载：“金鸡，高一尺二寸，安酉地。玉犬一只，长二尺九寸，高一尺，安戌地。蒿里老翁，长一尺五寸，安堂西北角。天关两个，长一尺二寸，安堂南北界上。地轴二个，长一尺二寸，安东西界。”笔者认为，在清水河塔尔梁墓壁画中，同时出现了鸡、狗的形象，其所描绘的雄鸡，黄色大狗，应当就是墓葬明器神煞中的“金鸡”“玉犬”。

出土的墓葬实物或墓葬壁画中出现金鸡玉犬，已非孤例，早在汉代，墓葬中就有随葬木鸡枕的习俗。根据《吐鲁番出土文书》中随葬的衣物疏中出现的“鸡鸣枕一枚”“鸡鸣枕一只”“鸡鸣枕一具”等物品，可见一直到唐代，这种陪葬木鸡的习俗都还在沿用。李孟彧在《图式的形成—河北宣化下八里辽代壁画牧群中一组特殊形象的研究》中统计了金鸡、玉犬的形象在唐代、五代以及宋辽墓葬中的出现情况，得出结论：唐代墓葬中的鸡犬形象出现的频率高于五代、宋辽时期。李颖在硕士论文《福建五代两宋随葬俑研究》中提出鸡早在汉代就被当作明器隨葬于墓中，作为墓主人在地下的生活所需物，到了宋代，鸡作为一种守护墓主人安宁的神煞，与犬成对出现，是为了使亡灵安息。陈于柱在论敦煌文献《葬书》时，提出武威西夏二号墓中的木板画葬鸡和犬其实就是中国古代墓葬中的冥器“金鸡”“玉犬”。

鸡在我国民俗中被视作一种吉祥动物，在古代神话中有鸡是重明鸟化形的说法，把木刻的重明鸟或铜铸的重明鸟放在门户，或在门窗上画重明鸟，能吓退妖魔鬼怪，因为鸡的外形神似重明鸟，这种习俗逐渐变为将鸡的画像或是窗花贴在门窗上。在我国古代，鸡被称作是“五德之禽”。《韩诗外传》说，鸡头上有冠，是文德；足搏距能斗，是武德；敌在前敢拼，是勇德；有食物招呼同类，是仁德；守夜不失时，天时报晓，是信德。此外，鸡还能辟邪、震妖，与“吉”谐音，所以常常出现在墓葬中。玉犬在墓葬中与金鸡共同出现的观念，在南北朝时就已经形成，是与鸡相配的神煞，玉犬放在墓室中，安戌地，即西北方向。在我国的民间习俗中，犬有看家护院的作用，在丧葬习俗中，它能驱魔辟邪，保护墓主不受妖魔鬼怪的打扰，是镇墓安宅的神煞之一。

二、“地轴”

在M1墓室东北壁，与金鸡图一同出现的还有一幅双人首蛇身图，蛇身呈螺旋状交叠在一起，类似于伏羲女娲的形象（图三），在学术界，关于这种类型的图像，没有固定的称呼，在考古报告中，被描述为“人首蛇身”“双人首蛇身”“伏羲女娲像”等。学术界目前有三种说法：第一种是“伏羲女娲图”，主要出现在考古报告中；第二种是“墓龙”；第三种是“地轴”。这种形象多在墓葬中以俑或者壁画的形式出现。双头形象从性别来说，有两个男性的组合，有一男一女的组合，也有少数两个女性的组合。蛇身呈螺旋状交缠在一起，常常伴随着金鸡、玉犬和蒿里老人的图像一起出现。李孟彧在《图式的形成—河北宣化下八里辽代壁画牧群中一组特殊形象的研究》中统计了宣化辽墓中的双人首蛇身形象的数量和南北地区双人首蛇身形象的分布，得出结论：北方集中分布在山西、河南、河北一带；南方分布较为分散，集中分布在江苏、四川和福建。在徐苹芳先生的《唐宋墓葬中的“明器神煞”与“墓仪”制度—读〈大汉原陵秘葬经〉札记》一文未发表之前，考古报告中大多把这种图形称为“双头兽”或“镇墓兽”；1963—2004年间，考古报告大多将双人首蛇身的此类形象称作“墓龙”；在1981年广东海康元墓的发掘报告中，此类形象似乎被定名为“地轴”，但学界并不广泛接受，2004年以后考古报告中更谨慎地将其称为“人首蛇（龙）身俑”。在曹建恩先生《内蒙古清水河塔尔梁五代壁画墓发掘简报》一文中，对此形象进行了描述：在东北壁上层是伏羲女娲图，绘制粗糙，画幅极小，左为女性，右为男性，均圆头，下身为蛇形，相互交绕，蛇身装饰成灰、红、黄三色。曹建恩先生在此文章中，把这种图式称作“伏羲女娲图”，但笔者对此结论有新的看法，这类形象究竟是什么？究竟该如何称呼它？笔者对此进行了考证。

早在1963年和2006年，徐苹芳先生和白彬先生就对此类形象是伏羲女娲图的结论作出了否定。在李孟彧的论文《图式的形成—河北宣化下八里辽代壁画牧群中一组特殊形象的研究》中，对此类形象作了详细的统计，结论为此类双人首蛇身形象的性别是不固定的，其双人首形象有一男一女，有两个男性，也有两女的少数情况出现，但是伏羲女娲图中双首的形象十分鲜明的，必是一男一女，而且必定手持规和矩，伴有日轮、月轮用以表明身份。2001年，高台县许三湾魏晋墓中，有一幅彩绘伏羲女娲画像砖藻井。画像中的伏羲手持规，兽足长尾，腹部为一轮太阳，内有一只飞翔的金乌；女娲手中拿着矩，腹部有月亮，伏羲和女娲长尾相交。1994年高台县骆驼城魏晋墓中出土的长39厘米、宽19.5厘米的伏羲女娲画像砖，画像砖上伏羲左手持矩，右手持日轮，女娲双手也是一边持规，一边持月轮。在嘉峪关魏晋墓也出现了许多伏羲女娲图，金乌、太阳和蟾蜍、月轮都是作为配属图像出现。2002年，嘉峪关文物管理部门发掘了一处位于毛庄子村南约两公里处的墓葬，出土的两座墓棺盖上均绘有伏羲女娲图，伏羲手中持矩，女娲持规，下半部有日月星河为伴。在对上文部分墓葬中的伏羲女娲图进行观察和分析后，可以得出，清水河塔尔梁墓中的双人首蛇身形象并不是曹建恩先生所描述的“伏羲女娲”，并不能直观地看出他们的性别，只能通过蛇身颜色推断出其为一男一女；并且在这幅图中，没有手持规、矩的形象，也没有日轮或月轮，只有双首和蛇身的形象，并不足以说明是伏羲、女娲。对于1977年武威西夏二号墓中出土的木板画中的彩绘双头龙，于光建先生将其解释为墓葬神煞中的墓龙，后李玉峰推翻其观点，认为是明器“地轴”。1976年广州海康元墓出土了一件阴线刻砖，砖上绘有两首蛇身的形象，刻“地轴”二字。据上文所述，笔者认为，塔尔梁墓中的此类双人首蛇身形象应是作为墓葬明器的“地轴”。“地轴”作为墓葬神煞出现在墓中，为镇墓之用，意在护佑墓主不被打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