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云娜

(北京中医药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25)

一、引 言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来，强调科技创新在国家发展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国务院于2016年印发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若干规定，着力推进科技成果转化，以期通过科技创新引领经济质量和效益的持续提高、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实现到202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的目标。为此，国家和地方政府出台多项政策，为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提供有利的政策环境。青海省作为西部欠发达省份，资余、人才、技术匮乏，培育良好政策环境以吸引生产要素集聚，激发市场主体创新活力，提高科技创新引领经济发展的能力尤为重要。

优化政策环境有助于增强该区域环境主体的自主创新能力。因而，诸多研究以分析区域政策的现状和问题入手，提出政策环境建设的框架思路，包括从创新政策工具建设、创新政策体系建设、创新环境建设加强自主创新环境建设[1]，从资金、人力、市场进行制度政策环境分析和优化[2]，从政策价值导向机制、政策运行开放机制、政策工具选择机制提出改善政策环境的措施[3]。除了这类质性理论分析，也有较多文献致力于通过构建指标体系对区域政策环境进行评估，包括选择依法行政、制度环境、税收优惠政策、融资政策环境、技术创新政策五个因素进行政策环境评估[4]，从基础性政策环境、保护性政策环境、支持性政策环境和生成性政策环境等要素综合分析，建立政策环境评价指标体系[5]。

以上大都是以政策环境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分析，而对于政策环境产生的实际效应的研究则相对较少，对政策环境的测量包括宏微观两种数据的采用。采用宏观数据指标的研究诸如研究政策环境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以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来度量政策环境[6]，检验了制度环境对政策扩散的影响，以市场化指数作为对制度环境的测量指标[7]；采用微观数据指标的研究诸如分析政策环境对农户土地经营权流转意愿的影响，以农户对政府在粮食种植方面的支持力度、农业“三项补贴”政策、农机具购置补贴政策、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4项政策的满意度来对政策环境进行测量[8]，分析政策环境对农地经营权入股决策偏好的影响，以农户对地价评估政策、农地流转政策、入股分配政策、风险防范政策和政策稳定性5个方面的评价来对政策环境进行测量[9]。可见，研究政策环境实际效应的文章虽少，但近两年已得到学者们的关注。

对于影响科技成果转化的因素，较多研究从高校科技成果转化角度进行分析，包括从政策本身出发，分析得出科技政策的落实是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影响因素[10]，以及从政策本身扩展至制度的推进、组织的协同和科技中介服务[11]等，更大范围地论证了政策实施主体行为对科技成果转化的影响；也有学者将环境因素作为影响科技成果转化的多个因素之一纳入模型，如实证分析知识因素、管理因素、主体因素和环境因素对中国科技成果产业化的影响[12]。可见，学者们已经将环境因素视为影响科技成果转化的因素之一并进行实证分析。

综上所述，学界对政策环境的实际效应和科技成果转化的因素都有最新的研究，为经济理论的推进做出了各自的贡献。在已有成果基础上，本文针对青海省，采用向量自回归模型(VAR)研究青海省政策环境对科技成果转化的动态影响。可能的创新在于：(1)以政策环境作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政策环境对科技成果转化的动态效应，将已有研究中的隐性关系显性化；(2)研究方法上，通过建立VAR模型对这种动态效应进行实证分析，以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分析其长短期效应，在以往研究评估线性回归系数获得影响程度的基础上实现了动态效应的更详细的论证；(3)数据的选取上，为保证研究结论的客观性而采用宏观时间序列，且基于索洛增长模型，运用MATLAB进行灰色关联分析获取时间序列数据，避免以往模型以满意度和评价结果作为微观数据带来的主观性。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依据《管理学大辞典》，广义的政策环境是指决定或影响政策制定和实施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的总和，狭义的政策环境是指影响公共政策产生、存在和发展的一切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的总和，而自然环境、社会经济环境、制度与文化环境、国际环境等因素被列为最重要的政策环境[13]。本文不考虑自然因素与国际因素，着重从经济学角度研究政策环境的影响，而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作为政府推动区域创新发展的一个目标，也受环境因素影响。从David Easton[14]的政治系统理论可以看出，环境对政治系统具有重要作用，环境对政治系统提供支持，政治系统依环境因素输入而做出反应，输出公共政策。同时，结合前文梳理总结的对政策环境量化分析的重要文献[6-7]，依据我国科技创新实际，形成以财政环境、政治环境、制度环境为核心的政策环境理论分析框架。

(一)财政环境分析

由于科技成果转化具有明显的技术外溢效应，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正外部性，单纯地依靠市场机制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生产扭曲，市场资源配置低效[15]，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通过财政手段对市场失灵的经济领域和环节实施经济调控和宏观管理，开展满足公共需要的财政收支活动，有助于达成既定经济目标。政府通过财政政策的运用，鼓励技术创新，最大限度地减少科技成果转化中的不确定性问题，为科技成果转化提供政策法规保障[16]。财政支出与财政收入作为营造有利财政环境的手段，有着不同的作用。实践中，相比于作为财政收入手段的税收政策，科技领域的财政支出力度更大、作用更直接，是促进科技创新的主要财政手段。由此提出：

假说1，财政科技支出对科技成果转化具有促进效应。

(二)政治环境分析

从市场的角度定义，政治环境是指企业市场营销活动的外部政治形势、国家方针政策及其变化[17]，任何经济主体的活动都无法脱离其所处的政治环境，而政治环境造成的不确定性影响了经济主体投资的风险，进而影响了投资的决策，而投资又与经济发展息息相关[18]，一个区域实现创新发展，更需要政府为企业为主的经济主体提供良好的政治环境，尤其民营企业的发展与政治环境具有很强的关联性[19]，政府各部门积极制定创新相关的针对性政策，可以加速企业科技创新，推动科技成果的转化，因为科技成果转化的效果除了受市场、技术、资金、非技术因素等影响以外，地方政府科技成果转化政策也是重要影响因素[20]。由此提出：

假说2，政策文本数量增加有助于推动科技成果转化。

(三)制度环境分析

迈耶和罗文(Meyer&Rowan)于1977年发表的《教育中的新制度主义》开启了现代制度理论的研究，指出制度环境研究的重要性，即组织所处的法律制度、文化、社会规范、观念等为人们“广为接受”的社会事实。本文着重从经济制度环境角度展开分析，结合以往研究对经济制度环境的研究[7]，设定市场化水平作为其衡量指标。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制度环境中经济主体更有活力，在竞争中更倾向于采用现代化机器来降低生产成本，通过技术研发和垄断增加产品附加值，进而在竞争中获利。由此提出：

假说3，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制度环境中，科技成果转化率更高。

三、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本文数据采用2001年至2018年的宏观时间序列数据，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青海省统计年鉴》、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和青海省科技厅网站等。

如前文所述，政策环境中的财政环境、政治环境和制度环境分别由财政科技支出、政策文本数量和市场化水平来衡量，同时借鉴徐进亮等[21]采用的技术进步率这一指标来衡量科技成果转化水平。通过对青海科技财政、双创政策文本数、市场化水平和技术进步率4个变量的动态关系进行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得出政策环境对科技成果转化的动态影响。

(二)技术进步率的灰色关联估算

根据索洛增长模型，设定技术进步中性的生产函数Y=Af(K，L)

(1)

全微分得到

dY/Y=dA/A+(∂f/∂K·K/f)dK/K

+(∂f/∂L·L/f)dL/L

(2)

令a=∂f/∂K·K/f、β=∂f/∂L·L/f分别为资本的产出弹性和劳动的产出弹性，通过差分方程转换，得到ΔY/Y=ΔA/A+aΔK/K+βΔL/L

(3)

从而得出技术进步率的计算公式：

ΔA/A=ΔY/Y-(aΔK/K+βΔL/L)

(4)

通过灰色估计法估计出a和β两个弹性系数值，其中计算关系度系数[22]

(5)

t=1，2…，T

i=K，L

rk为青海省资本投资量与地区生产总值的面积关联度，rL为青海省劳动量与地区生产总值的面积关联度，令a=rk/(rk+rL)，β=rL/(rk+rL)

以2001年为基期对数据进行CPI指数平减处理，再采用均值化处理方法进行变量的无量纲化计算，通过matlabR2019进行灰色估计，得出弹性系数a=0，551515，β=0.448485，得出关联度分别为0.69和0.5611，进而得出技术进步率时间序列。

(三)模型设定

本文通过构建向量自回归模型，对青海省技术进步率、财政科技投入、政策文本数和市场化水平的动态关系进行实证研究。技术进步率η(tecpt)采用前文推导出的数据序列作为指标，财政科技投入采用地方财政科学技术支出/地区生产总值(stct)作为指标，政策文本数采用全省实际公布的省级政策文本数(pdnt)作为指标，市场化水平(emlt)采用1-青海省国有、城镇集体单位就业人数/总就业人数来获得。其中财政科技投入、政策文本数和市场化水平三个变量作为对政策环境的衡量，科学技术支出在地区生产总值中的比率可以体现出地方政府对科学技术的财政资金支持力度，通过生产总值占比可以突出科学技术支出的相对变动，政策文本数可以直接性体现地方政府的政策支持力度，市场化水平能够体现一个地区的制度环境情况，三者从财政环境、政治环境、制度环境来衡量创新政治环境。为此，本文构建向量自回归模型如下：

Yt=C+∑pAtYt-1+εt，其中C为常数项序列向量，P为滞后阶数，εt为白噪声序列向量。

四、向量自回归模型的实证分析

运用Excel2010进行统计分析后，使用stata软件构建VAR模型，对模型进行稳定性检验、模型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分析及协整性检验。

对青海省财政科学技术支出/地区生产总值(stc)、政策文本数(pdn)和市场化水平(emlt)三个指标进行对数化处理，得到lnstc、lnpdn和lnemlt，三个变量。对lnstc、lnpdn、lnemlt的增长趋势用折线图进行直观比较，由图1可以发现lnstc和lnpdn具有大致相同的增长和变化趋势，与lnemlt差异也不会过大，说明三者有存在协整关系的可能。为了证明该判断，笔者使用计量分析方法进行验证。

图1 lnstc、lnpdn与lneml的增长趋势

通过ADF检验对样本数据的平稳性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可以看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原数据序列未通过平稳性检验，一阶差分后通过了平稳性检验，因此可以构造VAR模型。

表1 四个内生变量的ADF检验

确定变量的滞后期，根据LR、FPE、AIC、HQIC、SBIC这些指标，可以确定的是3阶滞后期是比较合适的，即P=3，如表2所示。

表2 滞后期选择

对四个变量进行协整检验，来考察其相互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变量序列之间的协整检验

可以看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不存在协整关系的原假设被拒绝，同时不能拒绝至少有两种协整关系的原假设，因此，长期来看，变量的数据序列之间是存在协整关系的。

对构建的VAR模型进行估计，并对残差进行LM检验发现，不能拒绝不存在自相关的原假设，如表4所示。

表4 残差的LM检验

通过对模型的单位根检验，可以看出所有特征值都在单位圆内部，所以该VAR模型是平稳的，如图2所示。

图2 特征值分布图

通过对每个方程及所有方程的各阶系数的联合显著性进行沃尔德(Wald)检验，得出结果如表5所示，根据检验结果可以看出，VAR模型的估计系数是联合显著的。

表5 Wald检验结果

通过对变量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可以看出在5%的显著水平下，青海省财政科技支出较好地表现出是技术进步率的格兰杰原因，是市场化水平的格兰杰原因。此外，创新政策文本数是市场化率的格兰杰原因。

五、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分析

(一)脉冲响应函数

通过脉冲响应函数，本文主要衡量青海省科技财政、政策文本数和市场化水平这三个变量随机扰动项的一个标准差大小的初始冲击对系统中的技术进步率的当前值和未来值的影响，将变量响应过程设置8期模拟，结果如图3所示。可以看出，(1)青海省财政科技支出对技术进步率的正向冲击在第3期达到最大值，在第1期有所下降，在第2期基本持平，而后上升到第3期的最大值，第3期后有所下降直至第5期后稳中上浮，其后逐渐平稳趋于收敛，青海省技术进步率对财政科技支出的变动响应较为敏感，有较为显著的正向作用，说明青海省财政科技支出对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正向效应显著。(2)青海省双创政策文本量对技术进步率的正向冲击在第2期达到峰值，第1期变动不大，之后开始上升至最大，第2期后开始回落，第3期达到最低点，随后有所上升，第4期后逐步回落并趋于收敛，青海省技术进步率对政策文本量的变动有一定的正向响应，但相对于财政科技支出，政策文本量的冲击带来的正向作用相对持续时间略短，但总体上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青海省政策文本量对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有一定的正向效应。(3)青海省市场化水平对技术进步率的正向冲击在第1期略微上升，第2期达到最大，随后逐渐趋于平稳。整体上来看，青海省市场化水平对技术进步率具有较弱的正向冲击，说明青海省市场化水平对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正向效应较小。

图3 脉冲响应分析结果

(二)方差分解分析

通过方差分解来将内生变量的波动成因进行分解，以深入解析变量的每一单位冲击对内生变量的影响程度，得出其相对重要性。

首先，本文着重考察技术进步率的方差分解，如表6所示。整体上看，青海省财政科技支出对技术进步率的贡献度相对较大，从第2期的15.06%逐步上升，第3和第4期上升幅度最为明显，而后稳步以递减速率增加，第8期达到约31%，平均方差贡献度达26.72%，说明增加青海省财政科技支出，有助于更有计划性和针对性地进行科技投入，以促进科技创新发展。青海省政策文本量对技术进步率的贡献度从第2期的约0.27%开始跃升，中间出现少量波动，整体呈现上升趋势，在第8期达到7.7%，平均方差贡献度约6.61%，说明颁布双创相关政策文本，是政府对创新的关注，对科技创新等进行宏观的引导，从而也促进各部门创新，推动全省技术进步率的提高。青海省市场化水平对技术进步率的贡献度从第2期的0.046%跃升为0.27%，而后逐步平稳，稳中有略微波动，平均方差贡献度约0.22%，市场化水平对技术进步率的贡献度小，这与青海省过低的市场化水平相符。总体上，财政科技支出对技术进步率的贡献稳步上升，政策文本量对技术进步率的贡献波动中上升，市场化水平对技术进步率的贡献具有非常大的上升空间。

表6 青海省技术进步率方差分解

除了考察技术进步率的方差分解结果，还可得出其他变量方差分解的有益结果，如表7所示。技术进步率对政策文本量的贡献度较大，从第1期的14.09%跃升至第2期的27.33%，再跃升至第3期的44.41%，而后波动中稳步上升，直到第8期的48.52%，平均方差贡献度约40.5%，说明青海省科技对经济的促进也会反过来在很大程度上激发政府对双创的政策支持和持续关注。财政科技支出对市场化水平的贡献度，从第1期的1.21%跃升至第2期的14.44%；而后波动中上升，直到第8期的18.35%，平均方差贡献度约14，53%，可以看出青海省财政科技支出不仅有利于提高技术进步率，而且也对市场化水平的提高有一定的贡献，这与青海省市场化水平过低有关，全省市场主体的引进、市场的放活，难以通过市场自身的力量来实现，要素难以自发流入，仍需要依靠政策的倾斜和财政的支持，来引导全省经济的市场化发展。技术进步率对市场化水平的贡献度很大，且逐步有减缓的趋势，从第1期的87.89%，下降为第2期的68.03%，直至第8期的65.36%，平均方差贡献度约69.05%。可见，青海省技术进步率的提升，对其激发市场活力、促进要素流动具有重要意义。

表7 其他变量方差分解

六、结论与建议

(一)实证分析结论

计量分析结果显示，青海省政治环境对科技成果转化具有促进作用，尤其青海省财政科技支出对科技成果转化的贡献最为显著。经过向量自回归模型的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得出以下结论。

1.青海省科技成果转化的增加需要稳定优化的政治环境支持。根据计量模型显著性检验，青海省政治环境对科技成果转化的影响是联合显著的。青海省有必要系统地制定政策措施，在现有的资源禀赋下有重点地增强环境改善支持力度，更有效地促进政治环境优化，为加大科技成果转化提供条件，实现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的有力拉动。

2.青海省财政科技支出对科技成果转化具有更加显著的促进作用。计量结果显示，三个环境因素变量中，财政科技支出最有利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短时期内，这种促进作用不明显，经过一段时期的沉淀，才会使科技成果的转化出现大的跃升，经济总产值也因此而得到较大的提高，长期中这种促进作用也会在回落后有一定小幅度的上升再回落。良好的财政政策环境既可以为科技成果的经济效益转化提供资金条件，也可以提供科技成果转化的产业导向从而优化经济结构。财政资金投入相关领域后，经过基础阶段的研发、科技成果的产生，再到科技成果对接经济项目从而投入实际生产，需要较大的时间成本和试错成本，难以在短期内产生立竿见影的经济效果，但经过不断的科学试验和投产试点，科技成果转化效果会在中期凸显，而且会为以后的进一步科技研究和成果的经济效益转化奠定基础，其影响在长期中也会再次产生。

3.青海省双创政策的出台有利于科技成果的转化。根据计量检验结果，青海省双创政策文本量对科技成果转化有一定的贡献。相对于财政科技支出，科技成果转化对双创政策文本数量冲击的响应略小，短时期内，这种响应不明显，第1期之后这种影响才开始凸显，第2期后这种影响开始回落。双创政策的数量可以反映出政府对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多方落实情况，多个部门从本部门职能出发制定相关政策，有利于青海省从更多层面促进创新驱动，实现从宏观政策指导向微观执行主体延伸的实际推动，从而促进科技成果的研发和经济效益的转化。

4.青海省市场化水平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动力不足。依照脉冲响应分析结果，青海省市场化水平对科技成果转化的贡献度很小，制度环境对科技成果形成经济效益的支撑有限。根据方差分解结果，贡献度在第3期达到最大，但也只达到0.2757%。青海省依靠市场自发力量达到科技创新引领经济发展的动力不足，仍需要从政府角度调控。依照时间数据序列，青海省市场化水平有所提升，但总体水平仍然不高。青海省地处偏远，缺少具有研发能力的人才和具有投资能力的微观市场经济主体，难以形成个体企业科技创新带动区域创新，企业整体上规模小、附加值低，科技创新型企业短缺，因此，制度环境尚不足以推动科技成果转化。

(二)政策建议

加大财政科技支持力度，优化财政科技支出结构。一方面，要增加地方财政对科技的支出，根据青海省统计年鉴数据，青海省财政科技支出总量有明显的增加，但是其在财政一般预算支出中占比的上升幅度，仍有较大的上升空间，且其波动性较大，为此，需要更加稳定地促进财政科技支出的持续增加，建立长期的财政科技支出预算，避免因过度震荡带来的研发成本增加，容纳财政支持下短期研究、投产带来的时间成本和试错成本，加强财政支持的持续性和平稳性，同时，青海省依靠市场自发力量吸引微观经济主体自主研发和投入生产的能力不足，现阶段仍需以发挥科技财政的调控职能为主，才能更有效地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推进。另一方面，基于地方财政总量的限制，实行财政对科技的支撑避免均匀用力，做好财政资金对科技项目的投入分配，着眼于青海省经济的长远发展，加大对有发展潜力和发展优势的产业、地方特色产业、传统支柱产业的财政倾斜，实现财政科技支出结构与产业结构调整方向的一致性，以科技创新为依托，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以减少财政资金的消耗，推动实现科技引领经济的长期效应。

保持双创政策平稳性，促进政策纵向细化。连续平稳的双创政策有助于青海省可持续地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要从战略高度系统性地制定双创政策，促进政策内容与战略步骤相统一，避免政策中断导致的沉没成本，科技创新投入大、消耗多、成效慢，尤其科技成果与产业发展结合带来的经济效益很难于短期内凸显，政策的不连续、非平稳性会导致前期研发中断，影响后期成果转化。青海省双创政策文本数量整体上呈现上升态势，但近几年波动性较大，尤其存在不平稳性，国家双创政策宏观文件的推出使得青海省双创政策文本数量出现巨大的跃升，各部门相关政策激增，然而第二年开始文本数量大幅回落。因而，减少政策文本数量震荡，从本省实际出发制定连续平稳的双创政策势在必行。形成全省各部门协同创新，区分政策类型，实现双创政策从省级指导性规划性宏观政策向具体部门执行性激励性具体政策的纵向细化，合理选择政策工具组合也有助于优化政策效果[23]，从而进一步提升双创政策文本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效能。

增强政府服务能力，提高市场化水平。青海省应增强其服务市场微观经济主体创新的能力，从直接性、计划性的经济调控逐步过渡到间接性、中介性的公共服务供给。加强科技服务的平台建设，形成完整的科技服务体系，汇集省级知识产权和检测认证服务、技术转移服务、技术合作服务等系统化科技服务资源。依托互联网+、大数据技术，将线下一对一的行政服务转变为线上自主服务，实现服务流程清晰化、简单化、公开化和标准化。基于青海自身资源优势，对外加大优惠政策宣传力度，营造吸引外省企业入驻的优良环境，减少行政审批程序，降低企业科技研发和投产的行政成本，严格惩治寻租行为和不当竞争行为，为企业公平竞争提供条件。增加资源整合力度，借助政府对全省资源禀赋状况的信息优势，为校企合作等各经济主体间合作牵线搭桥，使企业逐步成为科技自主创新的主体，进而提高全省经济社会市场化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