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田宇，李晓虎

(1.郑州大学 历史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2.榆林学院 文学院，陕西 榆林 719000)

陕北地处黄土高原，北邻蒙古高原、东靠黄河，是典型的农业、游牧业过渡地区。据文献学及考古学研究，早在先秦时期，陕北地区已为鬼方、狄、西戎等少数民族的聚居区，商周时期李家崖遗址、米脂张坪墓地、清涧辛庄墓地等考古遗存中均发现北方青铜文化、中原文化因素与本土文化因素等多种文化因素共存，是陕北地区多民族文化交流、碰撞的铁证。秦汉时期陕北地区长城的修建表明此地区已成为中原王朝防御匈奴的重要阵线。除采取战争讨伐，中原君主亦采用“和亲”等方式与少数民族维持和平关系，亦战亦和的状态下进一步促使陕北地区各民族接受中原文化。唐宋时期陕北地区进入民族大融合的发展时期，随着党项族、鲜卑族、昭武九姓胡、吐谷浑族等民族的不断迁入，陕北地区文化呈现多元化的发展。虽时有战争发生，但民族融合的进程有很大的进展。

目前陕北地区唐宋时期出土墓志主要都收录在《榆林碑石》《党项西夏碑石整理研究》《宋代麟府路碑石整理与研究》之中。《榆林碑石》中关于唐、五代、北宋陕北地区的墓志65方；《党项西夏碑石整理研究》一书中收录了关于党项早期政权统治家族李氏的7方墓志，还有10方与西夏政权相关的汉人墓志；《宋代麟府路碑石整理与研究》搜集整理了麟府地区唐末五代至北宋时期目前已知的31篇墓志碑铭，同时汇集了高建国关于府州折氏墓志碑铭相关研究文章，对麟府地区现存墓志碑铭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学术研究。三本专著中有12方墓志被重复收录。除此之外，还有7方墓志收录于白赛玲的《横山墓志研究》中。以上资料所载墓志志文为本文的研究基础。

陕北地区墓志出土数量较多，已有诸多学者对其进行研究。综合来看前辈学者们的研究的视角，集中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对专门的一方墓志进行考释研究，如杜建录、周伟洲、陈玮等；以某一家族作为研究方向的，如高建国；以某一地域作为划分标准研究，如白赛玲；以图录、拓片及碑文收录为主的，如《榆林碑石》《党项西夏碑石整理研究》等；以墓志材料为基础作文化学阐释及语言文字的研究，如师海军、姬慧；以墓志材料为基础对民族问题进行研究，如艾媛媛。目前关于陕北地区唐宋墓志的内容研究已较为全面，但在任官方式、宗教信仰两个方面的研究还存在着一些不足，因此本文通过梳理志主墓志信息结合唐宋时期的历史发展，对陕北地区唐宋出土墓志的研究进行一些补充。

一、墓志中反映的陕北地区主要任官方式

唐代“太宗元年，始命并省，又因山川形便，分天下为十一道”[1]，今陕北地区在唐代的行政区划中隶属于关内道。陕北地区先后有突厥、鲜卑、党项、吐谷浑等大量的少数民族人民内迁，依附中原王朝。为解决民族间的矛盾，促进社会稳定发展，唐朝设立羁糜府州安置少数民族，如夏、绥、银、宥等州基本属于今陕北地区管辖范围，宋代内迁陕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已融入汉民族之中，受汉化影响较甚。

唐宋时期各民族内迁陕北地区后部分人群改为汉姓。《续通志·西夏载记上》记载，“李彝兴，夏州人也，本魏拓跋氏后。唐贞观初，有拓跋赤辞者归唐，太宗赐姓李，置静边等州以处之……唐末，拓跋思恭镇夏州，统银、夏、绥、宥、静五州地，讨黄巢有功，复赐李姓。思恭卒，弟思谏代为定难军节度使。思谏卒，思恭孙彝昌嗣”[2]，明确表明陕北部分李氏为拓跋改姓，属党项拓跋后裔。宋乾德五年(967年)李光睿墓志中记载“授定难军节度，夏、银、绥、宥、静等州观察处置押蕃落等使”[3]，由此可证李氏先祖内迁陕北地区后不断汉化、世代任武官，发展成为陕北地区的大族。据记载于《宋代麟府路碑石整理与研究》的折氏家族碑志可知，折氏渊源悠久缘起于鲜卑一族。从唐末折嗣伦任麟州刺史开始折氏家族壮大发展；五代时期折氏家族逐渐占据府州地区；至宋代折氏率先归附，得以世袭知州一职。党项李氏、府州折氏的发展表明各少数民族长期居住于陕北地区，部分人入仕逐渐将其家族发展成为世家。墓志的记载是少数民族内迁陕北地区逐渐汉化的重要佐证。根据师海军、艾媛媛等结合墓志分析陕北地区唐宋时期的民族构成，可知除党项族外，其他内迁陕北的少数民族还有粟特族、鲜卑族、吐谷浑族、吐蕃族等。

陕北地区虽少数民族汉化为发展主流，但还存在一部分汉族受到少数民族影响的现象，这主要体现在汉人在陕北地区任职的变化方面。通过统计墓志资料发现，志主官职以担任武职为主。《王熙墓志铭》中记载志主“禀质喜文，曰诣先生之席，听读亡倦。时运不济，废书行官，任代充永安军衙将”[4]，说明了单靠文化知识在陕北地区难以维持生计，迫使志主被迫弃文从武；还有部分墓志记载志主先祖担任官职均为文职，而在迁居陕北之后，后代任官逐渐由文职转为武职，如《武征墓志铭》中记载其祖父任“隋巴州录事”，其父任“隋肃州玉门县令”，均为文职，而志主武征“授昭武校尉、行扶州刺旧镇副，别敕兼令检校会水府左果毅，加游击将军……频加授定远将军摄将军事”[5]，表明其已转任武职，证明武征家族历代任官的方式在潜移默化中逐渐倾向于武官的选择；部分墓志志主从事武职是源于祖父辈的影响，如《王诠墓志铭》其祖、父均为参军事，属军队中的文职，志主王诠任武职“蒙授骁骑尉”[6]。

陕北地区属中央政府管辖的边缘地带，战事频繁。统计110方墓志资料，结合唐代的武官任命方式梳理志文记载，可知陕北地区唐宋时期武将的任官方式主要分为科举入仕、门荫入仕、辟召和军功入仕。

1.科举入仕，中央政府指派担任。陕北地区作为捍卫王室抵御北方少数民族侵扰的军事重地，同时中央政府欲控制藩镇故多派遣文职官员任地方武职。志文中很多官员都曾被任命到陕北任职，从此世代定居陕北。如《辛节墓志铭》载“陇西人矣……公因曾莅职此州，遂为朔方人也”[7]；《王玄度墓志铭》载“父因官胜府，遂居夏州焉”[8]；《刘保墓志铭》载“因官历职，遂为朔方人矣”[9]；《杨洪素墓志铭》载“远祖因官此郡，世代家焉”[10]。出土墓志中因先祖或志主任官迁居陕北地区的汉人占了很大的比重。此外还有部分志主是受命至陕北指挥作战，如《孙览墓志铭》载志主曾任河东经略使跟随折克行、张构等人收复葭芦川[11]，《杜涉墓志铭》志主曾任府州军事判官，两位志主均在陕北有任职的经历但未定居[12]。

2.门荫入仕。门荫入仕是唐代常见的入仕方式之一，通过门荫的方式可以有效的缓解统治阶级与世家大族之间的矛盾，门荫制度是维系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重要举措。门荫入仕祖父辈担任武职，从小家风崇武且承袭父辈武职，此类墓志志主担任武职属家传渊源。陕北地区少数民族迁入本地经过发展成为本地的大家族，以府州折氏、党项李氏为代表，其后代任官多为门荫出身世代承袭武官，如折氏折可存墓志明确记载其官职“以武恭荫补入仕，为右班殿直，俄迁左侍禁”[13]，后官至宋故武功大夫、河东第二将；李氏李继筠墓志记载其父卒后，“开宝七年中，补衙前厅直指挥使”[14]。

3.辟召。辟召是唐肃宗后新增的入仕途径，辟召与其他入仕途径不同主要以自身武艺高低所决定，唐后期，辟召成为了武官入仕的主要途径之一。陕北墓志记载少见辟召入仕，仅《李贞墓志铭并盖》载志主“年弱冠，辟翊卫”[15]，翊卫即唐三卫之一。

4.军功入仕，世代沿袭。军功入仕是陕北底层群众最常见的任职方式，以武勇起于行伍之间。军功入仕在陕北地区流行一是由于地处边疆地区，战争频繁，盛行“尚武”风气；二是统治阶级为壮大力量以军勋吸引中低等级地主、农民当兵；三是陕北地区人群本身尚武，文化教育相对薄弱，以科举入仕较难。《神木县北宋徐德墓志铭考释》载“君起家微贱，奋身行伍，善骑射，精击刺，勇冠军中，人以骁锐称之。自朝廷用兵西南，君无一战不在其间”[16]，明志主出身微贱，起家于行伍，在对外战争中取得一定的战功，因此家中环境得到改善。从大多“土人”入仕方式倾向可知当时陕北地区部分本土人士放弃文试科举选择以武入仕。

通过对墓志中反映的陕北地区任官方式的总结，可知陕北地区武官来源并不单一，除大家族的世袭门荫外，平民也可通过武试、参军等方式入仕，武官选举多唯才举能。武官人员的民族构成复杂，汉族与少数民族均可任职，可见唐宋时期陕北地区各民族在中央政府的管理下和平发展，和谐共生。同时不少志文的记载是陕北当地文化在唐宋时期盛行“尚武”的体现。从官员任职的方式及外迁汉族任职的变化可知，陕北地区重武轻文风气比较盛行，对当时生活的人群任官方式的选择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从墓志中反映的唐宋时期陕北地区的宗教信仰

信仰是特殊的文化现象。两汉之际佛教由印度逐渐传入中国，至唐宋时期中国信儒、道、佛已成普遍之势，佛、道两教已经有了大批的信徒，儒家的信仰仍为主流但逐渐有削弱的趋势。正史中关于陕北地区少见宗教信仰的记载，且陕北地区的宗教发展较晚，明清时期才大势流行，修建诸多寺庙、道观。根据《佳县志》[17]记载，寺观自汉晋隋唐以来，中国佛法道教迅速传播开来，包括地处于边疆的陕北地区，但并未将唐宋时期陕北地区佛教信仰的情况进行阐释。《宋高僧传》中有不少关于陕北地区僧人的记载，如《唐京师兴善寺潜真传》记载“释潜真，字义璋，姓王氏，太原华族、后徙为夏州朔方崇道乡人也。……幼好佛书，抑从天性，甫及弱冠，投迹空门”[18]。僧人在陕北地区的活动有利于佛教的传播，师海军梳理出土墓志认为唐代榆林地区信仰佛教更为普遍。结合110方志文资料内容，重新梳理陕北地区的墓志发现共有8篇墓志铭记载了陕北当时宗教信仰的情况，分列如下。

《张德墓志铭并盖》载志主“至心三宝，专念四禅。不乐荣班，愿持斋戒”[19]；

《刘保墓志铭并盖》载“故公嗣子二：一上骑都尉，一大云寺僧”[20]；

《神木县北宋徐德墓志铭考释》载“长为僧，法名道隐，受业于府州天宁寺；次曰知常，武艺精绝，宛有父风；次亦为僧，法名惠净，落发于保德军承天院，系名表白”[21]；

《牛兴墓志铭》载“故公嗣子三：一翊卫、一早亡、一龙兴观道士”[22]；

《冯自兴墓志铭》载志主祖父“舍俗归真，长捧丹经，永依紫府”[23]；

《杨震墓志铭》载志主长孙女“适右宣教郎、直秘阁、通判湖州军州事刘正卒，夫役，弃俗为道士，年十九卒，诏赠冲妙錬师”[24]；

《娥冲虚墓志铭》载志主祖父“处道不仕，讳玄真”[25]。

晚唐时期时局混乱，战争不断，陕北地区佛、道均有一定的传播，信仰宗教是善男信女寻求情感慰藉、逃避现实的心灵寄托。陕北墓志中男性墓主提及信佛、道的缘由基本为不愿入仕；女性信教现象仅见《杨震墓志铭》中志主长孙女因亲眷丧亡而潜心修道。根据志文可知陕北地区对宗教的信仰特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为自愿修行，如志主徐德、刘保、牛兴、杨震等子女自愿落发为僧侣或为道观道士；二为取名赐号，如志主娥冲虚的名字及其祖父“讳玄真”，杨震长孙女“诏赠冲妙錬师”；三为诵读经典，如张德“至心三宝，专念四禅”、冯自兴祖父“长捧丹经”。

墓志中除志文外，志石、志盖上的花纹也是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纹样主要作用是装饰美化，但通过纹样的变化，也可以反映一定的丧葬习俗及文化理念。唐宋时期陕北地区的墓志纹样多见缠枝花卉、十二生肖图以及宝相花纹。较为特殊的是，唐宋时期共发现12座墓盖上阴刻八卦图，其中唐代发现有6座、后唐1座、后晋4座、北宋2座。以立石时间为准，最早发现为唐元和二年《张宁墓志铭》[26]墓盖之上。八卦饰图虽也可作为墓志的装饰纹样，但其代表的文化意义更为深刻。虽墓志志文不曾有信仰道教的记录，但八卦饰图的发现可佐证陕北地区部分人群已受到道教文化的影响。

佛、道传播广泛的原因之一在于其信仰对象并不受年龄、性别限制。唐宋时期未信教的大多女性墓志以宣传墓主具备传统的女性美好品质如贤良淑德、温慧娴淑等为主，其志文记载亡故后均与丈夫合葬。此种现象在陕北地区女性墓志中亦普遍存在，如《梁才墓志铭并盖》中记载夫妻二人“久视元年合葬于夏州城东廿二里原”[27]。传统封建伦理观奉行传统的隆祭厚葬、居葬守制，夫妻同穴而葬就是其在丧葬制度的体现。根据焦杰研究可知，在崇佛之风盛行的影响下，崇佛女性的丧葬制度逐渐出现了单人葬、火葬或夫妻分穴而葬的形式[28]，而陕北地区唐宋时期的墓志中女性志主均祔葬于夫，由此可见陕北崇佛女性的丧葬观念并未受到宗教的影响。

唐晚期儒、佛、道三教融合发展的趋势显著，中心城市的政治性强，民众信仰复杂。陕北地区位于边缘地区，政治色彩不如关中地区浓厚，墓志志文表明佛道在陕北地区有一定的传播但并未流行于各个阶层。信仰佛、道两教需要一定的知识水平诵读或抄写经典。陕北信奉佛道的志主基本来源于士族家庭，家庭条件较为优渥，志主地位较低的墓志中较少发现信奉宗教的记载，且部分志主是底层人物以军功入仕起家，其文化水平对于佛道经文的理解诵读应存在一定的困难，故少见此类人员墓志中有关于佛道信仰的记载。整理党项李氏家族及折氏家族等大家族墓志铭中亦未见信仰宗教的记载，可见在陕北传统世家大族中佛、道信仰并不流行。参考折氏家风由武转文的变化，可感受到在上层阶级中更倾向于信奉传统的儒学思想，以儒学为尊，重视“礼”的遵守与传承。

从这些墓志资料中可以看出陕北民间宗教信仰历史根源的悠久，佛、道思想在陕北地区有一定的传播但并未普及，宗教教俗对陕北地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并未被全盘接纳。墓志出土虽数量较少，不能对陕北地区宗教信仰全貌进行研究，但也为唐宋时期陕北地区道教信仰情况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三、总结

唐宋时期大量少数民族内迁至陕北地区，墓志的出土反映了唐宋时期陕北地区主要人群由汉族、党项族、鲜卑族、昭武九姓胡、吐谷浑等多民族构成。通过志文可以得知当时陕北地区形成了浓厚的“尚武”风气，导致墓志志文中多见武官任职。以志主任职方式的不同可知陕北地区任官方式以门荫、军功为主，辟召为辅。通过对志文的考察以及墓主装饰纹饰的整理可知佛、道信仰在陕北地区有一定的传播，但在传统的儒家氏族中并未得到接纳，如党项李氏、府州折氏墓志文中均未发现宗教信仰的记载。但出土墓志的发现仍然是陕北地区佛教、道教传播的重要佐证，补充了文献资料记载的不足。

作为民族融合的典型地区，陕北民族融合的历史也为我们今日处理民族之间的关系有很大的借鉴意义，有利于我们对陕北地区现有的文化特点追根溯源。正是在这种多民族共居、互相融合的氛围下，才形成了现今陕北地区独特的地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