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云文

(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24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我们所说的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1)习近平.扎实推动共同富裕[J].求是，2021(20)： 4.党的十八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中国人民打赢了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迈出坚实的一大步。党的十九大作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转化的重大政治论断，明确提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2)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7-10-28(1).实现这一宏伟目标，需要我们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同富裕重要论述的理论内涵，从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维度，突破“资本逻辑”的路径依赖和思维惯性，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特殊规律，探讨一种以共同富裕为底层逻辑的经济增长方式的可能性。

一、 突破从分配领域看待共同富裕的惯性思维

实现共同富裕需要以社会财富总量持续增长为前提。早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就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3)邓小平.邓小平文选： 第3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3： 373.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们始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定力，使当代中国发生历史性、格局性的变化。在整个改革开放进程中，我们秉持的是一种“先做大蛋糕，再分好蛋糕”的逻辑，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所谓“做大蛋糕”，就是通过经济持续增长不断扩大社会财富总量，所谓“分好蛋糕”，就是要在社会财富总量增长的基础上调节利益分配，使全体人民都能够享受经济增长带来的红利。实际上，在一个社会的财富总量不足，人们处于“共同贫穷”的状态下，这样的制度安排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实现了经济增长与分配公平的“帕累托最优”，因为与过去相比，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中成为“受益者”。但随着社会财富总量的累积，由于最初的制度红利带来的“普遍的获得感”边际效应递减，“先富”与“后富”之间的收入差距伴随着社会财富总量的增长逐步拉大，为解决财富分配的公平问题，国家通过税收调节、转移支付、慈善事业等多种方式对社会财富资源进行再分配，从而确保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但问题很显然，通过财富重新分配的政策举措并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实现共同富裕的内生机制问题，甚至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损害到经济增长(财富创造)的活力，比如，对于高收入群体来说，超额累进税会导致他们产生一种“被剥夺”的感受，而对于低收入群体来说，特殊性的政策福利有可能导致他们产生依赖感，现实中一些贫困地方和贫困户不愿意“摘帽”就是这个原因。那么，我们是否有另外的选择呢？实际上，从古典经济学对国民财富创造的早期思考和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分配不公平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我们似乎可以得到某种方法论的启示。

古典经济学鼻祖斯密在其《国富论》的开篇所探讨的就是“劳动生产力增进的原因及劳动生产物自然而然地分配给各阶级人民的顺序”。(4)亚当·斯密.国富论： 上卷[M].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4： 2.在他看来，分工是劳动生产力最大精进的原因。与他所提出的“看不见的手”理论一致，工资、利润、地租的分配也是受“自然率”决定的。李嘉图则认为，收入分配状况是影响社会财富增长的关键因素，“确立支配这种分配的法则是政治经济学的首要问题”，(5)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M].周洁，译.北京： 华夏出版社，2005： 1.他主张降低地租以增加资本积累，推动社会财富增长。在古典经济学家这里，工人获取工资、资本家获取利润、土地所有者获得地租构成社会财富分配的基本格局。其历史局限性在于，虽然他们从社会财富的来源角度提出了“劳动创造价值(财富)”的观点，但是在社会财富的分配上却是资本优先的。尽可能降低工资和地租在社会总财富中的比例，扩大资本利润的积累是古典经济学家在分配领域的隐形理论逻辑。

马克思用历史的眼光深刻透视了资本主义的经济运行规律，把解决分配领域的不公正问题溯源到生产的源头。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指出，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而“生产什么”和“怎么生产”是一致的，这两个方面的统一构成了人类生产方式。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是生产方式矛盾运动的结果。资本主义突破了封建主义的生产方式，从而创造了比以往任何社会都巨大的生产力，人类生产财富的能力得到了充分释放，表现出“庞大的商品堆积”。另一方面，由于“分配的结构完全决定于生产的结构”(6)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0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5： 36.，这种财富的分配则完全是按照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原则进行的。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使资产阶级财富的积累和无产阶级贫困的积累同时发生，造成了社会贫富差距的扩大，而且这一问题是不可调和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合法性，正是建立在其能够克服资本主义这一内在矛盾的理论逻辑上。

社会主义是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的”，(7)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9： 538.但现实的社会主义并不是建立在发达资本主义基础上，生产力水平的不发达，导致整个社会财富的总量不足，不能够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因而，在生产力不发达、社会财富总量不足的情况下谈共同富裕，只能是极低水平的平均主义。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基于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重新认识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突破了单纯在生产关系方面认识社会主义本质的局限，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统一起来，从而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开辟了理论道路，也为我们走出市场经济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科学解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重大论断奠定了基础。

可以说，中国改革开放的上半场，就是在打破传统社会主义单纯从生产关系视角理解社会主义本质的前提下开启的，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思想上的彻底解放，改革开放就没有合法性的理论依据，就有可能被人怀疑是走“邪路”。历史和现实已经证明，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中国就不可能大踏步赶上时代。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功，中国社会财富总量得到几何级数倍增，为我们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奠定了可靠的物质基础。在打赢脱贫攻坚战这个实现共同富裕的奠基性战役中，我们采取了国家兜底的政策安排，如果没有充裕的财力保障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我们也要承认，尽管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们通过税收调节、转移支付、普惠性兜底、实施国家重大区域振兴计划等一系列政策举措缩小地区间、城乡间、不同阶层之间的发展差距、收入差距，但是在先富带后富方面，我们依然有很多问题亟待解决。如何在确保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在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各方面创造活力的同时，实现社会财富更加公平、更加正义的分配，也就是通常所谓解决好“效率与公平”的矛盾，仍然是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进程中必须面对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单纯地按照生产——分配的传统二分法思维，这一矛盾是无法得到彻底解决的。当年我们能够突破单纯在生产关系领域认识社会主义的局限，从而解决了解放生产力的问题，今天我们能否突破单纯在分配领域看待共同富裕的局限，解决共同富裕的问题呢？

二、 社会财富的生产与分配是有机统一的整体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过程及其规律，这就是剩余价值生产虽然是在生产环节完成的，但生产、分配、流通(交换)、消费各个环节都参与了这一生产过程，“它们构成了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生产既支配着其他要素相对而言的生产自身，也支配着其他要素……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当然，生产就其单方面形式来说也决定于其他要素”。(8)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0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5： 40.因而，就社会财富的增量生产而言，我们不能离开财富分配单纯看财富的生产，也不能离开财富的生产单纯来谈财富的分配。在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被剥削的命运表面上看是发生在分配领域，但实质上这一结果却是在生产领域的。马克思《资本论》的贡献，就在于揭示了剩余价值生产的奥秘是工人的剩余劳动时间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结果。应该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资本如何实现增值的解答，为我们解开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奥秘，从而让无产阶级能够深刻地认识自身贫困的经济根源。而马克思对于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经济学分析也启示我们，在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实现共同富裕目标，也不能单纯在分配领域找答案，要把实现共同富裕，也就是实现更加公平地分配财富的问题放到生产领域去思考。因为，在整个社会财富的增加的过程中，财富的生产和分配是不能完全隔离的。

如果说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为我们提供了分析共同富裕问题的方法论依据的话，那么经济学界关于“生产决定消费”还是“消费创造生产”的争论，也恰恰证明了马克思关于生产和消费同一性的原理的重大现实意义。马克思认为：“生产直接是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每一方直接是它的对方。”(9)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0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5： 32.有学者指出：“生产既是劳动者劳动力的支出与消耗，又是生产资料和原料的转化性耗费的过程。因此，就生产活动过程中的基本要素而言，生产本身既是创造价值的过程，又是消费劳动力和消耗生产资料的使用价值的过程。”“消费直接是生产。”而“生产与消费的良性互动是以合理处理分配与交换关系为中介的”。(10)刘仁营，朱有志.重温马克思关于生产与消费辩证关系思想[N].光明日报，2016-02-03(13).在此意义上说，生产与分配也是同一的，生产是实际的起点，起支配作用。正如我们不能只从分配领域看待资本主义社会剩余价值的生产一样，我们也不能仅仅在分配领域理解财富分配。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必须回归到生产领域，探索一种能够以财富生产为起点的共同富裕实现方式。这个问题是可能的吗？实际上，现实的经济生活似乎已经给出了一些具有启示性的答案，比如，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强调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通过生产要素的最优配置，提高经济发展质量，从而客观上实现需求侧的结构性变化。又如，我们现在所说的“共享经济”。这里所谓的“共享”就不只是在财富的分配领域的共享分配，而更多的是在生产领域的“共享”理念。而且，由新技术革命带来的生产方式革命性变革，也为我们探讨基于“共同富裕”目标的新生产方式提供了具有实践意义的想象空间，而这样的一个理论命题一旦解决，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来说是具有突破性的。

三、 共同富裕： 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共同进步状态

所谓共同富裕，不能脱离开物质生活，但也不能单纯从物质生活的角度去理解。强调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共同富裕理论的重要贡献，也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辩证统一的思想在新时代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人类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辩证关系进行了深刻的论述，“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1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9： 524.物质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离开了物质谈精神是虚幻的。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比资本主义更为先进的社会形态，首先应该体现在物质生产力发展水平上。邓小平同志曾经说：“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12)邓小平.邓小平文选： 第3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3： 8.但仅仅从物质财富的角度来衡量社会主义是不够的。在人类历史上，资本主义就曾经创造了比以往人类创造的总和还要多的财富，但是它却并没有使人民在精神上摆脱贫困。机器大工业和“福特制”管理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效率，但却使得人逐渐被工具化，资本家通过资本获取了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积累了巨量的财富，但他们本身也被资本“异化”，而整个社会陷入一种“丰饶中的纵欲无度”可能是资本主义社会面临的困境之一。因此，从唯物史观看，社会主义的先进性就体现在它是能够克服资本主义先天缺陷的。那为什么资本主义会有这些先天的局限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资本作为一种物质力量侵蚀了人的精神世界，人的精神生活被“物质化”，而被“物质化”的精神成为一种消解社会进步的力量。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就提出了这样的警醒：“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 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胜利。”因此，我们今天谈共同富裕，应该是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两个方面的共同富裕，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那么什么是精神生活的富裕？如何去衡量一个国家人民的精神生活富裕程度呢？一般地，我们会从一个国家的人均受教育程度，政府在公共文化生活设施方面的投入，人们所拥有的闲暇时间等方面去考察。但是这样一种考察似乎也只能从“量”的层面来看待国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而从精神生活的“质”的规定性来看，就显得有些牵强，因为一个国家或者民族的精神生活状态是不能完全通过这些指标体系来呈现的。一个国家的人民的精神生活是否富裕，最根本的体现在哲学思维、价值取向、意志品质、审美情趣等方面，是这个国家或民族总体性精神状态或者精神境界的体现。

从物质和精神的辩证关系看，精神也可以转变为物质力量。精神生活的富裕反过来会激发物质财富的创造活力，为整个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曾提出“物质生产的发展例如同艺术发展的不平衡关系”的这一论域。他说，“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盛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因而也决不是同仿佛是社会组织的骨骼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13)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8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9： 34.也就是说，虽然从最根本上来看，精神生活的基础是物质生产，但是精神生产和精神生活是有其自身规律的，甚至在某些时候，物质富裕程度和精神强健并不是成正比的。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上，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的军队可以以“钢少气多”战胜“钢多气少”的强大敌人；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在物质基础上“一穷二白”，但是当时的人们却有一股精气神，有一种身为中国人的自豪和底气，也就是靠着这种精气神我们才把一个百废待兴的中国建设起来。所以，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精神是可以变物质的，精神也是一种生产力。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我们不仅要重视物质生产力，也要重视精神生产力。实现全体国民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就有可能把精神力量转变为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物质力量。

四、 建构基于“共同富裕”的经济增长需要认识论转向

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不仅要解决前一阶段改革开放没有解决的问题，还要解决前一阶段改革开放中积累的问题，而贯穿其中的一个核心命题就是共同富裕。在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中，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主要是投资、消费、出口，回顾40多年改革开放的历史，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也是在这“三驾马车”的协同作用下实现的。但是，伴随着国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今天，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这“三驾马车”都在不同程度上出现了“拉力”不足的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了贯彻新发展理念，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实际上就是认识到了单纯依靠传统经济增长模式已经不能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可持续的动力。但是，新的经济增长动能在哪里？如果依然按照传统经济学的增长理论，实际上是找不到方向的。从投资来看，经过40多年的快速发展和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边际效应正在递减，而且，这种通过要素投入推动经济增长的模式与我们强调的高质量发展也是不合拍的；从内需来看，虽然我们的国民财富总量得到指数式增长，但是真正能够转化为拉动经济增长动能的有效需求却是不足的，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共同富裕的目标还没有完全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可支配的有效财富量之间依然存在差距；从出口来看，就是以中美贸易战为标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已经开启了“逆全球化”的进程，中国的出口环境进一步恶化。这些中国经济发展中面临的现实问题也在倒逼我们思考，能不能在认识论层面发生一系列革命性的转向，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顶层设计提供具有学理意义的有效支撑。

其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但不是配置资源的唯一方式。斯密认为，在完全充分竞争条件下，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就能达到资源配置的最理想状态，然而现实中的情况却与斯密的设想发生了背离，出现了所谓的“市场失灵”。从中国来看，如何看待市场的作用一直是改革前一阶段所面临的核心争论，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党的十四大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强调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由此才从制度层面构建起激发多种生产要素市场活力的机制，并全面融入了全球化经济大循环体系中。但是，我们从一开始也清醒地意识到，市场并不是万能的，在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的同时，我们也强调政府宏观调控的作用。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在改革开放的整个历史阶段避免了由市场化、经济全球化带来的风险，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也逐步深化了对于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和驾驭。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经济形势进行了科学的判断，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进一步提出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重大理论命题，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从“基础性”向“决定性”的转变，不仅是简单的“话语”改变，而是对市场配置资源作用的新认识，也体现了我们对市场经济运行规律把握的新高度。改革进入“下半场”，更加强调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特别是对于关涉国家长远发展和国计民生的重大工程，着重从战略利益和国家总体安全上去考虑，提前布局、超前筹划，确保了我们能够在现代化进程中掌握历史主动。这一系列的重大改革实践和探索，使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不是只跟着市场的指挥棒来转，而是要通过宏观调控有效地驾驭市场，驾驭“资本”，用“无形的手”提升生产力，用“有形的手”科学调整生产关系，双手合力形成新的生产方式。可以说，改革开放的前半场我们在利用市场机制激发要素活力、推动经济增长方面是成功的，而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新阶段，我们需要在尊重市场规律基础上进一步提升“驾驭资本”和运用价值规律的能力。不是顺应市场，而是驾驭市场，这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命题，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我们的经济增长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我们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是指向“共同富裕”的。

其二，效率和公平的矛盾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语境下是对抗性的。关于效率和公平的问题，一直以来被经济学界看作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在《平等与效率： 重大抉择》一书中写道：“我们无法在保留市场效率这块蛋糕的同时又平等地分享它。”(14)阿瑟·奥肯.平等与效率： 重大抉择[M].王奔洲，译.北京： 华夏出版社，2010： 2.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在传统经济学框架内似乎只有通过不同历史阶段的政策侧重予以平衡，这一阶段选择效率优先，刺激经济发展，下一阶段选择侧重公平，解决由于效率导致的副作用，如此循环往复。但是，这样一种解决的方案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是巨大的，实际上就是一种基于市场机制作用的事后调节。而在此过程中引发的经济危机、各种社会矛盾都有可能产生不可控制的潜在风险。但是我们也应该认识到，这一对似乎是不可调和的矛盾，其发生作用的范围和边界是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存在为前提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一开始的理论设想上就包含了克服这一矛盾的诉求，社会主义讲求公平，但绝不是牺牲效率的公平，而是以公平为前提的效率。怎么才能做到呢？马克思当年曾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为什么资产阶级能够达到人类以往社会都没有达到的生产效率？这是因为资本主义，一方面是在生产工具(技术)领域实现了革命性变革，另一方面，是与其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包含着对于生产劳动本身的组织形式的变革，由此带来的生产方式颠覆了所有以往的社会形态。而这种变革的其中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劳动的异化，人越来越成为片面化的人。人所创造的劳动工具，以及人本身成为劳动工具，使得整个社会的劳动效率得以大幅度提高。而劳动作为一种体现人的本质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在资本主义社会却变成了一种所谓的“异己”的力量。在资本增值的动力驱使下，人类创造了海量的社会财富，但是人类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的历史却无情地告诉我们，这些财富并没有转化为人类的福祉，甚至恰恰相反，这些财富成为人类制造更大财富差距的工具。这说明什么？在资本逻辑的主导下，效率和公平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而马克思也正是看到了单纯通过社会财富的再分配无法实现社会公平，所以才把目光投向财富创造的生产环节。《资本论》所揭示的一个以前不为人知的事实是，资本家所无偿得到的剩余价值并不是在分配领域产生的，这一财富增值的过程发生在生产领域，是由于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能够获得劳动力这种特殊的商品，而这种商品的唯一使用价值就是使资本增值。所以，工人阶级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就不能简单地在财富分配领域寻找公平，而要在生产领域，在剩余价值真正发生的那个环节来改变，只有占有生产资料才能摆脱让自己成为“工具”的命运。这就是为什么恩格斯把《资本论》称为“工人阶级的圣经”的缘由。那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效率”，作为比资本主义社会更高级的社会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未来社会建立在“物质财富的极大涌流”基础上，那毫无疑问，在这样的一个理想的社会中应该拥有比资本主义社会更高的生产效率。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资本主义社会是通过劳动的“异化”或者说是人的“工具化”“片面化”实现的，在某种意义上讲，这种效率是一种通过“重复”性的生产而实现的。正如现代工厂的流水线生产和“福特制”管理向我们展示的那样，这也造成了“现代性”的基本“面相”。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的另外一个镜像是，由于新的智能设备的广泛应用，大规模生产的流水线正在智能化、无人化。人被机器替代，人从简单的重复性劳动中解放出来，从而可以从事更加复杂的，更具有创造性的劳动。这种劳动不是被迫的，而是真正自由自觉的活动。因此，马克思、恩格斯都强调未来社会要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目标，让劳动成为一种需要。而每一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每一个人把劳动作为一种需要，实际上就是最高效率的劳动，是克服了“异化”的劳动。因此，我们所说的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的新经济增长方式，强调的不是效率和公平的和解，而是一种建立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基础上的社会财富增长。

其三，资本是创造财富的要素，但创造社会财富的原动力不是资本。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充分肯定了资本主义在推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但是他却清醒地认识到，人类社会的发展必须超越资本主义。为什么？这就是因为资本包含着将人“彻底异化”的魔咒，它让工人成为工具，它让资本家成为“资本的化身”，而且资本本身已包含这毁灭社会财富的力量。那么，创造财富的主体是谁？毫无疑问是人。在资本主义社会，“每个个人以物的形式占有社会权力”，(15)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0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5： 107.人只不过是受到利益的支配实现了其创造财富的“主体性”，而除了利益之外，是否还有别的原因能够激发人创造财富的动力呢？实际上，不管是现实中的还是哲学家思辨中的答案都告诉我们，真正能够让人产生持久动力的并不是利益，而是对创造本身的兴趣。所以，我们看到那些不计名利而执着于创造性劳动的人，他们也可能获得财富的褒奖，但这只是“副产品”，不是目的本身。因此，我们要构建基于共同富裕的新生产方式，其立足点应该是让每一个人的兴趣、特长、创造性能够充分调动起来，如果大部分人都能够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和工作岗位最大限度地发挥了潜能，完善了自己，达到“合乎人性的复归”，那这样的劳动无疑就是最有效率的，而且也是最能够体现公平原则的。当然，这只是一个理想状态，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制度设计无限地接近这个理想状态。

五、 结 语

我们为什么必须走一条共同富裕之路？因为这不仅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合法性要求，也是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合理性”逻辑。如果我们能够超越单纯从社会财富分配正义的角度看待共同富裕，我们今天所探索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就能突破西方现代化通过“资本逻辑”的路径依赖。以共同富裕为逻辑的经济增长模式，其理论起点不是建立在“理性经济人” 抽象假设基础上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而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理论基础上的政治经济学。伴随着当代人类基于科学技术新突破的生产力革命，以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于生产关系方面的革命性变革，这种新的经济增长模式的探讨将有可能为中国经济社会创新性发展提供可持续的理论供给，为中国式现代化找寻到重要理论支点。由于本文只是基于经济哲学视角的一种思辨性探讨，故而文中所涉及的许多理论范畴和假设有待商榷，错漏之处，还请学界方家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