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凤 伍小鱼 冯小丽 苏晓玲 汪玉华 陶丹 姜骁 韩书贤

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chronic hepatitis B）简称慢性乙肝是由乙肝病毒（HBV）持续感染引起的慢性肝脏炎症性疾病，是我国常见的慢性传染病[1]。其病情反复发作、治疗困难、迁延不愈，部分慢性感染者最终会发展为肝功能衰竭、肝硬化和肝细胞癌等，给家庭和社会造成沉重的经济负担，是危害健康的重要公共卫生问题[2]。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变，心理因素在疾病发生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正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慢性乙肝患者面临着疾病、家庭、社会等多方面的压力，明显存在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3]，关注患者的心理健康对防控乙肝具有重要的意义。目前，国内对慢性乙肝伴发焦虑抑郁的影响因素探索的报道较少[4-5]。本文通过收集我科收治住院慢性乙型肝炎患者的临床资料，分析慢性乙肝患者合并焦虑抑郁的患病率及影响因素，提高临床对慢性乙肝合并焦虑抑郁患者的重视，为早期、全面和个体化的治疗方案提供参考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8 年6 月—2020 年5 月资阳市某三甲医院收治住院的慢性乙肝患者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1）慢性乙肝诊断标准符合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和肝病学分会制定的慢性乙型肝炎防治指南（2019 年版）[6]相关诊断标准；（2）意识清楚，语言理解和表达能力正常，自愿参与本研究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1）合并肝硬化、肝癌及其他肝脏疾病等；（2）其他类型肝炎病毒的重叠感染；（3）可能影响患者心理健康的其他疾病，如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自身免疫性疾病、神经精神疾病等；（4）最近3 个月遇到可能影响心理健康的生活事件；（5）不愿参加及自动退出的患者；（6）同一患者多次住院或随诊只记录第1 次资料。共150 例患者进入筛选，其中8 例未完成评估或自愿退出研究。

1.2 研究方法

收集所有研究对象的一般资料，包括年龄、性别、婚姻、文化程度、职业、月收入、身高、体重、病程、饮酒史等并计算其BMI。采用酒精使用障碍筛查量表（alcohol use disorders identification test，AUDIT）对研究对象的饮酒情况进行调查[7]，根据AUDIT 得分按适度饮酒（0～6 分）、危险有害饮酒（7～15 分）、酒依赖（16 分及以上）分3 组。采用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ilton anxiety scale，HAMA）14项版本和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HAMD）24 项版本测评患者的焦虑和抑郁情绪，该量表能较好的反映患者的病情严重程度。评分标准为：（1）HAMA 评分≤14 分为无焦虑症状，＞14 分表示肯定存在焦虑，＞21 分表示存在明显焦虑，＞29 分表示严重焦虑；）（2）HAMD 评分＜8 为无抑郁症状，≥8 分表示可能存在轻度抑郁，≥20 分表示中度抑郁，≥35 分表示严重抑郁[8]。量表评估在患者知情自愿配合的原则下，严格按照统一的指导语进行，经过一致性评价后，由两名高年资精神科主治医师在入院前两天完成。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0.0 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用（n，%）表示，采用χ2检验；计量资料用（）表示，采用t检验。经单变量分析得出有统计学意义的自变量再进行logistics 多因素回归分析。所有的统计检验均为双侧检验，P＜0.0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慢性乙肝患者伴发焦虑抑郁症状的患病率情况

在142 例入组受试中，HAMA 评分＞14 分者37 例，焦虑的患病率为26.1%（37/142）；HAMD 评分≥8 分者46 例，抑郁的患病率为32.4%（46/142）；同时合并焦虑抑郁的患者19 例，患病率为13.4%（19/142）。

2.2 慢性乙肝患者焦虑和抑郁的影响因素分析

根据焦虑和抑郁患病情况，对年龄、性别、婚姻、文化程度、职业、月收入、饮酒情况、病程和BMI 指数进行单因素分析。χ2检验结果显示，不同年龄、性别、月收入、病程和BMI 指数的患者焦虑抑郁的患病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较高文化程度、职业为管理者及有危险有害饮酒行为的慢性乙肝患者焦虑患病率较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独居、较高文化程度及职业为一般文职人员的慢性乙肝患者抑郁患病率较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表1 不同人口学特征、临床资料患者焦虑和抑郁的单因素分析[例（%）]

2.3 Logistic 多元回归分析

在单因素分析的基础上，以有无焦虑症状和抑郁症状作为因变量，以单因素筛选的各变量作为自变量，进行多因素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与本研究中的其他类职业和适当饮酒的患者相比，职业为管理者（OR=0.122，95%CI：0.020～0.733，P=0.021）和危险有害饮酒（OR=8.397，95%CI：2.483～28.391，P=0.001）是慢性乙肝患者焦虑的影响因素，危险有害饮酒是慢性乙肝患者伴发抑郁的影响因素（OR=4.289，95%CI：1.239～14.842，P=0.022），见表2。

表2 慢性乙肝患者焦虑和抑郁的多因素Logistic 回归分析

3 讨论

近年来，随着干扰素和核苷类似物的广泛应用，乙肝引起的严重损害肝脏的发生率和死亡率有所下降，但慢性乙肝仍是我国危害最严重的一种慢性传染性疾病。既往研究显示，慢性乙肝患者负性情绪的发生率约为38.1～51.1%，包括不同程度的焦虑和抑郁[9]。吴伟慎等研究报道天津市慢性乙肝病例抑郁率和焦虑率分别为25.45%和20.61%，均高于普通健康人群的15.96%和11.7%，不知道正确预防措施和感到被歧视是危险因素，高收入是保护性因素[10]。孙方彪研究发现广东省深圳市门诊慢性乙肝患者病耻感水平较高，病耻感与焦虑抑郁情绪相关[11]。负性情绪主要与下列因素有关：长期抗病毒治疗，家庭经济负担重，治疗效果不佳，担心疾病预后差，不知道预防措施，担心疾病传播给家人，给家人的工作和孩子的升学带来负面影响，有时还受到社会偏见和歧视[12]。在新医学模式的影响下，躯体疾病与心理因素的密切联系已被广泛认识[13]，心理因素也是影响慢性乙肝患者疾病发展和预后的重要因素[14]。因此，有效评估慢性乙肝患者的焦虑抑郁症状，制定综合干预措施显得尤为重要。

本研究结果显示，142 例慢性乙肝患者焦虑和抑郁的患病率分别为26.1%和32.4%，说明焦虑和抑郁在慢性乙肝患者中的发病率高于普通人群，与既往研究结果一致[4-5，10]。临床上，很多因素可能影响慢性乙肝患者焦虑抑郁，不同文献报道中焦虑抑郁的影响因素不尽相同。本研究通过单因素分析发现，不同文化程度、职业和饮酒情况的患者焦虑的患病率不同，而不同婚姻状况、文化程度和职业的抑郁患病率不同，与既往研究结果不尽一致[4]。本研究中，独居患者抑郁的患病率高于已婚患者，可能是因为独居患者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家庭支持度不够，面对生活工作压力，容易诱发抑郁情绪。文化程度较高的患者焦虑抑郁和焦虑患病率较高，可能是文化程度较高的患者更关注自身的健康，但对医学知识又没有全面的了解，难以接受和理解甚至过度担心疾病的预后，因而更可能出现焦虑抑郁。相对于体力劳动者，管理者的焦虑评分和患病率、一般文职人员的抑郁评分和患病率偏高，可能与体力劳动者对疾病和自身健康认识不足、很少主动表达情绪问题有关，而非体力劳动者则面临更多工作业绩的压力。危险有害饮酒患者的焦虑抑郁评分和患病率较高，尤其是焦虑症状，饮酒对肝脏的损害已众所周知，饮酒达到一定程度时容易加重焦虑和抑郁情绪。本研究通过logistic 回归分析，筛查出职业（OR=0.122）和饮酒（OR=8.397）是慢性乙肝患者焦虑的影响因素，饮酒（OR=4.289）是抑郁的影响因素。因此，针对不同的职业应制定不同的干预措施，规范健康教育，通过多种渠道和方式提高患者对慢性乙肝知识的知晓，改善患者的负性情绪，及时给予心理干预是关键。酒精可以影响HBV 的基因表达，促使基因突变，饮酒增加了乙肝患者肝脏损害的易感性，与重症肝炎、肝硬化及肝癌有协同作用[15]，加强疾病的认识和对饮酒行为的控制是减少焦虑抑郁发生的有效措施。

由于目前综合医院缺乏精神卫生专业人员，临床上对躯体疾病伴发焦虑抑郁的评估工具大多数采用焦虑抑郁自评量表或症状自评量表，自评量表在调查慢性乙肝患者焦虑抑郁状况的信效度还需深入研究。本研究属于横断面研究，无法确定慢性乙肝与焦虑抑郁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本研究未收集慢性乙肝患者焦虑抑郁其他可能的影响因素，如性格、家族史、社会支持，有无并发症及服用药物等[16]。此外，在这些可观察的因素中，如年龄、收入、病程等计量资料，采用不同的分层，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研究结果。本研究纳入样本量较少，来源单一，代表性不足，可能使研究统计效能不足。

综上所述，目前慢性乙肝患者焦虑抑郁的患病率较高，明显高于普通人群。不同婚姻状况、职业、文化程度、饮酒情况及病程的患者焦虑抑郁程度具有差异，管理者和有危险有害饮酒人群焦虑的发生率更高，危险有害饮酒行为与抑郁显著相关。因此，关注慢性乙肝患者的心理健康状况已刻不容缓，在治疗躯体疾病的同时注重心理问题的评估和干预，制定综合治疗措施，改善慢性乙肝患者的治疗效果和心理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