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新强 等

主持人：丛新强：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莫言与国际文学艺术研究中心主任

宁明：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参与人：李丽、程雅南、王静、毛金灿、韩金男、王昊、鞠啸程、董映雪、马久久、路文琦、潘晓瑶、祝宇燕、

李春晓、杨玉馨、赵霄彤等

时  间：2021年12月4日下午2：00—6：00

地  点：山东省莫言文学研究资料馆

丛新强：今天举办的“研究生论坛”，加上了“第1期”的后缀，其中就蕴含着想要长期做下去，甚至做成品牌的打算，目标挺远大，但具体实践如何，还要靠大家涓滴之力的汇聚。为什么要在研究生基本的教学体系之外再开设学术论坛，我的想法主要有三点。一是师者的责任。今日的高校文科评价体系总体而言是重教师个人科研而轻教育教学的，这背离了“师者，传道授业解惑”的师说古训，也与“教学相长”的历史经验不合。成立一个连续性、周期性的研究生论坛，正是为了激活学生的科研潜力与表达能力，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可以避免大家独学中“孤陋寡闻”的困境，之后如果再办下去，我们会试着扩大队伍，邀请更多高校、更多院系的研究生参与;二是师道的传承。二十年前，贺立华教授以《青年思想家》杂志为阵地，广泛发动在读研究生进入当代文学的现场，即时评论，即席发表，特别是当年对朱兰芝新作《寒风竹》的研讨令人印象深刻，难以忘怀，客观上促进了我们这一代学人的成长;三是时代的要求。大家身处象牙之塔，要想把一己读书的心得体会融合到社会的文化建设中，中文系师生应该主动“走出来”，回馈社会。论坛第一期主题选择“红色经典”的旨归就落在此处，因为阅读“红色经典”并不仅仅是意识形态的要求，它也是我们在从事当代文学研究时绕不开的，同时也是社会各行各业都会谈到的话题，因此值得作为一个文化课题来研讨。

宁明：我的观点和丛老师近似。在学校里因为各种各样的因素，老师和学生的交流并没有很充分，那么到了写作学位论文的时候，学生就大多选择模仿既有研究成果的思路和体例去处理自己的论题，但是现有成果并不总是有值得借鉴的价值，其中百分六七十的英文摘要写作都是错的。因为没有人教，他们就只有模仿，但模仿的很多都是错误的范例。只有发动学生多亲身参加学术活动，早一点写作自己的发言和论文，才会形成原创性的科研能力同时提升对既有成果的鉴别能力。另外，我们学外语的学生因为有语言的大关需要攻破，和学中文的学生相比，我们阅读文学的视野会窄化一些，而且研究文学的方法也和中文系的很不一样，希望能够借此开拓眼界、交流经验。

一、“红色经典”：历史与当下

王静：“红色经典”作为一种特殊的历史文化资源，它并没有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沦为尘封的历史记忆，而是随时代发展不断获得新的阐释空间，可以说，“红色经典”既是历史的，又是当下的。

一方面，“红色经典”作家是与历史最近的人。因为时代的特殊性，他们深入生活，与当时代的人与事近距离接触，获得更深的感悟。“十七年”作家绝大多数是中国革命的亲历者，丰富的生活积累和独特的生活体验是他们创作的重要资源。如罗广斌、杨益言亲历了“渣滓洞”“白公馆”的残酷生活，是幸存者和见证人;梁斌亲历或耳闻目睹了“保定二师学潮”和“高蠡（离）运动”;《林海雪原》以作者自身的剿匪经历为原型……《保卫延安》的作者杜鹏程曾经表达自己的创作情感：“这粗略的稿纸上，每一页都浇洒着我的眼泪！……我一定要把那忠诚质朴、视死如归的人民战士的令人难忘的精神传达出来，使同时代的人和后来者永远怀念他们，把他们当作自己做人的楷模。这不仅是创作的需要，也是我内心波涛汹涌般的思想感情的需要”。或许现在看来，他们的自白有些夸张，但在当时的环境下，这很大程度上就是作家发自内心的真诚声音，是“十七年”作家们最普遍的情感心理和创作动机。“十七年”作家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是其他时代的作家难以望其项背的。

另一方面，“红色经典”有着广泛的受众群。“红色经典”无论是在“十七年”时期还是在当下，都有广泛的受众群。一部文学作品如何才能算获得了成功？文学社会学认为“成功的作品必须反映特定社会集团的看法，而它的发行量及成功的延续时间，均依赖于他的读者阶层的容量”。首先，它们在出版初期即赢得了读者的广泛阅读。这是因为“红色经典”的创作均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准绳，无论是故事内容还是思想感情都要为工农大众所喜闻乐见;也就是说作品的创作要符合读者的“期待视野”，于是大众读者的口味被赋予了一定的“权威性”。例如，1958年《青春之歌》一出版，立刻引起了人们广泛的注意，到1958年6月，《青春之歌》已印刷了39万册。童庆炳指出，在当时“一体化”的文学环境中，《青春之歌》之所以能在广大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不仅是由于它所全力张扬的阶级感情和理想主义冲动，而且更是由于它所全力压抑和改造的“小资产阶级式情调”。原因并不复杂：林道静的这些“情调”就根植在千百万普通男女的本性中。这就是说，《青春之歌》迎合了读者的审美趣味，这才是它能够取得轰动效应的原因，因此，“红色经典”与大众文化的某些特点并不是绝缘的，在具有“时代性”的同时也具有“当下性”。

韩金男：要探讨“红色经典”文学在当代的文化价值，就不得不先追溯“红色”“经典”“红色经典”这三个关键名词的内涵，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红色”在政治革命中的含义便逐步丰富了，最开始“红色”不叫“红色”，而是叫“赤色”，“红色”一词，准确来讲应该在“红军”一词诞生之后;另外，对于“經典”的表述历来也是争论不休的，总体而言，经典一定是有一个逐步走向经典的过程的，市场经济、是不是长篇、社会影响力都可以成为经典化过程中的影响因素。但是一部作品要想作为经典从历史中显现，而不是被遮蔽，就必须有自己的独特之处。作品的深度广度自然是不用说，很多都是主题宏大且内容深邃的作品;其次是创新性，它一定有着与过去作品不同的独到之处;再就是它是不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可以做到历久弥新。“一般来说，在经典化的过程中，建构是人为的，淘汰却是自然的;‘加法是偶然的，‘减法却是必然的。因此经典化必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而将“红色”与“经典”结合来谈“红色经典”可由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一盘叫《红太阳——毛泽东颂歌新节奏联唱》开始说起，199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红色经典丛书”面世，则正式宣告了“红色经典”这个专有名词的诞生。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又提到《创业史》。《创业史》的重提唤醒了人民的革命记忆，也激活了“三红一创，青山保林”等红色经典的当代阐释空间。今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这其中就需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而利用“红色经典”留下的历史文化资源，则是讲好中国故事的最为行之有效的方法。

然而我们需要反思的是，在当下我们追忆“红色经典”的过程中，有时候并没有沉浸式地阅读作品，只是泛化地了解概念，去了解一些革命精神话语，实则并没有真正的走向作品、走进作品。大部分“红色经典”都是亲历者的写作，而我们作为当代的读者，如何发掘这些亲历者写作的当代文化价值呢？我们没有亲历历史，与20世纪50年代、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都有着时代的距离感，同时我们与作家也有距离。无论我们从文学抑或是社会学角度去解读“红色经典”文学作品，我们发现经典的价值不单单是因为作品本身，而且是由于作品在多层次的历史语境中与各种话语之间构成了彼此对应的关系，在作品进入当代语境后生发出的一连串社会意义。

因此，在当下，“距离感”是我们重读“红色经典”、发现经典的当代文化价值的重要因素。当我们与时代、与作家都保持了一定的距离的时候，这种距离可以让我们更清醒地去研究、去客观地看待问题，看待经典作品是如何被经典化的。由此，“红色经典”的当代阐释有着无限的可能，“红色经典”的经典化之路还远未完成。

马久久：“红色经典”的作者群，不乏一些文化程度比较低的作者，如曲波，如罗广斌和杨益言，他们的出现打破了精英知识分子垄断创作的格局，这虽然是在工农兵方向下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倡导，并且这个倡导也有很多問题，但是客观上来讲也确实为文学创作引入了新的血液，我们可以更加系统地去研究他们的特殊身份为“红色经典”的创作带来了什么，在文学生产里又扮演了什么角色。

“红色经典”不仅有文学价值，还有文化价值。虽然相对于传统剧目，样板戏和“红色经典”改编的剧目受到冷遇，但是也有一个现象是，青年群体面对“红色经典”，起初有一种因为浓厚政治色彩而生的一种抵抗和拒绝，但当真正欣赏过了这些文学作品和戏剧剧目之后，之前的观点又会有所改观。这个现象也是当下文学生活值得关注的一个点，我们可以做相关的社会学调查，调查一下当下青年对“红色经典”的初步印象，为什么不喜欢，再到有一定的接受之后对它的印象又是怎样的，觉得哪里好哪里不好，以及这两种观念发生的机制，或许可以作为描述当下文学生活的一个侧面。

鞠啸程：在大力提倡阅读“红色经典”的背景下，同龄人不读、误读的情况同样值得重视，兹引身边四人为例。A是理工科出身的历史迷，以研究纳粹德国军事史和苏联国史为乐，闪击战的华丽果断与苏联笑话的荒谬偏执是他业余生活的两大乐趣，这样一个爱好当代历史的人，为何对同样充满枪林弹雨和社会主义实验的中国当代历史不感兴趣？B是崇拜历史学家秦晖的自由主义者，他深入领会了秦晖严划“群己权界”的分析方法，因此拒绝一切宏大叙事，“红色经典”自然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C是先秦文学出身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之接受马克思主义，与任何“红色经典”与宣传材料的阅读无关，是个人发现的结果，他发现虽然文学研究、哲学研究都已经部分地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但考古学界仍坚持以阶级方法考察上古人类遗迹并取得了有效成果，由此认为马克思主义具有科学性。D是不关心时政的宋明文学硕士，她与朋友一起观看了经典电影《高山下的花环》，但她并不太能共情靳开来的悲惨经历，这显然与电影主创者的意图不符，她认为靳开来因为爱发牢骚而耽误升迁是不识时务的行为，行事的不守法度也间接祸害了身后的孤儿寡母，是不值得效仿的对象，与他相比，将门之后的小北京更令人同情。综上，“红色经典”的重读与推广是一个方法，但如何立足当代语境重新发扬红色经典背后的红色精神则是一个复杂得多的问题，需要从政治、经济、文化方面进行综合的考量。

祝宇燕：在当下，红色文学同样具有很强的塑造政治意识的作用。这些“红色经典”作品中强烈的革命乐观主义与集体英雄主义精神，感染、影响了几代受众，成为当代中国人的某种“政治无意识”，由此而形成的“颂歌模式”亦是时代文化心理的投射。通过政治权力确立起来的红色文学经典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吻合，其核心是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仰，对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倡导。

同时，“红色经典”是“战争文化规范”的小说。陈思和在他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中，在分析吴强的《红日》时特别强调：“它以1947年山东战场的涟水、莱芜、孟良崮三个连贯的战役作为情节的发展主线，体现出作者对战争小说的‘史诗性的艺术追求，即努力以宏大的结构和全景式的描写展示出战争的独特魅力。”《红日》展现了这种气势宏伟的史诗风格，同时也不乏战争书写中的“日常叙事”，因为它的关注视野已经非常明显地溢出了战争的范围，以相当大的篇幅旁涉了包括爱情在内的日常生活，而且作品大量借鉴了古典小说的写作套路。它们以离奇的情节、尖锐激烈的矛盾冲突紧紧抓住了读者，即使放在当代也具有不俗的文学价值和史学意义。陈思和在他的《中国新文学整体观》中指出“政治意识形态与民间的直接关系”来自“中国民间社会主体农民所固有的文化传统”。在政治教化的修辞之下，我们除了能感受革命年代中的战火硝烟，更能体会作品所塑造的鲜明的人物性格。作品中的人物不仅是非正即邪的极端化叙述，好人不是绝对的好，坏人亦非绝对的坏。《红日》塑造了“猛张飞”式的团长刘胜这一传统英雄形象，也塑造了有缺点的、成长中的英雄形象。

连长石东根是作者另一个着墨较多，很有自己特点的人物形象，他在整部作品中没有过多的柔情的表现，但他的不羁和英勇给读者留些了很深的印象。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这让我想到当下提倡的阳刚之气，而评判一个男生是否“阳刚”的标准，是他在成长过程中是否懂得承担责任和践行承诺的重要性，从这些“红色经典”中或许人们可以重温先辈的时代担当和家国情怀。

王昊：我的话题是“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文学作品中的中间人物”。浩然的小说在改革开放前后的境遇有非常大的落差。之前是登峰造极、炙手可热，《艳阳天》里写到的社会主义时代培育出来的“完人”形象，到了八十年代“新启蒙”之后，“超英雄”的想象则被揭示出了它“超现实”的一面。

而中间人物则能体现出较完整的人性，我在阅读“红色经典”后印象深刻的全是“中间人物”，“高大全”的形象反而都记不清了。以赵树理《三里湾》为例，其中的中间人物如“常有理”“惹不起”，他们的胡搅蛮缠可以理解为，当“庙堂”对“民间”过度索求之后，“民间”自下而上发起的一种朴实的反弹。如陈思和老师所说，话语体系在“十七年”之中其实是一分为三的，一是官方意识形态，二是知识分子的话语，三是民间的话语形态。我认为知识分子在不停地受到规训之后反而会用一种民间的形式表达自己。“中间人物”的那些被大家一笑置之的行为，如倒买倒卖、雇佣小工，在那个年代都有“投机倒把”的嫌疑，但我认为这其实是对人性的正常书写吧。

二、“红色经典”的学术进路

毛金灿：“红色经典”对于50—70年代文学乃至对当下文学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作为由国家力量推广的经典化作品，它们对于我们的影响和后世文学经验的借鉴都有典范意义。经过梳理研究现状，我发现学界目前有四种代表性的研究范式：第一，90年代的“再解读”思潮，1993年唐小兵编的《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是解构“红色经典”的代表作，他们是以文本细读和解构主义的姿态去打破“十七年”时期的体制化叙事，揭示其历史叙述中政治与人性的裂缝。但是他们运用海外学者方法来解构当代文学，研究路径还是能看得出隔膜的。第二，世纪之交，洪子诚等学者仍将“红色经典”放在文学“一体化”的格局中阐释。其中阎浩岗的《“红色经典”的文学价值》，是从文学本体的角度，阐释了“红色经典”文学的审美价值，他提出的红色经典的文学价值就在于：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扑面而来的生活气息和宏大的史诗品格。第三，文化研究的路径，例如探讨“红色经典”的生产机制问题，力求探索“红色经典”建构的历史过程。代表性的有钱振文的《〈红岩〉是怎样炼成的》通过呈现具体的历史材料，展现《红岩》产生、发展和建构的历史过程。第四，文本研究的路径，比如张清华《“传统潜结构”与红色叙事的文学性问题》，张清华提出寻找“红色经典”中的“传统隐性结构”，进而梳理红色叙事的小说母题与传统叙事结构之间形形色色的改装关系。这几种研究思路各有偏重，从文学传统的角度出发我重新思考了这个问题。“红色经典”包含了中国古代文学的优良叙事传统，蕴含着属于中国传统的本土化的叙事方式。当代作家的中坚力量无不深受“红色经典”的影响，莫言曾几度在创作谈中提及《苦菜花》等小说对其创作的影响。“红色经典”已然成为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潜在地构成了我们认识历史的方式。“红色经典”对文学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是打造中国叙事、中国话语的值得借鉴的叙事模式。我们可以进行叙事研究，梳理“红色经典”的叙事传统，综合运用文本细读、叙事学、文化诗学等方法，尝试发掘“红色经典”作为一种“红色传统”，是如何影响后世文学的建构与发展的，这也许能成为一种有效的學术增长点，去重新发掘“红色经典”的当代文化价值。

王昊：另外，国外的研究视角值得我们借鉴，我们可以从社会、文化角度宏观地把握十七年文学的起因，以及十七年文学中间的政治运动，将运动与文学结合起来分析也是我以后打算用功的研究领域。英语文献对苏俄与中方的关系的考察也引人注意，国内也有很多人做过类似的研究，借助海外发现的资料重新梳理中苏关系的脉络。中国的政治制度以及“红色经典”的文学标准与苏联是一脉相承的，我们研究“红色经典”不能忽视苏联的影响。

李春晓：我的主题是从新历史主义角度看“红色经典”文学的当代价值。作为在共和国前三十年盛极一时，以及在90年代末再度走红，影响中国文坛几十年的存在，“红色经典”文学对当代社会、当代艺术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尽管作为特殊时代的产物，“红色经典”文学存在创作模式化、情节浮于表面、人物过于理想化等问题，其文学性和审美性相对受限。但是，作为经典文本，“红色经典”文学的价值远不止审美内涵，它具有其他文学书写所不具备的时代性。从新历史主义的角度看，“红色经典”文学对当代文化的建构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参考价值。

新历史主义作为一种文学批评理论，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它强调历史和文本之间的一种互通互补、共同建构的关系，以“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作为其批评实践的主要立足点，为重新解读文学与历史之间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从新历史主义的角度来审视“红色经典”文学，其价值可以概括为三方面：其一，“红色经典”文学具有历史物质性，可以与历史文本形成互文;其二，“红色经典”文学主动担负了建构历史的责任;其三，“红色经典”文本将大写的历史小写化、单数的历史复数化，具有历史叙事不可替代的价值。

首先，新历史主义十分强调“文本的历史性”，所谓“文本的历史性”指的是“所有的书写和阅读形式（包括文学文本、非文学文本乃至社会大文本）的历史具体性与物质性;文本并非是一个超历史的审美客体，而是特定时代的历史、阶级、权力，以及文化等语境的产物”。任何文学都不可能脱离它所诞生的时代，现实主义文学更是如此。正如阎浩岗所说：“以亲历之事为基础进行艺术加工，是绝大部分‘红色经典作者的共同特征。”“红色经典”文学的这种写实性，使其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性，可以成为历史研究的对象，与历史叙事形成互文。对于读者来说，“红色经典”文学虽然描写的是过去几十年间的事情，但是其浓重的历史气息，可以瞬间消弭历史距离，带读者回到历史现场，拉近读者与文本的距离。

其次，与其他文学文本相比，“红色经典”文学的历史性不仅体现在它对历史的还原和反映，更体现在其建构历史的特殊使命上。“红色经典”文学很大程度上延续了中国文化史上“文以载道”的主张，积极、主动地承担着建构历史的重任，具有其他文学文本不可比拟的历史性。它诞生于中国革命如火如荼的时期，作为特殊时代的产物，自诞生之日起，就肩负着建构历史的重任，即将中国革命的实践审美化。正如杨经建教授所说，中国革命与传统社会以及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实行的双重决裂使它“要重新建构自身的历史以及现实的合法性”。他进一步指出：“如果说‘革命历史题材创作通过讲述‘革命历史来提供新的现实秩序赖以成立的合法性资源，解决‘革命从哪里来的问题，那么，‘红色经典中的‘农村题材创作则回答了‘革命向哪里去的问题。” 如果按时间顺序梳理“红色经典”文学作品，就可以得到一部中国革命实践史，从土地革命到抗日战争再到解放战争和农业合作社，“红色经典”文学谱写了中国革命的壮丽史诗。

最后，作为文学书写，“红色经典”又与普通历史叙事有所不同，它具有历史叙事不可替代的价值。“红色经典”文学的历史性更多在于将大写的历史小写化、单数的历史复数化，将小人物的命运和中国乡土社会的变迁纳入自己的描写范围。历史叙事往往是宏大的，细小的人、事、物往往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而且历史也不承担情感叙述的责任。文学的产生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历史叙事的缺陷，文学是特定时代的事实和作者想象的产物，与宏大的历史叙事相比，文学叙事更加关注具体的人事物，淹没在宏观历史叙事的人事物可以在文学中找到存在的身影。“红色经典”文学十分难能可贵的一点就是对于小人物的刻画和乡土社会的关注，农民是作品的主角，在乡土社会日益遭遇危机的今天，回头看“红色经典”文学对于农民和乡土的关注，具有别样价值。而且得益于“红色经典”文学作家与农村的深厚联系，他们笔下的小人物往往栩栩如生，对于大变革时期的农村风貌的刻画也颇具真实性。在这个意义上，“红色经典”文学就像一幅幅乡土风俗画，为后世读者保留了特殊年代的特殊历史。

总而言之，从新历史主义的角度发掘，“红色经典”文学历久弥新，永不过时。无论是文本本身所具备的历史性还是它对历史的主动建构，都体现了“红色经典”文学独特的历史价值。而且，作为文学叙事，“红色经典”文学担任了历史叙事所不具备的功能，将宏大历史的细枝末节纳入到了自己的叙事中，为读者呈现了更加丰富的历史。在快速发展的当下，读一点“红色经典”对重温历史、了解过去具有重要意义。

三、“红色经典”的改编、译介与传播

董映雪：近年来，对于“红色经典”文学的影视改编层出不穷，“红色”亦是文化产业的主色调。相关平台的一项用户画像分析数据显示，由“红色经典”文学改编而来的电影《智取威虎山》，其受众就呈现年轻化的趋势。“红色经典”文学作品之所以能确立经典性，得益于其广泛的读者和普遍的影响力，而现在的改编情况又可以说明，这一优势被保留、发展了下来，越来越多的年轻读者开始了对“红色经典”文学的阅读与接受，在新时代重新了解文学作品中的革命历史、革命思想，并结合自身实际来把握人物形象、感悟人文情怀。其次，“红色经典”文学符合当下强调集体记忆、民族记忆的要求。按照社会学家哈布瓦赫的理论，记忆是一种文化建构，我们的记忆与所处的环境、集体、社会息息相关，集体的记忆影响个体的记忆。在“勿忘昨天的苦难辉煌”为价值导向的当下，“红色经典”文学能够通过唤起父辈、祖辈的文学记忆，从而影响到我们这一代人，影响更多的青年读者，重提、重述革命历史，能起到建构革命历史与爱国主义记忆架构的作用。这也是“红色经典”文学作品借由其历史观照和文学接受，将过去的文学记忆、当下的文学解读和对未来的文学创作串联一起，形成文学接受层面上的民族共识、民族共性的特点所在。

“红色经典”文学的当代文化价值，源于革命的历史性、广泛的阅读接受和经过历史筛选、传承的文学价值。而這些在当下来看不仅没有过时，甚至有形成新热潮的趋势。因而，“红色经典”文学作为一种经典化、革命化、大众化的文学，作为一种主流的文学话语和重要的精神资源，其当代文化价值依然是丰富的、生命力依然是旺盛的。“红色经典”的经典性仍将长期存在，对于我们把握主流意识形态以及从事面向大众的书写实践有启发作用，也对当下如何发现“经典”、确立“经典”提供了借鉴意义。

王静：埃斯卡皮曾提出“创造性背叛”的概念，他认为不能把作品最初的成功同它后来的成功（超越了社会、空间和时间障碍，并在不同于原来读者的另一些读者中取得这种成功）混为一谈。读者在一部先前业已获得成功的作品中找到了自己想找到的内容，但这些内容并非是作者想写成的或是根本不想写的。这就是读者对作者意图的背叛。那么，今天的影视剧改编则可以看作对文学创作的背叛，那是因为影视改编将作品置于一个陌生的参照体系里;另外，影视改编也可以看成是作品的二次“创造”，“因为它赋予作品一副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受众群体进行一次崭新的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例如，《林海雪原》的电视剧改编，目前有2004年2017年两版，甚至今年还被翻拍成了动画片。改编后的作品，爱情线更加明显，这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使作品能够人性化和世俗化。为什么《林海雪原》多次被改编？“红色经典”的改编是时代的需要，一方面，改编后的内容贴近时代迎合观众，能够满足一部分观众;另一方面，尤其能够满足当前那些在“红色经典”影响下成长的中老年观众，因为这对他们来说是其成长的精神记忆。“红色经典”的改编现象，使之获得长久而广泛的传承。

尽管“红色经典”也存在着一些不合时宜的内容，如对英雄人物的神化，对日常世俗情感的批判与否定。但“红色经典”作为“十七年”时期的精神产物，蕴含了当时代的美好理想和坚持，而这些作为一种革命年代的文化遗产，无疑在市场化的时代中具有特殊的价值与意义。

潘晓瑶：“红色经典”在海外的传播与接受问题值得深入探讨。

莫言的小说《红高粱》在日本的传播为例，这部小说一开始吸引日本读者是因为其同名改编电影《红高粱》的热映。由张艺谋执导，于1988年上映的电影《红高粱》横扫国内外各大奖项，不仅获得第8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摄影奖、音乐奖、录音奖;第11届百花电影节最佳故事片奖;还斩获了第3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这也是亚洲电影第一次获得该奖项。之后，由日本文教大学文学部的白井启介教授担任日语字幕翻译，于1989年1月27日在日本上映。电影中美轮美奂的视觉画面、崭新的故事讲述方法，令日本观众十分惊叹，莫言也因此在日本声名鹊起。在某种意义上说，莫言在日本广为人知，最初是因电影《红高粱》的原作者身份。电影的急速传播，对莫言作品的传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电影上映之后的第二年，即1989年4月，日本德间书店出版的《现代中国文学选集6》中就收录了井口晃翻译的《红高粱家族》前两篇（《红高粱》和《高粱酒》）;1990年10月，《现代中国文学选集12》又收录了井口晃翻译的后三篇（《狗道》《高粱殡》《奇死》）。2003年和2013年岩波现代文库又相继再版，推出了《红高粱》日译版的文库本，总印刷数达到了36000多册。

通过检索日本CINII和国立国会图书馆等论文网站发现，虽然日本关于莫言的研究论文很多，但是关于小说《红高粱》的论文却很少。在一定程度上，电影的传播速度远大于文学自身的传播速度，所以日本观众是从电影开始才认识了莫言，认识了小说《红高粱》。电影忠实地传达了小说的精神内核，那么，分析日本观众对于电影《红高粱》的評价或许也能让我们从侧面窥探到日本观众对于《红高粱》小说可能有的态度。从收集到的124条日本观众对于电影《红高粱》的评价来看，约30%的日本观众对电影的评价主要集中在日军相关情节上，其中大部分日本观众认为影片中关于日军的描写“难以置信”“过于极端”“容易招致误解”“画蛇添足”“不愉快”“令人扫兴”“日语奇怪”等。同时有少数观众认为通过该影片可以“认识中国思想，窥见艺术性和政治性”“反思战争”。由此可见，像《红高粱》这类小说改变成电影后，因为意识形态等因素的不同，在日本的传播遭遇阻碍。除此之外，日本一般观众对于电影《红高粱》的另一大关注点就在于篇名所点出的“红”上，认为“红”是“切肤之痛”“注入了历史和感情”“复仇的象征”“热烈”“象征着旺盛的生命力”等等。

从日本观众对于《红高粱》改编电影的评价可以看出，中国的“红色经典”文学在海外传播会受限于题材、意识形态等，要想占有一席之地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过程。但是“红色经典”文学中所承载的舍己为人、保家卫国、坚忍不拔、吃苦耐劳等精神是我们在新时期必须发扬光大的。这就要求我们要带有一种共情能力和社会责任感，真实地向世界讲好我们的中国故事、中国历史，让中国的“红色经典”文学中的精神价值不仅在中国重新焕发生命活力，也能走出国门，让世界了解“红色经典”文学、了解其中所蕴含的中国精神。

杨玉馨：我来谈谈“红色经典”在译介方面的问题。

改革开放后，“红色经典”正式地向西方传播，经常被改编成舞台剧和影视作品，习近平总书记也主张要讲好“中国故事”，文学文化的传播少不了政府力量的推动，一方面传播中国文化，另一方面让西方了解当代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中国故事”是什么呢？即向世界展示全面、立体的中国。有不少“红色经典”已经有了多种的译本了，从不同角度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之前的译本带有当时的定位与认识，而现在有了重新的认识和定位，就会有新的译本，继续向国外传递新的中国意识和中国面貌。

至于翻译的方法，从前是作品的直接翻译，现在是翻译家的“译写”。以前是原文怎么说怎么写，译文也要照搬。但如今在“译写”的翻译态度下，翻译家会对原著进行改写，插入西方的认知思维，因为西方对我们的认识远远比不上我们对西方的认识。因此我们现在格外注意“译写”方式的运用，而且已经有了成功的范例。比如葛浩文对莫言作品的翻译，他就重写了《天堂蒜薹之歌》的结尾。西方对我们有刻板的印象，因此接受起我们的作品也有很多困难。其实我们的“译写”就是换一种方式让中国的东西更好地被西方接受。如果把中国的东西比作樱桃，我们的译写就是把樱桃裹上一层巧克力外衣，让西方人更好地接受，这是初期。后来当西方对我们形成一定了解之后，我们的翻译可以再把这个外衣去掉，从而更准确、更原汁原味地传播中国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