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杰

（王琦美术博物馆，重庆 400015）

一、杨济川在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

杨济川（1903—1976），四川富顺人，字汝舟、乃青，号藤荫轩主人。 20世纪20—30年代，杨济川曾在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学习和任教，其间，他于1929年、1930年、1934年、1936年在该校中国画系担任讲师［1］。 杨济川在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任教这一阶段是其艺术生涯最为辉煌的时期。

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校长严智开提出的办学宗旨对杨济川的艺术实践影响较大。 严智开的办学宗旨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提倡养成艺术教员教育；其二，造就一般人才，改良社会工艺品；其三，艺术专科学校毕业学生，须使得以其所学而谋生计。 杨济川秉持现实主义艺术观， 在美术教育、绘画和手工艺改良等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杨济川积极践行母校兼容并蓄的学术理念，并将这一理念传递给学生。 在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任教期间，杨济川主授工笔花鸟课程。 他将对自然科学知识的介绍与对绘画技法的讲解融为一体， 为了使学生了解花卉的形态， 他曾专门撰文分析花卉造型。 以《旧都牡丹记（续）》［2］一文为例，杨济川在文中详细介绍了牡丹的来历、别名、寓意、特性、品种等，仅在“品种”之下，他就列出了芝红、水罩红石、百花妒、掌花案、春红、丹炉焰、大红剪绒、秦红、大胡红、赵粉等多个类型。

杨济川师承谢惠庭，宗南田画法，擅长工笔花卉翎毛并承续宋元青绿山水一路，画作生动逼真，富有神韵。 杨济川十分注意观察生活， 他曾去西山赏红叶，去动物园观孔雀，他往往是现场写生。民国时期，中国画创作呈现出现实主义倾向， 这一方面体现为现代美术教育训练主张对景写生， 另一方面体现为一些知名画家和大学教授为了生存走向市场。 杨济川也曾与陈半丁、齐白石、王梦白、肖至泉、萧谦中、谢惠庭、王雪涛、周抡园等人在荣宝斋鬻画，每年春秋两季在来雨轩举办个人画展。 杨济川的画件除非卖品外，皆订购一空，津门画商亦向其订购堂幅。

在北平期间， 杨济川经常在报纸上发表绘画作品。 例如：1929年在《新晨报副刊·日曜画报》第69期上发表《苍鸟》，1936年在《天津商报每日画刊》第31期上发表《孔雀》，1936年在《天津商报每日画刊》第46期上发表《荷花》，1936年在《天津商报每日画刊》第48期上发表 《鸡群竹石图》，1936年在 《世界画报（北京）》第558期上发表《花卉》。杨济川擅长画红叶，以至于20世纪30年代荣宝斋收订件时不呼其名而称其为“杨红叶”。

二、杨济川在重庆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杨济川内迁至重庆。他在重庆的艺术活动轨迹如下：1941年至1946年在中国国际救济委员会手工艺组任干事。 1947年至1949年在重庆广益中学任美术课教师。 1950年离开广益中学后经其学生张民权介绍至重庆美术公司工作。 1951年3月至1951年12月，在重庆大众美术工作室任副主任。 1952年至1956年上半年，在重庆市美术公司任副经理，主要从事油画领袖像、商业广告以及各类设计的创作。 1956年下半年至1966年秋，在中国美术家协会四川分会工作，为专业创作人员，创作了万余件作品销往海外。在重庆期间，杨济川积极推动手工艺发展，拟定重振花鸟画计划，绘制竹帘画。 他的一些做法富有前瞻性，对当地艺术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一）推动手工艺发展

艺术家的创作往往受到时局的影响。 在抗日战争时期， 杨济川发现推广手工艺有助于解决民生问题，于是，在担任中国国际救济委员会手工艺组干事期间，他大力推广手工艺，致力于艺术的大众化。 杨济川在《我为手工艺乞援》［3］一文中称，他对“瓷、陶、木竹、金、漆、雕刻，以及装裱、染绣，甚至安装电灯电话”，都颇有兴趣。 在北平期间，曾召集工人制作“红木镜框及雕龙屏座，中嵌国画，可悬壁上，可置案头，交南纸店代售，竟供不应求”。 回渝后，招工培训，“制作绸质电灯罩，上绘中国画。 出品不久，竟能推销市面”。

杨济川在推广手工艺的过程中遇到了很大的困难。 他在《从战时手艺技工想到此后》［4］一文中介绍了在训练手工艺艺徒和雇工方面遇到的困难。 杨济川写道，训练手工艺艺徒导致入不敷出，后改变做法采用雇工包件制，境况稍有好转。 不过，雇工包件制也存在较大的弊端， 一些雇工在学会了新型样式的制作方法之后， 背弃合同与他人合作，“结果两败俱伤”。 杨济川提出，战时手工艺技工数量不足是制约手工艺发展的主要因素。在抗战时期，国民党统治区通货膨胀问题严重，征兵政策不合理，众多中高层次技工为了生计转行，导致手工艺技工短缺。

杨济川来到重庆后， 对日寇入侵导致当地手工艺凋敝的状况十分担忧， 他撰文介绍了当年北平手工艺发展的盛况，希望以此促进重庆手工艺的发展。他在《北平的手工艺品》［5］一文中介绍了北平很多有名的手工艺品，其中包括景泰蓝、琉璃瓦、装裱、裱糊、棚、泥玩具、风筝、风车、空竹、鞋花样、补瓷、假字画、放画稿、铁花、钓具、画笔、颜料、画纸、印泥、籘器、小木作、墨盒、纱灯、纸花、爆竹、牙骨物、网球拍等。 在文章中，他对经营这些手工艺品的店铺、手工艺传承人物、手工艺品加工制作方法，以及手工艺品的销售情况等都作了详细介绍。

（二）拟定重振花鸟画计划

杨济川在担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四川分会会员期间，拟定了重振花鸟画计划。 为了振兴花鸟画，他还撰写了《创作构思记略》一书，该书以毛笔书写，内容丰富，具有较高的价值。 杨济川在书中介绍了45种以花鸟为主题的图画的创作方法， 其中包括水墨牡丹图、松鹰图、露菊图、月季图、松鹤图、孤雁图、朱榴图、蜀梅图、月梅图、葫芦图、玉兰图、梧桐图、鲤鱼图、腾欢图、和平万年图、鸳鸯图、芙蓉图、秋趣图、长瓜图、虞美人、山桃图、白鹰洪涛图、象牙红图、山茶花图、蜀葵图、丹桂图、仙莲图、夹竹桃图、汉宫秋图、秋柳图、柳趣图、双鸠宿月图、春雏图、新生图、辛夷图、秋瓜图、肥猪图等。

在书中，杨济川在“立意”“题句”“取材”“理法”“技法” 等5个标目下以笔记的形式记录了自己对每一种图画的认识。杨济川提出，在绘画过程中要特别注意“理法”。 他说，在画材确定之后，就可以采取亲身体验、向方家请教、参考古今题咏等方式对画材的形、神、色、性、时、地、名称、变化等进行了解，只有全面掌握了画材才可能科学地进行取舍。 杨济川对于“技法”的应用也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他说，不可能预先针对“技法”的使用拟定一个详细肯定的计划，在动笔之前只能确定大体方向，比如工笔或者写意。

1964年，杨济川两次将《创作构思记略》报中国美术家协会四川分会审查。在第二次审查后，中国美术家协会四川分会答复，该书所述内容很好，如能结合当下政治更好， 在创作的艺术形象方面需要更加注意。“文化大革命”期间，杨济川的部分作品被红卫兵抄走，即便如此，他也从未停止对艺术的探索。

（三）在渝的创作环境和交往情况

在渝期间，杨济川与程漫父、柯瑝、王渔父、吴一峰、钟道泉等人往来较多，其中，与程漫父的往来最为频繁。 程漫父是四川江津人，1927年毕业于上海新华艺术专科学校，得潘天寿、刘海粟等先生教诲，以国画见长，精通诗词。杨济川与程漫父同为学院派出身，二人年纪相仿，又都是南泉地区仅有的国画家，因此经常就绘画技法进行讨论。杨济川的《花鸟画探讨泛论提要》就是在与程漫父讨论的基础上撰写的。1956年，程漫父见杨济川创作竹帘画，亦欲创作，后因竹帘不同于纸，创作出的作品不理想而放弃。杨济川在1966年10月21日的手稿中称， 他所收藏的程漫父南泉山水画2张、 风景写生稿件34张被收缴充公。由此可见，杨济川与程漫父的交往是比较密切的。

杨济川与川渝其他绘画名家也有交往。 1956年9月11日，西南地区举办了“柯瑝、王渔父、吴一峰、钟道泉、杨济川五人画展”，展出历时9日，参观者多达万人，参展作品售罄。

（四）美协会员身份争议

1961年前后，受到我国外贸转向的影响，杨济川画件稿费中断。由于生活拮据，杨济川分别向中国美术家协会四川分会和重庆市委统战部汇报了他的经济状况。

收到杨济川的信件后， 重庆市委统战部作出决定，从1964年4月至1967年1月，每月向其发放生活费100元。

中国美术家协会四川分会在给杨济川复信中对其会员身份提出质疑。 中国美术家协会四川分会的第一封复信落款日期为1966年12月22日。 信中称：“杨济川先生，来信收到。 关于要我会给开领取布票证明一事， 因你不属我会编制， 又不是我会工作人员，故难办理，请原谅。 现将代你所领下半年工业券14张半，附信寄你。 为免周折，今后领取政府所发多种证券，及享受公费医疗等等，均请你直接向你所属有关部门办理为宜。在下次换领公费医疗证时，请将原我会代颁发的公费医疗证，寄还我会。 ”接到此复信后，杨济川去信询问他的会员身份问题。 随后，中国美术家协会四川分会发出第二封复信， 落款日期为1966年12月28日。 信中称：“杨济川同志，12月24日的来信收到了，关于前次去信所谈，有关领取政府所发票证等问题，因经办此事的同志对情况了解不够，请原谅。现寄上申请布票证明一件，请查收。”第二封信后附有加盖中国美术家协会四川分会公章的证明材料， 该证明材料的内容为：“杨济川先生属我会专业创作人员（其生活费系由市委统战部发给）。”中国美术家协会四川分会的第三封复信落款日期为1967年12月9日。信中称：“杨济川同志，12月1日的来信收到，差额布票二尺，现由邮寄来，请查收。 ”

综上，杨济川确系中国美术家协会四川分会会员。

三、创作特色及影响

“文革”期间，杨济川的大部分作品被毁。 他现存最早的作品为《杏乔》，作品完成于1926年，为绢本设色二乔花卉图，以墨骨画法为主。整幅画设色古朴典雅，用笔流畅，为杨氏在20世纪20年代难得之佳作。杨济川在1937年之前创作的 “拟古知新” 画风格洗练，体现了他“景愈少而意愈丰”的艺术追求，作品淡妆浓抹无不意态自然，雅韵天成，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有《仿新罗山人花鸟》《白孔雀》《孔雀》《松鹰》等。

杨济川的创作活动具有显著的特色：其一，他继承了国画传统，作品融诗、书、画、印于一体。 杨济川爱好唐诗宋词，常以诗词题画。 例如，《辛夷图》的落款为：“浓涂花朵朵，顺发树丫丫，粗看和细看，无法亦无家。”其二，他将生活作为创作的源头。在重庆期间，杨济川经常前往花溪河垂钓，观察当地花鸟一年四季不同的形态，为作画积累素材。 其三，他参与工艺美术创作，对竹帘画的传承作出了贡献。竹帘画是四川传统的工艺美术品，杨济川与晏济元、杨鸿坤等国画精英一同创作了大量竹帘画， 作品内容涵盖了山水、花鸟、仕女等，他们的一些作品远销国外。

杨济川不仅积极传承我国传统绘画艺术， 而且在民族危难之际主动转型成为工艺美术创作的带头人。除了美术创作之外，杨济川在美术教育方面也多有成就。他早年在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任教，后又在重庆广益中学任教，还曾设“南田画馆”于西单，各校馆学生中卓然成家者有王闲影、张民权，以及康同璧（康有为之女）等人，其高足王闲影更是成为传承川渝地区花鸟画的极富影响力的画家。 在从北平内迁至重庆后， 杨济川还对西南地区中国画发展的脉络进行了研究，在理论研究方面作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