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婉琪

（新乡学院 机电工程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3）

随着近年来刘震云访谈、创作谈的增多，其文学观念的呈现渐趋明显。本文拟以刘震云的访谈、创作谈为基础，以小说为辅助，来梳理总结其文学观念，以期能对刘震云研究起到抛砖引玉之功。

一、文学与生活关系论

刘震云谈及母亲对其文学道路的影响时， 提到了一件“趣事”。在与母亲谈论鲁迅的伟大时，母亲受“两棵枣树”的启发，一本正经地说自己也能写出这样的文学语言：“我卖酱油，一个是酱油缸，另一个也是酱油缸。 ”刘震云听后如醍醐灌顶，恍然大悟文学之真谛即真实地表现生活。自此以后，刘震云经常回乡下老家， 拎着一个笔记本去找老家街口巷尾的乡亲们聊天，盘着腿儿喝他们用刚收的玉米做的“糊涂粥”，以便获得更丰厚的创作素材［1］。 可见，刘震云非常认可文学源于生活的观点。

当然，刘震云对“文学源于生活”的理解是多层面的。首先，他的一些小说直接以故乡延津的生活作为题材的来源或背景，比如短篇小说《塔铺》中的很多生活就是故乡生活的艺术“移入”。 刘震云曾说：“塔铺是一个真实的地名，一个特别的小镇。 我当兵复员回去，在塔铺当了中学的民办教师，和同学们产生接触，那时生活很苦，孩子们每天从家里自带干粮，在学校里买一碗菜汤……所以是有生活原型的。 ”［2］31《新兵连》也取材于他故乡好友“冯秋义”的故事。 故乡的生活使刘震云养成特定的思维习惯和观察世界的方式，“一些与故乡没有直接关联的作品， 如《单位》《一地鸡毛》，《官场》《官人》两个系列，表面看是写城市的，其实在内在情感的潜流上，也与故乡或农村有很大关系”［3］。

其次，刘震云虽然承认“文学源于生活”，但又认为文学要高于生活。他说：“文学表现生活是扯淡的，不用表现。 对于文学是为了表达生活认识的说法，我妈说：‘万一你的认识是错的呢？ ’”［4］10因此文学应该是高于生活的，是更加自由的和富有想象与创新的，他说：“真正好的文学作品，肯定里面有极大的学问，有极大的不同，其实它的世界完全不是现实的世界，是另外一个世界，那个世界是对这个世界极大的颠覆。 ”［4］10

二、小说创作论

刘震云还屡屡表达过关于小说创作的观点，归纳起来主要体现为两个关键点：有气度，要创新。

首先，刘震云认为，小说创作的关键点或者说决定小说创作高下的是“气度”。这个观点的形成，与刘震云在北京大学学习时受到的熏陶有关。 刘震云师承吴组缃， 吴组缃谈到自己能够度过文革的艰难困境，一靠不着急，二靠脸皮厚。 这让刘震云明白了一个人生的道理和对文学的认识：不管做什么事，考量的不是技术层面的事， 而是这个人有多大的空间和气度；有多大的空间和气度，就能做出多深的事情［4］9。究竟什么是“气度”？其第一层要义即写作是交朋友、是交流，刘震云说：“当我从事写作的时候，一开始并没有意识到态度的必要性，没有意识到胸襟、气度的重要性。直到写作《一地鸡毛》的时候，我认识到写作并不是写作本身，而是要通过写作，交到一个特别不同的朋友。 ”［4］11

这种气度也体现在文学关照的对象上。 刘震云曾剖析：在《故乡相处流传》之前自己关注的对象主要是人的脚、人的路是怎么走过来的；而从《故乡相处流传》 开始， 关注的对象转到 “他们对事情的叙说”，创作也因而转变为“叙述他们的叙述”了［2］33。 对于这个转变，雷达有着高度的评价：《一句顶一万句》的不同凡响在于发现了 “说话”——“谁在说话”和“说给谁听”， 是最能洞悉人这个文化动物的孤独状态的；《我不是潘金莲》 特别能体现刘震云的锐度和深度， 因为该小说写出了最大的荒诞可能是最大的真实，荒诞甚至比真实更真实［5］。

其次，刘震云还认为小说创作的另一关键是“创新”。 刘震云曾将自己的创作历程比喻为“一层一层地脱掉外衣”，即写作过程就像是在海水的浸泡中一件一件挣扎着脱掉束缚身体的外衣， 脱掉外衣本身就如同顿悟，是对过去的一种检讨，是获得一个新的角度的必要过程。他在访谈中也明确表示：作家的创作不能都跟着读者的习惯走，因为他们是有惰性的，故每一次创作都要有突破、有创新；而且，文学虽然有商业的成分，但书是一种创造性的商品，每次都有变化才能凸显其价值［2］35。 小说创作如何保持持续不断的创新呢？刘震云认为需要“专注”和“勤奋”。在接受崔永元采访时， 刘震云讲述了年少时两位舅舅对自己小说创作的启发。 其中一位赶车的舅舅告诉刘震云， 像他这样既不聪明又不笨的人， 要想生活幸福，就要一辈子干一件事，千万不要再干第二件事，刘震云记住了这个告诫，一辈子专注于“编瞎话”（创作小说）；而另一位做木匠的舅舅，以自己做桌子为例告诫刘震云做事情要“慢”，刘震云也以此为戒，写小说要比别人花费更多时间、更加勤奋［6］。

三、作者与人物关系论

从《塔铺》到《我不是潘金莲》，刘震云刻画了一系列“小人物”。 小人物之所以受到刘震云如此之青睐，是因为他认同俗语“智慧存在于民间”，不过，真正值得关注的是刘震云塑造小人物的“角度”。 他曾说，写人的角度有好多种——仰视、平视、俯视，但都不是最好的角度，最好的角度是“自然”的角度［7］。 此观点颇有深意，无论是仰视、平视或俯视，都因为站在了特定的角度而只能挖掘出人物的某个侧面。 所以，刘震云索性既不用知识分子的俯视，也不用“延安文艺座谈会”提倡的仰视，也不用新写实主义的平视，而是采用“自然”的角度——个体的角度、生命的角度、 生活的角度来刻画人物。 之所以采用这种角度，刘震云自认为同其出身有关。 他在访谈中认为，自己从小形成的世界观、 方法论使得他对小人物有着很强的认同感， 故而容易站在同一高度用同样的心理去创造小人物。

刘震云是如何采用“自然”的角度来创造小说人物呢？ 其核心是将人物和作者的关系进行了特定的调整。在他看来，作者和小说中的人物之间是一种交流关系，作者是人物的倾听者。刘震云曾说：“写作就是一个倾听的过程，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是个听书中人物说话的过程。 ”［4］10这种做法自《一句顶一万句》始便显得尤为明显， 刘震云自己也认为，《一句顶一万句》 使其深刻意识到书中人物要说什么是重于作者要说什么的， 这也使其从一名写作者真正转化成了倾听者，并进而获得了写作的自由［8］。 所以，刘震云说他在《手机》中遇到了好友严守一，在《我叫刘跃进》中遇到了好友刘跃进，在《一句顶一万句》中倾听老詹和杨百顺诉说。

四、文学审美论

关于文学的审美问题，刘震云谈论得比较零散，如果归纳的话，大致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小说的至高审美在于“丰厚的感性”。 刘震云曾写过一篇文章《读鲁迅小说有感：学习和贴近鲁迅》，并在该文中集中分析了鲁迅、沈从文的小说和西方经典小说，并对之进行了比较。刘震云认为，因为鲁迅以深刻的理性和不断重复的主题与艺术结构思考社会问题，揭露和反叛中国传统文化，所以这种深刻的理性决定了他是伟大的作家。 但刘震云还认为，鲁迅的小说与沈从文相较，其贡献主要在于“认识”，而沈从文小说的贡献主要在于“艺术”，因为鲁迅的小说深刻却单调，而沈从文的小说柔弱却丰厚，因此沈从文的小说更接近文学的本质。 并且，刘震云又拿鲁迅和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泰戈尔相比，认为《阿Q正传》能够让人“明白”一些道理，而《战争与和平》《卡拉马佐夫兄弟》让人“感受”到一个广阔无垠的社会画面。所以，鲁迅的小说胜在“哲学”层面，而托尔斯泰等作家的小说则胜在“文学”层面，故“艺术地感受”与“理性思索”相比，前者更接近“文学的本质”［9］。 表达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这个观点，在随后的访谈或创作谈中又被反复重申，表达得更直截了当。 刘震云在接受访谈时说：“《故乡相处流传》太理性了，所以有些单调。 ”［2］34他在创作谈中又说：“为抒情状意、催人泪下，如怨如慕如泣如诉，这就叫文学。 ”［4］10可见，刘震云一直认为，“丰厚的感性”才是小说更接近于文学的审美本质，才能使小说达到至高的审美。

正是秉持这种文学审美观，刘震云的小说创作也极力追求“丰厚的感性”，突出表现在其带有狂欢性质的小说语言上。刘震云前期的作品在叙述语言上是比较节制和理智的，但在写《故乡面和花朵》时语言却呈现出一种“爆炸”“无节制”的状态，语言就像“吵架”一样喷涌而出，非常“庞杂”。这种特点在近些年的《一腔废话》《一句顶一万句》《我不是潘金莲》等小说中表现得也非常明显， 以至于有人称刘震云是当代说话最“绕”的作家，包括刘震云自己也意识到并承认了这一点，“我也经常听到评论说我绕，读我的作品绕，我也发现了我是中国最绕的作家”［10］。 但这正是刘震云的自觉追求，以“庞杂”的叙述语言呈现感性而宽阔的生活，以“丰厚的感性”呈现生活的悖论与荒诞。

其次，至高的幽默产生于悲剧。 他的这个观点集中表述在《关于幽默》一文中，该文将幽默的产生归纳为若干层面：一是语言层面，即一句话、一段话自身的幽默；二是事件层面，即行动与行动形成的逻辑关系的幽默；三是道理层面，即事件和情节故事背后的道理幽默；四是悲剧层面，即悲剧的人、事所饱含的哲理是经不起推敲的，一推敲就满是幽默［11］。这种汉民族最常用的幽默， 就是一些作家和理论家推崇的“含泪的笑”。 刘震云剖析道，汉民族有着太多的悲剧，以至于不会用严峻来对付严峻，却用幽默来对付严峻，这样一来，严峻就不是一块不容易“化掉”的铁，而成了掉进幽默的大海里容易“化掉”的一块冰了。

刘震云这种融于悲剧的幽默， 或者说幽默的态度，可能源自其故乡和乡亲。 在《写作是世上最容易的事》一文中刘震云对此进行了分析和说明。他先是承认， 故乡和乡亲面对生活时的幽默态度深刻影响了自己的创作态度， 他还着重强调河南人就是非常幽默的， 因为河南人就像犹太人一样总以开玩笑的方式来说正经的事，特别是《温故一九四二》中的河南人，即使临死前也要留给世界最后一次幽默：临死前的老王会说， 他比两天前死去的好友老张多活了两天，值了！正如刘震云面对采访时所说的：“面对死亡，中国人出来的是另外一种东西。这东西可能就是真正的喜剧的核心。”［12］所以正是将幽默与悲剧的关系进行了如此定位，刘震云中后期的小说，大多将幽默放在悲剧性的情节故事中展示， 从而使得小说呈现出“悲喜交错”的审美特征。

五、结语

虽然刘震云并没有系统地提出并总结自己的文学观念，但从其访谈、创作谈等文字中依然可以看出他主要的观点。不夸张地说，刘震云之所以能够在当代小说创作中取得斐然的成就， 既与其创作天赋有关，更与其有深刻甚至独到的文学观念有关。在热衷解读和评论刘震云的小说及其电影改编的当下，深入研究其文学观念， 有助于使解读和评论更接近于作者本意、作品本意，有助于矫正漫无边际的“误读”和大而无当的“过度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