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小强

（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 外国语学院，河南 郑州 451100）

中国典籍蕴含着灿烂的中华文化， 典籍翻译承担着传播中华文化的重任， 对于构建国家形象不可或缺。 知名文学家于冠西曾说:“我们人类社会文化从总体来说，是全世界、各民族的历史文化融汇、文化交流的产品。 ”［1］翻译对文化传播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它不仅关乎语言的相互转化，更关乎文化层面的深入融合。 本文从翻译对象、翻译主体与翻译策略三方面对典籍翻译与国家形象构建进行探究。

一、翻译对象

目的论强调整体翻译行为的目的性。 对典籍翻译来说， 其目标就比较明确——推动中华文化的海外宣传和文化交流，构建并完善国家形象。 典籍翻译首先要考虑翻译对象，也就是文本选择。 文本选择不仅包含文本类型的选择，还包括具体的版本选择。 不同的典籍版本需要译者进行甄别。

文本选择首先要考虑的是选择哪些典籍。“典籍”一般泛指古代图书。但当今的“典籍”内涵却强调能够代表中华文化的著作，即“国家重要文献”、各类典册、书籍等的统称。 汪榕培等将典籍界定为“中国清代末年（ 1911 年）以前中国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重要文献和书籍”［2］。 将所有典籍文本翻译并进行对外传播对于传播优秀的中华文化、构建国家形象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但对于浩如烟海的典籍来说翻译是一项巨大且艰难的工程，非一朝一夕能完成，因此选择最具代表性的典籍进行翻译十分必要。

1995年，随着《大中华文库》（汉英对照）工程的建立，中国开始了系统、全面地翻译中国古代文学经典工作。它筹划周密，版本选用权威，英译精准传神，基本体例恰当完整，既浓缩了中华文明的五千年，也展示了现代中国文化［3］。

典籍翻译除了要注意典籍文本的选择， 还要重视典籍不同版本的选择。在进行典籍的版本选择时，要格外关注具有较高认可度的版本， 而非那些受众面较窄的版本。 比如中国著名典籍《诗经》存在各类不同的版本，应选择大众认可的版本。庞德、许渊冲、理雅各等人选择的是《清经解》版本［4］。 版本直接决定了译文能否准确再现原文的思想文化内涵， 能否有效促进文化传播、稳步构建国家形象。以往的典籍翻译，版本的选择存在较大的不稳定性。译者自身的主观判断，以及客观条件的限制，对典籍版本的选择都有重要的影响。随着国家政策的逐步完善，学术交流机会的增多，以及与国际接轨的加强，典籍版本的选择能够结合各类专家的意见实现最优化， 最大程度地呈现原文风貌，传递典籍所蕴含的中国文化。

二、翻译主体

译者的水平会影响典籍译作的质量。 译者人选之争一直存在。西方汉学家认为译者应当是西方人。持有此种观点的学者往往以一些比较典型的失败或不恰当翻译案例来支撑自身观点， 证明中国人的翻译不够地道、 不自然， 无法准确传达汉语的深刻内涵。殊不知这些失败的翻译案例只是少数，无法代表中国译者的水平。 也有部分中国研究者则认为译者应该是中国人。 潘文国教授指出：“汉语典籍英译并非老外的专利权， 中国的学者和编译工作人员应当理直气壮地承担起这一工作。 ”汪榕培曾撰文表示：“典籍翻译是中国传统文化在语言翻译领域的短线，期待更多的有志于从事翻译工作的学者能够将精神倾注在典籍翻译工作上去。 ”［5］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中国译者对于外语的理解和阐释力无法媲美外语母语者，影响译文的可读性、连贯性与逻辑性。 而中国学者认为， 以汉语为母语的中国译者对汉语的理解力和阐释力是无可比拟的， 且对于中国文化有着独特的见解。 事实上，就翻译习惯而言，由于拥有母语表达的优势，西方译者的整体表达更加流畅；而中国学者则相反，他们更能把握源文本的内涵。 两大不同派别所争论的焦点在于“入”与“出”，而无论是输入还是产出，都是翻译过程中无法回避的问题。笔者认为，翻译主体的选择应当从主观与客观两大方面谈起。

首先，从主观方面来说，译者自身的意识形态、所信仰的宗教与三观都影响译文的产出质量。 中西方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对学者的影响也较为明显。 西方学者受宗教文化的深刻影响， 文化层面优越感十足，他们往往以高傲的姿态来看待中国文化，对于中国特色文化存在诸多不认可之处， 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译文对中国典籍文化的客观反映。例如，理雅各在他的著作《中国宗教》中把儒家思想看作与道家并列的“儒教”，认为此宗教所遵循的就是先秦信仰，孔子是这一教派的开创者。 理雅各也是坚定的基督教信仰者， 他从宗教信仰的角度来看待孔子的思想与儒家文化，在否定孔子思想的同时，更指出其学说限制了思想进步和文明传播， 他坚信基督教要优于中国的儒教。在阐述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想时，他宣称基督教的观念价值和思想积极意义更加明显，孔子总是不让人类去做他觉得无益甚至错误的事情，而基督教的观点则被他视为金科玉律［6］。在他看来，孔子视野狭隘，心胸不够宽广，其思想深度也有限。 他对《论语》的理解虽然已经超出了许多西洋汉学家，但是仍始终无法摆脱宗教约束。 例如，他把“天命”译为“decrees of Heaven”,其“旨意”侧重于强调在冥冥之中统治一切的上帝， 却忽视了天体运转之道［7］。 西方译者以自身所持有的世界观来看待中国典籍与中国文化，并以对中国刻板、固有的印象“加工、处理”所面对的中国典籍与文化意象，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他们的翻译品质。 西方研究者在对中华典籍翻译的过程中， 用自己的观点来解读中华传统人文意象， 不自觉地将整个中华人文系统融入西方系统之中，无法准确表达中华文化底蕴，严重限制了中华文明在全球范围内的流传与发扬。 比如，《红楼梦》中的名句“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西方译者将其翻译为“Man proposes, God disposes”，用西方宗教中的文化意象“上帝”来代替中国神话体系中的“上天”，这就曲解了中国文化，贬低了其内涵。

其次，从客观方面来说，译者的个人能力影响译文质量。众所周知，翻译的“难”不是难在理解源文本的含义上， 而是难在如何用准确的语言将源语内涵传达出来。 很多时候，译者能够明白源语的意思，但无法寻找到合适的词句进行表达。 以汉语为母语的中国译者在理解中国典籍源文方面具备无可比拟的优势。 外国译者则相对缺乏中国典籍涉及的文化背景， 在对汉语源文处理的过程中会出现一定的理解偏差。 例如某些外国译者对中国典籍中的年龄表达词语理解不到位。 英国汉学家阿瑟伟利将中国典籍中表示年龄的词语“二八”误解为十八岁，缘于他对中国文化理解的偏差。中国的译者也存在不足，主要体现在翻译的表达能力层面，无论是文字表达层面，还是译文整体方面，都与外国译者有差距。

通过主客观两方面的分析得知， 中西方译者在把握源文与译文方面各有优劣， 中国译者对于源文的把握、理解以及阐释能力相对较好，而西方译者对译文的可读性、流畅性与逻辑性把握力较强。但我们知道，国家形象的构架和传播与文化内涵密不可分，凭借文化理解力的独特优势， 中国译者的整体竞争力更强。 因此，综合而言，中国译者更加符合典籍翻译的要求。 但这并不代表我们在翻译过程中要否认文字表达， 不贴切的语言会严重影响译文的可读性与连贯性， 也会降低读者的阅读兴趣和对译文的整体理解。

三、翻译策略

文本的选择和译者的确定是典籍翻译的前两步，而翻译策略则是最后而至关重要的一步。语言差异、 文化差异都是译者需要关注的内容。 对译者而言， 一个文本的最终翻译质量离不开翻译策略的重要作用。 施莱尔马赫曾经讨论过原著作家与译文读者的态度。 他主张翻译文本要贴近作家，接近读者。这是韦努蒂“归化与异化”概念的来源。 而对其翻译观产生直接影响的是法国翻译家伯尔曼。 伯尔曼认为西方文化对于“异域文化”存在一种自觉的同化倾向［8］。 典籍翻译策略到底是以读者为中心，还是以作者为中心，会直接影响译文的整体风格及其文化、思想的传播效果。

从翻译的历史来看， 外国译者对我国典籍的翻译一般都采取“归化”的翻译策略。 外国译者通常会按照自身的价值观、 世界观与文化观来对中国典籍中所蕴含的文化、思想内涵进行阐释和构建。 同样，在文字表达方面， 外国译者也会偏向于译文读者的阅读习惯，或者服务于西方文化。归化的翻译策略不仅是外国译者经常采用的翻译策略， 也是多数中国译者的翻译策略。 虽然他们翻译典籍的主要目的是使全世界人民进一步认识中国， 从而改变对中国的偏见，但当涉及具体的翻译时，“归化”仍然是首选，因为这样的翻译更易于被海外读者所接受， 传播中华文化也更有效。 “清末怪杰”辜鸿铭曾对《四书》的部分内容进行翻译，其中包括《论语》。 在辜鸿铭看来，《论语》的翻译能够向世界介绍中国的儒家思想，缩小世界对中国文化的认识误差。 然而在具体的翻译实践中，辜鸿铭仍偏向于“归化”的翻译策略，主要表现为用西方哲学术语翻译儒学概念， 并且引用西洋哲人与思想家之语来说明儒家经典的含义， 为的是便于西方读者从自己的概念系统中认识儒学［9］。此外，考虑到西方读者的理解问题，辜鸿铭还经常采用标注法来解释译文， 尤其是利用西方的文化意象来阐释中国的文化词语，例如对“周武王”的注释为“the warrior king or the conquer: the Solomon of Chinese history”。

归化策略可以看作是西方文化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无论译者来自哪里，其采用归化策略所处理的译作都无法跳出西方文化的圈子， 无法做到独立传播文化。 尽管我们无法否认这种翻译方式对宣传我国文化的正面意义， 但我们仍认为仅采用归化策略无法做到使世界全方位地认识我国。 曾有外国新闻编辑说，用归化策略所做的翻译，每一个德国人所见到的就是说着德语、 具有德国式传统人文素质的孔子、老子和孟子，然而事实真是这样吗？从他的说辞，我们能够看出， 西方民众希望看到的中国文化与我们传播的文化是不对等的， 原汁原味的中国文化已经在所谓的“归化”策略下消失殆尽，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归化策略的不足之处。

再看异化策略。 韦努蒂与施莱尔马赫均是异化策略的支持者。 他们对于异化策略支持的出发点各有不同： 施莱尔马赫的理论侧重点主要集中在民族文化层面，他认为翻译是一种手段，一种丰富民族文化与内涵的手段； 而韦努蒂则强调翻译对于打破其他国家文化壁垒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虽然两位学者对于异化策略的看法存在不同之处， 但我们能够看出他们其中的共同点——文化。 贝尔曼认为翻译必须具有积极的道德标准， 将读者直接带回到作者面前， 同时也要重视源文， 并尊重差异的语言与文学。 他还批评了中国历史上占主导地位的种族中心主义翻译观念，指出翻译的真正目标是丰富、完善中国本国的语言文化［10］。 异化策略能够更好地保护本土的语言文化，传达语言文化中的思想内涵，打破他国的文化霸权，树立全面、积极的国家形象。

应该指出， 任何单方面的翻译策略都无法做到尽善尽美，异化策略亦是如此。 关于异化策略，也有反对的声音。 反对者指出，在语言方面，异化策略产生的翻译很难达到译入语的语言标准， 也就无法说服读者，反而会引起对读者的排斥，影响整个译文的传播与国家形象构建。但更需注意的是，一种语言代表了一个民族文明，也包含了一个民族精神。对译入语而言， 归化策略指导下产出的译文符合其表达规范，但与此同时，源语的文化内涵却有所丢失。 有论者认为，译文应该尊重译入语的文化特点，用其文化因素来解释源语文化，倡导对等。 殊不知，这种用西方文化来代替中国文化的方法恰恰陷入了 “西方文化中心论”的泥沼之中。例如，boxing本身是拳击的意思，shadow boxing意为打空拳， 但如果用来翻译中国的太极拳以及类似的名词则显得驴头不对马嘴，完全丧失了中华民族特色， 埋没了太极拳的中华文化内涵。再如，“馒头”有人译为Chinese bread，但中国馒头与西方面包的做法完全不一致， 且中国馒头类型多样，用“bread”一词来代替馒头并不恰当。 中华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蕴含着丰富的中国特色文化意象， 仅考虑语言对应， 而不考虑文化层面的深层内涵，典籍翻译的意义何在？ 合理、恰当而又准确地处理源语与译语的文化， 而非贬低其中任何一方的文化，才是异化策略的核心所在，这样不仅能够有效地保护、促进源语文化，更能较为顺利地构建全面的国家形象。 文化层面的传播可以在翻译过程中以注释的方式进行解析， 读者也可以依靠互联网来获取译本中较难理解的中国文化意象。

需要说明的是，翻译策略不止归化与异化两种，其他各类翻译策略对典籍翻译也会起到不同的作用。但总体而言，归化与异化是典籍翻译的基本方向性选择，只有在确定基本的方向之后，才能在典籍翻译的道路上披荆斩棘，开拓出典籍翻译的新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