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可先

敦煌写本文人诗歌，是敦煌文献的重要宝藏，也是文学研究得以凭借的原始文献。在敦煌写本诗集残卷中，高适诗歌占有重要地位。敦煌遗书所存高适诗写卷共有十二种，其中有些卷子全部为高适诗，有些卷子既有高适诗，也有其他诗人之作。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所言“今本适诗，多为在哥舒翰幕中作品”，这就为我们研究高适与边塞诗的关系提供了启迪。高适不仅写作边塞诗，而且其编集也与入幕具有密切的关系。敦煌残卷高适诗的价值，张锡厚概括为“辑佚”“辨伪”与“校勘”三个方面。有关敦煌写本高适诗集的情况，孙钦善有《高适集校敦煌残卷记》（《文献》1983年第3期），张锡厚有《敦煌本〈高适诗集〉考述》（《文献》1995年第4期），吴肃森有《敦煌残卷高适佚诗初探》（《敦煌研究》1985 年第3 期），施淑婷《敦煌写本高适诗研究》（收录于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89年版《敦煌的唐诗续编》），都是很值得参考的重要文献。敦煌诗卷有很多优长之处，可以订今本之非，考事实之误。这里我们对于敦煌残卷所存的作品八首略加叙述。所引敦煌诗集残卷中的高适诗，均据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中华书局2000年版，简称《辑考》）。

《武威作二首》载于伯三八六二卷。全诗云：“朝登百尺烽，遥望燕支道。汉垒青冥间，胡天白如扫。忆昔卫将军，连年此征讨。凶奴终不灭，塞下徒草草。唯见鸿雁来，令人伤怀抱。”“晋武轻后事，惠星终已昏。豺狼塞瀍洛，胡羯争乾坤。四海如鼎沸，五凉更自尊。而今白亭路，犹对青阳门。朝市不足问，君臣随草根。”

而今高适诗集传本则作《登百丈峰二首》，文字异同较多。而且根据今本，往往将高适此诗定在其担任剑南西川节度使时。如周勋初《高适年谱》云：“《登百丈峰二首》。《旧唐书·地理志四》载剑南道雅州有百丈县，县‘有百丈山，武德置百丈镇。贞观八年，改镇为县’。《元和郡县志》卷三十二剑南道中、西川下雅州百丈县：‘贞观八年，于此置百丈县。今城东有百丈穴，故以为名。’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七十二雅州名山县：‘[百丈废县]明初废，今为百丈驿，有百丈桥。’曹学佺《蜀中名胜记》卷十四雅州名山县：‘本志云：丰丈河在东北六十里，源自莲花山来，经百丈驿，东与邛水合流，至新津入白马河。’按是地均以‘百丈’取名，则百丈峰当是百丈山之巅，其地在剑南道之西陲。高适时任剑南西川节度使，巡边至此，感时而作。”（《周勋初文集》第四册）周先生虽然对于“百丈峰”详加考证，实际上是忽视了敦煌写本而对高适诗的地点产生误解。孙钦善《高适集校敦煌残卷记》云：“高适此诗本作‘百尺烽’，盖‘烽’字因形近音同而讹为‘峰’，后人不解烽燧形制高大可称‘百尺’，故不悟其谬，反以‘百尺’与山峰不协，妄改为‘百丈’，致使面目全非，遂后又连及而改诗题，将‘武威作’改为‘登百丈峰’。”张锡厚《敦煌本〈高适诗集〉考述》云：“今本既改诗题，因而将‘塞下’改为‘寒山’;‘五凉’改为‘五原’;‘白亭’改为‘白庭’;遂使原诗一误再误，以至于今，因得敦煌本的唐人手迹，本诗才得恢复原貌。”我们再回过来看这首诗，诗中“燕支”“胡天”“凶（匈）奴”“塞下”“胡羯”“五凉”“白亭”等都是塞外之地，诗中“汉垒”“卫将军”“晋武”都是用古时西北战事之典。这些地点都是高适从军陇右在哥舒翰幕中往来行经之地，诗是边塞实景的描写，而四川的雅州百丈山与此毫无关联。后人将诗中词句进行修改，致使地名与用事相互矛盾，同时将以前的实地描写变成虚化的景致。

《观彭少府树宓子贱祠碑作》

载于伯三八六二卷。诗云：“吾友吏兹邑，亦尝怀密公。安知梦寐间，忽与精灵通。一见兴永叹，再来激深衷。宾从何逶迤，二十四老翁。于焉树丰碑，突兀长林东。作者无愧色，行人感遗风。坐令高峰尽，独对秋山空。片石勿谓轻，斯言固难穷。龙盘色丝外，鹊顾偃波中。形胜驻群目，坚贞指苍穹。我非王仲宣，去矣徒发蒙。”

高适集本诗题则作《观李九少府翥树宓子贱神祠碑》，有“彭少府”与“李九少府”的不同。在没有关注敦煌诗卷之前，一般不会怀疑今本诗题之误。如岑仲勉《唐人行第录》云：“《金石录》七：‘《唐宓子贱碑》，李少康撰，李景参正书，天宝三载七月。’正高适登琴台之年。适又有《平台遇李景参有别》诗，一作翥，一作景参，以是两人。惟少康是否翥之字，抑为第三者，尚难决定。”孙钦善作《高适集校注》运用敦煌写本文献进行考证，以为诗题中李九应为京兆府士曹李翥，并言：“岑参有《送李翥游江外》，与高适《秦中送李九赴越》作于同时，岑诗云‘相识应十载，见君只一官’，据此则李翥未曾做单父尉，故可断定底本原题有误。参《金石录》，则知碑为彭少府所立，碑文为李少府所撰，碑字李景参所书。”这样判断非常准确。可知诗题原作“彭少府”，其时彭某担任单父县尉，故而能夠立宓子贱祠碑。但同样见到敦煌写本，也不一定能够判断正误。如刘开扬《高适诗集编年笺注》：“《高适诗集》残卷题作《观彭少府树宓子贱祠碑作》，当误。”疏于失察，以正为误。

《奉赠平原颜太守并序》

载于伯三八六二卷。这是高适的一首佚诗，而其价值是多方面的，不仅具有辑佚作用，还可以看出高适诗集的编纂和传播过程。先将诗与序录之于下：

初颜公为兰台郎，与余有周旋之分，而于词赋，特为深知。洎擢在宪司，而仆寓于梁宋。今南海太守张公之牧梁也，亦谬以仆为才，遂奏所制诗集于明主，而颜公又作四言诗数百字并序，序张公吹嘘之美，兼述小人狂简之盛，遍呈当代群英，况终不才，无以为用，龙钟蹭蹬，适负知己。夫意所感，乃形于言，凡廿韵。

皇皇平原守，驷马出关东。银印垂腰下，天书在箧中。自承到官后，高枕扬清风。豪富已低首，逋逃还力农。始余梁宋间，甘予（与）麋鹿同。散发对浮云，浩歌追钓翁。如何顾疵贱，遂肯偕穷通。耿介出宪司，慨然见群公。赋诗感知己，独立争愚蒙。金石谁不仰，波澜殊未穷。微躯枉多价，朽木惭良工。上将拓边西，薄才忝从戎。岂论济代心，愿效匹夫雄。骅骝满长皂，弱翮依彫笼。行军动若飞，旋旆信严终。屡陪投醪醉，窃贺铭山功。虽无汗马劳，且熟沙塞空。去去勿復道，所思积深衷。一为天崖客，三见南飞鸿。应念萧关外，飘飖随转蓬。

从这首佚诗及序中，可以探讨高适编集的线索，探讨高适诗集的编写过程。这一方面，张锡厚在《敦煌本〈高适诗集〉考述》中已做过论述，兹不赘述。除了编集情况之外，这首佚诗的序写出了高适对于诗歌传播之经营，使得我们认识到唐诗传播的社会因素。亦即高适编好自己的诗集之后，由时任宋州刺史的张九皋（即张九龄仲弟）推荐进奏于朝廷。对于高适自编的诗集，颜真卿又作数百字的序言，称赞张九皋对于高适的宣扬溢美，并且讲述了高适狂简的性格对其诗风的影响，而且将高适的诗集遍呈当代群英，使其广泛流传，高适的声名也因为张九皋与颜真卿的宣扬而得到朝廷和社会的知晓。高适诗集能够在敦煌留下众多的写本，既与他经营传播有关，也与他从军哥舒翰幕府有关。

《塞上听吹笛》

载于伯二五五二卷，又载于二五五五卷。敦煌残卷诗题均作《塞上听吹笛》，诗云：“雪净胡天牧马还，月明羌笛戍楼间。借问梅花何处落，风吹一夜满关山。”

但这首诗传世典籍所载，无论是作者、诗题还是诗的内容，都有歧异。殷璠《河岳英灵集》卷上作高适诗，题为《塞上闻笛》;高仲武《国秀集》卷下收录为高适诗，题为《和王七度玉门关上吹笛》;韦縠《才调集》卷一作宋济诗，题为《塞上闻笛》。《河岳英灵集》《国秀集》诗的前二句作“胡人羌笛戍楼间，楼上萧条明月闲”。《河岳英灵集》起于开元二年，止于天宝十二载;《国秀集》编于天宝三载。证知诗作于天宝初年以前。这与敦煌诗集残卷相参证，《才调集》作宋济诗一定是错误的。再从诗律平仄而言，敦煌写本上下两联不粘，属折腰体，传世选本则粘对妥帖，格律工整，知敦煌写本为早期传本，唐人选唐诗则为后来所改后的传本，两者的传播渠道完全不同。

《自武威赴临洮谒大夫不及因书即事寄河西陇右幕下诸公》

载于伯二五五二卷。这是高适的一首佚诗，是高适在武威哥舒翰幕下所作，而在敦煌诗集残卷中保存下来。诗云：

浩荡去乡县，飘飖瞻节旄。扬鞭发武威，落日至临洮。主人未相识，客子心忉忉。顾见征战归，始知士马豪。戈耀崖谷，声气如风涛。隐轸戎旅间，功业竞相褒。献状陈首级，飨军烹太牢。俘囚面缚，长幼随巅（颠）毛。毡裘何蒙茸，血食本羶臊。汉将乃儿戏，秦人空自劳。立马眺洪河，惊风吹白蒿。云屯寒色苦，雪合群山高。远戍际天末，边烽连贼壕。我本江海游，逝将心利逃。一朝感推荐，万里从英旄（髦）。飞鸣盖殊伦，俯仰忝诸曹。燕鸽（颔）知有待，龙泉惟所操。相士惭入幕，怀贤愿同袍。清抡挥尘尾，乘酣持蟹螯。此行岂易酬，深意方郁陶。微效傥不遂，终然辞佩刀。

这首诗的题目即将诗的宗旨与内涵表现出来。诗作于天宝十一载高适初至河西隴右哥舒翰幕府时。唐时河西陇右节度使治所设在武威，而临洮在当时是抵御吐蕃的军事前线。这里的大夫就是哥舒翰，是唐玄宗天宝年间的名将。因屡破吐蕃有功，自天宝六载至十五载历任河西陇右节度副使、河西陇右节度使，加摄御史大夫，又加开府仪同三司，封凉国公、西平郡王，拜太子太保、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河西陇右幕下诸公，是与高适同在哥舒翰幕中之人，当时可考者有杨炎等人。即高适《武威同诸公过杨七山人得藤字》中的“杨七山人”。《旧唐书·杨炎传》：“炎美须眉，风骨峻峙，文藻雄丽，汧陇之间，号为‘小杨山人’。释褐辟河西节度掌书记。”《全唐文》卷四二一载有杨炎《河西节度使厅壁记》末署：“天宝十二年夏六月记。”“十二年”应为“十五年”之误。是知杨炎天宝末与高适同在河西，故有这一次诗歌集会。

《上陈左相》

载于伯二五六七与伯二五五二之缀合。伯二五六七诗题作《上陈左相》，伯二五五二作《留上陈左相》。诗云：“德以精灵降，时膺梦寐求。苍生谢安石，天子富人侯。樽俎资高论，岩廊挹大猷。卿才传世业，相府盛嘉谋。豁达云开景，清明月映秋。能为吉甫颂，善用子房筹。户牖思攀陟，门栏尚阻修。高山不易仰，大匠本难投。迹与松乔合，心缘启沃留。公才山吏部，书僻（癖）杜荆州。幸沐千年圣，宁辞一尉休。折腰知宠辱，回首见沉浮。天地庄生马，江湖范蠡舟。逍遥堪自乐，浩荡信无忧。去此从黄绶，归欤任白头。风尘与霄汉，瞻望日悠悠。”

今传集本作《古乐府飞龙曲留上陈左相》，盖敦煌本截取诗题后半而抄写。诗中陈左相即陈希烈，宋州人。天宝五载官至左相兼兵部尚书，封许国公。天宝十一载因杨国忠排挤而为太子太师。安禄山攻陷长安，陈希烈被俘投降，任伪丞相。安史之乱平，赐死于家。《旧唐书》卷九七、《新唐书》卷二二有传。这首诗作于天宝八载，时陈希烈在左相任上。其时高适为封丘县尉，亟须达官贵人援引，故写诗给左相陈希烈，这是唐代干谒诗的代表作品。与下面一首《上李右相》可以对比阅读。

《上李右相》

载于伯二五五二。诗云：“风俗登淳古，君臣挹大庭。深沉谋九德，密勿契千龄。独立调元气，清心豁杳冥。本枝连帝系，长策冠生灵。傅说明殷道，萧河（何）律汉刑。权衡持国柄，柱石总朝经。隐轸江山藻，氛氲鼎鼐铭。兴中皆白雪，身外即丹青。江海呼穷鸟，诗书问聚萤。吹嘘成羽翼，提握动芳馨。倚仗悲还笑，栖遑醉复醒。恩荣初就列，含育忝宵形。有窃丘山惠，无时枕席宁。壮心瞻落日，生事感流萍。勿以材难用，终期善易听。未为门下客，徒羡少微星。”

李右相即李林甫。诗亦作于天宝八载高适在封丘县尉任上。诗从多个层面赞颂李林甫的功绩和才能，这与史籍所载李林甫专擅朝政、结党营私、排挤贤才、陷害异己有所不同。诗述唐之盛世，风俗淳古，君圣臣贤，而李林甫与皇室同宗，其治国功勋堪与傅说、萧何媲美。不仅如此，李林甫还长于音乐绘画，技艺超群。亦即唐人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九所称：“李林甫亦善丹青，高詹事与林甫诗曰：‘兴中惟白云，身外即丹青。’余曾见其画迹甚佳，山水小类李中舍也。”这首诗与上引《上陈左相》比照，我们知道高适在天宝时期干谒国相的行为，一直将其诗歌呈上左丞相陈希烈和右丞相李林甫。而这样的两首诗又同出现在敦煌诗卷之中，说明高适在编集时是很重视这样的干谒诗作的。考察敦煌诗集残卷所存的四十九首诗中，颇多这样的干谒诗篇与交往诗作，诸如残卷的第一首《信安王出塞》也是一首典型的干谒诗作。因而综合研究敦煌诗集残卷高适的诗作，可以加深我们对于唐人以诗为交往契机而从事的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也能够进一步研究唐代诗人编集的主观目的和客观流传效果。因而我们综合研究敦煌高适诗集残卷，对于还原高适残诗集的原始面貌很有认识意义。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