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农民培育政策的聚焦点、价值取向及发展趋势

2022-03-02惠霞

教育与职业(下) 2022年2期

[摘要]职业农民是现代农业发展的主导力量，基于2004—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的政策文本分析，我国职业农民培育经历了传统农民向新型农民过渡阶段、现代农业经营主体培育阶段和探索新型农民职业化阶段。连续18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关于职业农民培育的政策主要聚焦于培育机制、培育载体、职业农民队伍构成、培育的财政支持以及职业农民后备人才培养等方面，政策价值取向也从工具取向演化为个体层面的文化、技能、经营取向和国家层面的政治、经济、社会取向共同构成的多元综合取向。未来职业农民培育政策可能在职业农民制度体系建设、培育主体多元化发展、职业农民角色多重性、农村创新创业及科技农业发展等方面继续发力。

[关键词]职业农民;培育政策;农业农村发展

[作者简介]惠霞（1984- ），女，甘肃庆阳人，甘肃政法大学，讲师，西北师范大学在读博士。（甘肃兰州 730070）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8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新时代我国社会政策执行中的自由裁量问题研究”（项目编号：18BSH144，项目主持人：徐毅成）和2020年甘肃省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项目“乡村振兴背景下多元主体参与乡村治理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020A-087，项目主持人：惠霞）的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G7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21）04-0071-08

一、引言

从身份到职业的转变，是传统农民与职业农民的本质区别。“传统农民是社会学意义上的身份农民，强调的是一种社会结构;职业农民是经济学意义上的理性人，强调的是产业结构。”①城镇化发展与农民工群体扩大带来的后果之一就是种地主体数量不足，且留守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存在老龄化、低技能的现象。这无法适应技术含量高、面向市场的现代农业发展，农业发展与从业主体的不匹配性问题越来越突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培育和发展职业农民成为农业农村发展的必然要求。“乡村振兴的逻辑生长点在于农村职业教育”②，职业农民培育是乡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乡村振兴的软工程。职业农民培育具有“横跨‘教育域’‘职业域’‘社会域’与‘技术域’”③的多域性，具有理论学习与实践操作的共生性和教育过程的非连续性等特征。

中央一号文件是农业农村发展的纲领性政策，也为职业农民培育的领域性政策和操作性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方向，导向性和指引性作用突出。本文基于2004—2021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对我国职业农民培育政策进行文本分析，梳理职业农民培育政策的聚焦点，从政策演变的逻辑规律中总结职业农民培育政策的价值取向，并对未来职业农民培育政策的发展趋势进行探究。“职业农民”一词在历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具体的名称有所不同，在职业农民和新型职业农民的概念被提出前后，政策文件还使用了更加细化的概念，如新型农业经營主体带头人、新型农民、高素质农民、农业职业代理人等，这些可以被看作职业农民培育和发展过程中的不同称谓。2012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了新型职业农民，在连续18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新型职业农民共出现9次，职业农民共出现11次，频次最低的农村人力资源、农业职业经理人是近年来的新提法，充分表明农业从业者从劳动力范畴进入人力资源范畴，并且政府已经开始着手农业职业经理人的培育工作，这是职业农民培育的新方向。

基于时间维度的关键词整合，可以将职业农民培育政策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传统农民向新型农民过渡阶段（2004—2006年）、现代农业经营主体培育阶段（2007—2011年）和探索新型农民职业化阶段（2012—2021年）。阶段性政策呈现出职业农民培育的渐进式发展历程，具体见图1。

二、职业农民培育政策的聚焦点

（一）职业农民培育机制

职业农民培育不仅仅是政府单打独斗就能做好的，也并非交给市场和社会就能实现培训目标。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建立“政府扶助、面向市场、多元办学”的培训机制，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建立政府主导、部门协作、统筹安排、产业带动”的职业农民培训机制。从政府扶助到政府主导，表明了政府在职业农民培训中的角色转变，政府主导的内涵包括政府出台促进职业农民发展的相关政策、完善职业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在职业农民培育中承担主体责任、提供职业农民培育的财政资金支持等。产业带动指明了职业农民培训要面向农业产业发展，应该基于产业发展需要开展培训，在产业发展中扩大培训规模，聚焦产业特色开展分类培训。

（二）职业农民培育载体

职业农民培育载体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基于“工程+项目+计划”的培育载体。开展职业农民培育需要有效性和针对性强的培育载体的支撑，近年来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了诸如新型农民科技培训工程、科普惠农兴村计划、农村实用人才培训工程、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现代青年农场主与林场主培养计划、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轮训计划等多样化、分层次的职业农民培育载体，且载体处于持续发挥作用并不断更新之中。聚焦性和项目制的职业农民培育载体能够有效克服各地职业农民培育的分散性、临时性等不足，体现职业农民培育的整体性和计划性。二是产教融合培育基地建设。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了“加强农科教合作人才培养基地建设”，此后较长一段时期，在中央一号文件中没有再涉及培育基地建设事宜，直到2021年提出建设一批职业农民培育的“产教融合基地”，并倡导建立和完善返乡创业人员的创业支撑服务平台和创新创业孵化平台，自此融合性的基地建设与支撑性的平台建设成为职业农民培育的新场域。产教融合发展是农业产业系统与职业教育系统的互动与合作，在培育实践性、技能性与知识性并举的职业农民方面更具契合作用，能够有效解决职业教育领域的三大矛盾，分别是“人才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矛盾、理论学习和实践操作之间的矛盾、组织的时空分隔和资源的优化配置之间的矛盾”④。

（三）职业农民人才队伍结构

职业农民人才队伍呈现出以下特征：一是构成主体的多样化。职业农民人才队伍不断壮大，呈现多样化的趋势，主要包括农户、家庭农场主、农业组织与农业企业负责人、专业化的农业工作者、下乡返乡的农村创业者等（具体见表1）。2017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探索“培育农业职业经理人”，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职业农民人才队伍结构不断得到优化。二是从业组织规模的降维阶梯性。以组织规模从大到小看，包括农业经营组织领办人—家户型农业负责人—农业个体从业者，种养专业大户是处于农民专业合作社、龙头企业等组织与农业个体从业者之间的较小“规模化”农业生产单位，其与涉农组织的负责人都是现代农业经营主体，也是职业农民的核心组成部分。三是农业工作者的外部支持性。国家重点培育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农业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领办人，并对返乡创业的农民工、退役军人、大中专毕业生以及下乡进行农业创业的其他人员在政策、资金等方面给予优惠，如直接补助、以奖代补、贷款支持等。

“有针对性地精准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是打造高素质现代农业生产经营者队伍的关键所在。”⑤农村发展带头人、农村技能服务型人才、农村生产经营型人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领办人等是新型职业农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主要对象。为了扩大新型职业农民队伍，优化职业农民队伍的结构，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促进各类人才返乡下乡”，2020年直接以“人才下乡”为主题，讨论农业从业者的结构优化问题。从现状看，优化职业农民队伍结构，需要从年龄结构和教育程度两个方面入手。在年龄结构方面，利用政策引导中青年加入到职业农民队伍中来，逐步提高低龄农业从业者的占比，改变老龄农业的现状;教育程度方面，以提高农业从业者的综合素质为基点，着眼于农民素质与现代农业发展相匹配的目标，在培养现有农业从业者的同时，更加注重对职业农民后备人才的培养。

（四）职业农民培育的财政支持

从2004年开始，基本上每一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在论及职业农民发展时，都强调要不断加大各级各类财政支持力度，提供职业农民培育专项资金，推进职业农民发展的财政支持体系建设。在职业农民发展过程中，财政支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职业农民的培育资金，政府财政资金支持职业农民培育，目的在于强化职业农民培训的公益性。二是职业农民发展的创新创业扶持资金。这部分资金主要用于下乡和返乡创新创业人员的服务和孵化。三是参与职业培训农民的补助资金。各级各类的政策均鼓励达到一定生产规模的农业生产者以及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领办人积极参与职业培训，国家也倡导对于自主自愿参与职业培训的农民，要给予一定的补助，这也是国际上职业农民培育的通用做法。为了切实提高职业农民培育专项资金的使用效率，资金使用方式可以更加灵活，如补助、培训券、报账制等方式均可施行。

（五）职业农民后备人才培养

职业农民后备人才培养主要涉及中等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两个途径，在政策文件中主要从农村社会事业发展中的教育部分以及农村公共服务角度阐述（具体见表2）。职业农民后备人才培养，着眼于农村现代化、农业产业的未来发展以及培养高素质农民的目标。2020年农业农村部联合教育部开展高职院校高素质农民培养扩招行动，旨在建设100所高素质农业人才培养优质院校，探索构建短期技能培训、职业技能培养与学历教育相互衔接且融会贯通的新型职业农民后备人才培养体系。从中央一号文件的内容看，职业农民后备人才培养的政策支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招生层面，一是扩大面向农村的招生规模，从数量上保证职业农民后备人才的充足性;二是提高高等學校涉农专业学生的生源质量，从量到质的转变，体现了职业农民后备人才培养的双向性。第二，助学层面，一方面逐步实施中等职业教育中涉农专业学生的免费培养制度，另一方面加大国家助学金和奖学奖向涉农专业学生倾斜力度，并且增加对于高等院校涉农专业学生的生均拨款。第三，专业（学科）建设层面，鼓励高等学校设立农林类专业，并强化农林类专业的发展，在促进农业高等院校发展上实行部部共建或者省部共建的策略，鼓励各地采取不同政策办好高等院校的涉农类专业，在新增专业设置上国家鼓励高等学校和职业院校面向乡村发展需要，开设乡村规划建设、乡村住宅设计等专业和课程。第四，就业层面，以大学生“村官”和“三支一扶”等计划为抓手，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基层工作，达到一定条件的毕业生，可实行国家助学贷款代偿政策。

三、职业农民培育政策的价值取向

职业农民培育政策的价值取向在社会发展和政策演变中，经历了从工具取向到多元取向的过程。工具价值与多元价值并不冲突，而是将工具价值导向一个更加完善的多元价值体系中，这是农村社会发展、政策变化以及农业产业发展共同推动下所形成的新的、综合性价值取向。2006年之前，政策价值的工具取向明显，“职业农民培育政策价值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表现为‘经济建设’价值，重视专业技术、实际能力的提升，凸显‘工具理性’”⑥。职业农民培育政策价值的工具取向是由农村社会和农业发展的现状及矛盾决定的，是农村社会转型和农业产业化发展过程中的必然选择。面对农村、农业和农民发展中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职业农民培育政策的多元价值取向正日益凸显。在工具取向的劳动力技能培训阶段，各类针对农民的培训主要以实用性的生产技能为主，目的是适应农业结构调整、发展特色农业和生产实际的需要。但从2006年开始，多元化成为中央一号文件中关于职业农民培育的主要价值取向。

（一）个体层面：文化取向、技能取向和经营取向

马克思认为，人是价值与历史之本，在多元价值取向中，人本价值是基础。因此，职业农民培育“既要关注农民培育自身的经济价值，更要关注农民个人价值的实现”⑦。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提高农民整体素质，培养新型农民。提高农民整体素质的落脚点是培养新型农民，而新型农民的内涵要素包括“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由此可见，在个人层面，职业农民培育政策的多元价值取向符合现代农业生产经营者的基本要求，具体包括文化取向、技能取向和经营取向三个层面。文化取向层面，要求职业农民不仅能掌握基本的文化知识，更重要的是熟悉、认同且融入乡土文化以及农业文化中，这是提高生产技能和面向市场经营能力的基础。技能取向层面，实用性农业生产技能培训是职业农民培育的核心。在原有素质要求的基础上，2012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强调农村实用人才培养中应该重视科技素质的培养。经营取向层面，农业发展的市场化导向已非常明显，面向市场的职业农民的基本要求之一就是具有较强的市场意识，善于学习和捕捉有关农业产业发展的市场信息，能够研判市场变化趋势，并及时做出生产调整。2020年与2021年连续两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提出要“培育高素质农民”，高素质农民的培育体系应该包括学历教育与技能教育。根据农业农村部发布的信息，2020年底我国高素质农民已达1700万人，对农村社会和农业产业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支撑引领作用。从提高农民的农业生产技能，到提高农民素质，再到培育高素质农民，体现了职业农民培育政策价值意蕴的阶梯式发展。与其说这是职业农民培育政策价值取向的重大转变，不如说这是政策价值取向的不断完善和融合。总之，个体层面的政策多元价值取向实质上就是要培养复合型的农业发展人才——职业农民，而新型职业农民是复合型农业农村发展人才的主力军。

（二）国家层面：政治取向、经济取向与社会取向

在国家层面，职业农民培育政策多元价值取向包含三个方面：一是政治取向。纵观城乡发展的历史过程，“政策性引导”⑧是城乡二元结构的国家要素的体现。在促进农村发展方面，国家以阶段化、战略性的举措不断缩小城乡差距，培育职业农民是有效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举措之一。从这个层面看，城乡均衡发展、社会稳定的政治诉求也是职业农民培育政策价值的政治取向。二是经济取向。这是国家发展农村经济的导向，主要体现为从传统农业到产业农业，从经验农业到科技农业的引导过程，国家要激活农业发展的总体活力，不断提高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占比，而发展农业离不开农民，从农业生产主体的培育着手，通过劳动者素质技能的提高，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成为政策价值的经济取向之一。三是社會取向。人是组成社会的最小单位，政策价值的社会取向直接面向人的发展。农业发展人才不再仅仅指农业科技人才，将职业农民也纳入农村人才体系中，不但扩大了农村人才体系的规模，更是承认了作为农业发展最重要的承担者——农民的主体性地位。培养高素质农民所释放的政策信号，从社会层面看，是真正打破高素质人才城市化发展逻辑的方式之一;从社会阶层体系的发展看，职业农民队伍的壮大以及综合素质的提高，可以不断淡化农民是文化技能素质弱势阶层的社会意识。总之，职业农民培育政策价值取向的完善与融合，既是对农村社会发展现状的关注，也是着眼于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之需，更是聚焦了农民作为社会个体的发展之义。

四、职业农民培育政策的发展趋势

（一）政策支持：职业农民发展的制度体系逐渐完善

国家提出要建立职业农民制度，并不断完善支持和配套政策体系，未来的职业农民制度将从教育培养、职称评定、社会保障、后续服务等方面不断完善。

第一，职业农民教育培训体系不断高阶化。职业农民培育纳入国家教育培训发展规划，逐步形成职业农民教育培训体系，可采取“半农半读”就近培训、弹性学制等开展职业农民的学历教育。同时，学历教育与技能教育相结合，形成职业农民的双证教育。双证教育是农民教育的新内容，未来发展空间大。双证教育中既要认识双证基于产业发展实践性的共同特点，又要明确资格证书与学历证书的侧重点，资格证书是技能为王，学历证书是素质为王。未来职业农民培育的分层分类培养体系将逐步完善，主要包括农业经理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领办人、农村实用人才及返乡下乡创业创新者等培育计划。从2019年开始，农业农村部启动了为期三年的职业农民培育提质增效行动，促进职业农民培育的转型升级，前期职业农民培育注重数量，提质增效行动追求数量与质量并重的目标。为实现这一培育目标，国家及各地均采取了分层分类培养的方式。以2020年为例，返乡下乡创新创业者、专业种养能手和主体带头人三类职业农民培育的总人数为33.2万人。第二，职称评定制度不断完善。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开展职业农民职称评定试点工作，研究制定职业农民的总体标准和从业规范，在此基础上，借鉴其他行业的技能评价方式，适时组织职业农民参加农业技能评价，积极开展专门面向职业农民的技能大赛。职业农民的职称评定与其他行业既有相同点，也存在特殊性，职称评定和技能大赛都要关注农业职业的实践性。第三，职业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完善。国家鼓励职业农民发展成熟度高、规模较大的地方探索符合职业农民基本现状的养老保险办法，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引导新型职业农民有序参加城镇职工养老和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第四，强化后续服务。在积极开展职业农民培育行动的基础上，要不断强化职业农民发展的后续扶持服务。例如，2020年农业农村部与国家农担公司、中国邮储银行等开展合作，一方面增加职业农民金融担保和贷款知识政策的培训，另一方面以培训为契机解决职业农民后续发展的贷款难等问题。

（二）政策倡导：培育主体多元化

一方面，职业农民培育主体的多元化趋势越来越明显。这主要体现为农业部门牵头、公益性培育机构为主、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的“一主多元”培训体系，社会主体的加入为职业农民培育注入了社会和市场动能，社会主体参与的基本方式是提供资金支持和技术支持。目前的职业农民培育资金主要来自政府财政，未来要积极撬动社会资金，缓解财政压力。但需要注意的是，吸引社会资本参与职业农民培育，应处理好职业农民培育公益性与社会资本逐利性之间的矛盾。在发挥好政府主导作用的同时，引导市场资源有序有效参与，是未来职业农民培育的趋势之一。另一方面，多元培训主体有细化、聚类的倾向。职业农民培育主体主要有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农民专业合作社、专业技术协会、农业龙头企业、农业科研院所、涉农院校等。从培训主体的属性看，分为政府力量、市场力量和社会力量。从培训的场域看，不同培育主体交叉开展室内培训、田间培训和网络培训。各地在实践中也探索出了因地制宜的职业农民培育模式，诸如“专门机构+多方资源+市场主体”“政府部门+职业学校+农业企业”等。

（三）政策探索：职业农民扮演多重角色

“职业农民是‘现代职业人’，是‘产业农民’和‘专业农民’”⑨，在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等方面扮演着多重角色。农业生产经营者向农业社会化服务者转变，最终承担新型职业农民的多重角色，是未来职业农民培育的重要方向。职业农民不仅仅是农业生产人员，也是农业社会化服务的承担者，即职业农民具有多重角色——生产者、经营者、服务者。他们是服务小农户的主干力量，以农村内生成长型力量助力分散的小农户克服农业生产中的困难，通过不同方式，在农业生产的不同领域组织和带领小农户“抱团”闯市场，“推进规模化、标准化生产经营，引领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⑩。农业专业服务公司、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等都是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农业组织的负责人是职业农民的组成部分之一，职业农民培育过程中，要关注这些职业农民的角色协调与优化问题。

（四）政策促进：农村创新创业浪潮形成

创新创业是乡村振兴的新动能，人才是农村创新创业的核心要素。随着农村社会环境的不断改善和乡村创新创业政策的密集出台，“近年来，涌现了一批饱含乡土情怀、具有超前眼光、充满创业激情、富有奉献精神的农村创业创新带头人，成为引领乡村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11。为了激励农村创新创业者，农业农村部从2016年开始开展农村创新创业优秀带头人典型案例推介活动，至今已推介四批共466人。

农村创新创业的主体包括两部分：一是内生型人才，即土生土长的农业从业者;二是外来型农业从业者，包括高校毕业生、企业家、退役军人等。“乡村人才振兴既要能引进外来人才，也要注重培养本土人才，双向发力激发人才活力。”12培育知农爱农、扎根乡村的职业人才，不但要注重本土性存量人才的培训，更要畅通渠道，吸引域外增量人才到农村干事创业，打破创新创业的城乡场域分野。根据农业农村部网站公布的數据，“到2017年底，返乡下乡创业创新人员达740万人，农村本地非农自营人员3140万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300万家，新型职业农民1400万人”13。近年来，各级政府继续从不同层面强化创新驱动，并且优化创新创业环境，让愿意留下建设家乡的本土人才留得安心，让回报农村的域外人才更有信心。为了促进返乡下乡创新创业工作的开展，2021年农业农村部提出要形成农村创新创业“政策链”，即集成、落实、创设和宣传一批返乡下乡创新创业政策，切实为返乡下乡创新创业者提供政策支持。

（五）政策引导：经验农业走向科技农业

职业农民的提出是适应我国农业发展进程的必然选择，我国从传统的经验农业发展到今天的现代农业，要求作为农业生产主体的职业农民是一个爱农业、懂技术、会生产、善经营、能管理的复合型群体。科技农业发展与农民的主体性地位并不矛盾，科技农业的核心是基于农民农业生产科技能力的提高，促进科学种田理念的落实。科学种田是针对经验农业而言的，经验农业强调种植经验的长期积累性和代际传承性，而科技农业的即时培育性较强，农业从业人员具有跨多个年龄段的特征，生产中所需的务农技能也突破了经验农业的长者优势和经验权威。近年来，农业发展的科技因素越来越凸显，2020年我国农业科技进步的贡献率突破了60%，真正走上从经验农业到科技农业发展的高速之路。根据农业农村部公布的信息，2020年组织全国2300多个农业县构建“专家+农技人员+示范基地+示范主体+小农户”的链式推广服务模式，加快主推技术进村入户到企;在全国2300多个农业县建设了5000个农业科技示范展示基地，选择40万农业科技示范主体;实施重大农业技术协同推广计划，构建了“政产学研推用六方主体”左右协同机制14，推广模式+示范基地+协同机制共同推动农业生产的科技化，落脚点都指向了农业生产最终端的农民，形成了以点带面的示范辐射效应，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和领办人为主体，带领小农户走上农业生产的科技化之路。

五、结语

现阶段职业农民培育呈现出常态化、全面化的特征，培育的系统网络不断完善，这个网络中包含了以政策、制度为顶层设计的培育制度，以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为导向的培育内容，以农民的全面发展为主旨的培育趋势，以学历+技能为核心的双驱激励性培育机制，也包括以专项工程与计划为主的培育手段，政府、社会共同参与所构成的多元培育主体，以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为载体的培育平台。随着政策的完善和体制机制的健全，以服务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为根本目标、促进农业产业化为教育培训导向、实现农民的全面发展为价值追求的“以农为本”教育培训理念将不断深化，最终形成吸纳多元化培育主体、搭建开放培育平台和完善系统培育制度为核心的现代化职业农民培育体系。

[注释]

①郭智奇，齐国，杨慧，等.培育新型职业农民问题的研究[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2（15）：8.

②朱成晨，闫广芬，朱德全.乡村建设与农村教育：职业教育精准扶贫融合模式与乡村振兴战略[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9，37（2）：127.

③朱成晨.协同与共生：农村职业教育融合治理的行动逻辑与支持系统[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20（1）：80.

④庄西真.产教融合的价值意蕴和推进举措[J].教育发展研究，2021（19）：3.

⑤徐辉，许泱，李红，等.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影响因素及其精准培育研究——基于7省21县（市、区）63乡（镇）的调研数据[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18（3）：86.

⑥石丹淅.新时代农村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实践困境与优化路径[J].教育与职业，2019（20）：9.

⑦李强，任胜洪.农民职业教育顶层设计的政策嬗变及其逻辑反思——基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央“一号文件”内容分析[J].成人教育，2021，41（1）：48.

⑧马丽华，娜仁高娃.日本终身教育立法的思想脉络和价值取向——基于《终身学习振兴法》的分析[J].教育发展研究，2021（17）：57.

⑨马建富.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职业教育责任及行动策略[J].教育发展研究，2015，35（Z1）：74.

⑩农业农村部.农民合作社已成为振兴乡村的中坚力量[EB/OL].（2019-09-16）[2021-11-12].http：//www.moa.gov.cn/ztzl/70zncj/201909/t20190916_6327995.htm.

11农业农村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报（2021年第2期）[R/OL].（2021-02-20）[2021-11-12].http：//www.moa.gov.cn/g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