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书衡

（武汉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五四运动作为一次推陈出新的运动，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五四运动发生之后，中国国民党一直试图对其进行诠释。 在从1919 到1949年的30 年间，国民党时常提及五四运动，并联系青年问题、民族命运等对其进行评说。 那么，国民党究竟是如何诠释五四运动的， 国民党五四运动诠释的特点又是什么？ 笔者拟通过分析国民党五四运动诠释的历程，对诠释的特点进行归纳。

一、诠释的基调：检讨和批判

在某些场合， 国民党对五四运动是持赞美态度的。 例如：1930 年 5 月 1 日，《中央日报》发表了《为纪念五四运动中宣部告全国青年书》一文。 文章称，五四运动“不仅为国家民族复兴的重大关键，抑且是政治经济文化革新的一大转机”［1］。 不过，在一番颂扬之后，国民党总会谈及五四运动的缺陷，并将弥补缺陷作为诠释的落脚点。由此看来，国民党颂扬五四运动似乎只是为了引出五四运动， 批判五四运动才是其目的。

在五四运动蓬勃开展的时期， 国民党就表达了对五四运动的隐忧。 国民党一方面表示对民众在五四运动中的觉醒感到欣喜，称赞五四运动是“我国从古未有的‘国民运动’”［2］，另一方面却又提出民众的组织力 “能够永久保持不能够”“能够发扬光大不能够”“能够扩充到（国民的大集团社会）不能够”［3］等问题，并称应当把这“偶发的不规则的民众的力”“弄成一个具体的民权”［4］。 国民党对民众运动的威力也心存忌惮，强调必须引导民众运动向着“最合理的主张”前进，称民众如果“只是靠着‘暴虎冯河’的勇气”开展运动［2］，绝对无法实现进步与和平。 上述隐忧可以视为国民党对五四运动的初步检讨。

随着五四运动的热潮逐渐退去， 国民党正式开启了对五四运动的检讨。 国民党称，民众运动如此快速地进入低潮，其责任应当由五四运动来承担。 还声称， 民众在五四运动中只是从散沙 “似乎有点变粘（今作“黏”——笔者）土”［5］。 由于民众无良好的组织，其团体精神也未经过锻炼，五分钟热度一过，民众运动“自然只有冷若死灰”［6］。 国民党据此提出，民众运动需要一个坚实的中心团体，需要考虑新的斗争手段。 在这一时期，国民党还检讨了新文化运动的方向，提出“劳动运动是文化运动的方向”［7］，国民党在这一特定时期的检讨与中共的主张具有相似之处。

到了大革命时期， 国民党一方面对五四运动反帝反军阀的意义给予高度评价， 另一方面也严厉地指出了五四运动在反帝反军阀方面具有不彻底性。国民党称， 国民革命与单纯的民众运动相比具有优越性， 倘若五四运动就是一场国民革命，“那么所挽回的定然不止于一个山东”［8］。 国民党强调，国民革命是对五四运动的超越。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 国民党为了维护其统治秩序，不但不再倚重民众运动，而且还指责五四运动将学生导向了“滥行活动”的“歧路”，指责五四运动引入了自由主义、共产主义等“邪说”。由于国民党不断强化对五四运动的检讨， 最终检讨演变为苛刻的批判。 在从1934 年到1937 年的这段时间，国民党官方甚至“遗忘”了五四运动。

抗战时期，为了开展战争动员，国民党刻意强调五四运动与抗日斗争的联系。 受到国民党抗日宣传的感召，各种民间抗日团体纷纷涌现，这些抗日团体在支援国民党政府抗战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不过， 国民党依旧不能容忍民众运动 （特别是青年运动）脱离自己的掌控，于是，以五四运动的工作主要是破坏、“在布新方面则不足”［9］为借口，教导青年学生回到教室，为将来的国家建设作准备。

抗战胜利之后， 国民党直接宣称当今时代异于五四运动之时代，青年无须再游行示威、贴标语、喊口号，青年应当积极响应建国号召，切实“负起建国的责任”［10］。

综上所述，早在1919 年，国民党的五四运动诠释就带有检讨和批判的倾向，此后，这一倾向越来越显著，并最终成为国民党五四运动诠释的基调。

国民党为什么会对五四运动持检讨和批判的态度呢？

首先，国民党秉持的是一种精英政治观，国民党对民众参与政治生活存有戒心， 因而很难保持对五四运动的好感。毋庸讳言，国民党在大革命时期也比较重视民众的力量，但在此之前，国民党所发起的一直是只有少数人参加的革命。 就连国民党自己也承认这一点。例如：1928 年5 月3 日出版的《中央日报》发表文章称，“自乙酉而至辛亥若干次的起义， 几乎每次都是很少数革命先烈的行动， 民众还没有直接自动的参加”［11］。 即便是在五四运动发生之后，国民党依然执着于 “利用列强或军阀的对抗迅速地夺取政权”［12］，而不愿或不敢发动民众。所以，国民党在大革命时期对民众运动进行高度评价属于 “偏轨”，而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对民众运动进行批判则是“回归”。

其次， 五四运动对新文化的传布不符合国民党意识形态建构的设想。 国民党一直致力于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称孙中山是“中国道德、文化上继往开来的大圣”［13］，孙中山的思想“完全是中国的正统思想， 就是继承尧舜以至孔孟而中绝的仁义道德的思想”［14］。 在这一话语体系下，任何介绍异质文化的行为都会遭到国民党的严厉拷问， 更何况是被国民党视为“推翻礼教否定本国历史”“打破一切纪律，扩张个人自由”“盲目崇拜外国，毫无别择的（今作“地”——笔者）介绍和接受外来文化”［15］的新文化运动。

最后，青年学生经常借纪念五四运动发起集会、游行，这对国民党的统治秩序造成了威胁。为了削弱青年学生政治参与的热情， 国民党选择对他们的精神图腾——五四运动下手， 国民党不但对五四运动大加批判， 而且还在五四纪念方面小动作不断。 例如：1927 年， 国民党要求五四纪念必须注意秩序，甚至“加派武装兵士照料会场”［16］；1930 年，国民党不再为五四运动设立纪念日；1939 年，国民党重启了五四纪念；1942 年，国民党宣布5 月4 日“非法定纪念日， 更非青年节”［17］；1944 年， 国民党将 5 月 4 日规定为文艺节。 国民党的这一系列举动不但没有能够压制住学生，而且激化了与学生的矛盾。

二、诠释的重点：建构三民主义记忆

为了与中国共产党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争夺五四运动的解释权， 国民党刻意强调五四运动与三民主义存在联系。 国民党在报刊上或是将五四运动称作“三民主义的革命运动”［18］，或是将五四运动比作“国民革命运动中一个支流”［19］， 试图在国民心中植入五四运动的三民主义记忆。 国民党的这一做法贯穿其五四运动诠释的始终。

早在五四时期， 国民党就已经开始尝试对五四运动进行三民主义诠释。在诠释中，国民党刻意强调五四运动具有国民性，称国民在五四运动中“拿出了担负国家责任的真面目”，并且称赞国民拿出的这种“担负国家责任”的精神是“民主立宪国第一遭的精神”，罢工、罢市、罢课是国民“行使国家主权”的重要表现［20］。在预感到民众运动可能带来“副作用”之后，国民党又称，“要把这民众的力弄成一个具体的民权，这是我们最大的目的”［4］。 由此看来，这一时期国民党对五四运动的诠释明显带有民权主义特征。

到了大革命时期， 国民党直接将五四运动与国民革命联系起来， 称国民革命对五四运动具有承继性。 国民党不仅论证了五四运动之后进行国民革命的必要性， 而且还将五四运动和国民革命置于民族运动史和学生运动史中进行考察， 由此初步实现了对五四运动的三民主义诠释。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国民党抛出了“五四运动是三民主义的革命运动”的观点，并且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论证。国民党称，五四运动的起因是青年学生受到了三民主义的濡染， 五四运动的斗争内容以实现三民主义为标的， 五四运动的影响是促进了三民主义的实现。 国民党的上述诠释为世人描述了一个三民主义的五四运动。

抗战时期， 国民党仍然将五四运动与国民革命的联系作为宣传的重点，称五四运动是“国民革命运动中一个支流”。 至此，国民党对五四运动的三民主义诠释范式完全定型。基于这一范式，曾在国民政府中任职的蔡侠飞提出，“五四运动的发生， 虽是青年学生激于爱国的热情， 为一种爱国的自发的救国运动，但其内容原因，完全是由于本党（指国民党，下同——笔者）革命思想普遍深入青年心坎的效果。 而且当时学生运动之所以能蓬勃蔓延， 亦完全是本党的宣传与领导”［21］。 在国民党的话语体系中，自己就是五四运动的领导者和推动者，五四运动的支流“仍旧汇宗于国民革命的大海”，“‘五四’ 运动若果有何贡献……都是滋源于国民革命运动”［19］。抗战结束之后，国民党仍然坚持这一观点，在论述时又补充了一些新的内容。

由此可见， 建构三民主义记忆一直是国民党五四运动诠释的重点。然而，国民党的这一做法却使自己陷入了自相矛盾的泥淖：一方面，国民党对五四运动的三民主义诠释与其对五四运动其他诠释之间存在着矛盾；另一方面，国民党内部也有人反对对五四运动进行三民主义诠释。 以下笔者将具体分析国民党五四运动诠释的矛盾性。

三、诠释的常态：自相矛盾

就总体态度而言， 国民党对五四运动的诠释存在着矛盾。一方面，国民党将检讨和批判作为五四运动诠释的基调；另一方面，国民党又企图借五四运动诠释建构三民主义记忆。 国民党的这种做法明显有悖常理。如果确实如国民党所言，五四运动是三民主义的革命运动， 是 “国民革命运动中一个支流”，那么，国民党理应对五四运动大加歌颂，而不应总是批判。就具体内容而言，国民党对五四运动的诠释也存在着矛盾。首先，国民党在不同时期对五四运动的评价并不一致。 其次，即便是在同一时期，国民党内部对五四运动的评价也不一致。由此看来，自相矛盾是国民党五四运动诠释的一个重要特点。

以下笔者以三民主义记忆的建构、 对青年问题的看法两个问题为例， 分析国民党五四运动诠释的矛盾性。

其一，建构三民主义记忆时的矛盾性。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国民党便抛出了“五四运动是三民主义的革命运动”这一观点，然而，国民党内部一直有人反对这种观点。一些人提出，五四运动以前革命事业难以为继，而北洋军阀盗国日紧、帝国主义侵华日盛，其原因是“国人忽视总理的主义方略”［1］。 由于民众心中的愤懑不断积聚，到了民国八年（1919 年），在青年学生举臂高呼后，民众毅然觉醒，和学生共同发起了轰轰烈烈的救亡运动。在这些人看来，国人忽视三民主义是五四运动的远因。还有一些人提出，五四运动时期国民党的组织尚不完善，民众“没有受得中国国民党充分的指导”［22］，因而缺乏严密的组织和深切的信仰。青年学生同样“缺乏对于三民主义的认识”，没有积极地拥抱革命，在学识才能上的修炼也不够，“遂把五四运动作成一种与国民革命隔离太远的事件结果”， 白白错失了欧战之后改造中国的大好机会［23］。就上述说法来看，国民党内部有一些人认为五四运动的要旨与三民主义相去甚远。

抗战时期，国民党将五四运动称为“国民革命运动中一个支流”，但国民党内部同样有人反对这一观点。 例如：1941 年 5 月 4 日《中央日报》发表的社论《青年报国之大道》称，五四运动的形式虽新，但其内核极为陈旧，“对于时代的精神， 没有确切掌握”［24］；同一天，《中央日报》五四纪念特刊上登载的《记“五四运动”》一文称，五四运动时期孙中山倡导的革命主张“尚未获得大多数民众之了解”，“三民主义尚未获得普遍的信仰”，“中国国民党尚未获得广大民众的拥护”［25］；1945 年 5 月 4 日《中央日报》登载的《略论五四之意义》一文称，五四运动领导者的精神水平都在孙中山之下，“五四运动不一定了解中山先生”，五四运动是一个“不完全的三民主义运动”［26］。

抗战结束之后，为了达到反共的目的，国民党刻意强调五四时期的学生运动具有纯洁性，称当时“没有外来的操纵”， 学生群体中 “只有纯洁的爱国热忱”［27］。 显然，这与国民党所声称的自己领导了五四运动、五四青年受到了“三民主义文化思潮”的“鼓动淘铸”［28］等说法并不一致。

其二，讨论青年问题时的矛盾性。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前， 国民党曾多次慨叹民众运动不够热烈，提出青年学生要在组织民众、联合民众等方面发挥作用，并且将那些闭门读书、不问政治的学生称为“专注目于分数，文凭，学位而作种种享乐的迷梦者”［29］。

然而，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国民党一改之前的态度，称五四运动绝非“青年运动应有之常态”［30］，五四青年总归付出了牺牲学业的代价， 这是学生界的不幸现象。 并对之前批评的那些只知求学而没有革命觉悟的学生进行赞扬， 称赞他们真正扛起了救国的责任，懂得“讲求救国的新方法”［31］。

抗战时期，由于三民主义话语的强势介入，国民党的五四运动诠释频频出现前后矛盾的情况。例如：国民党时而宣称上海的五四学生运动在孙中山的领导下进行得井然有序，运动的经过齐齐整整，运动的结果圆圆满满；时而又批评“过去青年运动往往只有人的关系而无组织的领导， 只凭感情的冲动而不重理智的分析”，称“缺乏组织与训练”是五四学生运动的缺陷［32］。又如：国民党时而称赞五四运动之后青年“无条件的（今作“地”——笔者）投身于主义旗帜之下”［24］，二十多年始终如一；时而又悲叹二十多年来，“为违反国情背逆时代的学说所陷害”的中国青年数量“不知凡几”［33］。

抗战胜利之后，为了对青年学生的行为进行规训，国民党宣称五四运动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青年无须游行示威、贴标语、喊口号，而应切实“负起建国的责任”［10］。 然而，1948 年 5 月 4 日出版的《中央日报》在对1946 年春国统区学生的反苏大游行进行评论时，又称五四运动所提出的“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口号在今天“仍然是极新颖、极亲切、极有力量”的，并且号召青年学生发扬五四运动的精神，“为争主权戡内乱而奋斗”［34］。评论还将五四运动所倡导的科学精神和民主精神称为 “导向建国之路的两面大旗”，称五四运动无异于“一种建国运动”［34］。《中央日报》的这篇评论传达了这样一种观点：无论是就消极的破坏而言，还是就积极的建设而言，五四运动的精神都没有过时。 显然，这与国民党所声称的五四运动的时代已经过去的说法存在着矛盾。 由此看来，国民党对青年学生应该怎样纪念五四运动这一问题的阐释是前后矛盾的。

纵观国民党对于五四运动的诠释不难得出以下结论： 当国民党宣称五四运动是三民主义的革命运动时， 往往是为了号召青年学生继承五四运动的传统、坚定三民主义信仰，而当国民党宣称五四运动缺少“有主义的政党领袖来做指导”时，则是为了告诫青年吸取五四运动的教训，“集合于青天白日旗帜之下”［16］。 当青年学生的行为符合国民党的政治期许，没有危及国民党的统治秩序时， 国民党就对五四运动进行赞扬， 否则就对五四运动进行批判。 这样看来， 国民党似乎并不介意其对五四运动的诠释存在着矛盾之处。 对于国民党来说，五四运动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如何诠释五四运动才具有科学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通过诠释五四运动引导青年学生认同其统治、服从其领导。

四、余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 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建构了为人民群众所接受的五四运动话语， 而国民党的五四运动诠释则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的垮台退出了历史舞台。 国民党的许多重要成员都参与了五四运动，他们不仅对运动进行声援，而且指导民众开展斗争。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国民党控制了中国的文化和教育， 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多生活于国民党统治的地区。 因此，与中共相比，国民党更有条件对五四运动作出科学的诠释。 然而，国民党的五四运动诠释最终走向了破产，这与国民党的指导思想、政党性质等有直接的关系。

笔者将国民党在不同时期对五四运动的诠释进行梳理后提出， 检讨和批判是国民党五四运动诠释的基调， 建构三民主义记忆是国民党五四运动诠释的重点，自相矛盾是国民党五四运动诠释的常态。 在下一步的研究中， 笔者拟将国民党的五四运动诠释与中共等其他历史主体的五四运动诠释进行比较，在比较中对国民党五四运动诠释的缺陷进行批判，同时结合中国近现代的青年运动史、文化运动史等，对国民党五四运动诠释的逻辑进行分析， 以期拓展研究的深度和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