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金莹 ， 汪德根

(1.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 规划设计一所，广州 510060； 2.苏州大学 建筑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3)

0 引言

2019年6月，国土空间规划局发布《市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指南》(简称《指南》)，指出坚持区域联动、控制全域国土空间总体开发强度、促进都市圈和城市群有序发展的编制原则，强调实现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把群众满意度作为衡量规划水平的标准[1]。已有研究表明，高房价对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负面影响[2]，城市发展质量与居民的利益和满意度密切相关[3-4]。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住房价格与城市发展质量呈现明显的空间分异格局[5-6]。为响应《指南》提出的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的需求，研究住房价格与城市发展质量的耦合协调关系具有客观的现实意义。

城市发展质量是城市走向成熟的阶段性体现，涉及城市发展过程中的各种实体要素与潜在因素[7]。住房是具有“消费”与“投资”特性的特殊商品，影响着要素的配置与区域的发展，住房价格是城市经济、人力、社会及行政等综合资源与实力的货币化表达[5]，反映了城市对资源的综合配置能力。城市发展质量与住房价格是一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要素。目前，关于城市发展质量的研究多是从城市化质量[8-9]、经济发展质量[10]、生态发展质量[11]等单要素角度进行城市发展质量的测度或多个城市发展质量的比较分析，研究尺度多为城市尺度，研究区域多为单个区域，鲜有从居民幸福感与满意度的角度进行住房价格与多个都市圈城市综合发展质量的耦合协调对比研究。

要素对住宅价格的影响往往具有3年的滞后期[12]，同时，二手房价格较新房价格具有较好的稳定性。因此，本研究选用2019年3月份二手房房价对应2016年城市发展质量进行耦合协调分析较为合理可行。基于此，本研究以南京都市圈、苏锡常都市圈、徐州都市圈为例，从城市与区县两个尺度、整体与都市圈对比两个角度研究住房价格与城市发展质量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分布格局和区域差异，根据导致低耦合失调的原因划分城市与区县类型，厘清都市圈住房价格与城市发展质量的耦合协调状态及失调原因，并提出相应的发展策略。

1 研究区域、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研究区域

以中心城市在江苏省的南京都市圈、苏锡常都市圈、徐州都市圈为研究对象，分为城市尺度和区县尺度两个层次。其中，南京都市圈是以南京为中心城市形成的跨省都市圈，不仅要带动本省经济发展，还承担着带动安徽四市发展的作用。城市尺度包含江苏4个地级市(淮安、扬州、南京、镇江)、安徽4个地级市(滁州、马鞍山、芜湖、宣城)；区县尺度共有区县59个[13]。苏锡常都市圈对接上海和浙江两大经济体，是江苏最为富庶、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地区。城市尺度包括苏州、无锡和常州3个地级市；区县尺度共有区县22个[14]。徐州都市圈是以徐州为中心城市形成的跨省都市圈，肩负着苏北地区经济增长和江苏省缩小南北贫富差距的重任，是苏北地区经济发展的增长点。城市尺度包含江苏3个地级市(徐州、宿迁、连云港)、安徽两个地级市(宿州、淮北)、山东1个地级市(枣庄)，由于徐州都市圈还包括山东济宁的微山县和河南商丘的永城市，本研究暂把微山县和永城市作为城市尺度进行分析；区县尺度共有区县38个[15]。3个都市圈地理位置毗邻，处于长三角辐射带动中西部地区发展的重要传导区，相互影响程度较强，对整个长江经济带及区域的协同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1.2 数据来源及处理

(1)2019年3月份城市及区县房价数据均来源于安居客网站(https://mobile.anjuke.com/fangjia/)。安居客网站是全国性的二手房交易信息平台，按照月份统计全国各个城市及区县的房价均值，本研究所需的全部城市及绝大多数区县房价均值可直接通过安居客网站获得。对于部分因交易量小或房屋交易信息不完整等相关原因造成的房价数据缺失的区县，采用其所在城市的房价均值代替，此种处理方式不会对住房价格与城市发展质量的耦合协调关系造成重大影响。(2)2016年城市发展质量评价体系相关数据来源于江苏省统计年鉴、安徽省统计年鉴、各城市统计年鉴、各区县统计公报以及各城市文物局及江苏省林业局等的统计资料。针对个别数据缺失的情况，则采取平均值或按照常住人口比例进行补齐。本研究采用极值法对2019年房价数据与2016年城市发展质量评价体系相关数据进行了标准化处理[16]，以消除不同评价指标量纲带来的影响。

1.3 研究方法

1.3.1城市发展质量测度。2018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审议通过《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高质量发展要维护人民群众利益，要实现城市文化、城市宜居性对城市经济的提升带动作用[17]。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包括高效活跃的经济环境、便捷舒适的居住环境、公平包容的社会环境及绿色健康的自然环境[17]，而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的综合质量水平是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全面体现[18]。在新时代“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要求下，结合相关政策文件及学者对城市发展质量的研究框架[7,9,19-20]，构建由经济发展质量、社会发展质量、文化发展质量与生态发展质量构成的城市发展质量评价体系。马静等[7]和何仁伟等[9]研究认为经济发展质量、社会发展质量、生态空间发展质量对城市发展质量的贡献同等重要，而新时代“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要求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文化发展、生态发展互相渗透，互相作用，这几个系统应该同等重要。基于已有研究和现实要求，本研究认为4种发展质量同等重要，因此，各赋权重为0.25。考虑到数据的科学性、代表性与可获取性，选取20个二级指标(表1)，结合层次分析法的主观性[21]与熵权法的客观性[22]，综合确定各指标因子的权重[23-24]，其中，层次分析法是在征求来自高校和研究机构从事城市发展领域的17位专家意见的基础上，排除异常值取平均值进行权重确定，熵权法采用对应的公式进行权重确定，最后取层次分析法与熵权法确定的权重均值。在此基础上，进行加权以测度城市发展质量[25]。

表1 城市发展质量测度指标体系

1.3.2耦合协调度模型构建。借鉴物理学中的耦合模型揭示住房价格与城市发展质量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强弱，考虑到住房价格与城市发展质量间协调发展水平的高低，引入耦合协调度模型[26-27]，公式如下：

式中：C为系统耦合度；U1表示住房价格；U2表示各层面(城市系统及其经济、社会、文化、生态4个子系统)发展质量；T为住房价格与各层面发展质量的综合协调指数；α，β为待定系数，参考已有研究[28]，均取值0.5；D为住房价格与城市发展质量、经济发展质量、社会发展质量、文化发展质量、生态发展质量的耦合协调度，分别以Dc，Dj，Ds，Dw，Dt来表示，D的取值范围为0～1，D值越大，说明住房价格与各层面发展质量关系越协调。借鉴相关研究成果[29-30]，将耦合协调度等级划分为8个等级，即严重失调(0.000～0.199)、中度失调(0.200～0.299)、轻度失调(0.300～0.399)、濒临失调(0.400～0.499)、初级协调(0.500～0.599)、中级协调(0.600～0.699)、良好协调(0.700～0.799)、优秀协调(0.800～1.000)。

1.3.3区域差异测度方法。采用标准差指数测度住房价格、城市发展质量及其耦合协调度的绝对差异，采用变异系数测度住房价格、城市发展质量及其耦合协调度的相对差异[31]，标准差指数越大，表示绝对差异越大；变异系数值越大，表示相对差异越大。公式如下：

2 结果与分析

2.1 整体特征分析

将3个都市圈作为一个整体，分别计算房价与各层面发展质量的耦合协调度及区域差异。表2显示，城市尺度的耦合协调度大于区县尺度的耦合协调度，且均表现为Dt>Dc>Ds>Dj>Dw，即住房价格与生态发展质量的耦合协调度最大，城市尺度和区县尺度分别为0.415和0.386，住房价格与文化发展质量的耦合协调度最小，城市尺度和区县尺度分别为0.358和0.335。进一步比较发现，住房价格与各层面发展质量耦合协调度区域差异均呈现城市尺度大于区县尺度的特征，且无论是城市尺度还是区县尺度，住房价格与经济发展质量的耦合协调度区域差异都是最大，城市尺度标准差指数为0.145，变异系数为0.423，区县尺度相应值分别为0.111和0.356；住房价格与生态发展质量的耦合协调度区域差异都是最小，城市尺度标准差指数为0.122，变异系数为0.319，区县尺度相应值分别为0.097和0.269。

表2 3个都市圈整体房价与各层面发展质量的耦合协调度及区域差异

2.2 住房价格和城市发展质量空间分异特征

为进一步分析住房价格、城市发展质量空间分异特征，利用ArcGIS可视化表达技术，绘制城市尺度与区县尺度住房价格和城市发展质量空间分布图(图1)。住房价格与城市发展质量空间分布格局具有相对一致性，“组团式”格局明显。高房价地区集中在东南部，而高城市发展质量地区呈现以东南部地区为主中心、徐州市为副中心的“双核”格局。南京都市圈住房价格与城市发展质量空间分布格局均有较为明显的省域界限与长江界限，即江苏省内及长江沿线的区县住房价格和城市发展质量均明显高于都市圈内其他区县，说明都市圈的协同发展效果尚未打破行政界限与地理界限；苏锡常都市圈住房价格与城市发展质量均较高且分布较为均衡；徐州都市圈围绕徐州市，住房价格呈现“弱中心”格局，城市发展质量呈现“强中心”格局。

图1 3个都市圈住房价格和城市发展质量空间分布格局

3个都市圈住房价格与城市发展质量区域差异均为南京都市圈最大。住房价格区域差异呈现“区县尺度大于城市尺度”的特征，南京都市圈最大，城市和区县尺度标准差指数分别为6 941.231和8 334.115，变异系数分别为0.612和0.740，几乎是徐州都市圈与苏锡常都市圈的2.5倍。城市发展质量区域差异呈现“城市尺度大于区县尺度”的特征，南京都市圈最大，城市和区县尺度标准差指数分别为0.160和0.118，变异系数分别为0.397和0.337；苏锡常都市圈最小，城市和区县尺度标准差指数分别为0.056和0.042，变异系数分别为0.103和0.094；徐州都市圈城市发展质量区域差异略低于南京都市圈。

2.3 住房价格与城市发展质量的耦合协调度

2.3.1耦合协调度水平整体不高，且呈现一定的空间依赖性。图2显示，住房价格与城市发展质量耦合协调度水平整体不高。无论在城市尺度还是区县尺度，3个都市圈耦合协调度都处于中级协调及以下水平，具体表现为：城市尺度，南京都市圈有1个城市(南京)处于中级协调状态，两个城市(镇江、扬州)处于濒临失调状态，其他5个城市处于失调状态；苏锡常都市圈有1个城市(苏州)处于初级协调状态，两个城市(常州、无锡)处于濒临失调状态；徐州都市圈所有城市均处于失调状态。区县尺度，南京都市圈有3个区县(鼓楼区、建邺区、秦淮区)处于中级协调状态，5个区县(浦口区、栖霞区、玄武区、雨花台区、江宁区)处于初级协调状态，均分布在南京市，3个区县(六合区、溧水区、邗江区)处于濒临失调状态，分布在南京市与扬州市，其余81.36%的区县处于失调状态；苏锡常都市圈有1个区县(虎丘区)处于初级协调状态，分布在苏州市，54.55%的区县处于濒临失调状态，40.91%的区县处于轻度失调状态；徐州都市圈所有区县均处于失调状态。

图2 3个都市圈住房价格与城市发展质量的耦合协调空间分布格局

耦合协调度水平分布呈现一定的空间依赖性，依附于江苏省界与长江呈现一定的等级差异，即长江沿线及江苏省内城市与区县耦合协调度明显高于其他地区。南京都市圈耦合协调度呈现明显的中心城市集聚特征，苏锡常都市圈耦合协调度水平整体较高，徐州都市圈耦合协调度水平普遍偏低。这与住房价格、城市发展质量的空间分布格局有一定的一致性。

2.3.2耦合协调度由大到小依次为苏锡常都市圈、南京都市圈、徐州都市圈。以3个都市圈城市与区县耦合协调度的平均值分别代表南京都市圈、苏锡常都市圈及徐州都市圈在城市尺度与区县尺度的耦合协调度(表3)。3个都市圈住房价格与各层面发展质量的耦合协调度均呈现由大到小依次为苏锡常都市圈、南京都市圈、徐州都市圈的特征，且城市尺度的耦合协调度基本均大于区县尺度的耦合协调度。对于住房价格与城市发展质量的耦合协调度，具体表现为：苏锡常都市圈耦合协调度最高，城市尺度和区县尺度的值均超过0.4；南京都市圈耦合协调度居中，城市尺度和区县尺度的值介于0.3～0.4；徐州都市圈耦合协调度最低，城市尺度和区县尺度的值均低于0.3。

表3 住房价格与各层面发展质量的耦合协调度

对于不同都市圈，住房价格与经济、社会、文化、生态4个子系统发展质量耦合协调关系不同。具体表现为：南京都市圈住房价格与生态发展质量耦合协调度最高，城市尺度和区县尺度分别为0.421和0.368，与社会发展质量、经济发展质量耦合协调度较低；苏锡常都市圈住房价格与社会发展质量的耦合协调度最高，城市尺度和区县尺度分别为0.508和0.434，与文化发展质量的耦合协调度最低，城市尺度和区县尺度分别为0.437和0.366；徐州都市圈住房价格与生态发展质量的耦合协调度最高，城市尺度和区县尺度的值介于0.3～0.4，与文化发展质量的耦合协调度最低，城市尺度和区县尺度的值均低于0.3。

2.3.3都市圈耦合协调度区域差异既表现出共振性又呈现出尺度敏感性。住房价格与各层面发展质量的耦合协调度区域差异具有良好的共振性，苏锡常都市圈耦合协调度区域差异均为最小(表4)。在城市尺度，3个都市圈各层面耦合协调度区域差异均呈现出由大到小依次为徐州都市圈、南京都市圈、苏锡常都市圈的特征；在区县尺度，3个都市圈各层面耦合协调度区域差异均呈现出由大到小依次为南京都市圈、徐州都市圈、苏锡常都市圈的特征。即在城市尺度，徐州都市圈各层面耦合协调度区域差异最大，在区县尺度，南京都市圈各层面耦合协调度区域差异最大，而苏锡常都市圈各层面耦合协调度的区域差异均为最小。

表4 房价与各层面发展质量耦合协调度区域差异比较

3个都市圈住房价格与各层面发展质量耦合协调度区域差异具有尺度敏感性，不同尺度的都市圈区域差异关系不同。① 南京都市圈。对于标准差指数，除生态发展质量层面外，其他层面城市尺度区域差异大于区县尺度，经济发展质量层面差异最大，城市和社会发展质量层面差异最小，分别为0.014和0.003；对于变异系数，区县尺度区域差异大于城市尺度，生态发展质量层面差异最大，经济发展质量层面差异最小，分别为0.062和0.023。② 苏锡常都市圈。区县尺度区域差异大于城市尺度，对于标准差指数和变异系数，均为经济发展质量层面差异最大，分别为0.019和0.058，文化发展质量层面差异最小，分别为0.004和0.025。③ 徐州都市圈。城市尺度区域差异大于区县尺度，对于标准差指数，城市发展质量层面差异最大，文化发展质量层面差异最 小，分别为0.045和0.036；对于变异系数，生态发展质量层面差异最大，经济发展质量层面差异最小，分别为0.178和0.151。因此，对于南京都市圈应从城市和区县进行双尺度耦合协调度的提高与调整，对于苏锡常都市圈和徐州都市圈，分别以区县和城市为单元进行耦合协调度的提高与调整会更有效。

2.4 住房价格与城市发展质量的耦合协调度类型

鉴于0.5一般为协同与否的主要界线[27]，因此，根据耦合协调程度，将初级协调、中级协调、良好协调和优秀协调的城市与区县定义为耦合协调城市，将濒临失调、轻度失调、中度失调和严重失调的城市与区县定义为低耦合失调城市。根据耦合协调状态及主导低耦合失调的原因划分城市与区县类型，即对于低耦合失调区域，将住房价格与城市发展质量的耦合协调度Dc和住房价格与经济发展质量、社会发展质量、文化发展质量、生态发展质量的耦合协调度(Dj，Ds，Dw，Dt)进行对比，以低于Dc的指标来判别导致Dc较低的原因，进而划分城市和区县类型。

通过分析，可将城市划分为以下6种类型：(1)经济社会失调主导的低耦合失调。仅有南京都市圈的马鞍山1个城市，占南京都市圈城市数量的12.50%，占城市总数量的5.26%。(2)经济社会文化失调综合导致的低耦合失调。包括南京都市圈的淮安、滁州、芜湖、宣城以及徐州都市圈的徐州、连云港、宿迁、枣庄、永城，分别占南京都市圈和徐州都市圈城市数量的50.00%和62.50%，占城市总数量的47.37%。(3)经济文化失调主导的低耦合失调。包括徐州都市圈的宿迁和淮北，占徐州都市圈城市数量的25.00%，占城市总数量的10.53%。(4)社会文化失调主导的低耦合失调。包括南京都市圈的镇江和扬州以及徐州都市圈的微山县，分别占南京都市圈和徐州都市圈城市数量的25.00%和12.50%，占城市总数量的15.79%。(5)文化生态失调主导的低耦合失调。包括苏锡常都市圈的无锡和常州，占苏锡常都市圈城市数量的66.67%，占城市总数量的10.53%。(6)耦合协调城市。包括南京都市圈的南京和苏锡常都市圈的苏州，分别占南京都市圈和苏锡常都市圈城市数量的12.50%和33.33%，占城市总数量的10.53%。整体上，3个都市圈有17个城市处于低耦合协调状态，影响程度由高到低依次为文化层面失调、经济层面失调、社会层面失调、生态层面失调。对比3个都市圈，南京都市圈有7个城市处于低耦合失调状态，影响程度由高到低依次为社会层面失调、文化层面失调、经济层面失调；苏锡常都市圈有两个城市处于低耦合失调状态，影响程度由高到低依次为文化层面失调、生态层面失调；徐州都市圈有8个城市处于低耦合失调状态，影响程度由高到低依次为社会层面失调、文化层面失调、经济层面失调。

通过分析，可将区县划分为以下8种类型：(1)经济社会失调主导的低耦合失调。包括南京都市圈9个区县和苏锡常都市圈1个区县，分别占南京都市圈和苏锡常都市圈区县数量的15.25%和4.55%，占区县总数量的8.40%。(2)经济社会文化失调综合导致的低耦合失调。包括南京都市圈21个区县、苏锡常都市圈1个区县和徐州都市圈21个区县，分别占南京都市圈、苏锡常都市圈和徐州都市圈区县数量的35.59%，4.55%和55.26%，占区县总数量的36.13%。(3)经济文化失调主导的低耦合失调。包括南京都市圈11个区县、苏锡常都市圈9个区县和徐州都市圈16个区县，分别占南京都市圈、苏锡常都市圈和徐州都市圈区县数量的18.64%，40.91%和42.11%，占区县总数量的30.25%。(4)经济社会生态失调综合导致的低耦合失调。包括南京都市圈6个区县，占南京都市圈区县数量的10.17%，占区县总数量的5.04%。(5)社会文化失调主导的低耦合失调。包括南京都市圈4个区县、苏锡常都市圈2个区县和徐州都市圈1个区县，分别占南京都市圈、苏锡常都市圈和徐州都市圈区县数量的6.78%，9.09%和2.63%，占区县总数量的5.88%。(6)社会失调主导的低耦合失调。包括苏锡常都市圈1个区县，占苏锡常都市圈区县数量的4.55%，占区县总数量的0.84%。(7)文化失调主导的低耦合失调。包括苏锡常都市圈7个区县，占苏锡常都市圈区县数量的31.82%，占区县总数量的5.88%。(8)耦合协调。包括南京都市圈8个区县和苏锡常都市圈1个区县，分别占南京都市圈和苏锡常都市圈区县数量的13.56%和4.55%，占区县总数量的7.56%。总之，除南京市的8个区县与苏州市的1个区县外，其余110个区县均处于低耦合失调状态，影响程度由高到低依次为经济层面失调、文化层面失调、社会层面失调、生态层面失调。对比3个都市圈，南京都市圈有51个区县处于低耦合失调状态，占比为86.44%，影响程度由高到低依次为经济层面失调、社会层面失调、文化层面失调、生态层面失调；苏锡常都市圈有21个区县处于低耦合失调状态，占比为95.45%，影响程度由高到低依次为文化层面失调、经济层面失调、社会层面失调；徐州都市圈有38个区县处于低耦合失调状态，占比为100%，影响程度由高到低依次为文化层面失调、经济层面失调、社会层面失调。综上，文化和经济层面对3个都市圈低耦合失调贡献程度较大。对比3个都市圈，导致低耦合失调的因素具有尺度敏感性，对于同一都市圈，城市尺度与区县尺度的影响因素不同。其中，城市尺度，南京都市圈与徐州都市圈低耦合失调影响因素较为一致，主要由社会、文化和经济层面失调导致，苏锡常都市圈低耦合失调由文化、生态层面失调导致；区县尺度，苏锡常都市圈与徐州都市圈低耦合失调影响因素较为一致，主要由文化、经济层面失调导致，南京都市圈主要由经济、社会和文化层面失调导致。因此，南京都市圈的城市应注重社会与文化层面的耦合协调发展，区县则应注重经济与社会层面的耦合协调发展；苏锡常都市圈的城市应注重文化与生态层面的耦合协调发展，区县则应注重文化与经济层面的耦合协调发展；徐州都市圈的城市应注重社会与文化层面的耦合协调发展，区县应注重文化与经济层面的耦合协调发展。

3 结论与讨论

3.1 结论

(1) 南京都市圈、苏锡常都市圈和徐州都市圈住房价格与城市发展质量、经济发展质量、社会发展质量、文化发展质量、生态发展质量的耦合协调度与区域差异均呈现出城市尺度大于区县尺度的特征。住房价格与生态发展质量耦合协调度最大，与文化发展质量耦合协调度最小。住房价格与经济发展质量耦合协调度区域差异最大，而与生态发展质量耦合协调度区域差异最小。

(2) 3个都市圈住房价格与城市发展质量空间分布格局具有相对一致性，“组团式”格局明显。高房价地区集中在东南部，高城市发展质量地区呈现以东南部地区为主中心、徐州市为副中心的“双核”格局。住房价格与城市发展质量的区域差异均为南京都市圈最大。

(3) 3个都市圈住房价格与城市发展质量的耦合协调度水平整体不高，均处于中级协调及以下水平，分布呈现一定的空间依赖性，依附于江苏省界与长江，呈现一定的等级差异。3个都市圈住房价格与各层面发展质量的耦合协调关系均呈现出耦合协调度由大到小依次为苏锡常都市圈、南京都市圈、徐州都市圈的特征，且城市尺度的耦合协调度基本均大于区县尺度的耦合协调度。对于不同都市圈，住房价格与经济、社会、文化、生态4个子系统发展质量耦合协调度情况不同。住房价格与各层面发展质量的耦合协调度区域差异既表现出共振性又表现出尺度敏感性，苏锡常都市圈耦合协调度区域差异均为最小，且不同尺度的都市圈区域差异关系不同。

(4) 根据协调状态及主导低耦合失调的原因，将城市划分为6种类型，将区县划分为8种类型。整体上，文化和经济层面对3个都市圈低耦合失调贡献程度较大。因此，3个都市圈应格外重视城市之间文化与区县之间经济的协调发展。对比3个都市圈，导致低耦合失调的因素具有尺度敏感性，对于同一都市圈，城市尺度与区县尺度的影响因素不同。

3.2 讨论

(1) 分析住房价格与城市发展质量的耦合协调度，对于响应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的需求具有重要意义。江苏省的3个都市圈二者耦合协调度较低，存在着明显的区域差异，依据导致低耦合失调的原因，寻找切实可行的发展路径与对策，促进都市圈圈内、圈外协调发展，是实现住房价格与城市发展质量耦合协调的关键。在都市圈发展过程中，对于不同的城市与区县，注重住房价格波动溢出效应及都市圈发展的外部性影响，采取差异化的应对策略，实现住房市场发展与城市发展质量融为一体、协同共进。

(2)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及国家与地方政策的变化，住房价格与城市发展质量的耦合协调水平会动态变化，导致低耦合失调的原因亦会不断变化。本研究从静态空间分析耦合协调空间分布格局及导致低耦合失调的原因，未来可采用深度学习等人工智能方法探讨不确定因素对二者耦合协调水平的影响，提出更符合动态变化与多元化发展需求的路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