娄坤 潘露

摘  要：国际教育是高等教育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开办留学生教育既是一所大学办学水平和实力的体现，也是一座城市综合竞争力的展示。西部地区非省会城市受经济水平、地理位置、国际影响和城市建设等因素的制约，与东中部地区相比，在打造留学生教育基地中处于劣势地位。通过利用相关经济学理论，从政府、学校、社会三个层面进行分析，提出西部地区非省会城市留学生教育基地建设的路径。

关键词：西部;非省会城市;留学生教育;路径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000X（2022）04-0006-04

Abstract：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The opening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 education is not only a manifestation of the level and strength of a university， but also a demonstration of the comprehensive competitiveness of a city. The non-capital cities in the western region are restricted by factors such as economic level， geographical location，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and urban construction. Compared with the eastern and central regions， they are in a disadvantaged position in building an education base for foreign student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relevant economic theories， the path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education bases for foreign students in non-capital cities in the western region is proposed from the three levels of government， schools and society.

Keywords： the west part of China; non-provincial capital; international students education; path

一、打造留学生教育基地的经济学分析

（一）公共产品理论（Public product theory）

公共产品理论是公共经济学的理论支柱之一，发源于财政学，主要是研究政府在市场经济活动中的地位、作用以及行为。公共产品是由政府（公共部門）所生产和提供的，用于满足全体社会成员共同需求的产品和劳务[1]。“公共产品”的概念相对于“私人产品”，两者之间的核心区别在于效用是否具有分割性、消费是否具有竞争性、受益是否具有排他性。在公共经济学理论中，纯公共产品只能由政府提供;准公共产品可以由政府提供，也可以由私人经济部门提供，但主要应是由政府提供。政府通过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经济活动来为社会成员提供诸如国防、教育、卫生、文化等的公共服务。

高等教育属于准公共产品这一观点已经得到学者们的普遍认同，即高等教育既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又具有私人产品的属性，但公共产品的属性要大于私人产品的属性。留学生教育基地的建设主体应该界定为地方政府，而不是高等院校或私人经济部门，这个核心问题的明确将直接决定留学生教育基地建设的成败。否则，高等学校对留学生教育的投入不足，大众（消费者）的“搭便车问题”（Free rider problem）行为会让投资高等教育的私人经济部门承担较大的投资风险和有较长的投资周期，最终受影响的是地区整体高等教育水平。

（二）人力资本理论（Human capital theory）

人力资本理论是教育经济学的核心，它的提出突破了传统经济学理论对“资本”的定义，将资本划分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两类。物质资本是体现在物质产品上的资本，如厂房、机器、设备、原材料、燃料和半成品等。人力资本是体现在劳动者身上的资本，如劳动者的知识技能、文化技术水平与健康状况等[2]。该理论认为，人力资源是一切资源中最主要的资源;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人力资本的作用大于物质资本的作用;人力资本主要是通过人力投资而形成，教育投资是人力投资的主要部分。这一理论的提出，改变了此前大部分经济学者重视物质资本而忽视人力资本作用的状况。

人力资本理论让政府和民众认识到，无论是正规的学校教育，还是在职培训教育，人们通过教育投资，提高自己的生产能力，能够增加个人的未来收益，进而促进整个国家的经济增长。这一观念在全世界已经得到了认同形成了共识。不管哪个国家的学生，都愿意在能力范围之内接受更加优质的高等教育。与世界一流先进国家的高等教育相比，我国的高等教育有着自己的优势，而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又有着其独有的特色，对吸引东南亚、南亚的留学生有着天然优势。

（三）成本分担理论（Cost-sharing theory）

成本分担理论是高等教育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之一。20世纪60年代，在该理论产生之前，基于当时奉行的高等教育履行社会责任理论，欧美国家高等教育的办学成本几乎全部由国家财政承担，甚至私立高校也得到了大量的政府资助。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教育财政体制导致政府财政压力巨大，高等教育质量下滑，出现“劫贫济富”的社会不公平现象等突出问题。成本分担理论认为高等教育成本应该由政府、学生及其家长、社会来共同承担。该理论逐渐得到世界各国的认同，成为各个国家制定高等教育学费政策的重要理论依据。

按照这一理论，政府通过财政性资金投入（包含教育预算支出）、奖助学金、其他专项补助等形式承担了高等院校办学成本。高等教育是一种准公共产品，国家是高等教育最大的受益者，所以政府应是高等教育成本最主要的分担者。学生及其家庭是受教育的直接受益者，通过缴纳学杂费来承担了一部分办学成本。社会资本投资办学（民办高校）、教育基金会捐资和校友捐赠等是社会层面分担高等教育成本的主要形式。西部非省会城市要想大力发展留学生教育，势必需要走多元化办学和多渠道筹资之路。

（四）供给-需求理论（Theory of supply and demand）

供给（Supply）和需求（Demand）是市场经济活动中相对应的两种经济行为。消费者（买方）根据自身喜好对某个产品或服务表达出需求信息。生产者（卖方）根据市场所反应出的需求信息，提供相对应的产品或服务。影响需求的因素有价格、消费者收入、替代商品价格、消费者喜好和消费者预期价格等。影响供给的因素有价格、技术、替代产品价格、投入要素价格、生产者预期价格等。只有当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相交时，即供给与需求达到平衡状态，才会实现市场均衡，从而实现了供给量等于需求量。

根据供给-需求理论，西部非省会城市开展留学生教育要重视对有效供给和有效需求的分析。留学教育的有效需求包括国外学生到我国西部地区留学的欲望，以及留学费用的支付能力。实现有效供给，城市需同时满足具有提供留学教育的意愿，以及实现留学教育的能力。如果没有对留学需求进行充分的调研和考证，盲目地扩大国际教育计划，加大留学生教育的软硬件建设，就会造成供给过剩，浪费了有限的社会资源。另一方面，如果没有准确掌握国外学生的留学需求，量身打造与之相匹配的留学市场，势必会造成潜在的学生资源分流到其他地区。

（五）筛选假设理论（Screening Hypothesis）

在教育经济学中，筛选假设理论（又称为“文凭理论”）是与人力资本理论相对立的一种理论。它从根本上反对人力资本理论所提出的投资和接受教育能够提高个人的生产能力。它认为教育只是一种筛选装置，帮助用人单位在求职者所提供的文凭中识别出自己所需要的员工并进行选择。对雇主而言，在所有的代替指标中，学校教育程度是最好的能力信号机制或者说代替指标，学校教育文凭具有精确性、效率性和公平性[3]。对求职者而言，文凭只是雇佣双方在非对称信息环境下的一种能力信号。虽然人力资本理论最终成为了主流学术理论，但是筛选假设理论对教育经济学的研究发展依然起到了重要的学术启迪和显著的推动作用。

对于选择出国留学的学生和家庭而言，其教育成本往往大于本国高等教育成本。因此，除了本国环境、教育水平、家庭实力、个人兴趣等因素决定是否选择留学外，影响今后就业和生存的教育文凭也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西部非省会城市在打造留学生教育基地的同时，应充分考虑留学生对教育文凭的需求。

（六）规模经济理论（Economies of scale theory）

规模经济理论产生于企业經营和生产活动中，是指企业在生产技术、组织结构、劳动力要素等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通过扩大经营规模可以降低平均生产成本，从而实现利润提高。该理论运用到教育领域中，当学生人数增加的比例大于单位学生成本增加比例时，便是教育规模经济，反之就是教育规模不经济。教育资源具有整体性和不可分性，即无论学生的多少，其教育资源都只能同时使用，不可因为学生数量少而仅仅使用其中某一部分或某个资料。因此，学生规模过大可以增加资源的使用率，增强资源效用，降低单位学生成本，从而产生了教育规模经济效果[4]。

国际教育不同于国内教育，一是国内生源丰富，招生较为容易;国际教育招生受到诸多条件和标准的限制，生源相对较少。二是国际教育的投入要求高，单个学生的办学成本远高于本国学生的办学成本。因此，如果留学生生源不足，在校生数量偏少，在同一水平办学投入的前提下，留学生单个培养成本较高，导致教育规模不经济，造成教育资源浪费。

二、打造留学生教育基地的路径和对策

（一）政府层面：当地政府应发挥打造留学教育基地的主导作用

1. 加大对高等院校办学经费的投入。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属地范围内的高校分为四种类型：部属本科院校、省属本科院校、省属高职高专院校、民办院校。从管辖权来看，地方政府仅需负责由其管理的市属高校（含代管）的财政拨款。部属院校由中央财政负责，省管高校由省级财政负责，民办院校由办学投资者负责投入。作为准公共产品的高等教育，本应由政府作为主要的产品供给者。高等教育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起着促进作用，具有显著的正外部性效应。因此无论管辖权如何界定，地方政府都应对属地范围内的高等院校根据不同的情况给予财政经费投入。特别是对开展了留学生教育或拟举办留学生教育的高校，尤其需要财政资金的倾斜，以确保高等院校能够支撑起打造留学生教育基地的重要载体作用。教育的发展也需要规模经济的支持，这就要求政府和国家出面通过免费教育、教育补贴和教育贷款等方式来承担发展高等教育事业的主要任务[5]。

2. 提高城市的现代化水平。对于留学生而言，除了学校的办学实力和专业水平，还关注留学所在地的现代化水平和文明程度。现代化水平主要包括城市规划、基础设施条件、功能区域划分、产业结构和分布、交通运输和物流、网络和信息化技术的发达程度。先进的城市现代化水平不仅能够为留学生提高优良的学习环境和条件，更能为其提供先进的国际视野和宝贵的城市发展经验，有助于留学生回国以后的职业发展。因此现代化程度越高的地区越容易受到留学生的青睐。西部地区在历经西部大开发、精准扶贫等国家重大战略后，基础设施状况已发生根本性改变。在此基础上，地方政府应进一步重视交通运输与物流、网络与信息化技术的建设与应用，在缩短时空距离的同时，用网络空间换取地理空间，以提升对国际学生的吸引力。

3. 打造宜居的城市人文生活环境。根据需求理论，留学生除了有学习需求，还具有生活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文化需求、宗教需求等。对于远离国土和家乡的留学生来说，开明的社会风气、安全的城市治安、包容的社会文化、自由的宗教信仰、便捷的生活条件、良好的市民素质是国外学生选择留学就读的重要因素。地方政府在重视基础设施硬件建设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城市人文环境的软件打造。地方政府可以依托“文明城市”创建，从治安状况、市民素养、人居环境、商业服务和信息通讯等方面开展一系列的优化和提高工作。

4. 开展丰富有效的宣传和推介活动。与东部发达地区相比，西部地区经济落后，大部分高校的世界知名度不高。国外学生及家庭对我国西部地区和西部高校缺乏较为客观、准确、全面的了解，很少将其作为留学的第一选择。地方政府可以充分利用“一带一路”倡议，举办系列国际教育巡回展示、与国外城市结为“友好城市”、发布全球招生宣传专题片、积极与我国駐外使领馆交流联系、塑造留学生代言人形象等多种方式，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推介并形成具有品牌效应的留学生教育项目。

（二）高校层面：高等院校应承接打造留学教育基地的载体作用

1. 提升国际教育的供给能力。在全球一体化和高等教育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下，国际教育已经成为一种常态，世界各国都具有较强的留学教育需求。按照供给-需求理论，要实现有效需求就必须具备有效供给。我国教育主管部门对开办留学生教育制定了严格的标准和要求，高等院校必须提高自身的办学水平和实力，达到国家标准，才能获得留学生招生资格，即获得供给能力。而供给能力的高低直接决定满足消费者需求的程度，影响对消费者（潜在留学生）的吸引力。因此，高等院校必须提高学校的办学理念、教学质量、科研水平和国际化程度，才能有效提升国际教育的供给能力。

2. 分门别类地制定有针对性的留学教育方案。中国高等教育是全球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自身独有的特色和优势，比如地域广阔，毗邻国家众多，地缘关系丰富;高等院校数量多，层次完整，学科门类齐全;国家工业体系完备，产教融合程度高，等等。从人力资本理论来讲，留学是对自身的一种投资，能够提高自身的专业技能和生产水平，最终转化为自我在未来所获得的收益。从筛选假设理论来看，留学生也同时具备学历（文凭）需求。因此，西部高校有必要开展针对性的国际教育。从办学层次来看，研究型大学可以以承接科学研究和文化交流的留学生为主;地方应用型大学以研究生和本科生教育为主;职业院校以培养蓝领技术人员的国际教育为主。从招生区域来看，研究型大学主要在欧美等发达国家招生;地方应用型大学和职业院校主要集中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东南亚、南亚等周边邻国以及非洲等区域。

3. 合理规划和设定留学生招生规模。为避免留学生教育规模太小，不能有效和充分地利用所投入的教育资源而造成单位留学生培养成本过高的不经济效应，必须合理地设定留学生的招生规模。第一，测算出留学生的生均培养成本，编制国际教育投入预算及规划，以此推算留学生的招生规模。第二，在学校国际教育投入到达一定规模的情况下，尽可能扩大留学生的招生规模。第三，当对国际教育的投入达到一定规模后，每年仍需投入一定的教学运行成本。第四，学校应积极和地方政府沟通协调，争取地方政府对留学生招生规模的呼吁和支持，以配合当地打造留学生教育基地。

4. 积极深化国际间的校际交流合作。在全球化交流的时代背景下，西部地方院校也应该积极主动地走出国门。从地理位置看，西部地区直接面向南亚、东南亚和欧洲大陆;从“一带一路”版图看，西部地区可以辐射全球绝大多数国家。西部地方院校可以发挥地域优势以及“一带一路”历史宝贵机遇，更加深入地融入全球化大发展中，与各国高校开展学生互换、学分互认、教师访问、科研合作和文化交流，建立良好互信互认的国际校际关系，奠定国际教育良好基础。

5. 制定奖助学金，分担留学生的教育成本。按照教育成本分担理论，无论是留学生所在国家，还是我国政府，都不应承担其全部的教育成本，留学生应通过缴纳学费的方式实现教育成本分担。为保证教育公平，鼓励有意向的学生有机会就读，各国政府分别都设立了不同类型的奖助学金，对符合条件的学生进行资助。西部地方院校在设置奖助学金时，应将留学生群体与本国学生一并纳入资助体系，针对留学生设立专项奖助学金予以资助，以符合教育成本分担理论中的资助理论。同时，当地政府也应该在每年预算编制时，在教育投入中设立专项经费，以支持属地高校设立留学生专项奖助学金。

（三）社会层面：社会资本应起到打造留学教育基地的促进作用

1. 积极拓展民办院校的国际教育空间。民办院校是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日本、韩国、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甚至是主要组成部分。我国的民办高等教育发展于20世纪80年代，起步较晚，虽历经近40年的发展并取得显著成绩，但仍与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民办高等教育具有不小的差距。西部地方民办高校的特点是办学历史较短，办学投入有限，办学规模不大，办学层次以专科学历或职业教育为主。虽然我国教育主管部门基于民办院校目前的办学现状和水平，对民办院校开办国际教育做出一些限制和要求，但是西部地方政府应该借助“一带一路”倡议机遇，大力扶持民办院校，探索创新民办院校办学模式，为民办院校开展国际教育搭建平台，特别是大力鼓励和支持我国民办院校与国外私立大学发挥各自优势，合作共赢，联合开展国际教育。

2. 鼓励和支持企业参与国际教育活动。企业在与国内高校开展“政产学研用”融合发展的基础上，可以积极参与留学生教育。企业可以与高校联合培育“双师型”留学生教师，参与留学生教育和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参与留学生的理论教育和实践教学环节;与学校共同探索建立符合留学生职业教育特色的“学徒制”教学模式;接纳留学生进入企业观摩学习或顶岗实习。这样既有助于提高留学生的教育质量，又可以通过向留学生灌输企业文化和理念来树立企业的国际形象，有助于企业今后在留学生所在国家进行市场开拓和产业布局。

3. 依托高校教育基金会筹措国际教育办学经费。除了财政拨款、学费收入两项外，社会捐资是高等院校的第三筹资渠道。由于财政性教育拨款和学费收入受到财政预算及学费政策的限制，不可能有大的变化，相比之下，第三渠道资金有相当大的伸缩性和扩展空间，因而成为世界各国大学普遍追求的热点[6]。我国高校基金会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远远落后于国外教育基金会，西部高校基金会在筹资能力、发展理念、管理水平和资金运作等方面更是存在很大差距。西部非省会城市高校应该尽快在民政主管部门审批下成立非营利性的教育基金会，设立留学教育专项基金。一是主动联系开展了国际业务的国内企业，说服企业向专项基金注资，用于支持留学教育的开展。二是借助国外成熟的慈善捐赠文化，在留学生源地募集社会类捐赠。三是以市場化方式运营教育基金会。完善规章制度，配置专业人员，稳健投资形式，增加投资收益，主动接受监督。四是加强与海外校友的联系。注重挖掘毕业留学生的校友资源，建立海外校友会，密切海外校友联系，鼓励留学生校友向教育基金会捐赠以助力母校的发展。

4. 充分发挥教育留学中介机构的纽带桥梁作用。打造留学生教育基地要把握留学生招生与国内招生的区别。除了政府、高校自身的宣传推介外，还应该借助和依靠国内外正规的留学中介机构。政府和高校可以与知名留学中介机构建立战略合作关系，依托其丰富的招生经验，成熟的运营模式，良好的品牌效应，对当地留学教育市场的准确研判以及对我国留学政策的熟悉掌握，进一步扩大我国西部地区高等教育的国际吸引力和国际认可度，建成一批稳定、优质、成熟、充足的留学生生源基地。

参考文献：

[1]樊勇明，杜莉.公共经济学（第二版）[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47.

[2]顾明远.教育大辞典[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1663，1271.

[3]徐国兴.高等教育经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21-23.

[4]靳希斌.教育经济学（第四版）[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372-374.

[5]秦福利.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研究[M].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2：29.

[6]李未.拓宽高等教育社会筹资渠道完善教育基金会制度[J].中国高等教育，2004（2）：17-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