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胜艳

内容摘要：古典主义是中国20世纪现代文学史上的一种重要的文学思潮，对很多作家及流派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京派的文学创作中具有明显的古典主义倾向，本文将会从京派文学创作的基本思想、创造眼光和审美原则来对照古典主义进行分析，最后对京派文学创作的古典主义倾向进行评析。

关键词：京派 文学创作 古典主义

古典主义在文学史上的概念，起源于欧洲。古典主义作为一种文艺思潮，包含了两种道路指向：一种是非常推崇理性、崇尚模仿自然和强调艺术规范的新古典主义，这一种艺术思潮大兴于17世纪的法国，对德国、英国、拉丁世界有很大的影响，我国的学衡派和新月派受到的就是这种新古典主义的影响;另一种古典主义的艺术理想是模仿、再现古希腊诗学的光辉，继承并发扬古希腊艺术的精神与风格，京派则受此影响较大。20世纪30年代形成的以废名、凌淑华、沈从文、萧乾、朱光潜等为代表的“京派”，在社会的动荡和政治的混乱中，抛开政治和商业功利性，建造属于他们文学的“希腊小庙”，看重人生，关注平民，追求静穆的艺术境界，他们的文学创作中具有明显的古典主义倾向。

一.基本思想：追求自然人性

京派对自然人性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他们注重对普通平民生活的描写，对生活中的俗人俗物表现出特有的热爱与亲近，花大量笔墨刻画淳朴、自然、原始的人性美和人情美。例如沈从文的《柏子》写的是一个水手和寡妇之间的故事，文中重点不在于宣讲道德伦理，而是以温情的笔墨写出这种自然人性之和谐，肯定柏子和寡妇之间的正常人的原始欲望。沈从文笔下的水手、妓女、渔夫、士兵等，虽然出生社会底层，生活很贫困甚至养活自己都很难，但他们却是那么的善良、真挚、纯朴、重情谊，他们虽然生活水平很低，很难养活自己，但却大方好客，野蛮粗犷中又透露出诚实可爱，展现了一种原始古朴的人性美、人情美。废名作品里的业主、村姑、牧童、老汉、雇农等，心灵都是那么美好而又真挚。汪曾祺笔下的人物虽然会有一些生活的摩擦和恩怨，但在大是大非上却又那么充满原始的那种人性、人情美。京派作家在刻画人性美和人情美的时候还特别爱用儿童的眼光来描写成人世界，如萧乾的《篱下》，凌淑华的《一件喜事》，汪曾祺的《戴车匠》等，都运用了儿童的视角真挚的表现出了他们的童心，这其实也是对未来社会和完美人性的另一种表现，反映了作家的对这种生活的向往之情。

京派对人生的关注，并没有让他们的文字陷入对人生的琐碎与繁杂的描写，而是保持着一个作家的独立品格和理性精神。他们在肯定文学和人生的密切关系时，又对这一现象进行抽象、重构和升华，从而达到一种表现普遍现象的文学作品，这和古典主义的要求很相似。亚里士多德曾经强调过文艺要模仿人生，贺拉斯在此基础上觉得文艺要模仿古典。但这里的模仿却不是生活的再现，而是创造性的模仿。古典主义要求“逼真”，但其却不是一定要写真实，因为真实的事物有时不一定能产生美感和愉悦感。古典主义还要求“得体”，即作品中表现的事物不能过于恶心，而是读者感到舒适，不至于反感。在京派作家看来，文学中的世界要反映自然人生，但也必须是把人生自然经过重新整理，经过一番选择，经过一番安排，经过一番想象，才能产生作品。沈从文《边城》里的翠翠就是一个经过选择与安排，创造性模仿的很好的例子，翠翠形象来源于现实生活中的三位女性，一位是崂山少女，一位是张兆和，还有一位是绒线铺小女孩，这三个原型合成了作者倾注“爱”与“美”的理想形象——翠翠。翠翠天真无邪，淳朴善良，可以说集真、善、美于一身，翠翠就是这种人性美的体现，《龙朱》中的龙朱也是这样一种典型，还有《三三》里的三三，他们身上那种原始、自然、淳朴的美，其实也代表着人类在对抗都市文明恶的一面的一种理想和愿望，这样的形象在现实生活寻找原型相关困难，而文学是一种艺术，这意味着可以合理进行加工和想象，正是这种加工和想象才让人物在读者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二.创作眼光：崇尚传统和古典

京派的大多数作家自小就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又到欧洲留过学，可以说是学贯中西，精通多门语言。京派作家大多数在高等院校学习过并传道授业，他们在看待古今中外各种文化思潮时就会用一种理性、温和的态度去看待，他们对传统文化知识有很强的认同感和传承精神，所以他们在接受西方现代理论时，不是一味的接受和使用，反而是转向传统和古典，批判的吸收和融化。朱光潜是以传统思想和美学精神作为底蕴来来接受西方美学理论。他在《自传》中写道，他从小接受了私塾教育，读过儒家经典“四书”“五经”，看过很多旧小说，写过科举论文。后来他能熟练使用白话文了，他还觉得文言的修养还很有好处。他赞同克罗齐的“直觉即表现”立普斯的“移情说”的原因，就是这些与我们传统文化的“万物静观皆自得”“情景交融”等理念存在异曲同工之妙。周作人的文章《生活之艺术》也提到中国目前所需要的是不同于现在的自由和节制，换而言之，也就是要复兴封建社会的旧文明。废名的乡土小说重点表现的也是一种尚未被现代文明所侵蚀和污染的乡村生活，他对旧社会的宗法制乡村进行了诗化和美化，流露出他对故乡、农民以及淳朴的农村习俗和民族文化的认同和热爱。沈从文虽然没有正经上过学，但他在给陈渠珍做书记员时负责整理其收藏的大批的历史书籍，自己也认真进行了翻阅，这些中国古代历史、文学、艺术等，对沈从文创作中的古典文学修养有很大的影响。不只是题材，在语言和表现手法上，废名也自觉追求中国民族特色。他表示自己写小说很像陶潜、李商隐写诗，“就表现手法来说，我分明地受了中国诗词的影响，我写小说同唐人写绝句一样。”[1]（P20）沈从文曾称废名的作品写出了中国人早已忘去的中国典型生活。

京派作家们崇尚传统和古典的创作眼光，和古典主义崇尚希腊罗马的作家一样，都是把视线转回古代，从古典的平和雅正来保持文学的独立性，试图作“纯正的文学”。另外，京派作家同样地也把视线转向古希腊。周作人认为中国要建造一种新文明就要与西方文化的基础——希腊文明相融合，可以说古希腊是他的兴趣所在，也是他诗学思想和内心自省的主要来源和途径。周作人还非常热爱晚明小品文，这也表现出了他对古典主义传统的敬重，以及对新文学产生和发展过程的理解。沈从文曾将自己的文学实践比喻为建造一座“希腊小庙”，对古希腊文艺精神的推崇与向往使他站在了希腊古典主义的阳光之下。[2]沈从文还自称他的希腊小庙中供奉的是人性，而人性是他文学里的表达重要主题之一。沈从文面对现代化的到来，也用了笔下的文字来表示他的思考，他以传统来关照现代的变，和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相比，沈从文从湘西原始、淳朴、自然的世界入手，企图用正面的生活来塑造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他在《<长河>题记》中清楚地表达出了当代年轻人在经历现代性和社会动荡时，缺乏一种独立意识，把个人和民族的出路都希望于一种依附性打算中。沈从文希望用作品里的那些正面人物唤醒年轻人的血性，重新点燃年轻人的自尊和信心。美国学人金介甫评价沈从文的作品：“沈从文作品完全具有中国气派，没有一点西方色彩。”[3]（P166）崇尚古典，转向传统，是京派作家在古典主義影响下的一个创作眼光，也正是古典主义给与了他们养料和营养，让他们在动荡的社会中在文学创作上走出了一条不同于大环境的一条独特的道路。

三.审美原则：和谐、节制、恰当

京派的审美意识具有传统儒家的中庸思想，“中”是中正之道，不偏不倚，“庸”是平常的意思，中庸就是中和，要求人们适度、恰当的处理好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等之间的关系，还要求以理性节制情感，把握好情感和行为中的适度原则，情感不过分，行为也符合规范，把握好分寸感。例如沈从文文中有很多关于性爱的描写，关于情感的赞颂，但沈从文的作品里并不是夸张、放纵地进行情感张扬，相反，他更加注重对情感的节制，对文字的精简，

“我以为一件作品对外景只在说明充实背景的需要而存在。说明文字节制是必需的，这是我有意疏于写景的一种解释。我以为表现一个理想或讨论一种问题，既然是附丽到创作中，那么即或形式是小说的形式，在对话动作种种事情方面，适当节制为势所必须，过分的铺张应当是一样忌讳，观察详细又不可缺少，一切应当从需要作考虑。”[4]（P219）沈从文非常不赞同一些“浪漫派”作家大肆运用文字来渲染情感，尤其是收入《沫沫集》的一些批评文章，对文字的精简和情感的节制到处可见。沈从文的文章很少那种感情充沛到喷发的文章，他的《月下小景》，一对情人由于习俗的原因不能在一起而殉情自杀，沈从文没有像鲁迅那样用匕首一样的语言谴责这种野蛮习俗，而只是充满诗意和温情的写他们的谈话和吃毒药赴死，以诗意的爱与美来消解死亡。《萧萧》《三三》《龙朱》《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等，都能看出沈从文的这种和谐、节制的审美追求和意识，沈从文自己也表示过，作品的成功是妥帖恰当。又如汪曾祺的《大淖记事》，作者不厌其烦的详细书写了大淖的环境和日常生活，为后文写巧云失身前后的行为做铺垫，作为一个爱情故事，故事结局可以说是不好的结局，但故事的呈现却没有给人重压之感。又如他的《受戒》写了小和尚和英子之间朦胧的爱情，和尚在世人眼里应该是禁欲的代表，但他的笔下没有这种强烈的情感冲突，只是让人物在平凡的生活中一起劳动，一起玩耍，自然而然地走到了一起，文章结尾英子问明海小和尚愿不愿意要她当老婆时，明海的一个“要”字就结束了文章。《大淖记事》和《受戒》作为汪曾祺的代表作，处处透着中国传统文化最优秀的人文主义以及和谐气氛。

京派作家这种“为人生”的文学创作向传统和谐、节制、恰当、融合、协调等美学原则的古典主义审美理想的倾斜主要是基于当时的时代环境原因。张林杰认为京派作家的身上，新古典主义对他们的影响也很大。“京派文人那种自由主义的宽容精神，与新古典主义的僵硬规范似乎难以相容但由于处在远离社会漩涡和变革中心的文化古都，过着一种相对自由、闲散的生活，他们养成了一种从容矜持的传统文人风范和不偏不倚，不温不火的处世态度，力图高蹈于现实之上，去建造自己的希腊小庙，因此他们容易认同那种‘纯正’的文学趣味，推崇‘和谐’‘节制’‘恰当’的审美原则，采取一种不媚俗、不趋新的文学立场。”[5]京派在当时的大环境远离政治，想超脱当时的政治功利性和商业化，保持一种纯文学的创作，这也有一定程度的体现在他们的审美原则上。

古典主义作为中国20世纪现代文学史上的一种重要的文学思潮，对很多作家及流派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通过以上三个方面的比较和梳理，可以看出京派的文学创作中确实具有古典主义倾向。这种古典主义倾向对京派的文学创作产生深远的影响。首先，它使京派文学脱离政治斗争和商业功利，成为一种“纯文学”。这使得文学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没有成为政治和经济的附庸，这在战乱和动荡的时代多么难得。其次，古典主义使京派的创作转向民族文化传统，有利于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和继承。在一味追求西方理论，认为西方的饭菜都比中国香的时代，有一个清醒的，不求同的文学流派多么难得，虽说“别求新声于异邦”，但自身的主体意识和民族的根却是我们中华民族立足的根本。再次，京派使得当时的文学创作具有多样性。文学创作不只有为政治服务，启蒙人们，批判国民性的左翼文学，同时还有这些纯粹为文学的自由主义作家，这使得文学上具有“百花齐放”的局面，而不是一家独大，虽然京派在当时没有占据主流地位，但它确实有它的存在价值。最后，京派作家这一群体为中国知识分子树立了一种精神典范。不管是在知识分子主体意识及民族意识，还是他们对人文精神的构建和完善，或是对文学理论体系以及实践的自觉都将成为中国文化发展史一道别样的风景线。这些特点对现在处于时代困境下的知识分子或许有一定的启示。

虽说京派创作的古典主义倾向有很多优点，但也造成了以下一些局限性。第一，京派避开时代激流面前文学的政治选择，把人生看得大于时代，这也使得京派的文学缺乏政治批判力的作品。在动乱的年代，每个人都应有政治意识和社会责任感，毕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每个人都应根据自己的所长对国家尽可能地做出贡献，因为“覆巢之下，焉有完卵”。第二，京派作家笔下大多转向的是中国的前时代，站在农村和乡镇的立场上来看待20世纪中国的动荡，从变化中发现旧的美，却不能从变化中看到别样的新，这使得他们的创作尤其是小说创作具有一种保守的色调。京派作家沈从文、萧乾、汪曾祺等都有对乡村田园牧歌式的描写，或是写动荡年代人们生存的艰难，以此来表现现代社会所缺乏的人性美和人情美，但现代进程中的新社会，也会有原始社会所没有的那种拼搏、勤劳、上进等。第三，适度、节制的审美原则有时也会束缚人的情感的流露。都说文学是人情绪的表达，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比较理性的去表述，有时那些慷慨激昂、激情澎湃的作品更能打动人心，这就需要大家辩证的去看待。总而言之，对于京派文学创作中的古典主义倾向，应该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相信这里面总有一些美丽的花朵可以供大家采撷。

参考文献

[1]废名.冯文炳选集[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

[2]许江.京派文学与古典主义刍议[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06）.

[3]金介甫.沈从文传[M].北京：时事出版社，1990.

[4]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7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5]张林杰.守旧与开新——20世纪中国新古典主义文学思潮摭谈[J].社会科学辑刊，1999（06）.

（作者单位：吉首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