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晶莹

2017年，由企鹅影视、笑果文化联合制作推出的脱口秀综艺节目《脱口秀大会》首播，在几年的发展时间里成为一档现象级综艺，并且将脱口秀这一国内受众本不熟悉的“舶来品”逐渐推广成为一种倍受年轻人热议和喜爱的休闲娱乐方式。

《脱口秀大会》第四季延续节目之前的辉煌，截至收官，本季播放量近26亿，节目微博超话的阅读量更是从第三季结束的54.5亿翻为109亿，节目走向成熟，内容形式更加多样，开启每周双更模式。《脱口秀跨年夜》应运而生，向传统的跨年晚会发出挑战。同时，线下脱口秀产业也得到发展，《脱口秀大会》的制作公司笑果文化每年都会开设多期训练营，挖掘并培养行业的人才输送至业内。线下演出和脱口秀俱乐部也极速火热起来。据笑果文化统计，到2021年8月，全国约有130家脱口秀俱乐部［1］，集中分布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很多受众特意到某个城市去追演出，线下脱口秀演出的票价从几十元翻到几百元，名演员的场次更是一票难求。脱口秀成为当代年轻人一种相对平价、流行的娱乐消费新形式。

脱口秀作为一种语言艺术，它的精华和可创新之处就在于语言的编排。本研究从2021年播出并取得成功的《脱口秀大会》第四季的语言艺术特点出发，探究个性化语言特点与受众需求之间的契合，为其他语言类综艺节目如何抓住受众心理、解锁“流量密码”、获得更多关注、实现更好发展提供建议。本研究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以语言类综艺节目《脱口秀大会》为例，选择第四季共10期节目为研究对象，围绕节目容和网络上相关的网友评论进行文本分析，为语言类综艺节成功发展提供新思路、探索新路径。

一、《脱口秀大会》的语言艺术——喜剧雅化

语言是脱口秀节目之精髓，语言的创作、编排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脱口秀段子的质量和节目的收视。脱口秀诞生之初并非简单的为笑而笑，而是伴随着对社会、生活的关注和讨论。引入中国后，出于“冒犯”精神接受程度的文化差异以及网络审查监管体系的监督，脱口秀节目在话题的选择、语言的编排和使用上向着雅化的方向前进。

（一）“冒犯”不失幽默的语言风格

“脱口秀是一门冒犯的艺术”，正如脱口秀演员们挂在嘴边的这句话所说，脱口秀的基本特质是“冒犯”。在中国传统的“仁义礼智”的儒家观念下，冒犯是正式场合人际交往中需要规避的。但是广泛大众总是鲜活的、肆意的，冒犯带来的快乐和叛逆， 让它一直根植于底层的大众文化之中。相声、小品、二人转，越向民间走去，冒犯的容忍尺度越大。而在本质是人与人之间互动的脱口秀中，这种冒犯形式上体现为常见的吐槽、调侃、讽刺、贬损。在《脱口秀大会》中从领笑员、参赛选手、他们的家人、在场的观众以及赞助商，无一可避免被冒犯，也无一不可冒犯他人。

首先体现在表演中对于传统等级秩序的冒犯。脱口秀演员都会在表演中吐槽赛制、嘉宾和领导，例如李诞在介绍嘉宾罗永浩时就称行业风雨飘摇、罗永浩本人也风雨飘摇。杨蒙恩吐槽领笑员李诞是脱口秀帝国的“幕后黑手”“烽火戏诸侯”——只要每年他在微博上喊一句：脱口秀大会开始啦，所有人都要跑过来就为了逗他笑。例如对父母长辈的吐槽，杨波吐槽妈妈爱砍价：“对方说3000，我妈说200，不行就下一家。我说妈，不行就3000吧，咱已经走4家医院了，我快不行了。”这些吐槽颠覆了传统礼教身居高位者与晚辈之间严格严肃的话语权分配，在脱口秀表演的场域中实现了暂时的平等。

其次体现在对正式人际关系的冒犯，例如对同事长相、能力和八卦的吐槽：何广智拿自己和徐志胜长相开涮的“吾与城北徐公孰丑”。对身边亲朋好友的吐槽：豆豆吐槽女朋友出门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只看导航，直行到墙角都要等一等；步惊云吐槽老公穿了十几年的红秋衣。对节目受众的冒犯：杨笠吐槽支持她的观众“看热闹不嫌事大”“不关心她的死活”。带着些许讽刺和冒犯的吐槽，看似挑战了婉转、正式的人际关系，演员也貌似不再讨好观众，其实玩笑中饱含着朴实和真挚，透露着当代年轻人对于轻松的、直率的、和谐的情感关系的向往。最后是对自己的冒犯和贬低，比如徐志胜在节目中从头到尾围绕自己的颜值作文章，患有神经系统疾病的小佳自嘲“身体缺陷”。通过自我揭短来拉近与受众的距离，同时以玩笑的方式消解煽情，完成对自身伤痛的超越。

这些冒犯的语言不是恶意攻击，而是一种正向的情绪宣泄，这样的“假装冒犯”，年轻的受众群体早已经习惯了。它突破了日常严守的人际和等级界限，使受众心里被压抑的情感得到示范，他们在观看和参与讨论中获得快感。

（二）语言节奏和语言技巧的应用

语速的快慢张弛、词句的重复变化、声音的大小强弱、情感的喜怒哀乐对喜剧感的塑造具有巨大的影响。不同于传统的相声、小品等喜剧形式，脱口秀不需要经年说学逗唱的功底和固定下来的内容板式。但是在具体的编剧和实践中，脱口秀演员还是有很多经常应用的语言技巧和需要掌控的语言节奏。这些技巧多是从传统语言艺术中传承而来或者从国外脱口秀中引进而来。随着脱口秀的发展，脱口秀从业者试图将这些技巧理论化、本土化。除了脱口秀受众熟知的、符合我国传统语言方式的“正话反说”“谐音梗”之外，《脱口秀大会》推广宣传了很多新的语言形式如“Callback”“one-liner反转”“音乐脱口秀”“漫才”等等。演员通过对语言技巧和节奏的把控将自己的表演搬到舞台上、荧幕前，以更加生动有趣的方式传递给更多受众。

节目中强调的语言节奏和技巧的重要性，第四季的新人杨波就是将节奏和技巧结合得很好的例子。他选择了一种新的“one-liner”形式，一句一个梗，每句之间需要停留较长时间，前面的铺陈流畅，慢条斯理讲一个故事，在关键时刻停顿，然后给出反转带来笑点。在三人对决中，面对比他更有经验、更有名气的两组选手，他发言称：“我太难受了。我的对手是杨蒙恩、王建国和张博洋，要在我们三组中淘汰一组。淘汰他俩谁我都舍不得。”通过句子之间的停顿和反转，突破受众原本的理解，情理之中，意料之外。

相较于平铺直叙，脱口秀语言通过对节奏的把握、技巧的应用凸显出其简洁性、独特性和趣味性的特点，如王建国经常使用的谐音梗、周奇墨拼贴中英文的“ListentoBaiBai”，以其创意性和趣味性，结合独特的语境，引发受众的联想和共鸣，迎合了其求新、求变、游戏等心理需求，成为方便大众复制、仿效、加工文化模因［2］，最终被广大网友普遍接受和广泛使用，成为表达意见、交流思想、沟通情感的重要手段。

（三）丰富的非有声语言

“一个人、一支麦”是传统脱口秀的基本形式，通过笑话与段子表演来达到引人发笑的目的，但是在娱乐方式多样化的今天，单纯靠语言表达并不能带来很强烈的综艺效果。讲故事要生动，必然涉及到多个人物形象的塑造。因此很多嘉宾在吐槽时自带表演性质,在声音之外，融入了大量的非有声语言，比如眼神、表情、手势、步伐、动作等肢体语言。演员们从观察生活开始，发掘生活中生动的形象储备下来，在创作与表演的二次创作中给予应用。

例如这一季选手豆豆就摆脱了手持话筒，用头戴耳麦，挣脱有线的束缚，可以充分发挥他肢体语言的优势，边表演边配音，走路的节奏配上标志性的“你在开什么玩笑”，表演性更强了，现场效果更好了。这个动作也成为他突出的记忆点。周奇墨也在表演中惟妙惟肖模仿过热心的天津大爷、同场演员杨波，还原了选择困难症点餐、前女友婚礼甚至隔壁装修的电钻声等生活场景，细致的观察和强大的模仿能力使受众可以准确想象到段子里的场景，甚至形成虚拟的在场感，轻松引爆了全场。

当下世界正在被影像化，光怪陆离的视觉元素充斥着人们的生活，视觉化生活、网络化生存成为必然。［3］科技的发展促使人们审美情趣和娱乐方式发生了改变。仅仅凭听段子已经无法满足受众，夸张丰富而又精准的非有声语言形式和语言表达相结合，使吐槽过程极具幽默感和喜剧性质，才能达到更好的表演效果，满足受众的“眼球需求”。

（四）社会问题的青年视角

网络的发展，让越来越多人拥有发言权，人们可以在这个空间中尽情发表自己的看法，哈贝马斯所谓的“公共空间”正在虚拟世界中以一种更加广泛的方式形成，一个群言时代已经到来。脱口秀演员，代表着一种“敢说话”的特质，他们藉由吐槽来寻求认同、反思现实。

《脱口秀大会》第四季开始打出了“所有人都能讲5分钟脱口秀”的口号，选手和嘉宾来自各行各业，有车间女工、博士生、癌症生物学家、交警、英语老师、街舞主持人、明星……每个人都自带新的人设和生活经历，从个人角度探讨着对生活的观察。舞台上的各式调侃，其实反映了现代年轻人对容貌、工作、情感、人际等问题的烦恼，这些烦恼的背后是有着难以解决的、深刻复杂的社会问题，例如性别对立、社会“内卷”、精神内耗、收入不平等、房地产供需结构等，这些问题成为脱口秀的灵感缪斯。不同的是脱口秀演员们选择用幽默的方式抵抗矛盾、面对生活，例如邱瑞吐槽自己“北漂”租房时遭遇的“钻石房”奇葩户型，梯形卧室、三角形卫生间，在房间里找不到一个直角，正中年轻人的生存痛点。呼兰以听得懂英文的狗类比处于内卷中的人们，“大家都是狗，你这是干啥呢”，让受众体会到恶性竞争的无意义与悲哀。颜怡颜悦通过对男女差异的细致观察进行精妙比喻：“感觉如果（把扫地机器人）设置成男声，他就只会说：‘行～我一会儿扫～’”“好像所有女人工作之前都得变美，连动漫女主角打人之前都要变美”。以调侃的方式使得受众直面男性说教、性别凝视、穿衣不自由、道德绑架等性别问题。

具有明确社会意义的主题能够激起受众的兴趣。不同身份的人对生活五花八门的吐槽不仅使节目的有趣度翻倍，增强了受众参与讨论的热情和持续追踪的粘性。苦中作乐的方式也更接近大众对社会话题和现实生活的态度，用喜剧淡化现实悲哀，突出人的主观能动性，让人在享受快感刺激的同时深度反思，也让这些话题具有时代标签的意义。

二、《脱口秀大会》中语言与受众需求的契合

（一）快节奏内容契合受众解压的需求

在快节奏、强压力、高不确定性的生活状态下，紧张、焦虑、抑郁等情绪在大众中扩散，满足受众情感需求、给其带来娱乐放松的内容才能够引起广泛关注，能否快速达到娱乐解闷的效果，是网络综艺制作中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而脱口秀正是一条使人短暂忘却焦虑、享受快乐的有效途径。

在《脱口秀大会》中，每位演员短短五分钟的表演里需要有足够多能够让受众爆笑的段子，梗的分布十分密集，与其他喜剧讲究叙事过程的起承转合不同，脱口秀更重视每个段子内部的逻辑性，段与段之间的连接转折有时甚至是无厘头的。例如“Call back”，就是将之前讲过的笑点重复一遍，上下文内容可能毫无关联，但通过演员的表演和受众的想象使之在特定的语境中，拥有自圆其说的逻辑性，不停反转使现场氛围达到顶点，同时巧妙而广泛地运用网络流行语来制造槽点和笑点，更加符合年轻人的语言习惯和娱乐方式。喜剧本身就是对生活的解构，而在脱口秀舞台上喜剧本身都可以被解构，新的方式新的段子层出不穷。正如巴赫金的狂欢理论提到的，狂欢节让人过上了日常生活之外的“第二生活”［4］，在其中肆无忌惮。网络“低门槛生产，高效率传播”的模式，让大众找到了专属的娱乐活动，把网络平台当作狂欢的广场，受众在观看之余可以通过弹幕、评论、相关热搜和超话发帖的形式参与讨论，完成压力的逃避转移以及内心情绪的表达释放。

（二）私密性内容满足受众的窥私心理

人对于隐私的好奇与窥伺之心由来已久，人的窥私欲来源于一种本我的冲动。当下网络社会的便捷和注意力经济的模式无疑为大规模集体窥私行为提供了便利。脱口秀之所以受到广大年轻人的喜爱，除了为受众提供了解压娱乐方式之外，还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受众窥探隐私的欲望。脱口秀演员的表演多是围绕“我”这个主体发散出来的故事，而个人的“经验之谈”因为受众新鲜度的消失，在段子中可用的次数是有限的，就像徐志胜的段子一直围绕自己的外貌，虽然一路成功晋级，但是听了几期后受众就会觉得“又来了”。于是很多表演者积极开发生活中的段子，老公、老婆、男友、女友、爸妈、同事都成为他们灵感的来源，段子的主人公，表演的开头往往是“我有一个朋友”。在亦真亦假的创作中演员很难不分享自己或他人的隐私。

相比于演员们在节目、舞台、社交媒体等公共空间的表演，受众显然对他们在私人空间和关系中的日常生活更感兴趣。随着私生活了解的越来越多，受众对于本就介于普通人和明星之间的脱口秀演员产生了一种想象的、单向的亲密关系［5］。在缺乏面对面的准社会交往下，通过集体的窥私行为和便利的社交媒体沟通，受众更加获得了一种安全感和控制欲。例如杨蒙恩在录制《脱口秀大会》第四季淘汰时向女友求婚，既想在播出时给女友惊喜，也是想通过隐私的公开借公众的力量约束、监督自己。但是有现场受众节目播出前就在社交媒体上向杨蒙恩的女友偷偷泄密，最后引起网友的一致指责。对于他人隐私的掌握，很容易使人产生一种优越感和掌权感。萨特曾经说过：一个人可以通过“看”支配另一个人［6］。适当暴露或者捏造自己的生活，虽然会满足窥私欲、引起受众的兴趣，但是长此以往，脱口秀演员会活在受众想象的刻板印象中，甚至隐私都受到粗暴干涉。

（三）青年亚文化群体的个性彰显和身份认同

当代大众文化研究学者约翰·费斯克认为，大众的快感分以下两种：一种是围绕着身体的躲避式快感，倾向于引发冒犯与中伤，就如脱口秀中冒犯嘲讽的语言能给受众带来快乐一般；另一种是生产意义时所带来的快感，针对社会森严的等级秩序、霸权主义的抵抗［7］。网络时代，用户拥有强大的想象力、创造和重塑文化的能力，网络技术的发展能够让年轻人拥有一定程度上自由发声的权利，他们可以在虚拟的世界里超越现实的束缚、社会规范的规训和周围目光的注视，以轻松化、个性化、解构化的内容创作与传播实现对于主流的反叛和恶搞。

在尼采的哲学里，现实世界是真实而又残酷的，因此真理是注定的悲剧，但是真理并非最高形式，艺术的价值高于真理，所以人们有时不得不用艺术的手段去掩盖一个又一个“可怕”的真理，喜剧应运而生。［8］脱口秀演员用轻松幽默的方式去应对生活中的困难和问题，他们直白、社恐、真诚、虚荣、甚至偶尔透露出小人物的阴暗面，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受众一边从节目中收获快乐，一边又能从脱口秀演员的表演里看到自己的影子，演员机智巧妙的段子准确表述了受众内心的状态。受众通过在日常生活、社交媒体、视频弹幕上对脱口秀中一些梗的使用、传播和再创造，进行自我观点的个性表达、情绪的宣泄释放和打破等级秩序的讨论，并以此实现“同好”间的情感连接，形成圈层内的狂欢和价值默契，在“众声喧哗”的虚拟化空间与圈外人相区隔，在互动中明确自我的身份认同，增强对青年亚文化群体的集体认同。

三、总结与反思

《脱口秀大会》的成功反映了我国喜剧生态建构的逐渐成熟和文化发展的需求。但是纵观几季节目也不难发现语言艺术契合的背后还有很多难以掩盖的问题。

首先，脱口秀演员是脱口秀的灵魂，他的风格、观察、技巧、表演、经验等都是成功的重要因素。但是正因“每个人都能说5分钟脱口秀”，脱口秀的从业者来自不同行业、不同阶层，他们的价值观念、人生态度是否值得受到肯定和追捧还有待商榷。

其次，网络时代信息快速流动，媒介难以掌握，演员在节目受众圈层内部正常的言论，流传到网络上经过不同的解读甚至歪曲，很有可能会引起舆论骂战，例如杨笠在节目第三季中关于“普信男”的段子，就在网络上甚至日常生活中引发了性别对立的讨论和冲突，导致第四季演员在性别话题方面普遍收敛，一些社会问题成为“房间里的大象”被忽视、被规避。

最后，也是《脱口秀大会》节目中一直探讨却没有结论的问题，即脱口秀到底是只需要注重语言趣味性还是需要充满对社会问题的反思和引导。尼尔·波兹曼认为在娱乐时代，电视上能看到的一切都是为了娱乐，娱乐是一切的标准，人们是甚至不需要思考，就能得到情感上的满足［9］。似乎充满冒犯和调侃的《脱口秀大会》就是这样一个娱乐至死的产物，但在第四季，注重文本内容深度的呼兰止步五强引起很多受众不满，或许证明了语言艺术的核心不只是技巧与节奏，与“简单粗暴”的哄堂大笑相比，具有反思性、值得推敲人后会心一笑的内容才更接近幽默的本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