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叙通

研究中国革命，苏联是绕不开的一个方面。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学习列宁在苏联建立苏维埃及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政权形式，选举产生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1］，宣布成立临时中央政府，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2］，中国共产党人就此开始治国理政的“伟大预演”。1931年12月11日，中国共产党在江西瑞金创办了《红色中华》，将其作为苏维埃红色政权的喉舌。基于革命现实需要，中国共产党通过官方媒体《红色中华》努力建构正面的苏联形象，为苏维埃民众擘画社会主义蓝图，将苏联塑造为反帝国主义的盟友、社会主义国家的标杆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领导者，激起广大工农群众对“未来世界”的向往，以增强人民群众对共产党的认同感。

考察现有的相关研究成果，很少有涉及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苏联形象建构的研究，而多集中在其他历史时期。①因此，本文尝试以《红色中华》为独特的研究视角和重要的历史资料，深入探析中央苏区时期中共对苏联形象的建构历程，以期丰富中共党报党刊史研究。

一、反帝国主义的盟友

中国共产党在建党之初就明确提出了反帝主张，1922年7月，党的二大强调：“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3］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开始局部执政之时，“九一八”事变刚刚过去一个多月。此时，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不断上升并逐渐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这重大历史关头，进一步强化反帝立场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极为必要。身处中央苏区的中国共产党就利用其“喉舌”——《红色中华》将苏联塑造成自己反帝国主义的盟友，在表明自身坚定的反帝立场的同时也有利于加深与苏联的关系。

《红色中华》在《发刊词》中便指明自身的主要任务之一是“要尽量揭破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及一切反动政治派别进攻革命欺骗工农的阴谋”，“使工农劳苦群众，懂得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与必要采取的斗争的方法”。［4］1932年2月17日，《红色中华》刊登《苏联政府又揭破帝国主义谣言》一文，其中指出：“苏联对于一切协定承认日本或以其在构成中国领土一部分之东三省地区优越势力看，从未加入，此后亦决不愿加入。”［5］3月9日，《苏联防止帝国主义进攻》讲道：“任何资本主义国家之行动，危及苏联人民之利益，苏联决不坐视，全国人民将以愿战到底。”［6］鲜明地表示了苏联反侵略斗争的决心。6月2日，《红色中华》 转引路透社莫斯科消息：苏联“因日本帝国主义公开宣传日俄（苏联）战争，特对日提出警告”。［7］这一系列报道，使苏联的反帝形象日益鲜明。

“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命运危在旦夕，可蒋介石还在坚持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对日本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幻想通过英、美等国的出面干涉来制止日寇的侵略行为，期望国际联盟能“主持公道”。然而，国联调查团最终发布的调查报告书不主张恢复事变之前东北的原状，主张以“自治”的名义对东北地区实行国际共管。这份调查报告“实际上是削弱甚至肢解中国、承认日本侵略行为的方案”［8］。苏维埃政权对此报告表示明确反对，同时严厉斥责国民政府的“软弱外交”。1932年11月14日，《红色中华》第40期登载了《中国共产党反对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宣言》,直指“国联调查团的声明书是帝国主义强盗共管中国的具体计划”，在直接戳破帝国主义企图瓜分中国的阴谋的同时，号召全民族“自动武装起来打倒投降帝国主义出卖中国的国民党”“反对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四次‘围剿’苏区与红军”。［9］与此同时，《红色中华》还披露了苏联对李顿报告书的反对态度，即“李顿报告，乃世界帝国主义与日本帝国主义之妥协以图合谋进攻苏联及中国”［10］，苏联作为中共“反帝国主义盟友”的形象跃然纸上。并且，由于“国际联盟的主张和政策与苏联的恰正完全相反，所以苏联为了保障和平政策的胜利，反对帝国主义强盗的侵略行为，坚决拒绝参加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国际顾问委员会这一个强盗机关”。［11］

1933年3月，据莫斯科消息，“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以帝国主义加紧进攻苏联的准备，警告全国工农劳动群众”。此外，“斯达林同志勉励红军练习最新战斗法，准备消灭帝国主义者对于苏联的武装干涉”。［12］11月17日，《红色中华》转发马德里美联社消息：“在国际报界大会上，苏联代表罗森堡提出抗议，反对报纸造谣污蔑苏联。”严厉抨击帝国主义的新闻政策。［13］1934年9月，苏联作出与之前相反的决定，加入了国联。《红色中华》专门刊登了谢然之撰写的文章《苏联为什么加入国际联盟？》，向革命根据地的工农群众进行了详细解释。该文提出：“自从德日两国退出国联之后，国联几乎到了‘危机’的阶段”“这两国退出国联以后，留于国联中的东西，已经不能起着反苏联的国际行动的组织者的作用了”“于是，国际联盟在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中，便逐渐地从反苏联的急进者地位而转变成为法意等国保持欧洲现状的一个组织了”，“苏联加入国联，无疑，表示着苏联的伟大力量与苏联的一贯的和平政策的胜利”，绝不是“苏联与帝国主义者‘妥协’了，或者和列强‘联合一起’了”，而是“他要利用国联，来保障世界的和平，阻止帝国主义强盗战争的爆发，并且揭破一切帝国主义者破坏和平的阴谋”。［14］谢然之的这篇文章，向广大群众讲清了苏联加入国联的缘由以及苏联反帝的坚定立场，有利于民众厘清这一大国的外交脉络，进一步增强自身的革命信心。

另外，在革命语境下，中央苏区时期的中国共产党还将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话语体系与武装保护苏联相结合。1934年7月14日，《红色中华》刊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苏联》一文。文章首先指出，“苏联是世界真正和平的支柱，苏联伟大的国防力，足以击破帝国主义者冒险的进攻”“全世界的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众，正在开展反帝国主义的斗争，武装保护苏联”，继而号召苏区民众：“我们的任务，在于进行一切战争动员工作，开展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一切帝国主义的斗争，粉碎五次‘围剿’与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摧毁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东方阵地，消灭帝国主义。”［15］不难想到，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处于弱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将争取苏联支持与反帝反国民党相结合，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能为自身在中央苏区的局部执政增加一份大国背书的“底气”。

二、社会主义国家的标杆

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很长时间内都被中国共产党视为“灯塔”。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南方偏远乡村建政之时，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已进入收尾阶段，即将实现“由一个任凭资本主义国家摆布的软弱的农业国家变为不受世界资本主义摆布而完全独立的强盛的工业国家”［16］的伟大任务。而当时的中央革命根据地，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工业基础极为薄弱。基于这种现实差距，《红色中华》广泛报道同时期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其中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社会等多重领域，在中央苏区范围内树立起一个苏维埃建设的范本，建构了苏联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标杆的形象，从而引起工农群众对社会主义的向往，激起他们参与苏维埃建设的热情。

在政治方面，《红色中华》勾勒了苏联多民族和睦相处的美好画卷。1933年底，“苏联各报根据最近调查结果，称苏联现有一百十九种不同之民族”“有几种民族人数仅数百，但大小民族绝无不同待遇，都可以享受同样权利，并且都以同样的热情参加社会主义建设”。［17］除此之外，《红色中华》还大量报道了苏联无产阶级对红色政权的热烈拥护，以突显苏联政治建设之成功。在1932年的“五一”劳动节，“苏联无产阶级更兴奋、更热烈地举行伟大的‘五一’示威，在纪念节的前数日，即在各工厂，企业内举行盛大庄严的晚会纪念‘五一’！”［18］《苏联工农为保护无产阶级祖国而奋斗》（1932年6月9日第三版）提到，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继续不断的向苏联挑衅，苏联的无产阶级广大的农民及一切劳动群众”奋起抗争，“航空化学会一千一百万万会员及各工厂工人、学校学生，非常热烈地加入军事训练的组织，加紧军事学习，提高军事技术，巩固无产阶级的国防”。［19］在十月革命十五周年之际，苏联举行了盛大的纪念活动。“纪念之热烈，实际使全体民群兴奋，达于极点。全国各地举行示威，各地方苏维埃及共产党各级党部准备举行空前之庆祝，天方破晓，莫斯科各街市各马路满坑满谷皆放假之群众，男女皆持旗帜、标语，红场周围，排列步、骑、炮各兵等候前进之号令，铁甲车、坦克车及其他军备，举行异常大规模之检阅”［20］。在《红色中华》的视角下，苏联人民尤其是无产阶级这一群体，对红色政权的拥护是极其热烈的。而这种报道倾向，对于中央苏区的工农群众来说，具有非常明显的指向性和激励性。

在20世纪30年代前期的苏联，经济建设更是高歌猛进，原计划于1928年到1933年进行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一年就已完成。《红色中华》对此有非常翔实的宣传介绍，向苏维埃民众展现了一个经济强国形象。1932年1月13日，据《红色中华》报道，苏联的列宁格勒，“最近有很迅速的发展，人口亦有大大的增加”“已算全世界人口最多的第七城，其中有一百万为四百所工厂的工人，其出产品占苏联工业出产总额的六分之一”。［21］“苏联麦尼笃哥斯克炼钢厂，是世界上空前的伟大建筑，也是苏联五年建设计划中，一个伟大的成绩”，将其“与世界资本主义国家炼钢厂比较，不论德国鲁尔的大炼钢厂，或是法比英三国伟大的冶金厂，俨同高伟的洋楼与小屋之比一样”。［22］道出资本主义国家与苏联的巨大差距，可以向苏区民众展示更为立体的社会主义标杆形象，对工农群众造成更为强烈的视觉冲击。

此外，在文化教育方面，苏联的成就也极为显著。1933年11月14日，《红色中华》第125期第四版转引了莫斯科塔斯社11月2日的消息，介绍了苏联文教战线上的成绩：“十六年来，苏联文化教育造成极大进展，苏联创办了三百五十所机械工程专科大学，可是沙皇政府在二百年中只办了十六所，俄国革命前只有八百万儿童进小学，但现在苏联入学儿童已达到二千五百六十五人了，同时今年有九百万儿童享受了夏季的野营生活。”在消灭文盲运动方面，“在第一五年计划中，教五千八百万人懂得了写读，一九三三年已经完全消灭文盲”［23］“苏联每年出版的刊物、书籍等相较他国发达，一九三二年莫斯科国家出版局出版书籍达四万种，销路达六万万册，依照计划一九三三年的出版物数量，平均每一苏联人民都可得七册”［24］。

在科技方面，随着一五计划的逐渐完成，苏联的科技实现了重大突破，成绩斐然。据《苏联全国电气化的大成绩》（1932年9月27日第二版）介绍，苏联“全国电化事业已达到惊人的成绩，本年苏联发电总量为一百五十万华脱，而美国今年的发电总量尚不足八十万华特”。［25］1932年10月10日，“苏联五年计划中的中心事业，举世所瞩目的特聂泊水电厂”正式落成，“水电厂每年可供给八十一万匹马力，三十万万启罗华德小时之电力，新实业区域内之全部工业及交通上用电，以及南乌克兰之冶金业所用电力，全仰给于是，实为世界最大水力电工程之一”，而“美国尼加拉瀑布发电厂，仅能供给四十三万匹马力，北美最大之台尼西河水电站，亦仅供给六十二万匹马力”。［26］横向对比之明显， 更加突出了社会主义工业化条件下技术增长之迅速。在农业科学化方面，“苏联春耕运动的播种有许多地方都是利用飞机来播种”，1933年“用飞机播种的面积比去年又大了四倍，飞机每小时能播五十海克脱（公顷），比电耕机要快十倍”，“除了播种以外， 飞机又参加了消灭害虫的斗争”。［27］不难想象，在以小农经济为主的苏区，当广大群众了解到苏联的农业现代化已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他们对社会主义当然是“心向往之”，苏联科技强国的形象呼之欲出。

当然，更能激起革命根据地广大民众对社会主义产生向往的，或许就是苏联民众美好的日常生活，毕竟这涉及到革命获得感的问题。《红色中华》对苏联的社会建设成就进行了广泛宣传，向苏维埃群众展示苏联民众的美好生活。关于苏联工人的情况，“帝国主义国家失业工人是一天天增加，而苏联已经没有一个失业工人，而且还嫌工人缺乏”“在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二年，帝国主义国家工人的工资，平均是一般的减少百分之三二、一，而苏联工人的工资是平均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二，有些重工业部门的工人是增加到百分之三十六到五十”。［28］此外，《社会主义胜利的苏联》（1933年10月24日第四版）还介绍了苏联农民所享受的优质生活：“农民也同工人一样享福”“每个农民家里不会缺乏一切日常必需品”“从前乡间的地主，贵族的皇宫，洋房子，多做了农民的休养所，养病所，和工人一样的，每个农民都好去享福”。［29］

《红色中华》用通俗易懂的文字向中央苏区民众勾勒出了苏联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标杆的强国形象，建构了“未来世界”的美好蓝图，从而激起工农群众对社会主义的憧憬，促使民众以火热的激情投身于苏维埃运动之中。

三、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领导者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早期的成长离不开苏联的帮助和引导，“其思想、行动自然都要受到莫斯科的影响和制约”［30］,而这种影响在中央苏区时期表现得非常明显。作为苏维埃“喉舌”的《红色中华》在对苏联的宣传报道中，难免受到舆论风向的熏陶，自然地将苏联形象建构成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领导者，将中央苏区革命与苏联的领导紧密地联系起来。

1932年1月6日，《红色中华》第4期头版头条刊发了中央苏区领导人项英撰写的文章《一九三一年的总结与一九三二年的开始》。文章指出，“帝国主义武装进攻苏联，压迫殖民地革命更成为一九三二年的最主要危险，全世界的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和殖民地的革命运动”必然愈发激烈，“更加引起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劳动群众围绕在苏联的周围，以武装拥护苏联，以国内战争来消灭帝国主义战争”。［31］苏联作为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领导者的形象在项英的这篇长文中表现得非常明显。1月20日，正值列宁逝世八周年纪念日之际，项英又在《红色中华》发文，缅怀列宁的伟大功勋。他首先回顾了列宁的重大贡献，“列宁创造了十月革命，创造了无产阶级祖国——苏联，他创造了布尔什维克的共产党，创造了世界革命的武器——列宁主义”，接下来又讲道，“世界革命日益高涨，中国苏维埃运动，在列宁主义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已建立了第二个苏维埃共和国。列宁主义是世界革命的唯一武器，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的劳动群众，正高举着列宁主义的旗帜，为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劳动群众的解放而斗争”。［32］《红色中华》通过刊发项英的文章，向中央苏区民众讲述了列宁主义的重要性，甚至直接将其定位为“世界革命的唯一武器”，并特别强调中国的苏维埃运动也是列宁主义领导下的革命产物，这更能增强工农群众对列宁主义继而对苏联的认同感。

此外，每逢十月革命纪念日，《红色中华》还通过刊登专题文章对此进行纪念。1933年10月24日，潘汉年撰写的《十月革命纪念与社会主义的胜利》一文被《红色中华》刊发。该文深刻点明了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认为十月革命的成功“推动了世界革命，迅速的向前发展”“同时鼓励了，世界无产阶级及一切劳苦群众革命斗争的发展”“十月革命的胜利，是列宁主义理论的实践。十月革命的历史，是给全世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光荣丰富的教训与经验，中国无产阶级为着完成将来伟大的历史任务，应当学习十月革命的理论与实际！”［33］

在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之际，《红色中华》登载《马克斯逝世五十周年纪念》一文，文章提出，马克思这个“最早喊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人“指示给全人类最后的解放的大道——共产主义社会！”而列宁是马克思伟大事业的继承人，“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和胜利，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伟大成功以及在共产国际的正确领导下的世界革命运动的发展，正是马克斯列宁主义的光荣伟大胜利！”同时号召苏区人民“为实现共产国际的政纲与中华苏维埃的全部胜利而奋斗到底！”［34］此时在中共眼中，中国的苏维埃革命与共产国际的政纲是完全分不开的，而且世界革命运动的快速发展也与共产国际的正确领导紧密相连。

在重要革命事件的纪念日到来之际，《红色中华》通常会刊登专题论文以表纪念，而在这些纪念文章中，苏联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领导者的形象多会出现。在广州暴动五周年之时，《红色中华》登载吴亮平的文章《马克思列宁论武装暴动》，指出“马克思列宁在武装暴动的问题上给了我们以非常丰富的宝贵的教训”“俄国布尔塞维克党，把这些宝贵的指示，正确地切实地应用于俄国革命的暴动中而获得伟大的胜利。我们中国革命者应该更深刻地了解马克思列宁关于暴动艺术的指示”。吴亮平的言外之意即号召中国苏维埃政权要认真学习苏联的正确革命经验，以求得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35］在1932年的“二七”纪念日，周恩来在《红色中华》发表题为《今年的“二七”纪念与中国工人阶级的中心任务》的文章，强调“只有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在世界革命大本营苏联领导下一致起来，才能根本消灭帝国主义的世界统治！”“必须联合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尤其是无产阶级的国家——苏联才能根本推翻帝国主义强盗及其走狗国民党的统治”。［36］

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将苏联塑造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领导者，其中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革命战争语境下，对于并不算强大的苏维埃政权来说，生存是第一要位的。将中央苏区革命视为苏联领导下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可以提升革命的“合法性”，在群众中击破国民党将中国共产党视为“共匪”的形象建构，另一方面则可以增强自身革命的“底气”，为中国革命增强支撑力。

四、结语

作为“全苏人民的喉舌”，《红色中华》努力建构苏联形象。其通过广泛、连续、深入的宣传报道，将苏联刻画为反帝国主义的盟友、社会主义国家的标杆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领导者，将中国苏维埃革命与苏联紧密联系起来，为革命根据地的广大工农群众展示了积极、立体的苏联形象，从而激发了民众投身苏维埃运动的热情，起到了革命战争环境下凝聚人心的关键作用，深刻践行了党报的历史使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是党的一项重要工作，是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大事。”［37］党报党刊与百年中国共产党的发展紧密相连，其为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红色中华》这段独特的报道历史，是中共党报党刊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从党的“喉舌”角度探寻中央苏区时期中共对苏联形象的建构来说意义重大，值得学术界关注和思考。此外，深入研究中共党报党刊的百年发展及其价值，为新时代党报党刊的发展提供历史的借鉴和参考，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38］

注释：

①具有代表性的相关研究成果有：郭辉、秦勤：《抗战时期中共纪念话语中的苏联形象》，《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陈金龙：《毛泽东与苏联形象建构：以1949—1957年为中心的考察》，《社会科学战线》2016年第7期；官瑞雪：《解放战争时期〈大公报〉对苏联的媒介呈现》，安徽大学硕士论文，2021年；张小雨：《1930年代〈申报〉视野中的苏联形象研究》，南京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8年；晁宁：《抗战时期的苏联形象——基于《新华日报》的报道分析（1938～1945）》，南京大学硕士论文，2017年；李新建：《全面抗战时期中共的苏联形象研究——以《新华日报》（1938—1945）为例》，南京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7年；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