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2021年是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在经济发展和疫情防控、科技力量提升、产业链韧性、改革开放、民生保障和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均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实现了‘十四五规划的良好开局。”但会议同时指出，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着需求收缩、供给冲击和预期转弱“三重压力”。这就意味着，压力的化解不仅要促进需求扩张，还要兼顾供给的稳定，更需要注重对预期的引导。

中国经济“三重压力”的成因既与内外部环境有关，又凸显出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新矛盾和新问题。

首先看需求收缩。需求来自于国际市场出口和国内消费投资。2021年，外需出口增长很大程度来自于全球疫情蔓延引发居家办公带来的“宅经济”需求上升、疫情对一些国家或地区制造业供应链冲击引发的订单转移，以及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纾困救市采取的宽松货币政策。然而上述三重因素引发的出口行情总体上是临时性和偶然性的，并不具有可持续性，必然会随着全球疫情形势及经济状况变化而发生变化。内需方面除了疫情影响消费行业外，过去七年多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产能过剩问题依然比较突出，此外居民企业部门杠杆率偏高，依靠信贷拉动需求的传统路径已无法走通。

其次看供给冲击。这部分影响不仅与宏观环境相关，更多的是对特定行业和局部领域的冲击。外部供给冲击包括贸易冲突等引发的贸易禁运和经济制裁、国际产业链受到疫情冲击停产而转移，以及全球范围流动性泛滥导致的大宗商品价格背离基本面等。内部供给冲击主要是过去多年去产能导致的工业上游煤电等传统能源供给结构性短缺，以及部分地区政府部门为了满足低碳环保等考核指标而人为导致的拉闸限电。

再次看预期转弱。主要指社会公众和舆论对国内生产总值及其他宏观经济指标增长速度预估数值的降低。2000年以来中国经济先后经历了历史上最长的高速增长周期，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前十年年均复合增长率高达13.8%，这也缔造了非资源经济体十年周期超高速增长的奇迹，使我国经济的体量持续增大，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受到世界各国投资者的普遍关注。2010年以后中国经济增速从高点开始回落，继2012年增速跌破8%后，2015年增速再下探到7%以下，2011～2019年九年周期年均复合增速降低至7.8%，但依然遥遥领先于世界各国同期增长率。2021年，中国经济在面对疫情冲击的情况下仍实现了8.1%的增长，但两年累计复合增长率仅为5%。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告别了进入新世纪以来12年的超高速增长周期和进入新常态以来的中高速增长周期，正式进入了中速经济增长的新周期。

“三重压力”虽然从不同侧面揭示出当下中国经济运行的复杂矛盾，但三重因素之间也存在着相互作用的内在逻辑。需求收缩和供给冲击分别从宏观视角客观反映了诸多不利因素，而预期转弱则表现在微观主体的主观认识层面。需求收缩意味着经营主体特别是资本密集型行业，潜在市场空间收窄或增长速度放缓乃至停滞，新增投资的边际收益降低，换言之就是降低了企业等市场主体的投资扩张行为的驱动力。供给冲击则意味着经济活动受到某种制约，或面临被迫转型等不确定性风险，从而掣肘市场主体的投资扩张行为。上述两个因素一前一后制约了市场主体的经营活动行为，如果类似情况持续存在，将会极大地冲击市场信心，弱化经济增长预期或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加剧逆周期波动。

“三重压力”对中国经济体系的冲击不容小觑。根据其作用机制，“三重压力”是在经济周期中产生的偏离和扰动，如果应对不利，势必会影响经济的平稳有序运行。

一是需求收缩并不是需求总规模减少，而是无法延续以往的高增长态势。回顾中国经济增长的历史，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得益于全球化产业转移浪潮，中国依靠完善的产业基础以及廉价高素质劳动力，出口规模连年攀升，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大商品出口国，成为当之无愧的“世界工厂”，全球市场份额长期维持在17%～20%之间，超过千种品类商品全球第一。一方面，要看到經济全球化成就了我国外贸出口的快速增长;另一方面，也应看到中国外贸出口接近了天花板，这意味着我国外贸出口也不可能维持长期的高增长。

内需部分也存在类似问题，经过改革开放特别是新世纪二十年经济突飞猛进增长，我国居民生活水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城乡非贫困人口中大件消费品基本满足，传统大宗消费品市场趋于饱和，消费增量主要依靠消费升级，服务业新模式、新业态以及高科技产品普及推广。投资作为三驾马车最重要的部分，产业规模巨大、门类齐全、基础设施完备，在各领域的固定投资边际效益不断递减，过去二十年依托房地产市场撬动的土地财政和地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拉动模式，也随着城市化率的提升和人口结构的变化难以持续。

二是供给冲击排除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等不可抗力因素，外部供应链不稳定是全球化国际分工带来的重要变数。中国经济快速产业升级正是得益于对外开放利用境外先进技术和市场资源的结果。与此同时，中国产业部门和企业参与全球化进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外部依赖性强的突出矛盾，这主要集中于战略能源资源类商品、高端装备制造和关键性工业原料元器件等领域。如果不能尽快解决这些“卡脖子”技术问题，我们就会长期受制于人，形成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被动。

虽然供给冲击对产业部门影响更为显著，但剔除对特定地区的贸易封锁外，全球供应链冲击对各国生产者来说都难以独善其身。反观中国制造业因形成完备的产业链配套、高效灵活的反应机制和强大韧性的自救能力，可以在全球市场受到冲击的情况下化危为机甚至乘势崛起。与此同时，供给冲击迫使原来依靠境外供应商优质原料的本土终端产品生产企业不得不寻找国内替代厂商，或者在国际市场产品价格飙涨时抓住机遇提升国产替代品的性价比和竞争力，从而加快促进国产替代进程。

三是预期转弱这个问题较为特殊，预期根植于经济活动参与者主观意识中或传播于媒体舆论中，并没有直接与经济活动本身相关联。但预期是经济活动主体特别是金融投资者决策的重要参数与变量，是宏观经济中最显著的信号传递。中国过去二十年长期的高速增长，使得很多经济活动主体形成了惯性思维，认为我国经济高增长周期仍会持续，这种认知和预期既不符合经济规律也会造成盲目乐观，进而导致企业高杠杆举债扩张等加剧经济周期过热的情况发生。与之相反，对经济增长前景过于悲观也同样会导致经济活动剧烈收缩从而影响经济运行的稳定性。

一个经济体在不同发展阶段需要有不同档位及增速。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为了加快发展社会生产力，改变贫穷落后面貌，采取了高积累高投资的经济增长方式。高投入必然需要高回报才能维系，客观上要求维持较高的经济增速才能实现自身经济活动的动态平衡，以及延缓人口就业等社会压力。但是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之后，国民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2021年国内生产总值中第三产业占比已超过55%。第三产业相比第二产业，难以实现高增速所需的资本积累率，对高积累高增长模式也没有天然依赖。为此，经济增长对固定资产投资和外贸出口的依赖度就会显著降低，相应的经济增长预期也应该降低到匹配档位，这样更加符合经济运行的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