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不得是在1999年春天还是秋天见到林建法，他当时到上海、南京约稿。有朋友跟他说，你可以去苏州见见王尧，我们就这样认识了。我没有想到这位著名的主编在聊天时偶尔会露出腼腆，这样的神态一直留在我们后来的交往中。他很注意听我说些什么，但他并不为我的意见所左右，他吸收他以为正确的意见，但总是坚持自己的主张，这样一个特点在他离开主编岗位之前没有改变过。应该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感觉，因此会认为建法是个固执的人。后来有些朋友认为我是可以劝说建法改变主意的人，其实未必尽然。我几乎很少向建法推荐论文发表，他对每个栏目都有很难动摇的思考，包括这个栏目的文章请哪几位撰稿。差不多二十年相处下来，我知道是这种固执的性格不无偏颇，但成全了作为编辑家的林建法，《当代作家评论》这份杂志在他任上中兴并长久保持了鲜明的学术风格。

一年多以后，我去台湾东吴大学客座。这一年，建法开始担任《当代作家评论》主编，他从1987年1月便任这家杂志的副主编。那时我们都开始使用网络，但通讯方式还不像现在这样多样化，如果不用电子邮箱，就得长途电话。我们有时会电话联系，正像后来我们彼此都很自豪的，两位普通话带有乡音的朋友都能完全听懂对方的话。这就是缘分吧。我在这厢听到那厢电话里说，他觉得杂志的思路和栏目需要做些调整，让我也思考思考。我顿时觉得这确实是件大事，得认真思考思考。世纪末过去了，新世纪来临了，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的秩序已然发生变化。一份以评论当代作家为主的杂志，如何在新的学术语境和文化现实中介入当下文学创作，参与当代文学经典化的过程，确实是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在这一点上，建法意识到了，他想实施他办刊的学术抱负。我记得我给他的意见是原则性的，以为“评论”和“当代作家”应该是广义的，前者应该包括“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后者应该包括已经成为“历史”的作家和“当下”的作家。这些意见当然也是常识性的，但吻合建法想“拓展”和“深化”杂志的思路。

我们俩在电话中渐趋一致的想法是介入创作前沿、观察文学思潮、思考当代文学研究的问题与方法以及作家作品的经典化探索。在认识建法之前，我的主要领域是做当代文学史研究，侧重当代散文史、“文革”时期文学与思想文化研究。我在文学史研究之外兼及文学批评，也是建法鼓励和支持的结果。建法建议我文学史研究和文学批评兼容，两者不必截然划开。我“转型”的一个契机是，2001年秋天开始我俩共同主持“小说家讲坛”。此后20年，我虽然不是“一线批评家”，但用了相当多的精力关注文学创作。我们共同主编了“新人文对话录”丛书、“新经典文体”、“小说家讲坛”和《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大系》等。在这些学术活动中，我对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细节和文学作品背后的故事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和把握，自己想做一部文学口述史的想法也有了落实的途径。建法和作家有着广泛的联系，我做口述史的“文学地图”中有许多重要作家，我和他们并不那么熟悉，建法协助我电话或邮件联系他们。这本口述史即将出版，但建法可能已经无法长时间阅读了。

建法的周围集结了一大批学者，他们以各自的研究和写作充实了建法的办刊思路。建法也以他的识见和果敢为这些学者创造条件，扶持了一批批评家，这些批评家中的大多数今天仍然活跃在批评界。和八十年代文学批评界的格局不一样，新世纪之后更多的批评家供职于大学，文学批评作为一种知识生产方式的特点也逐渐强化。作为省作家协会的刊物，建法没有囿于作协系统和区域，他通过各种方式和大学、研究机构合作，从而让《当代作家评论》的“评论”学术化。建法担任主编期间，《当代作家评论》对文学思潮、作家作品的研究几乎起到了引领作用，对当代文学史重要问题和研究方法的关注也成为杂志的一个特色。杂志通常有持续一段时间的固定栏目，但栏目过于固定又可能会失去生气和新的可能性。建法的学术个性在栏目设置上也充分体现出来。除了那些固定栏目，建法根据文学思潮、创作趋势设置了一些新的栏目，从而使《当代作家评论》始终处于当代文学研究的前沿状态。有一年，建法甚至在杂志上开设了小说原创作品栏目，好像发过两期以后就停了。建法可能意识到了刊物的学术建制，主编可以有个性而不能任性。这段风生水起的历史是《当代作家评论》在建法主导下完成学术转型的历史，这样的学术风格仍然延续在今天的《当代作家评论》中。我现在仍然觉得，这是建法对《当代作家评论》和当代文学批评的重要贡献。关于这一点，建法在给《当代作家评论》三十年文选所作的序言中说：“可以说，正是在应对新的危机中，《当代作家评论》完成了历史转型，既传承了曾经的特点，又更多地呈现了新的风貌，而我个人的办刊风格也在这个时期逐渐成熟。就像有许多人肯定我一样，不可避免地有另外一些人不赞成我的办刊风格，我觉得这都不重要。一份杂志不可能不留下主编的个人印记，但更重要的是，它留下了几代人观察和思考中国当代文学的痕迹。”他也感念其他主编对他的帮助、对杂志的贡献，在《当代作家评论》创刊三十年之际，建法想起了为这本杂志做出过贡献的历任主编思基、陈言、张松魁、晓凡和陈巨昌几位先生，尤其怀念在晚年仍然关心杂志的陈言先生。建法说，用自己的生命和信仰呵护这本杂志，在我和我的前辈们那里是一以贯之的，虽然办刊的思路并不完全一致。

我曾经在两篇短文中谈到建法办刊的一些细节。在江湖传说中，建法是个经常不给别人面子的人。建法确实不是那种处事圆融的人，如果他觉得一些人事与他的原则有冲突，他真的说“翻脸”就“翻脸”。当然，建法的“原则”也不是完全正确，一些方面也是可以推敲的。但建法始终坚持做自己，不伪饰，不矫情，这也是知识分子的一种可贵品质。在一些朋友看来，建法有些方面不符合人之常情。他尊重领导，但拒绝领导干预学术事务，他组织的学术活动很少请领导致辞。我曾经建议他是不是调整一下，他说学术会议不用客套，把会议办好刊物办好就是对领导负责。我后来想想，这对双方都不容易，省作协对建法的宽容既是一种风度，也是一种支持。建法也确实把杂志办好了，在东北经济不景气的氛围中，《当代作家评论》是中国学术刊物的高地之一。建法对作家作品有自己的判断，对作品论的选择很谨慎。他熟悉的作家朋友如果有新作出来，他也要在阅读之后再做判断，而不轻易约请批評家写文章。当然，一个杂志的主编不可能对所有作家作品都有准确的判断，有时也难免失误，但建法办刊物的经验之一是，文学评论杂志的主编应当熟悉作品并做出自己的判断。在长期的广泛阅读和思考中，建法的视野、学养和识见也和刊物一同拓展、深化，不妨说建法是位学术性的编辑家或者广义的批评家。建法陆陆续续写过一些文章，后来在复旦大学出版社结集出版了《对话时代的思与想》。集中的文章或长或短，但都表达了建法对思潮和作品的独特见解。除了这些文学批评文字外，建法用了很多时间编选《当代作家评论》三十年文选以及《说莫言》 《说贾平凹》和《说阎连科》等作家资料。

建法可能是位天生办杂志的人。他在主编《当代作家评论》杂志的同时，有一段时间受邀主编文学杂志《西部·华语文学》;《东吴学术》创刊后，他又受邀担任首位执行主编。从《当代作家评论》主编岗位退下来后，他克服疾病的困扰坚持了一段时间才辞去《东吴学术》的主编，他觉得《东吴学术》已经成型，自己可以放下了。几十年的编辑生涯中，建法办的杂志无论是批评、学术类型，还是文学创作类型，他总想办成最好的杂志。可以说，他基本实现了自己的学术抱负。在身体每况愈下后，建法的阅读没有受到影响，但写作逐渐困难起来。开始还可以写邮件，用手机发短信。在还能电话时，我们隔些日子会联系，建法通常会说他看了什么作品有些什么印象。

多年来，建法一直参与几家出版社文学作品的年选工作，负责中短篇小说年度作品选。在许多年前的一篇文章中，我称建法的年度文学选本为“林本”。年复一年，建法兄编选的各种选本可能有几十种，成为他一个人的“年度文学排行榜”。2019年12月下旬，嫂子电话我说建法已经编好2019年度中篇小说选，建法请你写篇序。我知道建法已经无法言语，只能在电脑或手机上敲几个字，表达自己的意思。我闻之，心情很难平静。建法在病中仍然以独特的方式表达他对文学的信仰和他的敬业。当时沈阳已经下雪了，江南却天气反常，突然温暖如春，季节失序了。我想象坐在轮椅上的建法应该不会出门，他在书房里听落雪的声音。我和连科、学昕、季进几位约好并预订了机票，再过些时日，我们一起和建法听落雪或者积雪在阳光下融化的声音。就在我写完序言后，突然有了一个叫“新冠”的病毒。这一晃，就整整两年，我今天早晨在写这篇文章时，突然收到嫂子发来的微信，是2001年夏天我和莫言、建法在大连的几张合影。看看照片，那时我们是那样的年轻。